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子厚

牛家原是甘肅人，後逃荒到山西省太原縣。因家庭生活艱窘，無以為生，遂四散逃荒，並以砸碎家中僅有的一口鐵鍋，各執碎碴一片，作為日後重逢的憑證。後人把吉林牛家又稱“砸鍋牛”。牛家在東北祖輩相衍，輩次排列為“玉升麟秉章，世紹永安長”。牛家主要是從牛金玉和他兩個兒子牛升雲、牛升霄創業發展起來的。剛到東北時，牛金玉夫婦挑擔輾轉來到了吉林烏拉（今吉林市）。牛金玉夫婦通過與吉林副都統打招呼，先在小東門外開小店的侯家房後種地，開菜園子，共開了13垧地。他又和兒子們進東部山區採人蔘、淘砂金，飽嘗了艱辛，歷經了磨難。據傳説，他曾得到一塊“狗頭金”，約有一斤七、八兩重。牛家就這樣積累了一定的物質基礎，為投資工商業準備了必要條件。

吉林市背靠長白山，面臨廣袤的松嫩平原，處於松花江之濱，位於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長白山的很多資源，如木材、人蔘等特產，松嫩平原盛產的糧豆，都要以吉林為集散地，向外地發運。正因為吉林處於這樣重要的交通位置，清朝康熙皇帝於1676年（康熙十五年）令寧古塔將軍移駐吉林，稱“吉林將軍”，“建木為城，倚江而居”，做反抗沙俄侵略戰爭的準備。經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近百年的發展，吉林已成為柳條邊外第一重鎮。精明的牛金玉看到吉林如此便捷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日後發展的有利條件，遂於小東門辦起了大車店，兼營油鹽煙麻。這就是牛家的第一個企業。時在清乾隆末年。當時，松花江上木排很多，舟船往來，絡繹不絕，使小店生意非常興隆，越做越大，兼營的油鹽煙麻店得到了擴充。1797年（嘉慶二年），正式定名為“源升慶”。據説有兩層涵意：一是期盼企業升騰發達，蒸蒸日上；一是他的兩個兒子的名字都有一個“升”字，大兒子叫牛升雲，二兒子叫牛升霄。而“升”字側過來看，又是“牛”字。以後，以“源升慶”為基礎，派生的“買賣”很多，但都在字號的中間有一個“升”字。從此，牛家在吉林商界名聲越來越大，被稱為“船廠牛家”，列為“中國北方四大家”之一，與當時富甲一方的山西亢家、瀋陽郎家、河北劉家齊名。1829年（道光九年），牛金玉去世，企業由其子牛升雲、其孫牛化麟兩代人鋭意經營，悉心管理，有了很大發展。

1881年（光緒七年），牛化麟僅四十幾歲就病故了，偌大的家業和眾多企業的管理重擔就落在僅有15歲的少年牛子厚的肩上，好在總店“源升慶”和所屬各企業層層均有得力的經理和管理人員，各司其職，牛家人只作財東，並不直接參與經營管理。牛子厚11歲出家，13歲還俗。到牛子厚接手家業時，牛家的經濟正處於鼎盛時期，牛家的“升”字號企業也在擴充和發展。當時，牛家的“升”字號企業在吉林已有20餘家。早在1877年（光緒三年）吉林的城牆由木牆改為土牆，又開通了北大街等街道，期間牛家出了很大一部分款項，這時“源升慶”已由小東門遷至北大街。據吉林市圖書館存《遊吉便覽》記載，在1911年（宣統三年），牛家的“買賣”有錢鋪2家，佔當時全城錢鋪的九分之二；當鋪六家，佔全城當鋪的十六分之六；雜貨行三家，佔八分之三；批發貨店二家，佔九分之二；中藥鋪一家，佔十分之一；糧米鋪一家，佔四分之一；客棧一家，佔十分之一。牛家企業經營範圍除油鹽煙麻等雜貨外，還有高級百貨，如綾羅綢緞，各種布匹，狐貉貂裘，山珍海味等，金銀買賣及器皿，首飾的打製加工，中藥材，瓷器，陶器，磚瓦，糧米，木匠鋪，點心鋪，鞭炮鋪等，以至發展到金融業，開當鋪、錢莊。此外，牛家還開養豬場、養雞場，還自家設場打魚。牛家的經營範圍凡居民生活所需、官紳享樂所用的物品幾乎無所不涉。除在吉林城開設眾多企業外，還在吉林附近的集鎮如烏拉街、樺皮廠、岔路口、大綏河等地開有油坊、燒鍋等。在哈爾濱、長春、四平、瀋陽、大連、營口、錦州、秦皇島、山海關、唐山、天津、太原、濟南等都有牛家的生意，還把分支機構開到北京等地。以長春為例，據資料記載：1884年（光緒十年）吉林鉅商牛子厚在長春城內北大街開設“公升合”錢莊，資本額官帖300萬吊；在南大街開設“順升合”錢莊，資本額官帖240萬吊。在哈爾濱開有“振升恆”、“義升公”、“東昇久”錢莊。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吉林商務總會選舉“總理”（會長）及會董共20位，其中，在牛家的“升”字號企業中就有趙熙曦等6人當選為會董，佔會董總席位的三分之一。這時，牛子厚的大兒子牛翰章已從俄國首都聖彼得堡留學歸來，官場活動多由他兒子出面。在吉林商務總會選舉中，他當選為“協理”（副會長）。由此，可反映牛家“升”字號企業在吉林商界實力之一斑。企業在增多，經營在擴展，牛家僱傭的“夥計”也在增多，究竟有多少人現未查到統計資料，但當時常説，“源升慶”大掌櫃孫毓堂真有本事，能管2 000多人！按當時的吉林市有20萬人口計算，平均每20個家庭中至少有一個人在“升”字號企業就業。這應該是較保守的估算。到牛子厚時，牛家因經商富足已歷三世。牛家資本雄厚，“升”字號企業有多年的經商經驗，也積累了商業信譽，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專業隊伍。總之，牛家在前中華民國以至近代吉林歷史中，商業規模、經營範圍、富裕程度都曾是罕有罕見的。當時社會傳説，牛家人去北京，不用喝別人家的水（因各處都有“買賣”）。還傳説，清朝廷一次就向牛家借款70萬兩白銀。

