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文帝

拓跋弘，文成帝拓跋濬長子，母李貴人（後追封為文成元皇后）。興光元年（454年）六月初一日，文成帝出巡陰山。七月初五日（8月14日），拓跋弘在陰山北部出生。太安二年（456年）二月，拓跋弘被立為皇太子。拓跋弘聰明睿智，機敏穎悟，從小就有濟救百姓的志向，仁孝純至，禮敬師友。 ^[2]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文成帝去世。次日，時年十二歲的皇太子拓跋弘繼位，並尊嫡母皇后馮氏（馮太后）為皇太后。十七日，獻文帝任命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為太尉、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為司徒，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為司空。 ^[3]  次年改元天安。

獻文帝即位甫始，乙渾欺新帝年少，假以帝詔，大肆排斥異己，陰謀獨攬大權。害死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司衞監穆多侯。五月十六日，又殺害了從湯泉入朝的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很快奪取了軍隊的指揮權。七月初二，被封為丞相，位居諸王上。朝廷內外，事不拘大小，都由他獨斷。被封為太原王。 ^[4] 

面對兇殘專橫的乙渾，年少的獻文帝沒有任何辦法，只好在馮太后那裏痛哭。一開始，馮太后對乙渾瘋狂屠殺大臣也沒有任何辦法，不敢得罪乙渾，只能拜他為丞相，以求保住獻文帝的帝位。隨着權位的逐漸穩定，乙渾的慾望愈來愈大，已不滿足於丞相的地位，準備伺機發動政變。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初二，馮太后詔命元丕、元賀、牛益得等人率軍包圍乙渾府，將其殺死。由於局勢混亂，馮太后下詔臨朝聽政，處理軍國政務。 ^[5] 

馮太后非獻文帝生母，是個“猜忍多權數”（《資治通鑑》宋蒼梧王元徽四年），權力慾極強的女人。她趁剛即位獻文帝居喪期間不能親政，臨朝聽政，並親自策劃誅殺了專權亂政的太尉乙渾，使舉朝肅然。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充分施展她的政治才能，就因獻文帝居喪期滿，不得不歸政。獻文帝親政後，治國有方，才能出眾，使熱衷政治的馮太后無法插手國事，於是他們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隔閡。再加上他們之間本無血緣關係，磨擦便逐漸加深。馮氏年輕寡居，“內行不正”（《魏書·皇后列傳》），引起臣下竊譏，影響了皇帝的形象。獻文帝對此十分反感，藉故殺死了馮氏所寵幸的李奕，此舉將他們二人推向了敵對的位置。

皇興五年（471年）八月，獻文帝不念情於世務，經常有出世之心，打算把皇位禪讓給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但遭到羣臣們堅決反對，獻文帝只好作罷。二十一日，獻文帝下詔傳位於皇太子拓跋宏。羣臣上奏以新帝拓跋宏年幼，不能處理朝政，讓獻文帝親自處理朝政，併為獻文帝上尊號為太上皇。二十三日，獻文帝遷居崇光宮，宮中設備簡陋，宮階是土築成，國家大事都告知獻文帝。 ^[6] 

延興二年(公元472年)二月，太上皇獻文帝戎裝出京，在北郊帶着將領們擊退柔然的進攻；十一月，獻文帝率軍征討柔然，一直殺到漠南，逼柔然後撤幾千裏。還頒佈詔令，讓工商雜伎一律務農，禁止濫殺牲畜，保護農業生產，對那些克己奉公的牧守加以提拔，對那些貪婪殘暴的官員進行嚴懲。延興四年（474年）六月，獻文帝再次下令：處理一切案件都要按法律辦事，以事實為依據，用刑要慎重。

承明元年六月辛未日（476年7月20日），拓跋弘離奇駕崩於永安殿，年僅二十三歲。諡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於金陵。

獻文帝拓跋弘繼續執行拓跋珪的政策，他在平城等地建起大量房屋，並將塞外的鮮卑人及其他胡人內遷到關東地區。這是一項強制性的官方移民政策，目的是恢復與發展久經破壞的中原地區，遇到的阻力卻恰與其深遠的意義成正比。當時的官員不會去體諒老百姓對於故土的依戀之情，更不懂得組織“居委會”去做思想工作，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多半是採取硬性逼迫的手段，造成了一些地方民眾的反感。部分流氓無賴乘機煽動情緒，許多年輕人逃亡集結在外，不少郡縣都出現了有組織的土匪或強盜。　獻文帝拓跋弘面對民患十分頭疼，又不想大動干戈地鎮壓，就與公卿們商量：“朕本來是要為民除害，可惜讓那些官員壞了事兒，以至於亂事頻起。如今違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們都抓起來殺了。我的意思是通過大赦安撫，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元城人侯屈説：“民眾逃亡做強盜，這是大罪，如今不給他們定罪就把他們赦免，乃是‘為上者反求於下’（即本末倒置，不是執行政策的人的行為），恐怕不妥。依臣所見，不如誅殺首惡，赦免餘黨，此舉足可安定天下。”清河人崔宏（這位又是清河崔氏一族，後來鼎鼎有名的北魏漢臣崔浩正是他的長子）則説：“聖明的君主統領民眾，目的便在於安定團結，而不是跟民眾去較量勝負。赦免罪行雖不是正招，但卻便於執行。侯屈的意思是先誅後赦，還不如一招赦免全部搞定為好！如果有人赦免了之後還不老實，到時再殺也不為晚。”獻文帝拓跋弘贊同崔宏的建議，依計執行，果然許多人就不再為亂，對於繼續作亂搞破壞的少數人，拓跋嗣就不再手軟，派將軍於慄領兵一萬前去平定，很快解決了不安定的因素。

