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亢之

王亢之，1915年10月2日生於河北省深澤縣城關一個沒落地主家庭。他的小學時代，是在家鄉度過的，由於有比較優越的學習條件，從小就養成酷愛讀書的習慣。1931年，王亢之考入河北省立北平高中(原北平第十七中學)讀書。這是一所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較早的學校，早在三十年代初期，部分教師即在課堂上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説;當時開設的文學史、邏輯學等課都貫穿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並鉛印成講義發給學生閲讀，頗受學生歡迎。王亢之的中學時代，正值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處於危難存亡之際，東北的大好河山淪陷了,《松花江上》的悲壯歌聲，激盪着20多歲的王亢之火熱的心;反動腐朽的國民黨政府，一面加緊進攻紅軍，一面對日軍節節退讓，簽訂了一個又一個的喪權辱國的條約。這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了。王亢之精神振奮、激情滿懷，加入了6000多名遊行者的行列，走上北平街頭，舉起憤怒的拳頭，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遊行的隊伍浩浩蕩蕩，從東城到西長安街的新華門，向國民黨反動派、向帝國主義大示威。國民黨反動政府出動了大批軍警，揮舞警棍毆打愛國學生，用高壓水龍頭噴出冰冷的水衝擊遊行隊伍。王亢之被衝得滿身是水，濕透的棉衣結了冰，身上也受了傷。但是，他沒動搖。在其他同學的保護下，衝出了反動軍警的包圍，轉移到北平師範大學。當晚，王亢之在一位醫生的家裏，換了冰冷的棉衣，治療了創傷，又返回學校，繼續參加鬥爭。

“一二.九”運動以後，北平學生抗日救亡的熱情更加高漲。1936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立了，它是黨團結各階層愛國青年進行抗日救亡運動的核心，王亢之第一批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從此開始，在黨的領導下，參加了有組織的鬥爭。學生運動的發展與深入，引起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極端恐懼，反動政府開始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當時河北省立北平高級中學的新任校長焦石齋和訓育主任張衞濱，也步步加緊對學生進步活動的限制。王亢之等就開始組織學生罷課，並提出驅逐焦石齋。1936年3月的一天，學校當局突然貼出佈告，開除康世恩、王亢之等十餘人;反動當局還在《世界日報》等報紙上刊登通緝令,對他們實行通緝，於是全校譁然，大部分思想進步的學生在康世恩、王亢之等同志的倡導下，憤然離校，他們得到了北大學生的支持,住在北大三院禮堂內，半個以後，由市學聯派人護送返校。當晚，學校當局帶領大批警察到校搜捕學生，王亢之和一些學生越牆逃走。因為在北平無法立足，王亢之就到天津王裕民大哥處暫時隱蔽，後又回到北平插班入大同中學繼續讀書。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全面入侵中國，王亢之在抗日救國、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激勵下，於1938年春，回故鄉深澤縣參加了黨領導的青年抗日救國會，任宣傳部長。同年8月，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深澤縣委青委書記。當年秋後，調任中共深澤縣委宣傳部長，致力宣傳抗日救國和黨的方針、政策，組織動員人民羣眾團結起來一致抗日。

1939年春天，王亢之創辦深澤縣委機關報《號角報》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1940年3月，調中共冀中七地委宣傳部工作。9月，地委決定創辦七地委機關報《新民主報》。調王亢之擔任社長，僅僅籌備了半個多月，《新民主報》便在十月上旬出版了。報社初辦時只有黃樺等兩名編輯、兩名刻寫員和一架油印機。為保證按時出版報紙，王亢之除約稿、改稿、編輯、排版和經常親自撰寫社論外，還幫助刻寫蠟紙。在王亢之的精心指導下，大家學會了排版藝術，懂得了怎樣做到標題準確、突出、醒目，版面大方，新穎;印刷技術也迅速得到提高，一張油印蠟紙能印到3000多份，並逐步由油印改為石印，每期出四開四版。