經營商業是牛子厚的主業。他是眾多“升”字號企業的財東、老闆，但直接的經營活動和具體的管理都不需要他參與，對牛家所有商業的具體負責，則是“源升慶”大掌櫃。在“源升慶”一百多年曆史中，經歷了三個大掌櫃的。第一位劉壽清，河北省人，從17歲開始到80多歲病故，一直在劉家供事。先是掌管上海分號，後來把上海分號交給劉雲掌管，又到北京開設分號組建“源升慶灶房”（銀號）。以後來吉林，成為執掌全部“升”字號的總經理。第二任劉雲，河北省人。第三任掌櫃的是孫毓堂，河北撫寧縣人。他執掌櫃事30餘年，握有牛家全部買賣的實權。每年年終全國各地的分號、支櫃的掌櫃，都得到吉林“源升慶”來報帳。每3年為一帳期，屆時，各地分號、支櫃的掌櫃攜帶賬目、清單來吉林分別向各自的總號報帳，然後再彙總到“源升慶”總號。這些活動一般都由大掌櫃的孫毓堂來主持。像“恆升慶”、“寶升堂”、“慶升厚”那樣的大買賣，雖然有他們自己相對的獨立性，但他們的大掌櫃的，也要受孫毓堂的領導。牛子厚作為財東，經營商業所作的主要工作是：蒐集行情，掌握和決定“升”字號企業的建立與撤閉，決定各企業經理的委派及他們“身股”的增加。在牛子厚的經商曆程中，值得提出的還有兩件事：一是投資修械司，一是投資“恆茂”火磨。經清朝“欽差”吳大　創辦的吉林機器局於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被入侵的帝俄軍隊毀壞後，又於1911年（宣統三年）改為軍械專局，附設修械司，修理槍炮，生產子彈，為此招募商股。因牛子厚有喜歡機械，擺弄槍械的愛好，所以就投了資，還當了一段時間的“提調”，時間不長，就把股份送人了。正當中東鐵路修建時（1897～1899），有朋友勸説，中東鐵路建成可以幫助推銷麪粉，建議開一家火磨。於是，牛子厚和“裕德隆”銀號經理温子璞等合資修建了“恆茂”火磨。中東鐵路建成後，實踐證明，火磨經營很不景氣，牛子厚對現代工業企業的經營又一竅不通，甚至連新式簿記都看不懂，後來就把股份交給温子璞了。這兩項經商活動都是一時心血來潮，並不是牛子厚深思熟慮之舉。