魏獻文帝拓跋弘，為北魏第六位皇帝。其在位時，因親自組織指揮了著名的女水之戰而名著史冊，關於其出生地，《魏書》説：“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皇帝之長子也。興光元年（公元454年）生於陰山之北。”

至於生於陰山之北何處，史書語焉不詳，始終是一個謎。本文試就獻文帝拓跋弘出生地作一考釋，並就教於方家。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於登國元年（公元386年）建國，定都盛樂（今和林格爾土城子），天興元年（公元398年）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至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南遷都城於洛陽，在一個多世紀裏，北魏王朝和北境外強敵——柔然始終處於嚴重對峙狀態。柔然是一個以擄掠人財為專業的遊牧國家。公元5世紀初，柔然崛起於漠北，兵強馬盛，逐漸南侵，不斷攻掠北魏北境，對北魏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為了抵禦和防止柔然入侵，北魏除了在北境修築了“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兩千餘里”的長城，設置了武川、懷朔等軍鎮“備置戍衞”和大舉出兵追剿來犯之敵外，北魏諸帝還經常行幸作為北境天然屏障的陰山，以鞏固和加強陰山防線。

據《魏書》記載，太武帝拓跋燾在位期間，曾9次行幸陰山，僅正平元年（公元451年）就兩次巡幸陰山。拓跋燾死後，其長孫文成帝拓跋浚繼位後，在位14年中，史書明確記載其"行幸陰山"就達8次之多，其中"興光元年（公元454年）夏六月，行幸陰山"時，李貴人為其生長子拓跋弘。《魏書》説“獻文皇帝諱弘”，“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之北”。　魏帝頻繁行幸陰山，而且在陰山停留時間很長，一般都在兩三個月，有時會更長些。如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六月辛酉，行幸廣德宮”，“冬十二月，皇太子朝於行宮”，在陰山行宮逗留半年之久。出於巡幸的需要，魏帝在陰山上建有行宮。魏帝行宮既是魏帝運籌帷幄、指揮軍事行動的前線指揮部，也是魏帝及隨行后妃生活起居之所在，而著名於史籍的陰山行宮只見於廣德宮（亦稱廣德殿）。《魏書》載：太武帝於太平真君“三年五月，行幸陰山北。六月丙戌，楊難當朝於行宮。先是，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難當至，因曰廣德焉”。《魏書》繼續寫道：“六年夏八月，車駕幸陰山北，次於廣德宮。”上述幾段話明確指出：魏帝陰山行宮在陰山北，名曰廣德宮。廣德宮建於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魏帝在行幸陰山北時，駐蹕處即在廣德宮。獻文帝拓跋弘生於陰山北，亦當生在廣德宮中。

獻文帝拓跋弘是北魏王朝的一個特殊皇帝，其短暫的政治生涯中，既富有喜劇的色彩，又充滿着悲劇的情調。他文武全才，十二歲繼位就顯露出了超人的才能和魄力。整頓內政，增強國力，四出征討，致力於統一，儼然一副英明君主大有作為的架勢。但是，在親政五年以後，正當其統治事業進展順利之際，他卻突然將皇位讓給了五歲的太子拓拔宏。　對拓拔弘的這種異常舉動，《魏書·顯祖紀》和《北史·魏本紀》的解釋是，拓拔弘熱衷於老莊、佛圖之學，因此看破紅塵，“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想拋開政務紛繁的皇位去過清靜優雅的生活。而《魏書·天象志》卻説：“上迫於太后，傳位太子。”這兩種説法，究竟孰是孰非呢？