為了把《新民主報》真正辦成黨的機關報，王亢之率領報社編輯部同志緊緊跟隨地委機關和軍分區部隊活動，及時領會黨的意圖和上級的指示，宣傳黨的各項政策，報導我軍抗戰的勝利消息和揭露敵人的欺騙宣傳，反映我們各項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報社編輯部經常在夜間隨軍轉移，為了保證報紙按期出版，到達駐地後，編輯部的同志即立刻投入工作,經常通宵達旦、不得休息。那時的生活條件很艱苦，主要伙食就是小米飯加菜湯，每人每月一元錢的零用費。 由於營養不良和受潮受濕、勞累過度，王亢之腿上腳上感染了疥瘡、黃水瘡，但他從不叫苦，帶病照常堅持工作。王亢之除辦好報紙以外，還編輯國際國內的政治時事文摘，印成小冊子，供給機關幹部學習。1942年初，冀中區黨委決定各地委和各縣委出版的報紙停刊，集中力量辦好《冀中導報》王亢之調《冀中導報》社任出版發行部部長。

不久，日軍對冀中發動了“五一掃蕩”，冀中區黨委決定《冀中導報》暫時停刊，報社的工作人員分散到各地委隱蔽活動，出版小型報紙。王亢之留在七地委任宣傳部副部長，並創刊地委機關報《黎明報》兼任社長。

8月，七地委在深澤縣的馬鋪村外的青紗帳裏召開會議、部署了黨、政、羣、團等堅持對敵鬥爭的工作和出版《黎明報》的工作。當時冀中區敵人的碉堡林立，封鎖溝如網。敵人對冀中實行了分割封鎖，統治極其嚴密，還不時地進行“剔塊”、“清剿”。在這樣的情況下，籌備出版報紙，既要找編輯、報務、刻寫人員,又要找電訊、印刷器材，所以王亢之每到一個村子，就詢問村幹部村裏有沒有報社隱蔽人員，有沒有堅壁在這裏的電訊、印刷器材，就這樣，終於先後找到報務員張鄉、朱福申、李崇培、展青蕾;地委隨後調來原在深澤縣《號角報》當收音員的李正。李正，從自己家裏找來了一些收報機的零件，又請七地委和軍分區支援，了一些零件，拼湊成了一台收報機。地委又調來了交通員宋金英，宋小三和刻寫、印刷員張冠倫。

9月間，在深澤縣北冶莊頭村，王亢之根據地委書記張達的意見，寫了《黎明報》發刊詞以及如何堅持對敵鬥爭的文章，編輯了延安新華社播發的國際、國內要聞。王亢之親自同張冠倫一起用蠟紙刻寫《黎明報》的創刊號。

當蠟紙才刻寫了-半的時候，敵人的“掃蕩”隊包圍了北冶莊頭村，報社遭到嚴重損失，新華社發來的稿件以及蠟紙和鋼版、鋼筆等，全被敵人搜去，幸好收報機已掩藏好，未被敵人搜出。王亢之當時正患感冒，發着高燒，未能衝出敵人的包圍圈，和一羣青年被敵人帶走，天黑以後，在被押解回深澤城裏的途中，王亢之乘敵人沒注意，趁着蒼茫的夜色，將捆着兩手的繩子鬆開，當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王亢之不顧腳已被敵人刺刀刺破,機智地跑進側面道溝裏，藉着道旁蓖麻的掩蔽，奮力從道溝裏逃了出來。後來，王亢之拖着傷病之軀，歷盡艱險，才找到了李崇培、張冠倫等人，一同轉移到定縣李親碩村，重新開始工作。到9下旬，印着大紅字報頭的《黎明報》創刊號終於出版了。