鴉片戰爭到前中華民國時期，東北的幣制極為混亂。在市場流通中，既有銀，又有錢。銀又有大、小錠和銀“洋”，重量、成色都不統一。錢就更加複雜了。屯有屯帖，鋪有鋪帖。再加上軍閥割踞，各自為政，官私銀行、錢莊也都各自發行錢幣或憑帖。特別是日本、帝俄兩個帝國主義在東北的長期、激烈的爭奪，金融的侵略，使原本混亂的幣制更加混亂不堪。錢幣的混亂給商品流通、貨幣交換帶來了很大麻煩，但也給經營貨幣的商人創造了盈利發財的大好機會。於是，投資金融，開辦錢莊，就成為富商巨賈們幾乎一致的投資選擇，牛家也不例外。比如吉林市的“源升慶錢櫃”、在北京的“源升慶灶房”、長春的“公升合”、“順升合”錢莊都是以經營銀錢為主業。經營錢幣獲利大，投資也大，但由於政權的變動，風險也很大。當時，在東北流行俄國銀行發行的紙幣，民間謂之“羌帖”，較之地方軍閥銀行發行的“奉票”、“官帖”幣值穩定而且堅挺，牛家“買賣”均大量儲備。1917年11月7日，由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一舉成功，“羌帖”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給牛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大傷元氣。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牛子厚逐漸將經營大權移交給他的大兒子牛翰章，他自己“退居二線”。面對企業經營日趨困難，牛翰章和“源升慶”大掌櫃孫毓堂更熱衷於商業投機，鋌而走險，以求撈一把，扭轉被動局面。但每每事與願違，賠了錢就只好關閉幾個企業，賣掉幾家商號來兑現。開始，家大業大，未引起重視，久而久之，積重難返，走向沒落。1929年至1930年期間，牛翰章倒賣黃豆，用電話買空賣空，款項由吉林永衡官銀錢號透支作為後盾。當時，正逢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黃豆價格下跌，吉林永衡官銀錢號限期收回貸款，牛家無力償還，永衡官銀錢號要查封牛家“升”字號“買賣”。面對這個滅頂之災，牛子厚氣憤異常。此時，正趕上任吉林公署參謀長的熙洽向牛家求婚。於是，牛子厚以求熙洽出面向吉林永衡官銀錢號通融為條件，答應將他最小的女兒牛淑章嫁給熙洽為兒媳。吉林永衡官銀錢號查封了牛家“升”字號的多數“買賣”。經過清查，牛家償還了私人欠款，將企業的鋪底，連同房產1 000餘間交給永衡官銀錢號抵債，牛家保住了自家的住宅和個別企業。此後，經商100多年的牛家退出了商界舞台，赫赫有名的牛子厚也退出了吉林商界。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牛子厚的三個兒子分家，家人各散東西。

在從封建社會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歷史轉變過程中，由於牛子厚在經營上缺少創新，沒有根據時代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更沒有向近代工業投資，儘管他的財勢很大，商號很多，曾輝煌於一時，但在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衝擊下，終於免不了崩潰瓦解的結局。

牛子厚聲名顯赫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富而好行其德”，樂善好施。牛家的施捨非始於牛子厚，而是“率由舊章”，其父牛化麟，老實厚道，待人處事，不善言談，願做好事。捐巨資資助公益事業。對於貧民，往往“夏施單舍衣,冬設場賑粥”,讓貧民愁眉而來,歡聲而去。到了牛子厚這一代,更是有過之而不及。在吉林市開設“粥棚”，無償向窮苦人施捨稀粥；捐款修建了“凌雲寺”；創辦了“三皇會”（盲人聚會之所）；對無親無故的貧寒人，慷慨相助。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為了解救嗷嗷待哺的市民，他曾在前門外設一粥場，施捨粥飯。因為他施捨行善，市民多有讚譽，“牛善人”之稱遠近聞名。清光緒皇帝、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曾分別向牛家頒發“樂善好施”的匾額。永吉縣長送楹聯一副，稱牛子厚是“泊然與人無爭，修世服疇，應共松江流澤遠；富而好行其德，賑災濟困，料諸廬室感恩多”。