實際上，拓拔弘雖好老莊、佛圖，但並不厭世，《魏書·顯祖紀》説他“聰睿機悟”，從小就有君臨天下的“濟民神武之規”。他十二歲親政以後，“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使北魏吏治面貌大為改觀。本來北魏前期百官無俸祿，官吏貪污受賄現象十分嚴重，造成了吏治的敗壞，導致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趨尖鋭，拓拔弘用賞罰和黜陟的辦法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污受賄問題，但也暫時收到明顯的效果，“於是魏之牧守始有廉潔著聞者”（《魏書·顯祖紀》）。這是自拓拔氏入主中原以來沒有過的好現象，故不能不説拓拔弘有治國之術。他還根據中原的實際情況，改革賦税制度，“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魏書·顯祖紀》）。這樣既不影響國家賦税的使用，又解決了廣大貧苦百姓遠途輸賦、疲於賦役的問題，同時也使貧富有所差別。他又一改拓拔燾以來重徵賦税的政策，在國家財政仍很緊張的情況下，實行輕徭薄賦政策，下詔免除了常賦之外的十五種雜調，減輕了中原人民的負擔，緩和了民族矛盾。拓拔弘即位以來，軍事上也取得很大勝利。對北，他親自督率四路大軍征討柔然，斬首五萬級，俘獲萬餘人，得戎馬器件不可勝計。柔然遠遁，北邊得以安寧。對南，重用大將尉元，降宋將畢眾敬、張讜等，取得劉宋之徐州和兗州，拓寬了北魏的南疆。拓拔弘即位五年，內政、外交均取得如此大的顯著成果，足以證明拓拔弘是個文能武練，既有雄心又有膽略的皇帝。

拓拔弘也具有政治家的剛嚴素質，他並沒有被老莊、佛圖理論束縛。為了進一步整治貪污受賄之風，他曾制定一條強硬的法律，“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魏書·顯祖紀》），還進一步規定“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授之”。這條法律是十分苛刻的，充分體現了他不惜任何代價整治社會的決心。　對於不附於已，對統治不利的人，拓拔弘能斷然採取措施，格殺勿論。慕容白曜是北魏有名的大將，他統率北魏大軍與宋軍多次作戰，降城陷壘，奪得宋之青齊二州，揚魏威於東土。但是，由於他在拓拔弘剛即皇位時，曾附於太尉乙渾，乙渾因專擅朝權被誅殺，拓拔弘考慮到慕容白曜是乙渾黨羽，怕他在南疆擁重兵，功高難制，便在慕容白曜取得軍事上節節勝利的時候，以謀反的罪名將他殺死，並殺了他的弟弟慕容如意。

拓拔弘具備君主的內外素質，他禪位之前的一切舉動都沒有表現出受老莊、佛圖的任何影響。禪位之後，他也沒有去過太上皇的清閒日子，更沒有沉湎於老莊而避世無為。相反，仍是“國之大事鹹以聞”（《魏書·顯祖紀》），他還頻頻發佈詔令，制定國策，並親自帶兵出征，實際上仍舊履行着皇帝的職責，發揮着皇帝的作用，絲毫沒有“雅薄時務”的跡象。因此，説拓拔弘是因熱衷老莊、佛圖之學而禪位，顯然有悖史實。似乎《魏書·天象志》所謂“上迫於太后，傳位於太子”的説法更切合實際。《資治通鑑》胡三省注在引用這條史料之後，曾以“馮太后若迫顯祖傳位，當奪其大政，安得猶總萬機”為由，對此表示反對。顯然，胡三省是從狹義上去理解“迫於太后”這句話的含義了，認為它是指馮太后強行指令拓拔弘讓出皇位，所以覺得於理難通。事實上，從馮太后的身份和地位及北魏宮廷中權力分配情況看，她也不具備這一條件。但是，馮太后是個既熱衷於政治，又嫺於權術的女人，她和拓拔弘之間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她完全可以利用其太后的地位和在宮中的便利條件，創造一種氛圍，使拓拔弘處於一種被逼迫的內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尋求解脱，讓出皇位，這才是“迫於太后”的本意。　事實上，在拓拔弘突然禪位後又繼續執政這些事件的背後，就隱藏着一場深刻而又複雜的政治鬥爭。

從後來拓拔弘被毒死，馮太后執政，對繼位的孝文帝施加種種迫害等事件中，完全可以推斷出，馮太后當時正在處心積慮地尋找機會與拓拔弘較量，她的力量正在逐漸壯大，拓拔弘看到了這種不可避免的殊死鬥爭的倪端，也預感到了以後統治的艱難。也許是拓拔弘“仁孝純至”（《魏書·顯祖紀》）的性格所決定，或者是某種力量的制約，使得他沒有先發制人，對馮太后採取措施，但他禪位之念實由此而生。　拓拔弘面對即將爆發的宮廷內訌，想以禪位來逃避鬥爭，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作出決定的。當時太子已立，他卻並沒有打算把皇位傳給太子，而是首先選擇了皇叔京兆王拓拔子推。拓拔弘認為，身為中都大官的拓拔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資治通鑑》宋明帝泰始七年），這樣一個名望權力俱重的拓拔宗室成員，如能登上皇位，應該能夠對付馮太后，保證北魏王朝的統治穩固。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皇統便轉移，拓拔弘自己和太子才有可能免遭馮太后算計。

