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蘭

希萊雷，努倫斯(HilaireNuolens)真名為保羅，魯埃格，波蘭人，他的中文名字叫牛蘭，於1927年11月受共產國際派遣來到上海。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事變相繼發生後，中國的革命陣營分裂，國內局勢急劇變化，使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不知所措，共產國際召開會議，嚴厲批評了共產國際聯絡部和負責中國事務的遠東局。為了進一步瞭解中國國內的情況，用更加合適的方法加強中國共產黨的聯繫，決定組建對中共的秘密聯絡站。經過慎重選擇，共產國際決定派遣牛蘭前往中國，命令他以私人身份經歐洲繞道哈爾濱、大連，然後到達上海，以開商業公司作掩護建立秘密聯絡站，並要求牛蘭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不許與蘇聯在華的公開機構聯繫，以保持他的秘密性。

牛蘭在接受共產國際的委派後，即刻起程到達上海。其後，他多次來往於上海與歐洲之間，多方聯繫，疏通貿易和聯絡渠道。1929年，牛蘭開始全面負責中國聯絡站的工作。1930年，他任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兼共產國際遠東局秘書。

牛蘭的妻子汪得利曾，為了協助丈夫的工作，於1930年帶着年僅兩歲的兒子吉米也來到上海。牛蘭夫婦在中國積極活動，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份，經常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共產黨取得聯絡，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取得了較大的成績。 ^[4] 

1931年6月的一天，英國巡捕悄悄地包圍了上海公共租界裏一幢三層小樓——北四川路235號。此時，樓裏的一個波蘭籍商人正和他的兒子在吃飯，絲毫沒有意識到危險的到來。

半個月前，遠在千里以外的英國殖民地新加坡，英國警察當局逮捕了一名法國共產黨員，名叫杜克洛克斯。經調查，此人是共產國際派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共產黨進行秘密聯繫的特工。

英國警察從他所帶的文件中查到了一箇中國的電報地址和郵政信箱號碼：“二○五號海倫諾爾，中國上海”。

新加坡的英國殖民政府當局立即將這一情報通告上海英國租界當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根據這一線索，對上海的205號信箱進行秘密監視，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是個波蘭商人，名叫牛蘭。

他們繼續秘密跟蹤偵查，又查明瞭牛蘭的住址是北四川路235號。此外，他們還發現牛蘭在南京路49號C字30號房，有另外一處秘密活動地點。

一切的發現都指向一個結果——這個藏匿在上海英租界中的波蘭商人，很可能是共產國際潛伏在上海的特工。

於是，在6月15日的上午，早已準備多時的英國巡捕衝進了這棟歐式洋樓。在男主人的身上，他們搜出了一本名為“牛蘭”的德國護照。幾分鐘後，他們又在另一個房間裏搜出了十幾本不同姓名和國籍的護照。

一個人居然會持有多國護照，這個細節證實了巡捕房之前的猜測。

在這棟小樓裏，巡捕們並沒有發現任何一份重要文件，但是他們從牛蘭的身上搜出3串、共27枚鑰匙。

在牛蘭的另一活動點——南京路49號C字30號房間，巡捕用牛蘭的鑰匙打開了一個小房間，發現裏面擺着3個緊鎖的保險櫃。他們找來鎖匠，打開了其中的一個保險櫃，又從中找出了兩把鑰匙——恰好是打開另外兩個保險櫃的鑰匙。

在三個保險櫃裏，巡捕們共搜出六百多份文件，裏面所有的內容都與一個組織有關——共產國際遠東局。

在其中最重要的76份文件裏，有共產國際對遠東地區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還有遠東局向共產國際總部的報告。