當時的《黎明報》為了便於幹部羣眾在青紗帳或地洞裏翻閲，出版八開四版，小報上主要刊登延安新華社發來的稿件和地委的工作部署、號召以及冀中人民英勇鬥爭的事蹟。當時，王亢之經常針對幹部羣眾的思想，撰寫社論文章。他寫過一篇題為 《硬骨頭和軟骨頭》的社論，表彰對敵鬥爭的人物事蹟，批判妥協、投降的錯誤思想和行為。《黎明報》還辦了一個副刊一-《照妖鏡》專門揭露駁斥敵人的欺騙宣傳。針對當時幹部和羣眾的思想。《黎明報》還有計劃地宣傳，解釋毛主席《論持久戰》的思想，指導羣眾堅持在殘酷環境下的對敵鬥爭、堅定抗戰勝利的信心，這對教育幹部尤其是村幹部和羣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3年6月26日，報社駐在定縣西趙莊村，傍晚得到了敵人要“打蕩”的消息，便準備轉移。夜深以後，他們奔出村外，發現敵人圍繞着東、西趙莊兩村點燃了一個又一個火堆;他們被包圍了。因為帶着笨重的電台和印刷器材，突圍是不可能了，王亢之就決定隱蔽。他和報社的工作人員分別隱蔽在三個秘密堡壘裏。這秘密堡壘，都有一個小口和公開的大地道相通。他們進入地下第二天，敵人挖開了公開的大地道，發現了王亢之所在的秘密地洞，王亢之等急中生智，用頭頂開秘密地洞的蓋，跑了出來。隱蔽在一個小屋的麥糠堆裏。當時天氣很熱，王亢之身上只穿着一條褲衩，渾身被麥芒刺得難以忍受，但幸未被敵人發現。晚上，報社的同志集合時，才發現報務員張鄉不見了，電台也被敵人搜去，王亢之和戰友們把對敵人的仇恨，把失去戰友的悲痛化為對敵鬥爭的力量，下定決心，繼續出版《黎明報》。不久，王亢之通過在保定做地下工作的楊浩然，買來一些無線電零件，又安裝了一部收報機，王亢之和報社同志又信心百倍地恢復了報紙的出版發行。

1944年初冬，抗日戰爭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冀中的環境逐漸好轉，中共冀中區黨委由林鐵帶領，從平漢路西回到冀中，王亢之調區黨委宣傳部工作。1945年春，冀中區黨委決定《冀中導報》復刊，七、八、九地委的小報停刊，將這三個小報的編輯人員集中在《冀中導報》印刷廠仍保留在各地委分別印刷《冀中導報》由林鐵(區黨委書記)兼任社長，王亢之任《冀中導報》副社長，後任社長，籌備恢復《冀中導報》。到1945年4月15日,《冀中導報》正式復刊，開始向冀中區的各個村莊發行。

1947年秋末，王亢之參加了晉察冀中央局土地會議之後，於12月份調《晉察冀日報》工作，任總編輯，鄧拓任社長。不久，晉察冀邊區和晉冀魯豫邊區合併為華北區，出版《人民日報》王亢之由《晉察冀日報》調《人民日報》任副總編輯。

1948年年底，王亢之由《人民日報》調出，接受籌組天津日報社的任務，匆匆趕到剛剛組成的中共天津市委所在地——河北省霸縣勝芳鎮。在那裏，他與來自冀中區解放區和冀察熱遼解放區的新聞戰士以及隨後吸收的一批來 自平津兩地的大學生，在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著名的經濟學家黃松齡領導下，夜以繼日地投入了籌備出版《天津日報》的工作。1948年 12月25日正式宣佈成立天津日報社，由黃松齡兼任社長，王亢之任副社長、朱九思任總編輯，範瑾任副總編輯。

天津，是先於北京、上海經過激烈的浴血攻堅戰而獲得解放的全國第一個大城市。 解放.接管天津的經驗，勢將成為即將解317放、接管的全國各大城市的重要借鑑。當時的天津是一個百廢待興，百亂待理的爛攤子。如何順利完成接管天津的工作，如何迅速恢復遭到戰爭破壞的水電供應、通訊聯絡、公共交通、商業活動、社會秩序和工業生產，特別是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工商業，從恢復和發展生產的要求出發，正確處理相當緊張的勞資關係，探索並實施一系列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政策、條例、辦法，制止、打擊一些私營工商業者的不法行為....所有這一切，都是中共天津市委從天津解放那-天起的工作重心， 也是《天津日報》面臨的新課題。在這方面，中共天津市委創造性的開展工作,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評價，其經驗也受到了黨中央的重視。在此期間,《天津日報》在王亢之的主持下，及時、生動、正確地反映了這一歷史過程，完成了黨所交給的任務，同時也逐步積累了辦好城市報紙的最初經驗,其中也包括失敗的教訓。

