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的流氓犯

《特蕾莎的流氓犯》的作者以嚴肅的反思態度來面對文革，作品卻藴含了更豐富的意藴。主人公的兩次改名，折射出文革中青年的命運軌跡；作品對懺悔的執着和質疑將懺悔主題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主人公微妙心理的展現使小説更具文學性和動人魅力。另外，從美華文學文革題材小説的整個鏈條上看來，《特》顯示出美國華人作家們從以文革為背景進行文學試驗向重新反思文革的轉變趨勢。

小説從“青春期”的角度切入，思考“文革”對於“青春”、“愛情”與“性”的扼殺。特蕾莎與王旭東都有一個發生在1975年的廣西的青春期故事，初戀與性的萌動這些今天看來正常而平凡的事情，在那個年代卻往往演變成決定命運的嚴重“事件”。這經歷成了他們一生中各自的隱痛，在“原罪”的躲避與追尋之中，兩人在海外相遇。同樣是回望1975，同樣是廣西，同樣注目於兩性成長，這篇小説自然令我們想起林白去年發表的長篇小説《致一九七五》。作為中篇，《特蕾莎的流氓犯》顯示出敍述上的精巧：先在特蕾莎的敍述中將讀者“誤導”為王旭東就是特蕾莎的“流氓犯”，再通過王旭東的敍述，發現了另一個大同小異的故事。最後，才抖出“包袱”：王旭東並不是特蕾莎的、而是另一個女孩的“流氓犯”。這“剝洋葱式”的複雜紋理不僅令閲讀饒有解秘的興味，也使小説浮現出深厚的意味：那個年代的“青春期”之痛是如何貫穿於所有彼時的成長之中，因而具有怎樣的普遍意義。與特蕾莎的懺悔相比，王旭東的叩問不僅伸向歷史與時代，還透入了自省與人性的刻度，亦令小説升騰到更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