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芬難題

19世紀末第一次正式形成了世界各國普遍採用金本位為基礎的國際性貨幣體系，由於當時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突出地位，所以該體系實際上是一個以英鎊為中心、以黃金為基礎的國際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在保持匯率穩定、自動調節國際收支、促進國際資本流動方面曾起過重要作用，但又因為其發揮作用的一些前提條件或稱“金本位制的比賽規則”(Rules of the Gold Standard Game)在現實中受到破壞。不能適應戰爭時期增加通商的需要及英國在操縱國際貨幣秩序時所引起的嚴重的利益衝突的矛盾，使金本位制在一戰前就已面臨崩潰。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演變為一種金匯兑本位制或黃金本位制，形成了一種不受單一貨幣統治的貨幣體系，但這種在狹小的黃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過渡性的脆弱的國際貨幣制度，在1929～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的暴風雨襲擊下，顯得不堪一擊，終至土崩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在戰爭期間遭受了巨大創傷，經濟實力大為下降，而美國已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國家，這為建立美元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創造了必要條件。1944年，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佈雷頓森林召開了有44國參加的聯合與聯盟國家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以美國“懷特計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佈雷頓森林協定，從而建立起了著名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一種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中心貨幣的新型的國際貨幣制度，從而確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布體系的建立和運轉結束了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的混亂局面，彌補了國際收支清償力的不足，並極大地促進了國際貿易、投資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但這種以一國貨幣作為最主要國際儲備資產的體系有一種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國以外的成員國必須依靠美國國際收支持續保持逆差，不斷輸入美元來增加它們的國際清償能力(即國際儲備)，這勢必會危及美元信用從而動搖美元作為最主要國際儲備資產的地位；反之，美國若要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穩定美元，則其他成員國國際儲備增長又成問題，從而會發生國際清償能力不足進而影響到國際貿易與經濟的增長。美元實際上處於兩難境地。這一問題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被著名的國際金融專家特里芬所提出，成為著名的“特里芬難題”；他並且據此預言佈雷頓森林體系會由於這一內在矛盾而必然走向崩潰，這已為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特里芬難題”的本質含義概括起來就是：國際清償力的需求不可能長久地依靠國際貨幣的逆差輸出來滿足。這一難題實際上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之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就已存在，只不過在布體系中表現得更為突出、更為典型罷了。

布體系崩潰後，仍以由美元為中心的多元儲備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特徵的牙買加體系開始建立。由於該體系實現了國際儲備多元化，美元已不是唯一的國際儲備貨幣和國際清算及支付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特里芬難題”。但這一體系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難題呢?從多元儲備體系的現實情況看，美元仍佔有很大優勢，能在國際儲備中佔一席之地的也只有美元、英鎊、日元、歐元等極少數國家的貨幣。這種多元儲備制，不論其幣種和內部結構如何變化，但國際清償力的需求仍要靠這些國家貨幣的逆差輸出來滿足，實質上是沒有變化的。所以説，多元儲備體系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解決“特里芬難題”，因而也終將違脱不了崩潰的命運。

“特里芬難題”告誡我們：依靠主權來充當國際清償能力的貨幣體系必然會陷入“特里芬難題”而走向崩潰。特里芬難題”揭示的意義正在於此。這對於我們分析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無疑有着重要的啓示作用。

根據“特里芬難題”所闡述的原因，美國以外的國家持有的美元越多，由於“信心”問題，這些國家就越不願意持有美元，就會拋售美元。 ^[1] 

從1971年美國政府宣佈美元與黃金固定價格脱鈎的“尼克松震盪”開始。佈雷頓森林體系就開始瓦解。直到今天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也沒有解決好“特里芬難題”。 ^[1] 

特里芬難題與佈雷頓森林體系

作為建立在黃金-美元本位基礎上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其根本缺陷還在於，美元既是一國貨幣，又是世界貨幣。它的發行必須受制於美國的貨幣政策和黃金儲備。由於黃金產量和黃金儲備量增長跟不上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在“雙掛鈎”原則下，美元便出現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世界經濟增長對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的增長需要，美元的供應應當不斷地增長；但這又會導致美元同黃金的兑換性日益難以維持。正是由於上述問題和缺陷，導致該貨幣體系基礎的不穩定性，當着該貨幣體系的重要支柱——美元出現危機時，必然帶來這一貨幣體系危機的相應出現。 ^[2] 

任何理論命題的成立都應以對現實生活的洞察及對內在矛盾的揭示為前提。特里芬難題所直接針對的，正是寓於佈雷頓森林體制之中的矛盾。早在佈雷頓森林體制尚處於正常運行的50年代後期，特里芬就開始提出“特里芬難題”。特里芬總結道：與黃金掛鈎的佈雷頓森林體制下美元的國際供給，是通過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即儲備的淨流出來實現的。這會產生兩種相互矛盾的可能：如果美國糾正它的國際收支逆差，則美元穩定金價穩定，然而美元的國際供給不衍需求；結果美國聽任它的國際收支逆差，如此兩難困境，註定了佈雷頓森林體制的崩潰只是時間早遲而已。

實踐已經證明特里芬難題的正確性。然而，如何在理論上評價特里芬難題的意義?

