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相關規定

第二十四條　【犯罪中止】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

對於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

犯罪中止與中止行為雖然具有本質區別，但中止行為是犯罪中止形態的決定性原因，犯罪中止的特徵與中止行為的特徵就成為表裏關係，論述了中止行為本身的成立條件，也就説明了犯罪中止的特徵或成立條件。

中止必須發生“在犯罪過程中”，即在開始實施犯罪行為之後、犯罪呈現結局之前均可中止。“在犯罪過程中”首先表明，犯罪中止既可以發生在預備階段，也可以發生在實行階段，這是犯罪中止與犯罪預備、未遂的重要區別。不過，從犯罪的實質考慮，一般沒有必要處罰預備階段的中止犯。“在犯罪過程中”也表明，中止前的行為處於犯罪過程中，已經是犯罪行為；產生犯意後沒有實施任何犯罪行為便放棄犯意的，不成立中止犯。“在犯罪過程中”還表明，犯罪尚未形成結局，既不是既遂，也不是由於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着手實行犯罪或未得逞，因而具有變更的可能性；犯罪預備、未遂、既遂都是一種結局狀態，行為呈現結局狀態後就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因此，犯罪既遂後自動恢復原狀的，不成立犯罪中止；成立犯罪預備與未遂後，也不可能有犯罪中止。

中止的時間性，是由中止的有效性決定的，即“放棄犯罪或者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決定了中止必須發生在犯罪過程中。中止不能發生在既遂之後，但如果對犯罪既遂缺乏合理解釋（使既遂標準提前），也可能人為地限制中止的成立範圍。

成立犯罪中止，要求行為人“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這是犯罪中止與犯罪預備、犯罪未遂在主觀上的區分標誌。

中止犯中的“造成損害”實際上是指構成另一輕罪的既遂犯，所以，對“造成損害”的中止犯量刑時，既要受刑法第63條規定的制約，也要與輕罪的法定刑及其量刑實踐相協調，即不應超過輕罪的法定刑裁量刑罰。例如，一般情節的故意殺人中止，如果造成了輕傷，原本應在輕傷害的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之內裁量刑罰。但是，由於受刑法第63條關於減輕處罰規定的制約，只能在下一個量刑幅內（“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裁量刑罰，所以，此時判處三年徒刑乃至緩刑，才是合適的；倘若判處更重的刑罰，則明顯難以實現罪刑之間的協調。人户搶劫、持槍搶劫致人輕傷後自動中止搶劫行為的，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姦婦女致人輕傷後自動中止姦淫行為的，也應如此。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根據刑法第24條的規定，對於沒有造成損害的中止犯，應當免除處罰。但是，司法實踐中，大量存在對沒有造成損害（或擴大“損害”範圍）的中止犯沒有免除處罰而僅減輕處罰的現象。例如，某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為：2014年4月13日凌晨2時許，被告人張某突然張開雙手撲向被害人李某面前，企圖以驚嚇的方式搶走李某手裏挽着的一個手提包。李某受到驚嚇後立即蹲下並大聲呼叫求救。張某遂放棄搶劫並逃走，隨後被巡邏民警抓獲。判決指出：“被告人張某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是犯罪中止，依法應當減輕處罰。被告人張某歸案後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依法可以從輕處罰……判決如下：被告人張某犯搶劫罪（中止），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然而，既然認定張某的行為成立搶劫罪的犯罪中止，由於其搶劫行為沒有造成任何損害，就不能減輕處罰，只能免除處罰。

例如，以殺人故意砍殺一刀後，發現被害人流血異常而驚愕，進而停止了殺人行為。持主觀説與限定的主觀説的學者一般認為，這種情形不符合自動性的條件（也有例外）。但持相反觀點的人認為，完全不被外界事實觸動而產生中止動機的情況，是幾乎不可能的，不能以放棄犯行是基於驚愕、恐懼為由，而否認中止行為的任意性。本書認為，在這種情形下，行為人依然認識到客觀上可以繼續實施犯罪，甚至可能是擔心造成重大後果而放棄犯罪，故不影響中止犯的成立。

