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系社會

兩極世界理論分析指出，新石器時代，農業的發明使對土地的爭奪代替自然界威脅成為了人類進化的主要動力，進一步推動人類社會組織從母系氏族公社形式經過一系列諸如“服役婚”“產翁制”等過渡形式轉化為父系氏族公社形式。 ^[1] 

民族誌調查顯示，多數（3/4以上）傳統社會採用父系制（即實行從夫居，並按父系組成血緣羣體，壓倒性的證據顯示，在直到現代之前的整個人類歷史上，父系制始終是主流和常態，母系制只是特殊條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類與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親緣更遠的大猩猩，都是從夫居的；除了民族誌材料，對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顯示，這兩個社會很可能都是從夫居的 ^[2]  。

中國進入父系社會的時間，大約在五六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遺存代表有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齊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時在考古學上屬於新石器晚期。不過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賈湖文化也被認為是父系社會。 ^[3] 

父系氏族時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比以往有較大的提高，其表現主要在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家畜飼養規模的擴大；製陶技術的進步；銅器製造的出現；絲織品的發明；手工業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會分工的形成等等。

隨着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社會經濟特別迅速發展。男子逐漸從漁獵活動中轉入農牧業生產領域，特別是犁耕，勞動強度大，一般只有男子才能勝任，從而加強了男子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同時，製陶等手工業中工藝變得複雜，技術性強，勞動強度大，身強力壯又無生育、家務之累的男子，成為主要承擔者，這樣，取代了婦女在生產領域中的主導地位，而婦女則主要從事紡織、炊煮和生育兒女等家務勞動，正是這一變化成為導致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社會原因。人們在生產中所處地位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在分配社會產品中的不同地位，男子成了社會生產的主要力量、財富的重要創造者，按着當時誰生產的物品歸誰所有的原則，男子支配財務的權力逐漸增大，增強了他們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就產生了改變傳統繼承方法，使之有利於自己的意圖。因而，在婚姻形態上就是發生了變化，實行對偶婚，從妻居的條件下，男子通過認子儀式，能夠明確自己的子女，父親與子女之間的經濟關係加強了。經過長期、複雜的鬥爭、演變，諸如不落夫家、抗婚、戴假殼等多種多樣的形式、途徑，改變為男娶女嫁，妻子從夫居，子女改為從父系氏族的姓氏，妻子和子女成為丈夫家庭的成員，妻子對丈夫忠貞，這樣，保證能生育男子確鑿無誤的子女，保證父系血統的純潔，為實行父權制創造了條件，並達到保存自己財務的目的。因此，男子逐漸成為家長，並由妻子作為管理的助手，利用妻子來奪取掌握在母系手中的家庭經濟、生活管理的大權，這樣，就逐步確立了一夫一妻制，取代了對偶婚制，一夫一妻制不再僅是性的需要、沒有共同經濟的脆弱的結合，而是有經濟保障，比較穩定的婚姻形態。而且從考古資料中的成年年齡相當的男女合葬墓，家庭合葬墓，以及葬式，男子仰身直肢、女子側身屈肢等存在中得到證明。房子居住上也由原來的大房子，逐漸變為適合小家庭居住的小房子中，得到證明。從此後，男子占主導地位，標誌着母權被顛覆，女性世界的失敗。

在父系氏族社會裏，由男子及其兒女子孫組成一個父系大家族（家庭），男子不僅把妻子娶進來，而且把男子留在家庭中，而把姐妹或女兒嫁出去，家庭中所留下來的僅是男子，如此繼承下去，便於男子來計算世系了。這種計算世系的實質，是為了財務的繼承權，在母系氏族中，沒有女子時，要過繼或收養來保證母系的世系不斷絕而向下傳遞，而且父系氏族中，沒有男子時，要用過繼或收養男子的方法，以保證後繼有人。

母系氏族中對女性崇拜，在紅山文化中出土的女神像、裸體女神等，是女性崇拜的體現，而在父系氏族中盛行的是男性崇拜，在龍山文化的華縣泉護村和西安客省莊遺址中都發現了陶祖，在湖南安鄉縣安障公社的度家崗遺址中發現石祖，以及清海東部柳灣出土的一裸體男像的陶罐，都是崇拜父權的物證。

社會生產的發展，剩餘物品的出現，是產生私有制的前提。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發展，促進了私有制的形成。私有制是從佔有社會開始的，先佔有工具、生活用品和牲畜，進而佔有奴隸和房屋，而土地的私有則比較晚。有了私有制，也就有了貧富兩極的分化，這在父親氏族時期的遺址中能夠看的比較清楚。在大汶口的遺址中，貧窮者墓葬中，隨葬品極少，甚至連一件也沒有，但在13號墓中隨葬十四個豬頭，m10號墓中，有77個單件組成的三串頭飾，除象牙雕筒、梳及玉釵外，還有玉臂環、玉指環等稀世瑰寶，隨葬了大批精美陶器，僅陶瓶就達38件之多，遠遠超過了一個人的實際生活需要。這證明私有財務在不斷增多，貧富分化日益懸殊。

