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一

1901年8月生於河北省陽原縣小鹽廠村。在兄弟姐妹7人中，他排行第二。父親王玉珂為了維持一家9口人的生計，在家主持酒坊。為了節省開支，母親親自掌管酒坊帳目。

王仲一聰明活潑，深得全家疼愛，父親視其如掌上明珠，從小給他規劃未來，長大攻讀師範公費生，娶妻成家，守好祖業。父親為了實現其願望，特地給王仲一起名振翼，字壯飛。

王仲一未滿7歲，就與四叔家堂兄振鈞入村裏私塾學習。後來，王仲一與王振鈞作伴就讀於陽高縣第二學堂。當時，辛亥革命雖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但軍閥割據混戰，列強入侵，新舊文化在中國古老的大地上碰撞。面對這動盪的社會現實，無數仁人志士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對陽高第二學堂也不免產生影響。王仲一與王振鈞從小同窗，但性格各異。王振鈞主張要埋頭苦讀，王仲一的意見卻與其相左。他們的不同意見往往通過演講的方式表達出來。王仲一演講時常常打着手勢宣傳他的“理論”：不讀書，必然矇昧，矇昧必然落後；落後就談不上救國。若只是一味埋頭苦讀，不抬起頭看看這個世界，書本知識必然與社會實際脱離，那隻能是書呆子，談何救國!?他的演講常常博得同學們陣陣熱烈的掌聲。

第二學堂畢業考試的作文題目是《變法論》。王仲一見解獨特，大膽寫到：天地之變必然要求社會的變革，社會之變就是改朝換代，當代的熱血青年，要勇於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從第二學堂畢業後，王仲一又與王振鈞來到大同第三師範學習。為了進一步瞭解外面的世界，沒等畢業，王仲一就轉學到太原省立第一中學。

當時的太原作為山西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較大，宣傳、介紹十月革命的書刊較多。在太原，王仲一處處感到新鮮，如飢似渴地吮吸着知識的乳汁，各種報刊成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糧。效仿俄國“十月革命”，實行工農革命成了他朦朧的信念。

1919年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在太原，大中學校也相繼成立學生會。5月7日，太原3000多學生走上街頭，在文瀛湖公園集會。王仲一在會上發表演講，並與賀昌、張友漁發起組織省學聯，進而發動學生舉行罷課、示威遊行。太原古城往日的沉悶被這革命的暴風雨打破了。

王仲一在運動中日漸成熟。他擅於演説又長於交際，不久即被委派到北方學生運動的中心——北京作聯絡工作。在北大，王仲一找到同窗好友、北大學生會負責人高君宇，又結識了北大學生會負責人羅章龍。在他們的幫助下，王仲一開始接觸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列寧傳》和《俄國革命紀實》等書籍。這些革命的理論，使王仲一逐步充實起來，堅定了他走救國救民道路的決心!

1919年8月，王仲一與賀昌等在太原創辦了《平民週報》。這張小報，立場鮮明，言辭犀利，抨擊了閻錫山黑暗統治，在山西早期革命思想的傳播上佔有重要地位。翌年，閻錫山邀請胡適和社會黨黨魁江亢虎來太原“講學”，販賣資產階級改良哲學，矇騙青年。王仲一在《平民週報》發表署名“虎嘯”的文章，痛加駁斥，使山西反動當局大為震驚。閻錫山指使一中校長和王仲一的親屬勸誘圍攻，但都絲毫未動搖王仲一的革命意志。

1920年春天，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在北大成立。這時，王仲一再次來到北大，經高君宇和羅章龍介紹，被吸收為“通訊會員”。在這裏，他第一次聆聽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李大釗的講演，使他澄清了不少模糊的認識，世界觀有了新的飛躍。