1950年，王亢之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任天津日報社副社長，後兼任天津日報社社長。作為一名地方黨報的領導人，王亢之在其長期的辦報實踐中，向來都是旗幟鮮明地堅持黨性原則，自覺地積極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報紙上宣傳市委的指示、意圖。根據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辦報思想，王亢之堅持實行這一主張:報社不僅應該是輿論機關，而且也要成為黨的調查機關和研究機關;在黨的領導下，報紙應該負起責任、動員全體人民向一切敵人和錯誤傾向進行鬥爭，而不能充當消極反映客觀的鏡子或傳聲筒。他指導報紙滿腔熱情地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他提倡編輯、記者敢説、敢哭、敢喜、敢怒，對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行為，必須拍案而起，大張撻伐，而不能畏葸不前，模稜兩可。他對報紙上蹈襲陳言、拾人牙慧的種種現象，直斥為腐敗、懶惰。他要求記者本着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努力在報紙上反映人民羣眾的呼聲，為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大喊大叫。

他認為，無論時間多麼緊張，報社的領導人都應該堅持自己動手精心撰寫報紙的社論或其它評論文章，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他在撰寫評論時，總是竭力避免使用命令口吻。他反覆地向同志們指出，報紙的社論，即使是代市委發言，也必須平等待人，就像是與讀者推心置腹地坐而論道，-定要避免給讀者造成-種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印象。

在他看來，報紙上的評論文章應該具有以下的特色: 一針見血，不留空隙，即使是吹毛求疵，也不易加以曲解，但又並非一覽無餘，毫無藴籍，一篇成功的評論，一些出自他筆下的評論文章，確實就具有這樣的特色。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他根據對不法資本家的鬥爭形勢，動手撰寫了題為“全市工商業者積極行動起來，開展反行賄、反偷税、反詐騙國家財產運動”的社論，《天津日報》於1952年1月25日發表，《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新華社全文向全國廣播，對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起了指導作用。.黃敬當時曾高度評論這篇社論，把當天的報紙譽為“洛陽紙貴”。

作為報社社長，他同時也是報紙的主筆。儘管有很多會議要他參加，有些兼職要他擔任，就是在百忙當中，他還為報紙寫了大量的所向披靡、有聲有色的政論。這些文章，縱橫雄辯，鞭辟入裏、氣象闊大。有的像鋒利的匕首，直刺敵人的心臟;有的娓娓而談，又像化雨的春風，把真理的種子播進了讀者的心田。他在講道理時，猶如層層剝筍，力求條分縷析。因此，有的新聞界同行用“釘入木”三字形容他的文章。

他倡導並督促報社所有的編輯、記者認真學習革命導師的經典著作，而他自己就是一個孜孜不倦的刻苦學習的模範。他那種如飢似渴的學習精神，不停地鑽研政策;探討問題和讀書必求甚解的韌勁和勇氣，曾經在報社編輯部裏發揮過巨大的榜樣的影響。在他的讀書目錄裏，古今中外的名著，幾乎無所不有。他十分注意從革命導師的經典著作中汲取戰鬥的力量、必勝的信心，以至剖析問題，闡明觀點、立場的方法。同時，他也不拒絕向外國的資產階級的政論家和新聞記者以及封建時代的作家，借鑑表達的技巧和駕馭文字的訣竅。

王亢之一向反對用陳陳相因的語言寫作，但也不主張刻意追求“言必己出”;他反對半文半白，但也不排斥巧用典故;他反對使用歐化句型，不過，有時他也引用幾句“外國話”作點綴，文采，常常就是在這種看來矛盾的寫作過程中形成的。

在這一期間，王亢之的文風也進一步成熟了，形成了一種明快暢達、洗練的語言風格。

1954年，中共天津市委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王亢之當選為市委委員、常委，並任市委宣傳部部長;當年10月，調離天津日報社，到市委工作。1956年6月，中共天津市委召開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王亢之當選為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宣傳、文教衞生統戰等工作。

王亢之擔任文教書記以後，意識到自己所領導的工作人員，都是各種類型的黨內外知識分子。由於他深入鑽研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因而在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團結、教育知識分子，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作用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績。