然而，對於牛蘭和共產國際來説，厄運至此並沒有結束。

在房間書桌上，巡捕們發現了一張用法文寫的字條：“我今天下午兩時半再來”。

顯然，這是另外一個人留給牛蘭“接頭”用的。巡捕們帶走了牛蘭和文件，留下一部分人守候。

下午兩點半，果然有人自行用鑰匙打開房門，藏在屋裏等候多時的巡捕們看到一個金髮碧眼、手提皮包的女人走進來，便立即掏出槍一擁而上。

來人正是牛蘭的夫人汪得利曾。

雖然機警的汪得利曾立刻佯裝走錯了房間，但早有準備的巡捕們還是將她當場逮捕。

牛蘭夫婦在被捕後，租界巡捕房多次對他們進行提審，但兩人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汪得利曾的皮包裏，巡捕搜出了一張收據，得知她在當時上海西郊的愚園路宏業花園第74號還有一個住處。順藤摸瓜，在愚園路的住所裏，巡捕們又發現了牛蘭夫婦在上海的另一重要住處——赫德路66號，並在那裏搜出了許多上海各銀行的存摺，存款總數高達47000美元。

這筆鉅款原本是共產國際通過遠東局提供給遠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及紅色工會組織的活動經費，如今落到了英國巡捕房的手裏。

但是，無論是對正處於危難中的中共中央，還是對於共產國際來説，牛蘭夫婦被捕，是比失去這筆鉅款更為可怕的事情。

由於牛蘭的特殊身份，他掌握着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大量的“紅色機密”，甚至關係到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 ^[1] 

上海英租界巡捕把牛蘭夫婦和兒子吉米，以及保姆都關進了牢房。他們對牛蘭夫婦進行了多次審訊，但牛蘭只承認自己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駐上海辦事機構的秘書，其他的一概拒絕回答。警方為了坐實牛蘭是共產黨，決定從他倆所持的護照入手，查明他倆真實的身份。

從現今還保存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原公共租界牛蘭案審訊筆錄來看，當時，比利時領館否認了牛蘭夫婦比利時護照的真實性，瑞士領館對牛蘭夫婦的瑞士籍不置可否，德國領館對他倆的德國國籍確認無疑。而他倆年幼的孩子吉米，除了德語，不會説其他任何語言，這個“烏龍案件”讓英國人一頭霧水。

更令租界警方想不到的是,法國工會聯盟從巴黎拍來電報,抗議警方逮捕工會秘書牛蘭夫婦；國際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貝爾格甚至在全球發起“保衞無罪的工會秘書運動”。

英國人壓力很大。當時的上海，本身就是“冒險家的樂園”，租界巡捕房對牛蘭夫婦這樣的神秘人物早已見怪不怪。按照當時公開或者隱蔽的各方力量心照不宣的“規則”，找不出證據證明牛蘭夫婦是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重要人士，巡捕房就只能放人。

偏偏就在租界巡捕抓住牛蘭夫婦的同時，還有一股力量也在追查着牛蘭——剛剛抓住了顧順章的國民黨中統局。

就在牛蘭夫婦被捕前兩個月，顧順章在武漢被逮捕，隨即叛變。

顧順章，就是那個“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顧順章向國民黨和盤托出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幾乎所有的秘密，幸而“龍潭三傑”之一的錢壯飛及時傳出警報，中央機關和人員緊急轉移撤離。但是顧順章掌握的中共秘密太多，還是給黨組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創。

顧順章不僅出賣了中共中央，還出賣了當時正在上海活動的共產國際遠東局。

顧順章向國民黨方面提供了一條重要信息：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負責人是個綽號叫“牛軋糖”的德國人。牛蘭（Noulens）的發音與德文牛軋糖（Nougat）相近。

國民黨中統局是否向上海租界巡捕提供過抓捕“牛軋糖”的線索，目前還不能確認。不過，牛蘭夫婦的身份暴露，確實是中統局所為。

正在上海英租界對牛蘭案進退維谷的關鍵時刻，中統局的特務突然帶着一張照片來到了英租界巡捕房。

那是1927年第三國際在南非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的合影，其中就有牛蘭與汪得利曾。中統局的特工在英租界巡捕房裏，用這張照片和真人進行了仔細比對，確認了被捕的牛蘭夫婦就是照片中共產國際的重要活動分子。

進一步讓英租界和國民黨當局確認牛蘭“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身份的，是另一份極為“高層”的“口供”。

