王其梅

王其梅，學名時英、瀚伯，曾用名：時傑。1913年12月27日出生，今桃源縣三陽鎮紅巖擋村人。其祖父王成九(排名王幫煉)是清朝秀才，父親王明皆是桃源縣三陽港的地主。王其梅年幼時在祖父王成九所授私塾啓蒙。

1927年，王其梅考入桃源縣漳江小學讀書。時值北伐戰爭勝利，農民協會禁煙、禁賭、鎮壓土豪劣紳等一系列革命活動，對少年時期的王其梅以深刻的影響。

1928年春，王其梅考入常德雋新中學讀初中。次年，由其父母一手包辦，不顧年僅16歲王其梅的強烈反對，逼他與桐木港(今深水港鄉)姚丕菊之女結婚。王其梅十分痛惡家庭之專制，曾吞食鴉片以示反抗未果。

1930年冬，王其梅隻身離家出走(走前留言，“不要追我，否則我跳河”)，前往北平繼續求學。他到北平後，即為共產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所感染，很快走上了自覺革命的道路。 ^[2] 

1931年春，王其梅進入北平私立弘達學院讀書。這一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而蔣介石反動集團卻採取退讓不抵抗政策，導致東北各省相繼淪陷。國土受侵，民族受辱，人民受難，王其梅義憤填膺，參加了北平進步學生的遊行示威。 ^[2] 

1932年，王其梅考入國立北平大學附屬高中。此間，同學沈繼芳經常向他宣傳馬列主義，加之進步學生舉行的遊行示威等活動的影響，使他的世界觀發生了重大轉變。同年，他在國立北平大學附屬高中加入反帝大同盟，任該組織23支部書記。

1933年1月，王其梅由同學沈繼芳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他積極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4月23日，因參加我國著名的馬列主義先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公葬示威遊行被捕入獄。拘留8天后，由學校具保獲釋。短短8天的監獄生活，更加激起了王其梅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同時，也使他領悟到：革命不能赤手空拳，要以革命武裝對付反革命武裝。出獄後不久，他向黨組織請求投筆從戎，要求參加抗日遊擊隊。5月，北平黨組織批准了他的申請。 ^[2] 

1933年5月，黨組織派王其梅赴張家口參加抗日同盟軍起義，先到馮玉祥部政訓班學習，從事兵運工作，開始了軍人生涯。5月28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通電成立，政訓班改為總司令部宣傳隊，王其梅任上尉宣傳員，在軍事幹校受訓。7月，經姜旭同志介紹並經前敵委員會批准，王其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時，王其梅已經接受黨組織交給他做兵運工作的任務，毅然放棄了大學的讀書生活，潛入同盟軍第五軍阮興武部當戰士，在國民黨軍隊中繼續從事兵運工作，建立黨的基層組織。他當過伙伕、車伕、勤務兵、馬弁和下士副班長，積極開展黨的工作。因黨的上層組織被破壞，9月他又去吉鴻昌部宣俠父師教導大隊任小隊長，黨內任黨支部組織委員。由於蔣介石反動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日寇步步向晉、察、冀、綏、熱等地侵犯，導致華北危機。王其梅隨部轉輾於察綏熱邊。佔領小湯山後，他被選為大隊黨代表。10月中旬，在日寇、國民黨軍隊的雙重夾擊下，宣部在昌平小湯山全部覆滅，王其梅只得折回北平尋找組織，11月，擔任中共北平東城區組織委員。12月，中共北方局派他前往國民黨41軍孫殿英部從事兵運工作，任青年團西北特派員。行至包頭時，由於黨組織遭破壞未能接上組織關係，一時生活無着落，他就寄居當地一煙館，一邊給人賣煙，一邊尋機找組織。1934年2月終於與組織接上關係，後幫助軍隊趕牛車，行至寧夏城郊，時值41軍118師4團副團長(中共黨員)犧牲又與組織失去聯繫。王其梅在旅部當上補充勤務兵，擬組織兵變未成。3月，4l軍全軍覆滅。4月，王其梅回北平找組織，經張大鵬介紹，王決定去天津參加吉鴻昌起義，成立紅軍，因吉鴻昌被捕未果。

1934年秋，王其梅在中國大學經濟系學習，任經濟系黨支部書記。學習期間，他積極進行革命活動，後被校方發現，令其轉學。 ^[2] 

