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友蘭

牛友蘭（1885-1947），興縣蔡家崖村人，是抗日戰爭時期著名的晉綏愛國民主人士。牛家是興縣的望族，牛友蘭的二哥牛照荃系清光緒年間舉人，曾任陽曲縣知縣。三哥牛照藻，系光緒年間拔貢，先後在靜樂縣和晉南趙城、芮城等縣任縣長。1930年蔣、馮、閻大戰前後，局勢動盪，牛照荃、牛照藻二人官場失意，遂先後辭官返鄉。回興縣後大興土木，修建房舍，購置土地，建立商鋪，靠出租土地，放賬吃息，逐漸躍升為興縣首富。

牛友蘭排行第五，幼時在本村温傢俬塾和城裏嵋山書院讀書，21歲時考中秀才，後考入北京京師大學堂，1911年因病輟學回家。他從本村温亮珠考取進士後的發跡史以及兩位兄長的成長過程受到啓發，認定讀書是出人頭地的唯一出路，故興辦新學、培養人才成了他的首選事業。起初，他與從山西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回鄉的本家侄兒牛映台及本村的温國鈞，在蔡家崖西邊的北坡村籌辦了興縣第二高級小學，後又在黃河岸邊的黑峪口辦起了二高分校。學校開設國文、美術、自然、歷史、地理等課程。由於二高校的校址選在黑峪口無量廟，牛友蘭帶頭扳倒神像，清理出校舍。後恰巧蔡家崖的牛家大院發生了瘟疫，多人染病卧牀，牛友蘭的父母也於1918年相繼病故，他與前妻温氏所生的13歲的兒子也吐血而亡。一時流言四起，人們説牛友蘭得罪了神，家族內也埋怨他不該胡鬧。可他不怕神的報應，1924年又毅然送12歲的牛蔭冠到黑峪口上學。

1925年，牛友蘭認識到民眾對新教育越來越嚮往，又積極活動，在取得縣財政局局長牛映台、縣勸學所賈克明以及鄉紳孫良臣、温祺銘的支持後，在興縣城東的壽聖寺創辦了興縣第一所初級中學校，他被董事會公推為校長。學校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等課程。教師除從太原、忻州、離石聘請外，侄兒牛映台、士紳温祺銘、賈克明均在學校義務任教。興縣中學的學生，有附近嵐縣、岢嵐、保德、臨縣、方山的，也有陝西神木、府谷、葭縣（現佳縣）等地的。興縣中學從1925年到1936年共辦了八期，培養學生三百餘名，是名副其實的晉西北最高學府。此外，1934年以後，牛友蘭曾兼任城內高級小學校長。

抗戰爆發後，興縣一段時期內兩種政權共存，國民黨、共產黨的黨政軍人員來往頻繁。此時牛友蘭的兄長均已年邁，家族的產業全部由他經營管理。為避免戰爭損失，他將縣城“復慶永”商號的貨物經黃河裝船南運，並適時地將這些貨物捐獻給了八路軍。

1937年冬，興縣抗日政府、犧盟會、動委會號召民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日救國。牛友蘭捐出銀洋23000元，糧食150石（一石300市斤）。並説服商號“復慶永”的其他股東，將商號所有存貨的一半，主要是布匹、棉花等捐出，解決了八路軍急需的冬衣問題。1939年，他還在“復慶永”和鹽店的基礎上創辦產銷合作社，請好友孫良臣任協理經營。合作社下設營業部和生產部。營業部出售自產物品和根據地無法生產的日用品。生產部主要生產毛巾、襪子、綁帶、土布、肥皂等。後來生產部改為紡織廠，工廠開始在興縣城裏，為躲避日機轟炸，於1938年遷到城東40華里的孔家溝村。1940年春，由於日軍不斷掃蕩，生產無法保證，經行署同意，將工廠遷到陝西神府縣閻家堡村，改廠名為紡織一廠（晉西北紡織廠）。這期間，當閻錫山停發興縣犧盟會的經費時，牛友蘭每月給犧盟會100元活動經費維持正常運轉。

1940年冬，晉西北“四大動員”時，牛友蘭同他的哥哥牛照荃、牛照藻商議，又捐出銀洋8000元，糧食125石，以及家屬大部分金銀首飾等若干貴重物品。又將“復慶永”的棉花、布匹，裝備了新軍決死四縱隊十八團一個整團的冬裝。他還把在河西閻家堡辦的紡織廠也全部捐獻給抗日政府，政府又委託他經營該廠。