1921年5月1日，在高君宇主持指導下，在省立太原一中十三班教室，秘密成立了有7人蔘加的“太原地區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將7人編為一組，王仲一被推舉為團小組組長。《平民週報》也改為團小組的刊物，先後出版了78期，影響很大。在“五四”兩週年紀念日，王仲一率領團小組全體同志，在太原市散發《共產黨宣言》2000冊。此舉又一次震動了省城。團小組還相繼開設晉華書社，組織青年學會，出版青年刊物，團結教育了周圍青年，被譽為太原馬克思主義傳習所。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秋天，中共北京大學支部正式批准王仲一轉為中共黨員。

王仲一以手中的筆作投槍和匕首，射向敵人。他成了閻錫山的眼中釘、肉中刺，備受迫害。1921年冬，王仲一不得不離晉赴京，參加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的工作，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工作任務繁重，同時負責全國鐵路總工會工作。1921年底，分部派出特派員走向鐵路幹線，深入礦山，在北方區相繼組織了全國八大鐵路幹線的罷工鬥爭。京綏、京漢、京奉、道清、津浦各線及開灤、焦作等礦都留下了王仲一的足跡。

王仲一性格粗獷耿直，好打抱不平，不久就和工人們打成了一片。工人們親切地稱他為“王提轄”。

1921年冬，隴海鐵路大罷工迫在眉睫。11月18日下午7時，中共北京地方支部在機關所在地沙灘紅樓進行擴大會議，研究如何領導這次罷工鬥爭的問題，會議由李大釗親自主持。會上，王仲一力排眾議，主張採取積極的辦法領導隴海路罷工，最後獲得了大家的贊同。會後，書記部當即派人深入罷工第一線，指導隴海路鐵路罷工鬥爭，不久在西起河南觀音堂，東起江蘇連雲港的千里鐵路線上，鐵路工人堅持鬥爭近10天，最終以勝利告終。

王仲一為了革命工作，奔波於革命需要的每一個地方，每到一地，都播下了不熄的革命火種。

1921年，王仲一參與了創建長辛店鐵路工人補習學校和俱樂部的工作。1922年4月，到唐山交通大學、保定女子師範從事建黨、建團工作。5月赴廣州出席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秘密回到太原，發動了大國民印刷所工人的第一次罷工鬥爭。10月，到唐山大廠，組織工人挫敗警察的鎮壓陰謀，保證了京奉路工人罷工的全勝。同年秋，受黨的派遣，到南京浦鎮機廠開闢黨的工作。

1923年2月4日，京漢路工人大罷工爆發。王仲一以北方區工委代理書記的身份參加罷工最高領導小組，與何孟雄、高君宇駐守北京前門車站，負責鄭州以北的聯絡任務。2月7日，吳佩孚武力鎮壓罷工鬥爭，領導小組成員史文彬及工人共11人被捕，29人負傷。王仲一星夜趕回浦鎮，與津浦路工會主席王荷波一起發動了卧軌鬥爭。數千工人蔘加卧軌，聲勢浩大，使津浦路南段交通陷於癱瘓，有力地支援了京漢路罷工。此後，王仲一秘密來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區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3年6月，王仲一與徐梅坤以江浙正式代表的身份，赴廣州出席了中共三大。會後王仲一又回到上海，主管上海地方兼江浙區的工運工作。

1923年9月，因王仲一精通蒙語，黨組織決定他離滬赴京，到中共北方區民族工作委員會，參與創建北京蒙藏學校黨組織的工作。王仲一充分發揮自己的蒙古語優勢，廣交朋友，擴大宣傳，為黨培養了許多的民族優秀幹部，烏蘭夫、吉雅泰就是在此入黨併成長起來的。

1924年，王仲一受北方區委和書記部派遣到張家口做黨的工作，先後任京綏鐵路總工會秘書、張家口第一個黨支部的支部書記、中共張家口第一個地委的組織部長、地委書記。

張家口為塞北重鎮，京綏鐵路的建成使其成為西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軍事要地。王仲一在此創建了黨的組織，並領導了鐵路工人的索薪鬥爭和電燈公司工人的反日增資鬥爭。