以下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特里芬難題的實質在於，自金本位制以來的人類商品經濟史，佈雷頓森林體制的兩難困境無非是在典型環境下的插曲罷了。

第二，特里芬難題所直接針對的，不只是佈雷頓森林體制，它的理論內涵所能包容的歷史事實，實際上也是對戰前金匯兑本位制(包括黃金——英鎊本位制)的歷史反思。

第三，在國際貨幣制度問題上，特里芬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他反對金本位制，40年代初，他提出的“凱恩斯計劃”，不僅反對與黃金掛鈎的國際貨幣制度，而且曾明確建議設立國際貨幣單位班柯爾(Bancor)。可見，特里芬難題實際上是以凱恩斯的國際貨幣管理理論為基礎的，其新穎之處不在於理論基礎的創新，而在於他應用這一理論對佈雷頓森林體制所進行的獨到剖析。尤其可貴的是，在多數人都對佈雷頓森林體制頗多讚譽。同時該體制還處於良好運轉的50年代。特里芬能獨闢蹊徑、切中要害。

“特里芬難題”告誡我們：依靠主權國家貨幣來充當國際清償能力的貨幣體系必然會陷入“特里芬難題”而走向崩潰。不論這種貨幣能否兑換黃金，不論是哪一國貨幣，也不論是以一國貨幣為主還是平均的幾國貨幣，這對於我們分析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無疑有着重要的啓示作用。

作為建立在黃金一美元本位基礎上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根本缺陷還在於，美元既是一國貨幣，又是國際貨幣，代行世界貨幣職能。作為一國貨幣，它的發行必須受制於美國的貨幣政策和黃金儲備；作為國際貨幣，美元的供給又必須適應於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需要。由於黃金產量和美國黃金儲備量增長跟不上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美元供給的不斷增長，又會導致美元同黃金的兑換性日益難以維持。美元的這種兩難，即“特里芬難題”指出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及危機發生的必然性，該貨幣體系的根本缺陷在於美元的雙重身份和雙掛鈎原則，由此導致的體系危機是美元的可兑換的危機，或人們對美元可兑換的信心危機。正是由於上述問題和缺陷，導致該貨幣體系基礎的不穩定性，當該貨幣體系的重要支柱——美元出現危機時，必然帶來這一貨幣體系危機的相應出現。

特里芬總結道：與黃金掛鈎的佈雷頓森林體制下美元的國際供給，是通過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即儲備的淨流出）來實現的。這會產生兩種相互矛盾的可能：如果美國糾正它的國際收支逆差，則美元穩定，金價穩定，但美元的國際供給將不抵需求；如果美國聽任它的國際收支逆差，則美元的國際供給雖不成問題，但由此積累的海外美元資產勢必遠遠超過其黃金兑換能力，如此兩難困境，註定了佈雷頓森林體制的崩潰只是時間早遲而已。

人民幣國際化的特里芬難題

人民幣要走向國際化，中國必須確保以下前提：一，大規模提高中國的黃金儲備，給國際持有者更多的信心;二，在國際投資、政府貸款、國際援助中儘可能地使用人民幣，加速人民幣區域經濟的優勢地位，因為受援國拿到人民幣只能向人民幣區購買商品，可以有效地刺激使用人民幣區域經濟的發展，起到良性引導作用;三、人民幣的國際化應當與中國金融業的國際化相結合，確保人民幣在國際上可以自由兑換和流通;四、利用中國日漸強大的公民因公因私出國旅遊、留學、經商，讓更多的人認識和接受人民幣;五、建立龐大的國債市場，保證人民幣國際化的順利執行。

人民幣國際化，是確保中國經濟不被綁架的重要途徑，事關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和基本利益，我們應當堅定信心，果斷出擊，依靠自己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建立有利於中國的國際貨幣結算體系。為了實現我們的目標，在必要時我們也可以考慮建立人民幣與黃金的直接掛勾，建立中國特色的金本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