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羣

王伯羣，1885年 ^[5]  （清光緒十年）農曆七月廿八日（公曆9月12日）生於貴州興義景家屯，乳名震章。

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王伯羣等四人由興義縣（今興義市）首批以公費選送日本留學，先入宏文學院政治經濟科，後入中央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在日本與章太炎等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與革命活動，並與梁啓超結識。

1912年，辛亥革命后王伯羣由日本回國，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程德全組織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後改稱統一黨），發展革命勢力，應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報》經理，宣傳孫中山革命思想，時梁啓超在京組織進步黨，邀王伯羣任幹事。

1914年，王伯羣在北京參與制定《中華民國約法》。時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派人將議會中佔多數席位的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殺害，鎮壓國民黨人發動的“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國民黨。王伯羣目睹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憤然離滬，回到貴州任護軍使署參贊職。1914年，由護軍使署通令各縣招兵，將巡防營的三個營官兵編入新軍。次年春，六團建成。為了培訓基層幹部，於4月成立模範營，盧燾任營長， 分期分批培訓下級幹部。

1914年12月，袁世凱稱帝，模範營停辦，全體學員分配到各團充任連、排長，黔軍素質得以提高，故成為後來護國戰爭獲勝的骨幹力量。

1915年元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參眾兩院，1915年3月，在北京召開政治會議，王以議員身份代表貴州參加。當王伯羣得知會議目的是廢除孫中山主持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另立袁氏炮製的所謂《約法》，洞悉袁稱帝野心，便主動與在京的梁啓超、蔡鍔等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確定以滇黔為發難地共舉反袁義旗。專程回貴陽與貴州巡按使戴戡及貴州陸軍第一團團長兼護軍使署副官長的胞弟王文華策劃反袁。當時貴州雖改革舊的巡防營，另建新軍，但僅一團之眾，難以擔負重任。

王伯羣建議舅父、貴州護軍使劉顯世擴軍為六個團，得劉顯世許可。王又建議多方延攬軍事人才，並與團副盧燾相見，將貴州建軍目的及反袁密謀告盧，盧即發函昆明召雲南講武堂同學李雁賓、胡瑛、範石生、洪鶴年、朱澤民、楊復光等十餘人相繼入黔。

貴州突建六個團，軍餉、給養、武器裝備等開支增大，財政困難益增。王伯羣建議劉顯世由財政廳以税收作抵，發行黔幣二百萬元，緩解了財政困境，又解決了建軍費用。正當王伯羣等人在雲貴積極進行反袁活動時，袁世凱已加緊了復辟帝制的步伐，組成“籌安會”，通令各省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投票決定國體，恢復帝制。

王伯羣與戴戡於1915年10月下旬應蔡鍔、梁啓超之邀赴天津謀劃反袁大計，11月17日，王伯羣、戴戡和蔡鍔、梁啓超、湯覺頓、蹇念益、陳國祥七人在天津召開會議，確定了滇黔武裝起義的方案。會議決定袁世凱稱帝時雲南即宣告獨立，一月後貴州響應，兩月後廣西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奪下四川，以廣西之力平廣東，約三月後會師湖北、定中原，史稱“天津會議”。

會後，王伯羣先回滇黔作起義準備和策動貴州起義，梁啓超負責策動廣西，蔡鍔負責策動雲南。王帶着梁啓超親筆草擬的滇黔兩省起義時發佈的通電、檄文稿《雲南致北京警告電》、《雲南致北京最後通牒》、《雲南宣佈獨立電》、《貴州宣佈獨立、滇黔共同討袁電》、《雲貴致各省通電》、《雲貴檄告全國文》等經香港、越南入滇。

1915年12月2日，袁世凱在北京宣佈“登極”，受百官朝賀。1915年12月14日，王伯羣到昆明，1915年12 月15日，王將天津會議情況告唐繼堯，但唐遲疑不決。1915年12 月17日，李烈鈞、熊克武、方聲濤等到昆明，與王相見，共同促唐反袁。