1935年9月，王其梅離開中國大學，轉入民國學院並擔任該院青年團支部書記兼西城街頭支部書記。1935年底的“一二·九”運動中，他擔任民國學院抗日救國會交際股長，他不辭辛勞奔走於街頭巷尾，吶喊於冰天雪地之中，宣傳組織羣眾，兩次組織民國學院的革命師生舉行遊行示威活動。

1936年3月5日，因叛徒出賣，王其梅再度被捕，在敵人獄中，面對酷刑拷打，百般折磨，寧死不屈，並拒絕家人用金錢營救，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和革命氣節。此時，中共北方局考慮日本侵略者攻佔山海關，國民黨當局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方針，勢必狗急跳牆，加害獄中中國共產黨人等情勢，出於鬥爭策略，遂報中共中央批准，促令獄中包括王其梅在內的61位同志履行登報自首手續出獄，以保存革命實力。

1936年9月，王其梅出獄。11月，中共北方局派其赴河南省東部西華縣，擴建中共地下組織。初在西華縣三區陵頭崗普理學校當教員，後任校長。他白天教書，夜晚聯繫羣眾，積極培養並吸收中共黨員，建立黨的組織。此間，他在西華任過黨支部書記、區委書記、縣委書記、中心縣委書記、特委宣傳部部長。 ^[2] 

1937年春，豫東發生嚴重春荒，廣大貧苦農民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王其梅利用敵人營壘中的內部矛盾，發動羣眾，領導饑民分了一家惡霸地主多年的陳糧，賑饑濟貧，使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廣大羣眾得以度過春荒。

1937年“七·七”事變後，時任西華縣縣委書記的王其梅(公開身份為普理學校校長)舉辦第二期抗日干部訓練班，親自授課，帶頭赤腳出操，為豫東地區培育抗日武裝力量。 ^[2] 

1938年春，當日寇鐵蹄踏進豫東大地時，又遇上一次大春荒，王其梅一面遵照黨的指示，積極組織人民羣眾抗日，一面帶領羣眾攔截奸商運往敵佔區資敵的17船糧食，達130多萬斤，並就地分糧，使數萬饑民得救。西華地區一帶羣眾，無不稱讚普理學校的“王先生”是專門為窮人辦好事的人。

1938年5月底至6月初，蔣介石不顧百姓死活，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西華縣成為黃泛重災區。王其梅不顧個人安危，率領羣眾和進步青年積極搶救災民，幫助羣眾轉移到安全地帶，贏得了西華人民的交口稱讚。

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王其梅在主持開辦抗戰訓練班的同時，組建抗日遊擊隊，先後任西華人民抗日自衞團政治部主任，豫東特委組織部部長和特委書記。沒有武器，他想方設法籌集；沒有軍事幹部，他認真組織培養，終於建立起一支約6000人且戰鬥力較強的抗日武裝。當時，西華縣愛國進步知名人士胡曉初有一支2000多人的武裝，王其梅對這支重要的地方武裝勢力做了大量的團結、爭取工作。1939年冬，胡決然拒絕國民黨軍隊的改編，率部參加我軍。這時，王其梅也率國民抗敵自衞團教導大隊偷渡新黃河，開往永東地區進行遊擊戰爭。他領導的西華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6支隊睢杞太獨立第3營，王其梅任營長兼政委。

1940年後，日偽企圖消滅我睢杞太獨立團抗日武裝力量，王其梅頻繁地對這一地區進行“掃蕩”。豫東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面臨平漢，北靠隴海兩大鐵路，是我華中、華北兩大戰略區的咽喉通道。它的存在和發展。一方面直接威脅着開封、商丘和徐州要地，另一方面在我華中、華北抗日根據地之間，架起了一座緊密聯繫的橋樑。在反“掃蕩”戰爭中，王其梅率部與日偽軍多次交戰，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1940年12月，王其梅任新四軍第4師33團政委。1941年4月，被派回水東(睢縣、杞縣、太康)地區任該地區中共軍委書記兼獨立團政治委員。至1942年11月僅1年多時光，他和當地黨組織一道，領導水東地區軍民克服重重困難，在遠離上級領導的情況下，在千里黃沙的豫東平原，在日、偽、頑、匪的四面夾擊中，開展武裝鬥爭，英勇作戰，頑強堅持，建立民主政權，戰勝連續自然災害，粉碎敵人的兇殘掃蕩，部隊由原來的200多人壯大到近12000人，活躍在睢縣、杞縣、太康等地，像一把鋒利的鋼刀直插敵人心臟。 ^[2] 