索薪鬥爭爆發於1925年冬，當時奉系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對馮玉祥國民軍的進攻，張家口鐵路機修廠成了兵工廠，生產鐵甲車、迫擊炮和炮彈、手榴彈。當時，工人已3個月未發工資，戰後生活更是飢寒交迫，而路局對此不加過問。為此，在黨的支持下，工人開展了“要小米，飽肚子”的索薪鬥爭。王仲一直接領導了這一斗爭。他組織沿線各工會召開羣眾大會，建立了交通、聯絡機構，並向路局與督辦署遞交了要求發清欠薪的公函。當局先是對工人進行威脅，接着又以“需向上稟報”來欺騙，最後又提出“召見代表進京談判”。王仲一與工會骨幹決定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一方面選出代表由身背大刀的糾察隊員護送赴京談判，並確定以“安”字作為聯絡電訊；另一方面，發動工人佔領並控制電報房，通電各站工人聽候統一號令，以支持前方的談判。路局局長孫連仲接見了談判代表。面對武裝起來的代表，又懾於工人們的聲威，他完全放棄了自己談判前的如意算盤，接受了工人們的要求，索薪鬥爭取得全勝。

索薪鬥爭是張家口第一次規模比較大的工人運動，它極大地震憾了反動當局，鼓舞了張家口工人階級的鬥爭士氣。

張家口華北電燈公司是一家日資比重逐年增大的企業，到1925年，“中日合營”早已徒具虛名，公司一切權力幾乎全操縱在日本人手裏。工人每天工作長達12小時，而工資微薄，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而徒工、雜工則工資更少，工人傷亡事故也頻繁發生。王仲一瞭解到這些，義憤填膺，決定要同日方討要公道。

1925年冬，王仲一召集電燈工會的負責人開會討論，推選李振庭、王敬唐、王之香3人為工會代表，出面同資方交涉，同時把由王仲一起草的《罷工宣言》送交當局，要求限期答覆。為了防止不測，王仲一通過黨組織從鐵路工會選派代表充實到電燈公司基層，又組織起工人糾察隊作後盾，保護工人。

農曆臘月二十九，是要求答覆罷工條件的最後限期。這天，工人代表與資方坐在談判桌前。資方經理郭雨田，開始心存僥倖，態度十分傲慢；而工人代表態度十分堅決，針鋒相對。這時工人糾察隊包圍了工廠。郭雨田見勢不妙，忙表示：“千萬不要罷工了，我們將報告天津董事會，等過了年，我們一切好商量。”代表們很快識破了這種欺騙手段，提出：“必須立即答覆，過了年雙方可以訂立合同。”

鬥爭很快取得了成果，工人和職員同樣都領取年終雙薪。工人們第一次感受到團結戰鬥的巨大力量。

過了年，王仲一又及時組織工人召開會議，教育大家不要為暫時的勝利衝昏頭腦，要鞏固成果，乘勝前進。王仲一説：“我們不能光停留在加點工資的水平上，還要有勞動保護、勞動保險。”為此，王仲一主持起草了電燈工會和公司方面的《勞資互惠合同》，以張家口鐵路分會會長李澤和謝繼明等3名代表為中正人，共同與資方交涉。

《合同》草案散發各地，同時也送到經理郭雨田的辦公桌上。經過雙方唇槍舌劍的激烈談判鬥爭，郭雨田被迫在合同上籤了字。鬥爭取得了勝利，江岸、京綏鐵路工會及上海、廣州等地工會紛紛來信來電錶示祝賀、支持。