牛子厚又一大成就是創辦了“喜連成”京劇科班，培養了梅蘭芳、周信芳、馬連良等一大批京劇大師和表演藝術家，為中國京劇事業的繼承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由於家資豪富，牛子厚的業餘愛好也是豐富多彩的。攝影、園藝、修理鐘錶、看病，以及占卜、算卦、批八字等無所不好，尤其喜歡戲曲，特別是對京劇情有獨鍾。日常，除了經商外，在業餘時間，他經常攝影照相洗照片、嫁接果木、給人看病等。1911年（宣統三年）5月8日吉林城發生大火，燒燬繁華街道、官府衙門大半，毀掉民房2 400餘間。就是他用自己的照相機拍下珍貴的照片資料，記錄了當時火光熊熊和一片瓦礫的悲慘景像，使我們今天能目睹當年房倒屋塌、街道破爛的情景。他還經常吹打彈拉，凡笙管笛簫無不精通。他因母親愛看皮影戲，又趕上家裏準備辦慶祝堂會，而當時“地處邊陲”的吉林又無大戲可看，於是在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通過京劇藝人葉春善，請到北京“四喜班”戲班來吉林“康樂茶園”演出。在交往和演出過程中，他通過觀察和了解，知道葉春善為人誠懇，辦事認真，京劇中生、旦、淨、末、醜行行精通。於是，很得牛子厚的賞識和信賴。進而，牛子厚向葉春善提出：請葉開辦一個京劇科班，由葉總其成，由牛家出資，在北京、吉林兩地輪流演出，既可解決牛家看戲的問題，也可以為京劇培養一批人才。葉對此很慎重，唯恐辜負了牛子厚的美意，推託再三，終於應允。由於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正在東北醖釀戰爭，局勢緊張，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牛子厚就將來吉演出的戲班送回北京。臨行前，牛子厚再次要求葉回京先招幾個學員試試看。1904年（光緒三十年）葉春善在他家中招了六名學員。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又招了十幾名學員，在臨近租了一個小院練功學戲，牛子厚撥出白銀二百八十兩作為開班經費。根據牛子厚的指示又租了宣武門外前鐵廠七號房屋一所，葉家也搬入其內，又招了一些學員。於是，才正式給戲劇科班起名，以牛子厚的三個兒子的乳名（牛喜貴、牛連貴、牛成貴）各取一字，定名為“喜連成科班”，又向北京東大寺精忠廟立案（清朝時對梨園行説公道話的機構），又招收一批學員，並聘請了蕭長華、蘇雨卿、宋起山、唐宗成等京劇名師分科執教。後來，由於“喜連成”科班辦得有成效，牛子厚又為該班派專人管理財務，增添了服裝道具，又增聘了13位京劇名家作教師。1912年因家務糾紛，牛子厚無暇顧及“喜連成”科班，就將科班交給葉春善管理。此時牛家與葉家已經結親。牛子厚和葉春善成了“連襟”（東北話“連橋”）。後來葉先生又與大財主沈玉昆合作，沈先生又對科班投資，經徵得牛子厚同意，改名為“富連成”科班。該科班從1904年（光緒三十年）到1944年共招收了12班，培養了京劇學員700餘人。在該科班學習的學員因是受正規專業教育，很多學員日後在京劇界都成了“名角”，還有些人譽滿全國，譽滿全球。比如梅蘭芳原名梅喜羣，後改名蘭芳，周信芳、馬連良等，都是從這個科班學成的學員。

牛子厚對培養京劇人才傾注心血，梨園弟子也給予他盛情回報。1934年，家道衰落的牛子厚遷居北京。京劇界名人梅蘭芳、蕭長華等倡議梨園界給牛先生義演三天，用演出的收入為牛子厚購買了位於北京宣武門外西河沿衚衕的一所四合院，房屋14間，又用1 500元銀大洋購買香木棺材一口。

牛子厚對京劇事業所做出的貢獻在中國戲劇史上留下了珍貴的一頁。

1943年牛子厚於北京病故，終年77歲，後歸葬於吉林市

京劇《牛子厚》入選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獲第六屆中國京劇藝術節一等獎。 ^[2] 

這部戲以1894年至1943年間，吉林富商牛子厚創建“喜連成”（後改名“富連成”）京劇科班，培養了梅蘭芳、周信芳、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葉盛蘭、袁世海等一代京劇藝術大師的故事為主線，成功地刻畫出一個樂善好施、扶危濟困、情繫梨園、智慧耿直、有情有義、沉浮商海的傳奇人物。

從牛子厚一出場，甲午海戰後，北京舍粥濟難民，觸目傷情，便有一段唱“尋商機難解鬱悶唱口皮黃，聞此聲激起我心中痴狂”；巧遇葉春善，請其邀角兒到家鄉給老母唱戲祝壽，也有一段唸白“長長老百姓的精神頭”；與夫人李聞鶯為辦科班籌資起爭執，牛子厚唱道“每當我瑣事纏身，心情鬱悶，來上一段皮黃頓時雲消霧散，心曠神怡；戲，唱盡人生百態，教我做人做事，教我忠孝節義，給我浩然正氣”；再到時局混亂、其子經營不善終至生意頹敗，李聞鶯病重彌留之際，哭訴感懷，“這世道生意不好做，還是人長遠，你那科班倒能流傳千古”；直至抗戰末期，曾帶藝入“喜連成”科班的梅蘭芳探望已逾古稀之齡的牛子厚，見梅蘭芳蓄起鬍鬚不給日本人唱戲，牛子厚感嘆，“科班弟子個個都是金丹，國劇就是長咱國人的精氣神兒”，囑咐梅蘭芳，“戲可以不給日本人唱，功可得天天練，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兒，不能荒廢了，我給你拉胡琴，你吊吊嗓”，一曲未盡，牛子厚溘然長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