1943年5月，王其梅奉命暫時離開抗日前線，赴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進一步提高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1944年12月，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結束後，被黨組織派往豫西，任河南省軍區獨立七旅政委。1945年3月，改任河南四軍分區副政委兼地委副書記，這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他依靠羣眾，機動作戰，靈活地打擊敵人，特別注重摧毀敵偽政權，打擊死心塌地的漢奸武裝，除掉敵人的手足耳目，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掃蕩”的勝利。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蔣介石集團為了搶奪勝利果實，撕毀停戰協定，發動全面內戰。1945年12月，王其梅任豫西桐柏軍分區政委兼中共地委書記。1946年2月調中原局組織部。4月，中原局決定派他回湖南桃源執行潛伏任務，並已成行，因敵人有所發覺，5月回抵邯鄲。7月任冀魯豫六分區副政委兼中共地委。 ^[2] 

1947年9月，王其梅先後任冀魯豫六分區和豫皖蘇五分區司令員、政委兼中共地委書記、區委委員。解放戰爭時期，王其梅率部戰鬥在豫、皖、蘇地區，成為劉(伯承)、鄧(小平)大軍逐鹿中原的1支重要武裝力量。

1948年10月，他奉命參加河南省會開封的解放和接管工作。開封第二次解放後，王其梅擔任開封市特別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1949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南下渡江追殲國民黨反動軍隊，向解放大西南進軍時，王其梅擔任二野18軍53師政委，同年12月，任18軍副政委兼川南瀘州軍管會主任。 ^[2] 

1950年春，黨中央確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中央人民政府在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和平談判的同時：命令18軍做好進軍西藏的準備，並建立西藏工委，調王其梅任西藏工委委員，兼18軍政策研究室主任，負責進軍西藏前的各項調查研究工作。為加快進軍西藏的步伐，18軍組建了以王其梅為政委的前進指揮所(簡稱前指)，為大軍西進作開路準備。他率部跋山涉水，到甘孜、康定等地進行調查研究，蒐集了大量資料，為後來中央和西南局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條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在調查研究的同時，王其梅率領前指開展了大量的政治爭取工作，一方面，每到一地，親自拜訪當地土司頭人、寺廟活佛、堪布等，按照西藏禮俗，向他們敬獻哈達；另一方面，十分重視發動部隊廣大指戰員作基層羣眾的工作，要求部隊嚴格執行並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藏胞辦好事，以實際行動消除民族隔閡，很快贏得了康藏地區藏族上層人士、羣眾的支持和信賴。藏族同胞稱頌解放軍是“活菩薩”，為我軍進軍西藏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在軍事上，於1950年10月7日至17日，前指決定發起昌都戰役，王其梅親自指揮，歷時11天，全殲昌都負於頑抗的反動藏軍，解放了通往西藏的東大門，打開了進軍西藏的通道，為和平解放西藏創造了重要條件。同年12月至1951年1月，王其梅當選為昌都地區解放委員會主任，兼昌都地區工委書記。 ^[2] 

1951年7月，為貫徹執行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配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的行動，王其梅奉命任西藏先遣支隊司令員兼政委、中共先遣支隊黨委書記，再次擔負起為大軍開路的重任，西進拉薩。在艱苦的行軍途中，王其梅堅決執行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堅決貫徹西南局、西南軍區劉伯承、賀龍和鄧小平等軍政領導的各項具體指示，要求部隊處處尊重藏族同胞的風俗習慣。部隊出發前，他曾告誡先遣支隊的指戰員：“到山上經過‘馬尼堆’時，只准從右邊走，只能往‘馬尼堆’上添石頭，不準從上面拿石頭，這是藏族人民的信仰和習慣，我們一定要尊重!”從邊壩到太昭間的8天路程，是川藏公路上視為畏途的“窮八站”，先遣支隊途中瀕於斷糧，王其梅號召指戰員學習紅軍長征爬雪山、過草地堅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帶頭以馬料摻和野菜充飢，絕不允許任何人違犯羣眾紀律。他以身作則，為人表率，用實際行動影響幹部戰士；他耐心地向當地愛國進步上層人士宣傳黨的政策，徵求並尊重他們的意見；他對廣大藏族同胞寄予無限的同情，幫助他們解決切身困難。在王其梅和廣大指戰員的影響下，藏族同胞逐漸消除了對解放軍的種種誤解和疑慮。在廣大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王其梅率領先遣支隊於1951年9月9日順利抵達拉薩。 ^[2] 