在他的帶動下，他的侄孫牛聯堂（牛映台長子）將存在“復慶永”商號的股金3500元白洋，交給了興縣農民銀行作基金，還將部分針織用品交動委會作支前物資；侄孫牛聯棣（牛映台次子）將家中全部存糧五六萬斤，交給抗日政府，還把家中3000餘畝土地賣成小米交了公糧。除積極用財物支援抗日救國鬥爭外，牛友蘭還先後送四個兒子和侄兒、侄女以及侄孫十幾人參加了革命隊伍。這在當時那種環境，特別是有錢富裕的人家還對犧盟會、八路軍持觀望和懷疑甚至不太信任的態度之時，可以説是一個了不起的舉動。

1942年5月，為了學習陝甘寧邊區經濟建設的經驗，他又倡議並組織晉西北士紳參觀團，被推舉為團長，率團赴延安參觀學習，歷時55天。在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的接見和延安各界的熱烈歡迎。延安《解放日報》對他興學育人、創辦實業支援抗戰、送子女參軍等模範事蹟作了專題報道，給予高度評價。牛友蘭從延安參觀回到興縣後，思想政治覺悟大有提高，對自己的要求更為嚴格，凡不利於團結抗戰的話不説，不符合政策的事不做，凡是黨和政府的號召都積極擁護並帶頭執行。

1943年1月28日，中共晉綏分局發出《關於羣眾工作的指示》，大力推行《晉綏邊區減租交息條例》和《晉綏邊區交租交息條例》。在農會領導下，農民羣眾起來向地主、債主清算舊賬，退免陳賬，勾賬換約和贖回土地。牛友蘭積級響應號召，主動實行減租減息，並捐錢獻物支援抗戰，還對自己從前的過錯進行檢討。他在“興縣英雄士紳國事座談會”上説：“我是移居河西的人，對興縣的工作不瞭解。但我在盤塘（興縣黑峪口黃河對面）合作社時，還辦了個農民教育館，為民眾做了點工作。過去我是地主老財資產階極，現在我和老百姓在一起拾糞擔水種地，該做甚做甚，不能認為我們的東西沒有了，便躺下甚也不幹。那年羣眾對我鬥爭，村裏老百姓認為不得了，但是我不到一個月便把公糧交清了。我不但心裏不難過，而且覺得我的問題解決了，反而覺得痛快。這不是人家打擊咱，是給咱的教訓。咱們這些地主應該和村裏的幹部、羣眾打成一片。要知道‘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對的，咱們應該把這一點認識清楚。雖然這次會每區只來幾個人，但也是全縣的代表。咱們回去要到處宣傳，把建立聯合政府造成一個羣眾運動”。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支持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要求。牛友蘭積極擁護“五四指示”，主動地接受農民清算，把多餘的土地和財產分給農民。又響應政府號召，於當年10月發動私人集資，用1000石小米的資金，置買了30台織布快機，在興縣創辦了“蔚汾紡織廠”，為解決晉西北軍民穿衣用布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得到了政府表揚，《晉綏日報》10月16日頭版作了報道。同年10月他當選為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土地改革運動中，由於發生了“左”的偏差，牛友蘭受到不應有的對待，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於1947年9月27日含冤去世，終年63歲。 ^[4]  40餘年後的1989年7月18日，中共興縣委員會為牛友蘭平反昭雪。

2000年8月，牛友蘭先生的親屬經多方尋找，終將遺失多年的牛友蘭夫婦的遺骨，分別從蔡家崖腦畔梁的戰壕、陝西神木盤塘的村民手中贖回，並遷入祖塋。8月21日，興縣縣委、縣政府主持召開了“牛友蘭先生及康改桃夫人墓碑揭幕儀式”。縣級有關部門、蔡家崖鄉村兩級及牛友蘭親屬1000餘人參加了揭碑儀式。

牛友蘭生有四子。長子牛蔭冠，乳名冠子，曾任晉綏邊區行署副主任、商業部副部長、全國供銷合作社主任等職。次子牛蔭天，又名牛奇，曾任大同師範黨委書記、大同市文教部副部長、文委副主任。三子牛蔭東，乳名東子，後改名牛旭光。曾任四川省建築工程學校副校長。四子牛蔭西，乳名西子。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院校處副處長、總政老幹部學院教育長、副院長。 ^{[1]  [3]} 