1915年12 月19日，蔡鍔幾經周折抵達昆明。此時，雲南軍民反袁情緒高漲，起義時機已經成熟。蔡鍔、唐繼堯主持召開起義軍事會議，王伯羣、戴戡、李烈鈞等及已舉行三次反袁秘密會議的雲南中下級軍官代表參加。貴州方面，王文華派李雁賓出席會議。次日，王伯羣、戴戡、李雁賓代表貴州參加歃血為盟的宣誓。23日，雲南向北京政府發出警告電，25日，通電全國宣佈雲南獨立，宣告成立中華民國護國軍政府，誓師討袁。

雲南雖宣佈獨立，而貴州執政當局卻遲疑不決。劉顯世一面向袁世凱表白，一面勸阻護國軍入貴州，還派其堂兄劉顯潛將新成立的四個巡防營佈防於威寧、水城、盤縣一帶，以防堵護國軍取道貴州入川。王伯羣先後到興義、貴陽，向舅父劉顯潛、劉顯世兄弟陳述護國大義，停止對護國軍的敵對行動：應迅速發兵，拒袁軍於省外，護國反袁。

1916年1月25日，劉顯世召開軍事會議，王伯羣、戴戡、王文華等説服反對派。

1916年1月27日，貴州宣佈獨立。為解決護國黔軍軍餉因難，王向劉顯世建議，中國銀行貴陽分行與北京政府脱離關係，下令向該行借款30萬元交財政廳作發軍餉之用，解了護國黔軍的燃眉之急。

黔軍分別在戴戡、王文華的率領下出川、湘、鄂，從而促使貴州護國戰爭拉開序幕。護國戰爭勝利後，王伯羣任貴州督軍府總參贊及黔軍總司令部秘書長、黔中道尹等職。

全國討袁風暴不斷擴大，廣東、陝西、浙江、四川、湖南相繼宣佈獨立，袁世凱再也無法維持其統治，於1916年6月在絕望中死去，討袁護國宣告勝利。

1918年，王伯羣入廣州護法軍政府。次年加入中華革命黨，以廣州護法軍政府議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議和會議。

1919年，王伯羣與其弟文華為使南方政府調兵方便，建議修築柳州到重慶鐵路，事前得到劉顯世認可，王代表貴州與外商簽訂了合同。但到正式簽約時，省議會對鐵路建成十年後的收益分配提出疑議，以築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沒有協商為由，反對簽約，事未成功。

以王文華為首的貴州少壯派軍人則以軍隊糧餉被扣進行反攻，逼迫財政廳長張協陸公佈收支賬目，迫使張協陸自殺。

1920年，王伯羣跟隨孫中山回粵恢復軍政府，在廣州任大總統府參議兼軍政府交通部長。王之弟文華於1921年（民國10年）3月被刺後，王受任貴州省長。因袁祖銘“定黔軍”入據貴陽，行至銅仁，未果。

1924年，孫中山倡議南北協商，和平統一。王伯羣隨同孫中山北上，奔走各方。不幸孫中山逝世，王繼承遺志，回上海繼續活動。1925年，任段祺瑞執政府臨時參議院議員。

1926年，北伐戰爭成功。王伯羣出任上海財政委員會委員。

1927年，王伯羣任交通部長兼交通大學校長及招商局監督。時因連年兵禍，交通事業備受摧折。王伯羣上任後，擬定交通事業革新方案，主張振興鐵路，統一郵政，創辦航空，發展電訊，整頓交通教育，並擬有具體辦法。任中身體力行，致力於交通改革，發展民族交通事業，並多有建樹。

1928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辭交通大學校長職務，提議交通部部長王伯羣兼任校長職務。此議很快得到批准，王伯羣成為繼葉恭綽之後第二位管轄部門部長兼掌交大的校長。

在1928年7月1日，新校長王伯羣就職宣誓儀式上，主持監誓的蔡元培稱部長兼任校長有“三利”：一是能知道國家需要何種人才而培養；二是經費容易籌措；三是人才可以做到學以致用。

王伯羣對交通大學進行改組，將滬、唐、平三校合併，組成交通大學，定名“交通部直轄交通大學”，全校分設三地，上海設電機工程、機械工程及交通管理三學院，唐山設土木工程學院，北平設交通管理學院分院。

由於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傾軋，三十年代開始，王伯羣逐漸淡出政壇，並逐漸轉向“教育救國”。