由於顧順章的叛變，當年6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被捕，隨即叛變，出賣了組織和同志。他同顧順章一道，成為了中共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周恩來曾這樣評價向忠發：“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作為中共中央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向忠發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有直接接觸，他也供出了“牛軋糖”，並第一次明確交代了牛蘭的真實身份：“共產國際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

國民黨方面迅速認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語、國籍得不到確認的牛蘭，就是“牛軋糖”——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負責人。

英國對國際共運持敵對態度，上海英租界自然也反共，但他們的反共心態遠沒有一門心思“剿共”的國民黨當局迫切。牛蘭對國民黨當局的價值更大——他們企圖以此破獲中國共產黨上層機關，切斷其國際聯絡渠道。

於是，國民黨中統局很快和上海租界巡捕房達成了交易。1931年8月9日，在租界的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開庭，審判牛蘭夫婦。這場審判沒有真正的判決，只是宣佈將牛蘭夫婦引渡給南京國民政府。

8月12日，牛蘭一家三口從上海被押解到南京。 ^[1] 

就在押解當天，危難中的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發動了數千名羣眾赴上海北火車站示威，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牛蘭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先期已被釋放的保姆趙楊氏也通過律師發表公開聲明，抗議當局的不人道，表示願意將小吉米從獄中接出來妥為照料，直至牛蘭夫婦無罪開釋。但是，這些努力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當局的迴應。牛蘭夫婦被引渡到國民黨手裏後，就失去了一切信息，從公眾的視線裏消失了。直到一位身份特殊的重要人士介入牛蘭案。她就是宋慶齡。

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從青年時代就投身革命，一直致力於民族進步和解放事業，在國際國內都享有極高聲望。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宋慶齡積極參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國際反帝活動，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兩次被選為國際反帝同盟名譽主席，之後又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她在國民黨政府中沒有擔任實職，卻有着不能忽視的特殊影響力。

1931年7月末，宋慶齡離開德國，回國為母奔喪。她於8月13日抵達上海的時候，牛蘭一家已被押解到南京。

南京國民政府在將牛蘭夫婦投入監獄後，拖延多日不予正式司法審判，反而在監獄中對牛蘭夫婦百般折磨。牛蘭夫婦曾先後多次絕食以示抗議。

與此同時，國際進步組織與進步人士也積極採取行動，他們紛紛致電宋慶齡，把營救牛蘭的希望寄託在剛從海外歸國的宋慶齡身上。

據愛潑斯坦《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一書中透露：“當她還在柏林或返國途經莫斯科時，就已有人告訴她關於牛蘭夫婦的危難並請她援助。”

8月18日，美國作家德萊塞等32人聯名致電宋慶齡，懇請她對牛蘭夫婦“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釋放”。勞動婦女領袖、國際紅色救濟會主席蔡特金以個人名義致電宋慶齡，希望她設法營救牛蘭夫婦。

宋慶齡不負眾望，全力以赴投入到營救牛蘭夫婦的運動中，併成為這場運動當之無愧的領導人。

1931年8月20日，宋慶齡和愛因斯坦、蔡特金、高爾基、史沫特萊等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設在歐洲的“保衞牛蘭夫婦委員會”，使營救牛蘭的行動演變為一次世界性的運動。

國際紅色救濟會率先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當時該組織是一個非黨派性質的國際救援組織，在77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300萬會員，以十幾種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幾十種報刊雜誌和救援公告。在國際紅色救濟會的組織下，一份份聲援牛蘭夫婦的呼籲書傳到各地，一封封抗議信電發給南京國民黨當局。國際知名人士如高爾基、羅曼·羅蘭、魯迅等也加入救援發宣言、提抗議。

但是此後近十個月內，南京政府採取沉默態度，始終未作公開答覆，甚至否認牛蘭夫婦在他們手中。

　面對洶湧的輿論風暴，國民黨政府裝聾作啞。作為營救牛蘭夫婦運動的領導人，宋慶齡決定以“孫夫人”的特殊身份，與國民黨當局的最高領導人、也是她的妹夫——蔣介石直接對話。在牛蘭夫婦被捕五個月後，宋慶齡走進了蔣介石辦公室。蔣、宋這次會面的具體情形，從未被人披露,只有在後來解密的《蔣介石日記》中有隻言片語的記錄。

1931年12月16日會面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孫夫人慾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餘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餘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餘何能希冀倖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所生則幾矣。區區後嗣，豈餘所懷耶!