“七·七”事變以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許多潰兵遊勇趁火打劫，搞得人心惶惶。晉西北各地出現了混亂局面。牛友蘭先生在興縣城關開設的“復伏永”商店，準備關門停業。“復伏永”商店是牛友蘭和晉中榆次商人共同聯辦的，晉中商人準備把“復伏永”的大宗商品搬遷陝北，另設門市。牛友蘭説：“現在國難當頭，我們不能當逃兵，應該拿出物資支援八路軍抗擊日寇。”

當時，有些人不同意，他們説：“抗日救亡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是我們力量小，恐怕解決不了大問題。”

牛友蘭説：“我們的力量是單薄的，可是人多力量大，只要大家團結一心，就會凝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經過牛友蘭的説服，其他股東都願意拿出一部分物資支持機日救亡運動。當時，在晉西北地區駐紮有八路軍一二零師三五八旅。牛蔭冠主持山西犧盟總會工作候，餘丕鐸、米建書是其得力助手。牛蔭冠給牛友蘭打招呼，叫他積極支持餘、米2人的工作。牛友蘭當即拿出100元銀洋，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隨後，又讓“復伏永”商店每月給他們支付100銀洋，支持他們開展工作。

太原失守後，興縣留省學生陸續返回故里，組織了抗日救亡戰地服務團。牛友蘭主動給他們安排食宿，幫助他們解決活動經費。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晉某部政治部主任王力波同志，回憶抗戰初期，在興縣開展救亡工作時説：“牛友蘭先生不僅是堅定的抗日救亡積極分子，而且是共產黨的忠實同盟者。他在抗戰初期給我們的支持是巨大的，他的愛國主義精神永遠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中共地下黨員劉少白奉黨之命，在興縣創辦了農民銀行。為了籌集資金，主動找牛友蘭先生幫助。牛友蘭説：“現在處於國破家亡的緊急關頭，每個有骨氣的中華兒男都應該為國分憂，為抗日救亡出力。只要用得着我幫助，儘管提出來……”劉少白説明辦銀行短缺資金，要牛友蘭設法集資。牛友蘭主動拿出2300元白銀，作為劉少白辦銀行的基金。

此事傳到牛友蘭的家裏，立刻引起轟動。牛友蘭的3個哥哥罵牛友蘭是敗家子，居家老少大吵大鬧，要和牛友蘭分家產。牛友蘭耐心地給他們作解釋，他説：“現在往出拿兩萬塊白銀覺得心疼，可是如果讓日本人打進來，即使有萬貫家產又有何用?現在國難當頭，大家都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能為保存幾塊白銀而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

通過説服教育，居家老少同意集資，幫助劉少白辦銀行，但是又不同意和牛友蘭共同生活。牛友蘭考慮到以後支持抗日戰爭的需要，同意將一大家分為五小家過日子。

從抗日戰爭開始，到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牛友蘭先後為國捐資3500元白銀，捐糧150多石(一石相當300斤)，捐獻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種生活用品不計其數。1937年冬，牛友蘭分家時，所得資產不過5萬銀元(包括房產、土地在內)，在抗日戰爭時期，牛友蘭幾乎將自己的全部家當拿出，支援了抗日救亡運動。這種傾家蕩產，為國捐資，無私奉獻的精神，給晉西北軍民留下極深的印象。至今，人們談論起晉西北的抗日戰爭來，都説：“牛友蘭給我們的支持是巨大的。”

抗戰初期，晉西北地區交通閉塞，四面受敵，加上敵人的經濟封鎖，晉西北軍民在生產生活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由戰動總會建立起來的抗日救亡政權，積極發動羣眾紡花織布，發展生產，以斛決根據地軍民的穿衣吃飯問題。興縣縣長張幹丞委託牛友蘭先生在“復伏永”商店的基礎上，創辦產銷合作社。

牛友蘭欣然領命，他約好友孫良巨、楊懷仁等開始籌建，牛友蘭自己拿出一萬元白銀作為產銷合作社的資金。為此，興縣的獅吼劇社編了一出名叫《一萬元》小歌劇，在全縣上演，深受羣眾喜愛。

