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含章

牙含章自幼隨父到臨夏，在風林學堂讀書，後因躲避抓兵到夏河，經人介紹，在夏河黃正清保安司令部謀到差事，在拉卜楞寺大活佛嘉木樣期間學習藏語文。

在我黨的民族理論和統一戰線界，有一位甘肅籍傑出的工作者，他一生躬身於理論研究和模範的工作執行之中，見證了我黨革命和建設時期很多重要的統一戰線重要事件，成為不可多得的學界翹楚和先鋒戰士，他就是牙含章。

牙含章，1916年出身於甘肅省和政縣，又名馬爾沙、康明德，筆名章魯、子元等。青年時因逃國民黨兵役入著名的藏學學府-拉卜楞寺，逐漸開始研究藏傳佛教和藏族歷史，為他以後的民族理論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1937年以秘書、翻譯身份，隨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樣活佛到拉薩哲蚌寺朝習。期間，向嘉木樣活佛借100銀元，繞道從印度經新加坡、香港，1938年7月入陝北公學學習，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工作，開始從事黨的民族問題研究工作，並貫穿後半生。此間參與撰寫的《回民民族問題》一書，是我黨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回族和伊斯蘭教的民族著作。

1946年3月，受黨組織派遣，他負責當時的甘肅工委對外宣傳工作，同年冬回到了故鄉甘肅開展地下鬥爭，他認真貫徹黨關於當時甘肅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先後擔任隴右工委委員、隴右游擊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積極協助隴右工委領導人，建立了以4個縣為中心，輻射周邊18個縣的基層黨組織，發展黨員500餘人，游擊隊員2000多人；1947年1月，他介紹震驚當時西北的甘南農民起義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肋巴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唯一的藏族活佛黨員； 侄子牙克新也在他的影響下，積極參加革命，後不幸犧牲。1949年，他負責支前，動員隴右人民搭浮橋，協助人民解放軍籌集糧草；根據王震將軍指示，動員大批地下黨員和青年學生隨軍到青海、新疆工作。1949年後，他擔任了甘肅省臨夏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西藏和平解放後，為解決國民黨政府一直久拖不決的班禪返藏問題，維護祖國西南邊疆穩定和民族團結，1950年，熟悉藏族事務的他，擔任了當時的班禪行轅助理代表。在此期間，他模範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認真促成西藏上層和解，在西藏工委和他的積極努力下，1952年6月，十世班禪一行近兩千人終於返藏，成功解決了這一歷史遺留問題。

1958年後，他離開西藏，先後擔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內蒙古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等。他一生都致力於黨的民族理論研究和統一戰線工作，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民族學家和花兒研究專家。

他的理論研究深厚，早在延安時期，他就編寫了《藏族問題研究》，並根據早年在拉卜楞寺和西藏學習收集、調查的資料，寫成了《青藏調查記》；新中國成立後，他更是孜孜不倦，1952-1953年，他編纂了內容有26萬餘字的《達賴喇嘛傳》，用大量的歷史事實闡明瞭歷代達賴喇嘛和班禪的關係問題，證明西藏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著作《班禪額爾德尼傳》，近30萬字，曾被譯成藏、蒙、英、德文，在國內外發行；主編了《中國無神論史》，撰寫了《無神論和宗教問題》《論宗教信仰自由》、《關於宗教迷信問題》（美國、日本報刊全文轉載）等。1980年，他將20多年的研究文章彙編為《民族形成問題研究》一書，著作等身。

牙含章同志是大夏河畔和太子山下走出的我黨高級幹部和民族理論研究者，他的一生，主動為中華民族團結積極貢獻，甘當“拉車人”；他熱愛各族人民，為了民族復興，甘當鋪路石，模範執行，不斷開拓，他的傑出成就將永遠鐫刻在中國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華章之中。 ^[3] 

牙含章曾獲中國藏學研究珠峯獎榮譽獎。 ^[7] 

在甘南夏河拉薩拉卜楞寺和拉隆哲蚌寺研究藏傳佛教——喇嘛教及藏族歷史。

呼圖克圖要去西藏三大寺學經，沿途需要通曉藏漢文的秘書，經黃正清推薦，隨嘉木樣從夏河拉卜楞到西藏拉薩。到拉薩後住在西藏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中，寺內豐富的文化古籍給好學的牙含章提供了難得的學習機會，他廣聞博覽，學習西藏曆史、文化、風土人情等。