例如，對婦女實施了暴力的強姦犯，發現婦女面部被潑灑過硫酸，產生了嫌棄、厭惡之情，沒有實施姦淫行為。應當認為，嫌棄、厭惡之情與自動性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一般來説，在行為人認識到客觀上可以實施姦淫行為的情況下，如果不是基於外部強制而放棄姦淫行為的，就應認定為中止犯。但是，如果嫌棄、厭惡之情壓制了行為人的行為意志，導致其被迫放棄犯罪，則宜認定為犯罪未遂。

對此需要具體分析：因為擔心被當場發覺而不可能繼續實施犯罪，所以放棄犯行的，不具有自動性；擔心被當場發覺而使自己名譽受到損害，所以放棄犯行的，具有自動性；擔心被當場逮捕而放棄犯行的，不具有自動性；擔心日後被告發、逮捕與受處罰而放棄犯行的，具有自動性。

一般來説，在犯罪過程中被第三者發現而放棄犯行的，不具有自動性。但是，倘若第三者與行為人具有密切關係，行為人知道第三者不會告發和抓捕自己，只是擔心丟臉面等放棄犯行，仍然可以認定為犯罪中止。此外，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第三者的發現對於行為人完成犯罪沒有任何影響，第三者也沒有實施阻止、報警等行為，行為人基於其他考慮放棄犯罪的，也應認定為犯罪中止。

這是指行為人在實施財產犯罪時，因為沒有發現當初預想的目的物而放棄犯行的情況。對此應具體分析：行為人沒有盜竊特定財物的意圖，只是想竊取一般財物時，雖然財物達到了刑法上的數額較大標準，但行為人認為財物價值不高而不竊取的，宜認定為中止犯（當然可能存在爭議）；行為人意圖竊取特定財物，但不存在特定財物的，即使沒有竊取其他財物，一般也不成立中止犯，如以竊取現金的意圖進入女性宿舍，發現宿舍內只有女性衣物沒有現金，而沒有竊取財物的，不成立中止犯；打算搶劫鉅額現金，但對方只有少量現金而沒有劫取的，不成立中止犯。

這是指行為人在實施侵害個人專屬法益的犯罪時，因為發現對方不是自己所要侵害的對象而放棄犯行的情況。例如，甲想殺害仇人乙，在瞄準對方正要扣動扳機時發現對方不是乙而是他人，而放棄了犯行。對此，應認定殺人未遂，而不能認定為殺人中止。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成立殺人未遂，而不可能再中止。另一方面，這種情況下放棄犯行並不能表明甲已經回到合法性的軌道，或者説，甲還具有實施殺害乙的行為的可能性，因而依然具有特殊預防的必要性。

對此應區分為兩類情形：其一，如果行為人發現自己準備的手段不能完成犯罪，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存在通常的替代手段，或者雖然存在替代手段但行為人沒有認識到這種手段的，只能認定為犯罪未遂。例如，甲向幾十米外的被害人乙開槍射擊，但由於子彈卡殼不能發射。由於行為人主觀上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認定為犯罪未遂。再如，行為人開槍後沒有打中但誤以為槍中沒有子彈了，或者撬開車門後不知道如何發動汽車的，也只能認定為犯罪未遂。其二，如果行為人發現自己準備的手段不能完成犯罪，但當時容易採用替代手段，行為人也認識到可以採用替代手段但沒有采用的，應認定為犯罪中止。例如，行為人為了殺害他人攜帶了多種兇器，在一種兇器不起作用時，行為人可以使用其他兇器但不使用的，應認定為殺人中止。

對此，可能需要根據犯罪的類型與一般人的觀念對“熟人”是否屬於壓制行為人犯罪意志的原因做出區別判斷。例如，行為人夜間實施暴力意欲強姦婦女，但在實施暴力行為的過程中發現對方是熟人，進而放棄強姦行為。