產銷合作社創辦以後，分設了營業部和生產部。營業部主要經銷晉西北軍民急用的土布、棉花、食鹽、煤油等土特產品；生產部主要是組織羣眾開展紡花織布。牛友蘭擔任產銷合作社經理，孫良巨擔任協理，楊懷仁擔任總技師。生產部後來發展成蔚汾紡織廠。楊懷仁是山西工業專科學校畢業生，對紡織業有一定的研究，為此，牛友蘭任命他為蔚汾紡織廠副廠長。楊懷仁全力以赴，狠抓紡花織布。1939年紡織廠職工發展到400多人，牛友蘭動員自己的家屬，其中有侄兒男女20多人到紡織廠當工人。據牛旭光等人回憶：當時在紡織廠的有劉淑貞、高孝清、劉織華、白淑蓉、康素清、康秀貞、康月珍、牛巧琴。這些人都是牛友蘭的至親，在紡織廠沒有絲毫特殊待遇，從幹部到工人都是供給制，工廠管吃管穿，每月發3—5元津貼費，讓職工買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

蔚汾紡織廠初開始設在興縣城內，後來遭到日軍的輪番“掃蕩”，為了躲避敵機轟炸，於1938年將紡織廠搬遷到距縣城40華里的孔家溝村。這期問，牛友蘭先生不辭勞苦，經常奔波於興縣城至孔家溝途中。1940年，日軍對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實行殘酷“掃蕩”，蔚汾紡織廠在孔家溝也不能正常生產，於是將紡織廠搬到陝西神府縣閻家堡村。在搬遷之前，牛友蘭向晉西北行政公署作了請示，經行署第十四次政務會議通過，決定將蔚汾紡織廠改名為晉西北紡織廠，由晉西北行政公署建設處直接領導，屬於全民所有制企業。牛友蘭仍然出任晉西北紡織廠廠長，楊懷仁擔任副廠長。

遷廠前，牛友蘭親自騎毛驢過黃河，到陝西選定廠址。遷廠後職工生活遇到了一定的困難，牛友蘭派人四處購買糧食，每天用毛驢從數十里的山後馱水吃，並且帶領職工修窯洞，蓋廠房。

為了辦好紡織廠，牛友蘭派楊懷仁至延安難民工廠學習紡織技術；從延安購回畜力彈花機，更新了部分紡織設備，擴大了生產範圍，後來發展成晉西北最大的紡織廠。

1941年春，晉西北行政公署考慮到牛友蘭年事已高，為了加強晉西北紡織廠的領導，行署建設處的陳志遠接任廠長，牛友蘭擔任晉西北貿易總局顧問，協助牛蔭冠領導晉西北經濟建設。

牛友蘭先生是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使他深刻地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救中國。現實生活無情地告訴人們：國民黨軍隊腐敗無能，到處勒索民財，欺壓百姓，在敵人面前一觸即潰。而八路軍挺進敵後，開赴抗日前線，和日軍展開浴血奮戰，救人民於火熱之中，於是他把一切希望寄託在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其他抗日武裝部隊身上。

1938年初，牛友蘭請求一二。師政委關嚮應同志介紹，將牛蔭東和牛蔭天保送到延安陝北公學學習。隨後又讓牛蔭天轉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後分配到晉察冀邊區工作；牛蔭東轉入抗大，畢業後分配到新四軍工作。1938年秋，牛友蘭又把他的兩個侄女牛蔭英和牛蔭嬋保送到延安，住進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晉東南遼縣婦救會工作。1940年，在日軍“掃蕩”中不幸遇難，獻出她們的年輕生命。

隨後，牛友蘭又把他的侄孫牛聯棠夫婦保送到延安學習。1940年春，牛友蘭鼓勵侄女牛興中和侄兒牛蔭德到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1942年秋，牛友蘭又把自己的小兒子牛蔭西保送到延安。至此，牛友蘭把自己的9個子女親手送到革命陣營，讓他們走上了為全人類解放而奮鬥的康莊大道。

除此以外，牛友蘭還把他的侄兒牛蔭越保送到八路軍120師供給處擔任了隨軍會計，將侄孫女牛蔭芝、牛聯相、牛番秀先後保送到革命隊伍，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

牛友蘭先生出身於封建剝削家庭，能夠以身作則，不僅把自己所有的家產捐獻給偉大的抗日救亡運動；同時把自己所有子女保送到革命隊伍，實屬難能可貴，值得世人讚譽。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