但是，皇位的繼承和轉讓乃是封建國家最為敏感和重要的政治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它並不由皇帝一人決定，而是由統治集團中之權力派共同決定的。況且，這種極為異常的禪位實屬罕見，出人意料。故拓拔弘的想法一經提出，公卿們先是面面相覷，繼而是強烈反對。首先提出反對意見的是拓拔子推的弟弟任城王拓拔雲，他説：“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接着指出禪位於拓拔子推將導致的嚴重後果，“陛下若更受旁支”，必將“啓奸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資治通鑑》宋明帝泰始七年）。接着重臣源賀、宗室拓拔丕、尚書陸馛也紛紛表示反對，他們反對禪位的共同想法是，若禪位於皇叔則必然紊亂皇統秩序，啓逆亂之心。退一步講，若必禪位，應禪於皇太子，這是迎合眾願，穩定統治的最好選擇。但是禪位於太子正是拓拔弘所忌，因為那樣就失去了他禪位的意義。他聽完羣臣的發言後，變色作怒。他仍想從別處打開缺口，取得支持，於是又問身邊的選部尚書趙黑，得到的回答是：“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資治通鑑》宋明帝泰始七年）漢族元老高允綜合羣臣意見後提出：“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輔成王之事。”大局已定，拓拔弘不得不接受眾人意見，被迫説出：“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這一過程已經很清楚地展示出，拓拔弘禪位是迫不得已的，而禪位於太子也是迫不得已的。　然而，拓拔弘並沒有真的把太子交給別人“使羣公輔之”，也沒有去享受他所謂“優遊履道，頤神養性”（《魏書·顯祖紀》）的太上皇生活，而是繼續執政，且更加有志。這是由於拓拔弘感到，當時北魏的宗室和大臣，無一人能夠如周公輔成王那樣，有力地制約馮太后的力量，幫助小皇帝度過難關，順利親政。而且，如果拓拔弘不親政，馮太后必然要臨朝稱制，這對小皇帝更加不利。在形勢的逼迫之下，拓拔弘不得不以太上皇的身份繼續執政。　拓拔弘禪位後，為了成功地輔佐幼帝，給他打下堅實的基礎，他更加奮發努力，多次發佈詔令，而且在政治、軍事、內政、外交之上都積極採取切實有效措施，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他親自帶兵出征，保衞邊疆。公元472年，柔然入侵，兵至五原，拓拔弘親自帶兵征討，在柔然聞風遠遁之後，他仍窮追不捨，想度過漠北，一舉消滅柔然主力，清除北邊隱患。但因柔然已走得太遠，追及甚難，於是返回。　東部敕勒本已歸附北魏，但在柔然勢力強大之後，又於472年叛歸柔然，拓拔弘再次帶兵追討，一直追至大漠中之石磧，使敕勒的叛逃沒有對內地造成危害。河西吐谷渾歸附之後也復叛，北魏派兵鎮壓之後，拓拔弘帶着小皇帝巡幸河西，表示安撫，意在向吐谷渾張揚小皇帝孝文帝的威力，為以後的統治打下基礎。公元473年，拓拔弘帶兵南伐，並令全國廣集賦税人丁，作出大規模向南用兵的姿態，欲虛張聲勢，以攻為守，起到安定南疆的作用。

內政方面，拓拔弘“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他特別重視刑獄，“大刑多令覆鞠”，不準輕易判死刑，意在為小皇帝收買人心，於是造成了囚犯多年關押的情況。他説：“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北魏“所刑多得其宜”（《資治通鑑》宋蒼梧王元徽二年）。緩和了階級矛盾，穩定了北魏統治。此外，在拓拔弘以太上皇帝身份執政期間，北魏還頒發了下列詔令，諸如，罷門房之誅；禁殺耕牛做祭；令工商雜伎盡歸農業等等。這些詔令雖不以太上皇之名下，但實際上是以他的意圖擬定的。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拓跋弘一心想勵精圖治，內外並舉，創造一個清明安定的天下，為小皇帝孝文帝的親政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這就更證明了他禪位是被迫的，繼續執政也是被迫的。但是，在封建政權中，政治鬥爭是殘酷的，不是你死我活便是兩敗俱傷，拓拔弘雖然在禪位之後又被迫重新振作起來，迎接鬥爭，但終因手段不夠強硬，沒有先發治人，在禪位五年之後被馮太后毒死。這位年輕的太上皇沒有實現他的夙願，為後人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魏書》：“聰睿機悟，幼而有濟民神武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

《魏書》史臣曰：“聰睿夙成，兼資能斷，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哉！” ^[7] 

《北史》論曰：“獻文聰睿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也。”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