1962年，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在廣州會議上為知識分子摘掉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稱知識分子為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王亢之堅決貫徹這一精神。有的部門的負責同志不同意廣州會議上週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講話精神，天津市許多黨政幹部在這個問題上一時思想相當混亂。市委文教部請示王亢之怎麼辦，王亢之明確表示贊同。他認為，這一精神是1956年黨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口號以來，對知識分子政策的必然發展，不同意當時“左”的觀點。他讓文教部長與南大、天大、師院等五大大學的黨委書記就這一問題座談了3個半天，最後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統一了黨委書記們的認識。那幾年，在左傾思想影響下，曾對知識分子刮過幾次冷風，但都沒有動搖王亢之的看法。例如康生等人曾經在大學教授和醫務界的知識分子中發動過“拔白旗”。對此，王亢之説:“這種搞法，不就把階級陣線搞亂了?”經過市委討論，天津市在“拔白旗”問題上並沒有按照康生那種極左的指導思想去做，沒有給什麼人戴“白旗”帽子。四清運動時，王亢之特別囑咐文教部:文教系統搞四清要注意掌握知識分子政策,定走資派要慎重。他不同意按世界觀劃分階級的主張。1958年，文藝界搞過“交心”和對各種言論“梳辮子”。在輿論壓力下，有的演員提出減工資、交行頭。王亢之轉達市委意見:“要慎重，不要輕易這樣搞。這樣做有的可能是自願，恐怕大多數是迫於形勢,不得不跟着走，這就不好了。從領導上講，不要輕易這樣做動員。”

對政治與業務的關係，王亢之明確表示贊同政治與業務的統一。他對醫務界的同志強調，政治掛帥只能掛在手術刀上。他説:“軍隊是要打仗的，政治掛帥的再好，軍事訓練搞不上去，打不了勝仗也不行。如果手術枱上老死人，怎麼能算政治工作好呢?”對醫療事故，他主張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他認為事故的發生，有的可能是因為思想作風、醫療作風問題，有的可能是技術問題，他主張要以教育為主，不要動不動給人加上一個不負責任的罪名，甚至説成是什麼階級鬥爭，弄得人人謹小慎微，不敢負責，這樣對事業不利。

他向文藝界指出:“你們的中心任務是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為工農兵服務。文藝界政治掛帥要掛在藝術生產上，掛在藝術表演上。”他非常注意對老藝人的培養教育。他説:“象銀達子，韓俊卿這樣的老藝人，要培養、教育、使用，發揮他們的作用。條件具備了要吸收入黨.對老藝人不能求全責備。”

1960年以後，王亢之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第二、三、四屆委員會副主席，和黨外人士接觸較多。他對一些有真才實學的黨外人士十分關懷。甲骨文專家王襄住房有困難、王亢之親自關照文化局予以解決。對文物專家陳邦懷、韓慎先等人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問題，他也多方關懷。

對於理論學習，他主張必須通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毛主席的原著，主要是領會精神實質，不能只學隻言片語，不能只學幾篇文章。他特別強調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既反對脱離實際的死讀書，也不贊成把聯繫實際搞得庸俗化。當時，《天津日報》上報道了一個工廠機器出了故障，領導上趕緊組織職工學習《矛盾論》對照檢查、找出矛盾，最後使機器重新開動起來。王亢之對這種簡單對號”“立竿見影”的做法，很是反感。他這種見解，在當時林彪鼓吹的所謂“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理論盛行的情況下，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1958年，上海求實造船廠工人學哲學的經驗傳到天津，天津廣大職工積極響應，掀起了羣眾性學哲學的熱潮。王亢之對此表示了極大的熱情。他積極支持宣傳部在仁立毛紡廠搞工人學哲學的試點，並大力推廣這個廠的經驗。從而促進了全市工人學哲學活動的廣泛開展。以後，這項活動雖然受到康生等人的干擾，但這一活動對於工人階級掌握哲學武器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還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在時事政策宣傳方面，王亢之在市委的領導下，一直用很大的精力直接領導這方面的工作，並作出了顯著的成績。