1928年秋，王伯羣、招商局總經理趙鐵橋倡導恢復吳淞商船學校，具體由吳淞商船校友，時任交通部航政司船務科長楊志雄負責籌辦，收回吳淞校舍，於1929年9月1日正式覆校，定名為“交通部吳淞商船專科學校”。

1929年10月8日，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正式開學，並將1929年10月8日定為覆校紀念日。王伯羣出任覆校後的首任校長，親自為學校題寫了“忠信篤敬”的校訓，懸掛於學校禮堂入口處。

“忠信篤敬”四字校訓來源於《論語·衞靈公》，孔子的學生子張問怎樣才能使自己到處行得通。孔子回答：“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翻譯成白話文，即“言語忠誠老實，行為敦厚嚴肅，即使到了外邦，也行得通。言語欺詐虛偽，行為輕浮狂妄，就是在本鄉本土，難道行得通嗎？”）王伯羣校長題“忠信篤敬”，目的在於從“言”和“行”兩個方面，“寄學生以品學兼優的希望，以求世界影響”。

吳淞商船“忠信篤敬”校訓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是儒家思想精髓，“言忠信”、“行篤敬”是一個人立身行事的內在要求，也藴涵了吳淞商船的精神追求與辦學理念。

1932年，王伯羣先後辭去交通部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等職。抗戰期間，王伯羣任“私立大夏大學”校長，在貴州興辦實業救國，先後發起組建永仁兩岸川鹽運銷處、聚康銀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2] 

1924年，王伯羣與前廈門大學教授歐元懷、王毓祥等應三百失學青年要求在上海創辦私立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聘馬君武為校長，王任董事長。

1927年，馬君武因籌備廣西大學，辭大夏校長職，王伯羣任校長。大夏創辦之初，因無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

1929年春，學生逾千人，租房不能容納，王伯羣自出白銀6、7萬兩，貸款三十多萬元，於次年建成佔地三百餘畝校舍，包括教學大樓、大禮堂、理科實驗室、圖書館、體育館、醫療室、療養院、教職員宿舍、男女生宿舍、飯廳、浴室等建築羣及一條蜿蜒秀麗的校河等。在當時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學中，以建築宏偉，環境優美著稱。

作為著名教育家，王伯羣除創辦大夏大學，擔任董事長和校長（1927年-1944年）外，還擔任過交通大學校長（1928年）和上海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校長（1929年）。

1924年，原任教於廈門大學的歐元懷、王毓祥等教授，應300餘廈大失學青年要求，在上海籌辦新校。王伯羣認為國家根本端賴教育，於是竭力贊助，慷慨捐資創辦大夏大學，並被公推為董事長。自此，除參與政治活動之外，他後半生全力投入大夏大學的建設、發展和繁榮上。

王伯羣既是大夏大學的創建者，也大夏的堅定擘劃者和精神引領者。大夏創辦之時，新建的大學雨後春筍般湧現。據統計，上個世紀20年代，上海灘的大學多達四五十所，競爭殊為激烈。為謀求大夏之發展，王伯羣秉承“服務國家，曰公曰誠”精神，與同僚一道，制定“自強不息”之校訓，以此作為砥礪全體師生的座右銘；倡導教師苦教、學生苦學、職員苦幹的“三苦精神”和“師生合作”、“讀書救國”。他借鑑牛津、劍橋大學的管理經驗，在國內高校中率先實行“導師制”，實施博雅通識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現代化管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在創校十週年校慶時，王伯羣闡明創校“四大精神”即：革命精神、犧牲精神、創造精神和合作精神。他主持制定《大夏大學民族復興教育實施綱要》，以民族復興的教育為施教總目標，主張大學應“本學術研究之自由與獨立，涵育革命與民主精神”，大學教育應符合社會環境，當以“復興民族”為辦學宗旨，強調“厲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國民道德；提倡生產教育，以救濟垂危之國民經濟；獎勵科學教育，以發展自然之無盡寶藏；實施軍事教育，以培養民族之自衞能力”。