例如，甲為了阻止乙與自己的女兒丙談戀愛，以殺人故意向乙開槍，但沒有打中，乙隨即答應不再與丙來往，甲沒有繼續開槍。倘若認為第一槍未打中成立實行終了的未遂，甲便不成立殺人中止。如若認為甲因實現了構成要件外的目標而放棄行為不值得褒獎，甲也成立殺人未遂。但本書認為，雖然甲的構成要件外的目標已經實現，但甲確實在可以繼續開槍的情況下放棄了繼續開槍的行為，宜認定為殺人中止。

例如，具有性虐待傾向的甲意圖強姦乙，乙意識到自己不能逃脱，反抗也沒有意義，為了避免進一步傷害，表示願意與甲性交。但由於乙的表現不能滿足甲的性虐待傾向，甲放棄了姦淫行為。顯然，甲並沒有自動地回到了合法性軌道，因而只能認定為犯罪未遂。

案例名稱：陳某故意殺人案

案例類型：福建省寧德市霞浦縣人民法院 / 一審

被告人陳某因多次向前妻鍾某催討欠款無果，心生不滿，揚言要殺死由其撫養的親生女兒陳某某（被害人，時年5歲）以威脅鍾某。2013年8月27日11時許，陳某帶陳某某乘坐摩托車外出，途中再次向鍾某催討欠款未果，遂將陳某某手腳拎起，頭部朝下，連續往柏油路面撞擊數下。陳某某當場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陳某見狀頓感後悔，抱起陳某某乘坐摩托車來到霞浦縣公安局水門派出所求救並投案。陳某某被民警送往醫院搶救，因陳某某雙側額葉腦挫裂傷，硬膜外血腫，顱前窩、顱中窩、右側額骨、左側枕顳骨和右側眼眶等多處骨折損傷，構成重傷，經搶救後脱離生命危險。

福建省霞浦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陳某犯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霞浦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陳某因家庭糾紛殺害自己的未成年女兒，致其重傷，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陳某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並有效防止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是犯罪中止；且其在犯罪後自動投案，並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根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以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規定，判決被告人陳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故意殺人，是指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行為人因家庭糾紛殺害自己的未成年子女，致其重傷，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構成故意殺人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因行為人有犯罪中止和自首情節，因此根據我國《刑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對於中止犯，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根據我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的規定，對於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本案是一起離異夫妻之間因為經濟糾紛產生矛盾，而對未成年子女實施傷害的案件，屬於典型的涉及家庭暴力刑事案件。根據當前的刑事政策，對於因戀愛、婚姻、家庭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犯罪，一般酌情從寬處罰。在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中，雖然有的也屬於“因戀愛、婚姻、家庭糾紛”引發的犯罪，但在量刑時並非一概從寬，必須區分不同情形進行不同處理。比起成年的家庭成員，未成年人因為缺乏自我保護能力，遭受家庭暴力的傷害後果更加嚴重。司法對於未成年被害人，應當採取特別、優先的保護原則，對於針對未成年家庭成員實施暴力的被告人，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可以依法從嚴懲處。本案被告人陳某因與前妻存在經濟糾紛未能解決，採取倒拎住女兒陳某某的手腳，使其頭部撞擊路面的手段，致使陳某某重傷。法院認定陳某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定罪準確。其法定刑本為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因陳某具有犯罪中止情節，依法應當減輕處罰，同時又有自首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故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內，判處被告人陳某有期徒刑八年，量刑適當。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霞浦縣人民法院考慮到被告人與被害人系父女，且被害人系未成年人，引入了心理諮詢師對被害人進行心理輔導。同時，因本案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庭審時邀請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羣眾代表、媒體代表旁聽，並對庭審進行微博直播，其中涉及未成年人隱私的部分進行了技術處理。案件宣判後，法院及時與霞浦縣關工委、婦聯等部門溝通聯繫，妥善解決被害人以後的生活、學習及撫養權歸屬等問題。這些措施從實質上保護了未成年被害人的權益，有利於被害人走出陰影，健康成長。

首要分子 從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