從1951年起，全市許多有關中心工作的宣傳，王亢之都曾參與領導，如1951年下半年的華北城鄉物資交流大會，1953年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宣傳和貫徹婚姻法，1956 年的新憲法宣傳等等。王亢之當時主要負責報社的工作，同時也是市委宣傳部的副部長。他對全市的時事政策宣傳工作，從確定每一時期或某一重大活動的宣傳方針、編寫宣傳材料到組織宣傳隊伍，都一一過問並提出具體意見，他非常強調宣傳工作要從實際出發，要了解羣眾的具體思想情況並認真加以分析研究，以便有針對性地進行宣傳，做到有的放矢。他要求，時事政策宣傳既要有聲勢、有廣度、達到家喻户曉，更要注重實效，有深度，以使羣眾對國內外形勢，對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有比較正確的認識和理解。

王亢之還很重視把報紙上的時事政策宣傳，與通過各級黨組織、宣傳網開展時事政策宣傳工作很好地配合起來。例如當時指導全市宣傳員工作的《宣傳手冊》每期發表一篇《宣傳員講話》作為向羣眾進行時事政策宣傳的主要材料。王亢之對編寫《宣傳員講話》經常給予指導，並決定在《天津日報》上全文轉載每期《宣傳手冊》刊登的《宣傳員講話》以擴大宣傳效果。

王亢之也很重視對幹部進行時事政策教育。他經常自己作報告，有時也請人做報告，以使大家能及時瞭解形勢的發展變化，開闊視野，提高認識。有一次，當他看到一些有關美、蘇等國家發展導彈、火箭武器情況的資料後，認為當時我們有不少同志對此還不甚瞭解，就組織了一次專題報告會。他一向着眼於從各個方面提高幹部的認識能力，而不僅僅是向幹部傳達一些上級統一部署的文件。

在教育方面，他除了十分注意大、中、小學正規教育以外，鑑於天津這個工業城市職工眾多而文化水平不高，下了很大力量抓半工半讀教育。1958年3月，林楓到天津視察工作，向市委傳達了劉少奇“希望在天津試辦半工半讀”的意見。王亢之當即向市委文教部作了傳達，隨後選定在國棉一廠試辦半工半讀教育。當年4月，王亢之出席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時，曾在會上發言，介紹了天津市正在着手組織半工半讀教育的情況。他的這一發言，是經過天津市委事先研究的。休會時，少奇邀來林鐵、黃火青、王亢之等到他的住處談話，充分肯定了亢之發言中提出的見解。劉少奇指出了半工半讀對社會主義建設和培養人才的重要意義，認為實行半工半讀，不但可以解決目前提高工人文化技術知識以後，工人們既可以從事體力勞動也可以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形式，已經孕育着共產主義的因素，可以為將來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打下初步的基礎。

林鐵、黃火青、萬曉塘立即決定王亢之回津，召集文教、新聞等單位領導，傳達劉少奇指示精神,部署加緊籌備國棉一廠半工半讀學校。5月27日，國棉一廠半工半讀學校正式開學，有53名老工人蔘加學習，實行“六二制”半工半讀，每天工作6小時，學習2小時。5月29日,《人民日報》在報道這一消息的同時，還為此發表社論，號召全國工廠企業辦半工半讀學校。7月10日，劉少奇來天津，在幹部俱樂部召開半工半讀教育座談會。在聽取了王亢之關於天津試辦半工半讀教育的彙報後，少奇又對試辦多種形式的半工半讀教育作了指示。劉少奇離津後，天津市委立即召開常委會，決定成立半工半讀領導小組，天津市各種形式的半工半讀學校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了。

為了發展天津的醫務工作，王亢之在市委的領導下，在醫學學術研究，醫學教育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強調中西醫團結，提倡中西醫結合。除天津醫學院外，當時還建立了中醫學院，建立了中等專業的衞校，護校，以培養醫務界的新生力量;鑑於天津工業發達的特點，還建立了職業病防治院，狠抓職業病的防治，並且大力普及街道衞生院。1958年， 在天津召開了全國第一次家庭病牀會議。60年代初，全國醫學腫瘤會議在天津召開，王亢之參加了會議，在腫瘤會議上，他還運用哲學觀點，批判了腫瘤不可治論。

在文革運動中，被江青等人編造謊言，進行政治誣陷，於1968年3月1日被迫害致死，終年53歲。

1978年1月，經黨中央批准，為王亢之平反。1978年2月26日，中共天津市委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為王亢之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