王伯羣具有超強的經營管理和籌資理財才能。1930年，經王伯羣多方勸募並自捐巨資，大夏大學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華東師範大學中山北路校區）和一批相關實驗室、圖書館、大禮堂。本書披露的檔案顯示：到1932年底，學校捐款總額為38萬，其中王一人捐款17萬；可供2000人同時上課的羣賢堂造價11.7萬，他募捐了8.2萬；佔地66.9畝的麗娃河是他從榮宗敬手中募來的。杜月笙、何應欽、盧作孚，以及軍界、政界、銀行界的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對象。大夏發展到擁有文學院、理學院、教育學院、商學院和法學院等5個學院和1個師範專修科，校園面積擴充至300餘畝，成為上海校園最大的大學之一。

王伯羣廣為延聘馬君武、吳澤霖、郭沫若、邵力子、田漢、謝六逸、何炳松、戴望舒等名師，培育出熊映楚、吳亮平、杜星垣、周揚、胡和生、劉思職、陳旭麓、戈寶權、陳伯吹、王元化等各行各業棟樑之才。另據不完全統計，僅院士和學部委員，大夏就出了15人。大夏社會聲譽日隆，其美麗校園和優良的師資尤為人稱道，作為民國時期著名的綜合性私立大學，被譽為“東方哥倫比亞大學”。

王伯羣禮敬教師，愛生如子，結交眾多社會名流，且多有資助和施援。本書首次披露王伯羣保護魯迅一事。1930年3月20日，時任教育部長蔣夢麟發出訓令，言大夏大學“竟容許反動派在校作公開的反動宣傳，不加制止，殊駭聽聞。究竟實情如何，應由該校長詳細聲復，以憑核辦。”作為校長的王伯羣，呈文報告説：“該（羣育）委員會主席以魯迅在文藝界亦負有相當聲望，來校演講，於學生研究文藝之興趣上不無裨益，遂準如所請，及演講既畢，始查悉當時演講者不止魯迅一人。”“據稱此次請魯迅演講之動機純為研究文藝。”在王伯羣的斡旋下，這場風波才得以平息。

王伯羣與理學院院長夏元瑮教授的感人肺腑的故事，一時為人傳頌。夏元瑮是愛因斯坦的學生，我國最早譯介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學者，曾任北京大學理科學長，1924年來大夏任物理學教授，1938任教務長兼理學院院長。1944年8月13日，夏突患心臟病，聞悉病狀，王伯羣極力組織搶救，並親撰公函請求中國紅十字會、軍政部衞生人員訓練所為夏教授提供血漿：“第念夏元瑮博士，為國內有數理學家，於學術界之貢獻殊巨，為此函請貴會、所惠分AB血漿若干，如蒙俞允，毋任感荷！”

夏教授於18日不幸逝世，王伯羣悲痛欲絕，含淚撰寫佈告，請全校師生參加夏的送殮儀式。同時給夏的弟弟夏元瑜致函，告知詳情：“閣下與令嫂遠在滬平……只得由本校與此間各界發起組織治喪委員會……舉行盛大追悼會……醫藥喪葬費用，預計在三十萬元，除由本校撥助十萬外，並發動募捐及呈部請予褒揚”。之後，王伯羣多次報告，請求教育部從優撫卹夏院長。在他的努力爭取下，教育部最終呈請行政院優予撫卹，並轉請國民政府明令褒揚。為解決夏教授家屬的後顧之憂，王在大夏專門為夏元教授發起遺屬養育金運動，建立夏元授獎學金等。這段超越校長與教授之間關係的手足之情，令人擊節讚歎。 ^[1] 

1937年8月，淞滬事變，抗戰軍興。王伯羣積極應對，寓救國於讀書，他赴南京與教育部商定，在廬山組建我國抗戰時期的第一所聯合大學——復旦大夏聯合大學。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大夏大學一度與復旦大學合併成為聯合大學，一設廬山，稱復旦大夏第一聯合大學，一設貴陽，稱第二聯合大學。廬山聯大以原復旦師生為主，貴陽聯大則以原大夏師生為主。後廬山聯大遷重慶，與貴陽相距不遠，遂解除聯合，各恢復原校名。

1940年，王伯羣多方勸募，擇定於貴陽城郊花溪闢地2000餘畝為固定校址，因經費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棟。194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擬將大夏大學與貴州農工學院合併，改名為國立貴州大學，引起大夏師生強烈抗議。王當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終得維持大夏大學體制不變。