在拉薩期間，一天偶然從一份印度華僑辦的報紙上看到抗日戰爭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消息，他心情難以平靜，“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遂堅辭嘉木樣的挽留，向嘉木樣借了100銀元的路費，繞道從印度經新加坡、香港到西安，經八路軍辦事處介紹，1938年7月入陝北公學分校學習，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長期從事藏學研究和民族宗教問題研究工作，曾任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四分局少數民族研究室副主任。建國後，任臨夏專員公署專員、中共甘肅省委統戰部副部長。1939年2月從陝公結業後，分配到西北工作委員會。

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據抗戰後的新形勢，恢復組建中共甘肅省工作委員會，牙含章奉調負責對外宣傳工作。同年冬，又受組織派遣和高健君到隴右開展地下鬥爭，先後任隴右工委委員、隴右游擊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職。在隴右工委的領導下，建立以隴西、渭源、臨挑、會川為中心，輻射眠縣、通渭、定西、康樂、寧定（今廣河）、和政等18個縣的基層黨組織，發展黨員500餘人，游擊隊員2000多人。

王展大軍解放臨洮、負責支前，動員羣眾搭浮橋，協助解放軍渡洮河，籌集糧草。根據王震將軍指示，動員臨洮大批地下黨員、青年學生隨軍到青海、新疆工作，得到王震司令員和二軍政委王恩茂的高度評價。

臨夏解放，1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任命牙含章為臨夏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在任期間，貫徹黨的民族統戰政策，注重培養地方民族幹部，組建基層政權。

牙含章被調到中共甘肅省委統戰部任副部長，不久，中央選調他為班禪行轅助理代表，護送班禪大師進藏。歷經4個多月，翻越唐古拉山到拉薩，先後任西藏工委委員、秘書長、研究室主任等職。

他深入研究西藏曆史，1952年到1953年寫成26萬餘字的《達賴喇嘛傳》，用大量的事實闡明瞭歷代達賴喇嘛與歷代班禪的關係問題，證明西藏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牙含章因病離開西藏，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民族研究所剛成立，承擔編寫我國50多個少數民族《簡史》《簡志》的任務，恰在此時，我國學術界在漢民族形成問題上展開了一場歷時數載的大論戰，牙含章把民族研究的重點放在民族形成問題上，1980年將20多年的研究文章彙編為《民族形成問題研究》一書。

到“文革”前，牙含章還就無神論和宗教向題寫了多篇文章，曾公開發表在《紅旗》雜誌上，主要有《論宗教信仰自由》《關於宗教迷信問題》，美國、日本報刊全文轉載。

牙含章調任內蒙古大學副校長（校長由烏蘭夫兼任）、內蒙古研究所主任，“文革”中受衝擊，“靠邊站”，他沒有悲觀失望，他根據地下鬥爭經歷寫成《隴右地下鬥爭》一書。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又調他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1983年因年事已高改任顧向，1985年離休，享受副省級待遇。他雖然離開了工作崗位，但工作更加勤奮、繁忙。他先後擔任中國民族理論研究會會長、中國民族研究學會理事長、中國宗教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成員等20多個、名譽職務。在70高齡時，改寫了《達賴喇嘛傳》，增寫6萬餘字，改寫10萬餘字。

牙含章於1982年擔任民族研究所所長。 ^[8] 

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發行，並被譯成藏、蒙、英、德文，在國內外陸續出版發行。撰寫了近30萬字的《班禪額爾德尼傳》，1987年以多種文字出版。編寫國家“七五”重點出版項目《中國無神論史》。他一生著述頗豐，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民族學家。

12月19日牙含章因腦溢血病逝北京。

牙含章同志是大夏河畔和太子山下走出的我黨高級幹部和民族理論研究者，他的一生，主動為中華民族團結積極貢獻，甘當“拉車人”；他熱愛各族人民，為了民族復興，甘當鋪路石，模範執行，不斷開拓，他的傑出成就將永遠鐫刻在中國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華章之中。（蘭州新聞網 羅勇） ^[5] 

牙含章同志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民族問題理論家、宗教學家和藏學家，1916年10月出生於我州和政縣買家集鎮團結村牙家咀社一户農民家庭，早年投身革命。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為黨的民族事業長期奮鬥的一生，既有傳奇的革命生涯，又有豐富的科學研究經歷，在黨的革命鬥爭和學術理論研究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民族日報·中國臨夏網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