可見，為了營救牛蘭夫婦，共產國際拿出了蔣經國作為交換籌碼。

作為蔣介石的嫡長子，蔣經國深受家族器重，在其16歲時，蔣介石便送他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蔣經國有一個俄國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那時的蔣經國對共產主義有濃厚興趣，到莫斯科不久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鄧小平（當時名叫鄧希賢）是他的團小組長。

蔣經國在蘇聯的經歷，最廣為人知的就是他與蔣介石的“決裂”。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羣眾，宣佈實行“清黨”，開始“反蘇反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舉行的聲討蔣介石罪行的大會上，蔣經國跳到主席台上，激動地用俄語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蔣介石！”次日，蔣經國又在蘇聯《消息報》上發表公開聲明：“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

也是在這前後，蔣經國大學畢業，申請回國，未獲批准；繼而又上了軍校，3年後畢業再次申請回國，再次被否。共產國際和蘇聯再三阻止蔣經國回國，當時各有因由，到了1931年要營救牛蘭時，蔣經國派上了用場，他的身份已經變成了“質子”或“人質”。

顯然，只有蘇聯最高層才能作出這種交換高級人質的決定，才能請動宋慶齡這樣高級的“談判代表”。他們原以為這是個蔣介石無法拒絕的籌碼，沒想到卻被蔣介石一口回絕。

蔣介石的這篇日記，寫得“大義凜然”，足可以當成第二天公開發布的“大義滅親”聲明。其實哪有什麼“法不由我犯，國不由我而賣”，“孫夫人”的面子可以不給，兒子可以不要，蔣介石心心念唸的，只有他的“反共大業”。那才是“區區後嗣，豈餘所懷耶”的真正原因。

事實上，由於牛蘭夫婦的被捕，以及大量機密文件與資金被查抄，已經給共產國際在中國與遠東的活動造成了極大損失。

首先，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各組織幾乎全部陷入癱瘓或瓦解狀態，由於牛蘭夫婦的被捕，其他成員只得緊急撤離或停止活動；同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也一度完全中斷。

不僅如此，牛蘭夫婦的被捕還牽連影響到亞洲其他各國的共產組織。

根據從牛蘭處查獲的文件，英國租界當局證實了不久前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分支機構——“南方局”，又稱“香港分局”。而恰在牛蘭被捕前幾天，香港英國警察在香港捕獲了一名安南共產黨人阮愛國，從牛蘭處得到的文件確認，他就是南方局負責人胡志明。

同時，國民黨當局還在文件中發現了好幾名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有聯繫的日本共產黨員，將材料轉交給日本警方，日警也投入對日共黨員與當時正在日本工作的中共黨員的追捕。

以牛蘭夫婦的身份，他們掌握的秘密遠遠超過這些文件。國民黨政府豈肯放過這條“大魚”。

用蔣經國交換牛蘭的計劃失敗以後，共產國際不得不再尋他法，啓用了隱蔽在上海的情報機構。

據愛潑斯坦在書中説：“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公開活動中，宋慶齡是中心人物……也有地下的活動，外國方面由理查德·佐爾格領導，中國方面是潘漢年。”

潘漢年是當時中央特科負責人，在營救牛蘭的行動中，他主要是為佐爾格提供協助。另外，他也在公開層面展開了活動，邀集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如柳亞子、田漢、鄭振鐸、郁達夫等，聯名致電南京政府，營救牛蘭夫婦。

營救牛蘭的“地下活動”，中心人物是佐爾格。佐爾格是二戰期間蘇聯最傳奇的王牌間諜。其巔峯之作，是在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之時，準確地給蘇聯最高統帥部提供情報：“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經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它將向美國開戰。”正是這份情報，讓斯大林放手從遠東地區抽調16個精鋭師馳援莫斯科。