王仲一在張家口不僅領導了兩次工人鬥爭，還為當地培養了一大批革命後繼力量，播下了革命的火種。他舉辦秘密黨校，並親自講課，有力地提高了黨員的覺悟，增強了黨組織的戰鬥力，為張家口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6年8月，奉系軍閥進攻張家口。王仲一受中共張家口地委委託，將工運領袖和技術骨幹百餘人組成工人交通大隊，轉戰陝西、甘肅一帶，支援了北伐戰爭。不久，為支援南方各省的工作，王仲一又受命調到武漢，先後在中央局和湖北省委、武漢市委做宣傳和工運工作，並出席了1927年4月召開的中共五大。7月15日汪精衞公開背叛革命後，王仲一隨同周恩來到了南昌，在賀龍第二十軍軍部負責政治訓練，並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失敗後，黨派王仲一到天津工作。1927年9月22日，順直省委改組，工人出身的朱錦棠為書記，彭述之任宣傳部長，王仲一任工委書記，於方舟任農委書記。不久，中央代表蔡和森赴天津，主持召開了順直省委“九月會議’。會上傳達貫徹了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決定建立京東特別委員會，舉行玉田暴動。

暴動因寡不敵眾而失敗。

順直省委隨即召開常委會。會上，宣傳部長彭述之表示要立即再次發動暴動。王仲一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共產黨員個人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應先發動和依靠羣眾。但他的意見未被採納。玉田第二次暴動又告失敗，於方舟等4位同志遇難。此後，彭述之仍固執已見，主張暴動起來以後，哪怕剩下一個人也要進攻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王仲一對彭的意見進行了嚴厲的批駁。

玉田暴動的失敗，使順直省委的班子幾乎陷於癱瘓。順直省委在蔡和森的支持下，一方面重新組建省委班子，另一方面加緊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六大選擇代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出席會議的北方代表團由蔡和森、王仲一等7人組成，王仲一擔任代表團的代理書記。這次大會進一步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同時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

會議期間，王仲一分別就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和職工運動問題，在分組討論中發言，會上，王仲一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六大”閉幕後，王仲一從莫斯科輾轉返回上海，由黨中央另行分配到全總做黨團工作。

1928年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順直錯誤”3同志(蔡和森、王藻文、王仲一)“應負最嚴重的責任”，決定分別開除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對蔡和森的處理因共產國際的反對而未能成立，對其餘兩同志的處理並獲得1929年9月25日六屆二中全會的追認與批准。自此，王仲一被撤消了候補中央委員的資格。

1930年5月，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在黨內佔據統治地位，許多在白區工作的同志遭到錯誤打擊，王仲一被作為“右派”，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在沒有機會申辯的情況下，被開除黨籍。

被開除出黨的王仲一就像一位失去母親的孤兒陷入了迷惘與孤獨之中，但他的革命的理想仍未消失，他毅然決定北歸天津。

在天津，韓麟符等人用騙取軍閥石友三的20萬元軍火款開辦了“大道書店”、“光明影院”、“慈惠醫院”，安置和接濟了在當時的黨內鬥爭中一些投靠無着、生活困難的同志，王仲一由於同他們在北方地區工作時的舊誼和當時的處境，很快參加了進去。他們當時信心滿懷，準備組織熱察綏暴動。但這些活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1931年2月16日，王仲一被敵人以“匪魁”罪名逮捕。

1931年四、五月間，王仲一被轉到北京軍法總處草嵐子監獄。

在監獄，王仲一戴着沉重的腳鐐手銬。監獄雖鎖住了他的身，但鎖不住他的心。

在押期間，王仲一受盡酷刑烤打，百般折磨，幾度死去活來，以致精神失常。但他稍有甦醒，便呼喊：“紅軍進城啦!”表示了他對革命始終不渝的堅定信念。

1931年10月31日，王仲一終因飽受摧殘而犧牲。

神州埋忠骨，蒼天慰忠魂!王仲一的遺體由其弟王振洲收殮，寄埋於北京西直門外廣通寺內。北平解放後，華北軍區曾移靈至北京郊區烈士墓地。1958年由其妻、女扶柩遷返陽原縣小鹽廠祖墓安葬。

1995年8月1日，中共陽原縣委、陽原縣人民政府舉行隆重儀式，為王仲一烈士墓樹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