抗戰期間，王伯羣在貴州極力籌辦實業，先後發起組建永仁兩岸川鹽運銷處、聚康銀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大夏初遷貴陽，荊榛塞途。王伯羣率領全校師生力克困難，羣策羣力，在極短時期裏，建設新校園，舉凡教室、圖書館、實驗室、辦公室無一不備。1940年，他多方勸募，擇定貴陽城郊花溪2000餘畝土地為固定校址。這樣大面積的校區，在抗戰後方的大學中，可謂一枝獨秀。

大夏自遷貴陽後，經濟上的困難與日俱增。王伯羣殫心竭力，維持至1942年，深感經費支絀，經校董會同意，決定呈請國民政府援照復旦大學例，改為國立大夏大學。但教育部未徵求大夏大學的意見，行政院硬生生將大夏大學改為“國立貴州大學”。

大夏師生、校董和校友聞悉後，輿論譁然，羣起反對。特別是在校學生，嘯聚操場，強烈抗議。國民黨憲、警及保安團聞訊，旋把大夏包圍。王伯羣獲悉消息後，趕忙前去制止，並召集全校學生於大禮堂講話。教育的自由和學術的自由，如人身的自由一樣，是受法律保護的，是不容許他人或集團侵犯的。

王伯羣的講話，受到全體學生的熱烈擁護，鼓舞了師生維護學校尊嚴的鬥志和信心。由於全校師生校友態度堅決，又有昆明的西南聯大、貴州湄潭的浙江大學以及貴陽的高等院校師生聲援，行政院只好收回成命，大夏仍然保持私立。

大夏是內遷貴州最早、辦學最長的一所大學，也是深入貴州社會最為切實的高校。自播遷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辦學8年，在貴州有畢業生1576人，期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遷去時300餘名師生，離開時有1800餘名師生，對貴州社會文化發展尤其是教育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與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在花溪成立“農村改進區”，由大夏和當地政府聯合開展建設實驗，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於各項生產建設，實現“抗戰救國”。大夏成立社會研究部，啓動對少數民族調查研究，出版《貴州苗夷歌謠》《貴州苗夷社會研究》《爐山黑苗的生活》等著作，這些民族調查研究的成果，讓外界重新認識了貴州人，啓發了少數民族對國家、對民族的認同感，於現在而言，仍具有現實意義。

在王伯羣的執掌下，大夏擁有滬校、黔校，並短暫開設香港分校，同時開辦上海大夏附中、貴陽附中、南寧附中和重慶附中。大夏共培養了2萬餘名學生，為國家和社會發展作出極大的貢獻。

1944年，日軍竄擾黔南，王安排大夏全體師生遷往貴州赤水，心力交瘁，積勞成疾。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羣因胃潰瘍病逝於重慶陸軍醫院，終年60歲。遺有子女5人。遺著有《交通事業改革方案》、《電政設施三年計劃》、《航政建設綱要》、《伯羣文集》等。他臨終寫下遺囑，囑文感人至深，其一生忠貞赤誠，志向堅定，心懷遠慮。

遺囑曰：“餘追隨先總理（孫中山）奔走革命於今三十餘年，才力綿薄，恆少建樹，正思振奮精神，努力補救，今竟一病不起，事與願違。此後切望吾黨同志一心一德，爭取勝利，以完成抗建大業。吾大夏校友，服務國家，尤須力行公誠二字，以發揚大夏之精神，餘雖不及見國家復興，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無憾矣。” ^[1] 

1946年，大夏大學完整地遷回上海舊址。準備返上海之前，又逢大夏大學22週年校慶，撫今思昔，想起王伯羣校長長眠於重慶，6月1日，學校鐫刻《大夏大學遷校紀念》碑立於赤水校內（隨時代變遷，原碑已無存，後華東師大在校內重鐫此碑），並舉行盛大校慶活動和遷校紀念碑揭幕儀式。學校請文學院陳湛銓教授撰寫了《遷校紀念碑》一文，上書其中寫道“我故校長王公伯羣，忠國護校，敵愾彌深”，作了很高的評價。同時將上海校內新建的大禮堂命名為“思羣堂”，並刻《思羣堂記》碑以志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