佐爾格傳奇的間諜生涯是從中國開始的。佐爾格在華期間最得力的中國助手張放，在上世紀80年代曾撰寫過非公開出版的《佐爾格在中國》，其中記錄了佐爾格小組營救牛蘭的諸多歷史細節。

加入佐爾格情報小組的時候，張放非常年輕，他是由周恩來介紹給佐爾格的中國秘書。他的主要工作是協助佐爾格探聽國民黨的一些消息，提供一些國民黨軍隊的活動情報。

一天深夜，三聲輕輕的敲門聲讓張放從睡夢中醒來，他打開燈，側着耳朵仔細聽了一會兒，又是三聲輕輕的、有節奏的敲門聲。張放知道，敲門的人正是佐爾格。

佐爾格冒險深夜來訪，張放的心立刻吊到了嗓子眼。佐爾格進屋後，把牛蘭夫婦被捕的事告訴了張放。

由於被押到南京以後的牛蘭夫婦音訊全無，生死未卜，佐爾格確定自己的第一項工作是明確牛蘭的生與死。他向張放提出，必須想辦法建立起與國民黨中統特務的接觸與聯繫。

當時並沒有太多地下工作經驗的張放，一時摸不着頭緒。他在回憶中寫道，佐爾格提示他，應該找情報關係中的江浙人來打探牛蘭夫婦的消息。他的理由是，國民黨特務勢力實權派多為江浙人，所以應該利用“老鄉”關係網。

在佐爾格的啓發下，張放很快打通了關節，獲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張衝不僅知道牛蘭的下落，而且還是此案的主管。據張放回憶，佐爾格當時提出，需要牛蘭寫一封親筆信，以證實他確實在南京被國民黨當局關押。這封信也能為國際進步勢力的營救活動提供有力支持。

兩天後，張衝通過中間人給張放回話：可以把牛蘭的信帶出來，但要價3萬美元。

三萬美元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張放認為張衝是故意敲竹槓，但是佐爾格卻認為，這個交易很合理。

佐爾格當即做出了分析：張衝能把牛蘭的信帶出來，是“暗中通共”的殺頭大罪，以他的地位不會為了3萬美元冒這個險。而且佐爾格已經調查過張衝的為人，他有留學蘇聯的經歷，能幫牛蘭帶信是在向共產黨示好。要價異乎尋常之高，很可能是在試探究竟是誰在和他交易。因為中共的下級組織拿不出這麼多錢，如果這邊答應了，只能是中共中央或者更高級別的共產國際介入了此事。而且，有了這筆交易，就可能在國民黨中統內部打通新的關係。

張衝在數年後的表現，確實印證了佐爾格的判斷。他身為國民黨中統要員，卻是“聯蘇聯共”的積極推動者、共產黨的朋友，與周恩來建立了深厚友誼。1941年張衝逝世，周恩來親臨弔唁，送輓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還撰寫了《悼張淮南先生》（張衝字淮南）一文。

不管是何種情況，佐爾格都決定冒險一試。他按照張衝所要求的數額，向共產國際申請了款項。為保險起見，共產國際派出了兩位送款人，各攜帶2萬美元，從不同路徑抵達上海。其中一位送款人很值得一説，他叫奧托·布勞恩，一位有十年黨齡的德共黨員。

布勞恩和佐爾格同屬共產國際的國際聯絡部，區別在於佐爾格已經是身負重大使命的情報工作者，而布勞恩當時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名學生，派往中國的使命是給佐爾格送款，是一位交通員。

然而這位共產國際的“交通員”完成使命後，並沒有離開中國。他在上海遇到了老相識博古。布勞恩搖身一變，成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也就是更為中國人所熟知的李德。

佐爾格很快拿到了牛蘭的親筆信，這張天價字條，給營救牛蘭的行動帶來了真正的轉機。

這張字條上的內容，被登載在歐美進步報刊上，又被國內的報紙爭相轉載，中外媒體在同一時間曝出，國民黨政府秘密逮捕國際職工運動在上海的工作人員牛蘭夫婦和他們的三歲幼童，輿論一致要求蔣介石公佈牛蘭事件，並要求他公佈牛蘭的犯罪證據。