對有關母系和母權的種種謬見的清除工作所帶來的一個額外好處是，可以讓人們更好的認識父系制在人類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恩格斯有一點説對了，父系關係的發展確曾是推動社會進化的一大動力，可是他弄錯了時間，而且錯的很遠，這一發展，遠遠早於他所認為的原始社會晚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人類與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在對黑猩猩的觀察中，靈長類學家發現它們在兩個關鍵方面和人類很像：一是戰爭行為，簡·古道爾和西田利貞在各自研究中都發現，黑猩猩羣體的雄性成員會組成巡邏隊守衞領地，並在巡邏過程中伺機獵殺相鄰黑猩猩羣體中的落單個體或數量佔下風的小團伙。

那些在戰爭中命運不濟的羣體，常在幾十年內被逐漸消滅，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襲中遭毀滅性打擊，這與人類學家在亞馬遜叢林、新幾內亞高地、呂宋山區、南部非洲的部落社會中見到的情形極為相似，實際上，這種由羣體內雄性結夥對相鄰同類發動經常性戰爭的行為，在前文明無國家社會中普遍存在，但在整個動物界卻是極為罕見的。

第二個相似點是政治，弗蘭斯·德瓦爾發現，黑猩猩羣體內雄性在爭奪首領地位、從而獲取多數交配機會的過程中，會像人類那樣施展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伎倆，合縱連橫、爾虞我詐、見風使舵，比如雄一號用各種甜頭誘使雄三號合作阻止雄二號奪位，一旦雄一號顯出頹勢或二號實力提升，三號便伺機背叛與二號合謀篡位。

當然，由於缺乏語言和武器帶給人類的強大交流、控制與組織手段，黑猩猩的戰爭和政治形態還非常原始簡陋，但從整個靈長類乃至動物界看，黑猩猩已經朝着建立複雜社會的方向邁出了關鍵一步，這一步，恰恰與父系關係的建立同時發生，而父系羣體和戰爭與政治在動物界同樣罕見，這強烈暗示着，這一同時性並非巧合。

從親緣選擇的角度看，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父系關係所起的作用，假如黑猩猩羣體是母系的，其中成年雄性並非近親，那他們就很難形成持久的合作關係來集體守衞領地和發動戰爭，爭鬥將以個體對個體而不是羣體對羣體的方式發生，因為一旦某方顯現出優勢，弱勢一方的個體便可輕易轉投優勢方，這樣，以羣內合作為前提的羣體間對抗便難以形成。

由於性選擇導致兩性在體型和體能上的顯著差異（即所謂“性二態”），羣體間對抗只能以雄性為主力，這要求雄性間能夠達成合作，而除非得到親緣關係的強化，這種合作難以持久。對此困難，一個明顯的解決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羣體，而通過採用從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離開出生羣體，雄性留在羣內），黑猩猩找到了這個方案。

基於父系親緣的雄性聯盟的建立，對此後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當人類跨出了更重要的第二步——結成固定配偶關係、進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後，社會結構便朝日益複雜的方向發展;因為婚姻大幅提高了親子關係確定性，讓父系親緣變得更明確更精細，從而有可能按親緣遠近建立多層次的父系家族組織。

同時，多層次結構帶來了等級分化，後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強化了配偶競爭和性選擇壓力，又因為語言和武器將選擇壓力從個人身體稟賦轉向了地位、財富、權力，以及組織控制能力，因而使得性選擇成了社會結構進化的一大動力。

上述機制，對照狒狒的情況或許可以看得更清楚。埃及狒狒在許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其社會形態甚至比黑猩猩更接近人類。它同樣罕見的採用了從夫居和父系制，但比黑猩猩更進一步，它和人類一樣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關係，因而也得以按親緣遠近建立了多達四個層次的複雜等級社會，四個層次大致相當於人類的家庭、氏族、遊團和部落。

多層父系羣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聯盟極具戰鬥力，羣體間常因爭奪領地和支配地位而發生戰爭，有時戰爭場面相當壯觀，在一英里開闊的戰場上數百頭雄性投入戰鬥;另外，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級時也表現的非常暴虐，這些情景，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人類社會。

埃及狒狒轉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為了構建雄性聯盟以對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險捕食者，相比之下，其近親獅尾狒狒生活在捕食者難以到達的懸崖絕壁上，處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着母系制，沒有發展出多層次結構，雄性對待配偶更温和，羣體間衝突也沒有那麼劇烈。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比如勞倫斯·基利和史蒂文·平克發現，整個人類史上，前國家社會都充斥着連綿不絕的暴力和戰爭，在這種環境下，羣體的生存和壯大往往嚴重依賴於其戰爭能力，而在由血緣紐帶維繫的前國家社會，戰爭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聯盟保障。

由此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歷史上始終居於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有些社會或許因為地處孤立隔絕環境（比如沙漠或小島），衝突強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義者；有些社會則因為選擇了特殊生計模式而難以維繫父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長年外出經營馬幫，甚至無法維持穩定婚姻關係，與此相似的是蘇門答臘的米南佳保族男性也普遍外出從事商業或手工業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