王其梅率軍初抵拉薩時，形勢十分嚴峻。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一方面散佈謠言，煽動藏族同胞反對我軍進駐西藏；另一方面，則派人向我外出人員扔石頭，尋釁鬧事，形勢相當緊張。對此，王其梅鎮定自若，及時將情況向上級機關報告，堅決按黨的政策辦事。他經常輕騎簡從，登門拜訪僧俗官員以及各界人士，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曉以愛國主義，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他經常按照藏族同胞的信仰、風俗和習慣，到寺廟去朝佛和佈施，感化藏族同胞。王其梅採取這一系列的行動和措施，有效地穩定了西藏局勢。

1952年1月，西藏軍區成立，王其梅被任命為西藏軍區副政委兼軍區黨委副書記。同年12月，兼任西藏軍區後方司令部政委，負責指揮川藏公路工程建設。時值隆冬，組織上考慮到他的安全，要他取道國外回到內地，但他為了不給國家增加外匯開支，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從拉薩出發，跋山涉水回到內地。在工地上，他深入實際，具體解決築路中的各項具體問題，克服重重困難，加速了公路建設進程，勝利提前通車。 ^[2] 

1953年，中共中央擬調王其梅到北京任中央民族學院院長，王其梅親謁賀龍，請求繼續留藏工作，並獲批准。 1955年，軍隊開始實行晉銜制度，王其梅被授予少將軍銜。以後，他一直駐守在我國的西南邊陲。他政治上堅定，始終堅信黨的領導，在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與西藏少數分裂主義分子作鬥爭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作風正派，辦事公道，與廣大藏族同胞打成一片，同艱共苦，始終把藏族同胞的冷暖掛在心上；他工作勤奮，埋頭苦幹，時時嚴格要求自己，處處模範帶頭，為西藏的建設、發展和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7年，中共中央慮及王其梅患高血壓、糖尿病等症，欲調王到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設在成都市)工作，王仍堅持請求留藏，當獲批准時，不禁喜笑顏開地説：“我又留下了，再也不走了!”真正做到了“我活着和大家一起幹革命，建設西藏，死後也要把這副骨頭埋在西藏”的決心。後在上級領導和住院醫生的再三催促之下，王其梅方住進青島療養院，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住療養院。住院一月多期間，他仍不忘記請1位藏語教員教自己學習藏語。

1960年國家正碰上經濟困難時期，他把自己節省下來的10000多元津貼交公。接着，又先後匯款600元，給桃源縣三陽中學和茅葉寺小學等4所學校購置圖書和教材，為家鄉的教育事業盡了一份心意。 ^[2] 

1961年以後，王其梅就任中共西藏委員會書記、西藏軍區黨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副政委、邊防委員會主任、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連續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民族委員會委員。

十年“文革”時期，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別有用心地炮製了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重大錯案，使王其梅蒙受不白之冤，但他即使被迫害到生命垂危的最後一刻，仍念念不忘西藏的工作和建設大業，他以驚人的毅力，忍着巨大的痛苦，艱難地寫下了最後的遺言，用他的心血總結出《對今後西藏建設的意見》。1967年8月15日，王其梅這位充滿傳奇色彩、飽經風霜的黨的忠誠戰士，在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下，病情急劇惡化，在北京含憤逝世，終年53歲。彌留之際，他仍斷斷續續地對愛人王先梅説：“請求黨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2] 

1979年1月25日，黨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會。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李先念主持追悼會，胡耀邦致悼詞。悼詞中説：“王其梅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我軍優秀的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期間，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機智，鬥爭堅決，他在敵人監獄中，堅貞不屈，富貴不移，經受了各種考驗，進行了頑強的鬥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和革命氣節”，“林彪‘四人幫’和那個顧問炮製的‘六十一人’重大錯案，使王其梅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對王其梅同志的一切污衊不實之詞必須推倒，予以平反昭雪”。1979年，中共中央追認王其梅為革命烈士。王其梅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