最猛烈的輿論風潮到來了，國民黨當局立刻成為眾矢之的。

張放在回憶錄中寫道：“這一軍將得好，蔣介石既不敢公佈此案，更不敢公佈證據，而這時正是蔣介石向帝國主義國家要錢要武器攻打中國紅軍的時刻，他不得不把這一運動平息下去。”

重壓之下，國民黨首先釋放了年僅三歲的吉米，經史沫特萊的安排，由美國記者伊薩克斯出面，把孩子從監獄裏領出來。

緊接着，國民黨當局只能把原準備秘密處理的“牛蘭事件”公開化，對牛蘭夫婦進行了公開審判。 ^[1] 

1932年5月，國民政府以江蘇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義開庭審理牛蘭案件。庭審在南京、蘇州兩地進行了多次，先後有幾十名中外記者經特許到庭旁聽。

在法庭上，牛蘭夫婦及辯護律師一次次揭露和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非法行為，諸如，中國法院審理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違反中國有關法規；法院不允許被告聘請外籍律師、阻止律師瞭解案情；嫌疑犯被關押一年超過了中國法律允許的時限；被告被關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監獄裏轉換，遭受非人待遇；開庭審理時公訴人拒絕向法庭出示證明被告有罪的物證和人證。

當牛蘭夫婦以絕食相抗爭而處於昏迷狀態時，南京“第一模範監獄”監獄長鄺寬請來美國醫生協助他們強制犯人進食，遭到醫生的拒絕。當法官李勉同意宋慶齡和蔡元培兩人具保牛蘭夫婦時，司法行政部認為這種處理“違背法治原則”而堅決反對。

所有這一切由法國法新社、德國新聞社、《申報》等中外傳媒做了大量連續報道。聲援營救牛蘭夫婦、譴責國民黨法西斯行徑的國際性運動也因此達到高潮。

一位西方記者寫道：“國民黨軍事當局審判一對外國夫婦的過程中，一分未得，滿盤皆輸。”

1932年8月19日，庭審結束。江蘇省高等法院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這個判決，倒是很符合國民政府的兩難境地——牛蘭夫婦殺不得、放不得，只能無限期地關下去。

法院判決後，牛蘭夫婦被送至南京市中心老虎橋的江蘇第一模範監獄監禁服刑。宋慶齡仍在牽掛、幫助這兩個素未謀面的外國朋友。

牛蘭夫婦在獄中期間，他們的兒子吉米先是被送到他父母的朋友德國人赫爾茲家中撫養，1936年赫爾茲一家回德國後，吉米被宋慶齡接到自己家中住了幾個月。她還讓吉米穿着長袍、戴着中國小帽子照了張相片，並在探監時把相片送給了獄中的牛蘭夫婦。

吉米在晚年時撰文回憶：

我的童年是在中國度過的，記得那時我有兩個家，一個在上海，赫爾茲夫婦照顧我供我讀書；另一個在南京的監獄裏關押着我的生身父母，每年我都去探望他們，而且總是在我生日時去南京探監，據母親説，我探監的權力和日期都是宋慶齡爭取到的和有意安排的。

1936年，赫爾茲夫婦回德國前，到南京監獄徵求我父母的意見。那年我已9歲了，記得當時父母很焦急地説：吉米不能去德國，吉米去找宋慶齡想辦法。

1936年底，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吉米回到了蘇聯，在兩所國際兒童院裏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期。他晚年回憶説：最忘不了的鏡頭，是宋慶齡媽媽親自將他送上去海參崴的“北方號”輪船。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南京，牛蘭夫婦趁亂逃出監獄，從南京回到上海躲藏起來。按蘇聯情報人員的紀律，他們是不能尋求蘇聯駐華公開機構幫助的，因此，在後來近兩年時間裏，在沒有身份證明、缺少生活來源的情況下，他們靠宋慶齡的資助和關照堅持了下來。直到1939年，牛蘭夫婦將一封救援信輾轉萬里送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手中，他們二人才最終得以順利返回蘇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