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文化博物館

從文化構成看，在爨文化的文化形態構成之中融合着經濟關係、政治制度、社會生活、生產結構、宗教信仰、哲學思想、文學藝術以及民族民俗等諸多因素。

從政治角度看，爨文化中極具地域色彩的“鬼主”活動其實是一種社會組織方式，擔任祭祀的“鬼主”，既是部落的神祀主持者，又是部落政治、軍事的首領。鬼主又有“都大鬼主”“都鬼主”“次鬼主”“大鬼主”“小鬼主”等大小之分，顯示出政教合一的傾向。但在主流政治領域，爨文化長達500餘年的歷史過程，爨區的政權結構始終奉行州（刺史）、郡（太守）、縣（令）三級制的州郡制度，從未脱離中原王朝的統治，維持了南中地區的穩定，其文化內涵中因此具有豐富的中原文化色彩。

從經濟角度看，爨地的經濟方式以農業、牧業、手工業為主，商貿業也佔有一定比重，比遊牧、半牧半農的經濟水平要高得多。在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大致又有水田稻區農業、熱區稻作農業、山地砍燒農業和原始農業四個層次。在牧業經濟的發展中，又分為定居、半定居和遊牧等多種不同類型。農耕文明的高度發達，帶來了工商業的發展，主要以井鹽、礦冶和紡織著稱。商業貿易也隨之同步發展，紅河航道的開通及陸上交通的便利，使當時的曲靖真正成為入滇“鎖鑰”。

從精神層面看，爨文化是中原漢文化與土著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晶，這在文學藝術上體現尤為突出。最能反映這一現象的當屬“兩爨碑”，從碑的形制、書法及碑文看，不僅與中原文化一脈相承，更與老莊思想盛行的東晉風尚緊密關聯。整個碑文的書法風格，不乏南方民族特有的“野”（不守章法）、“蠻”（反傳統）、“怪”（誇張渲染），其民族特色和蠻夷之氣鮮明。在宗教信仰上，複合多元的特性體現更為充分，爨人的宗教崇拜不僅有漢人的祖先崇拜、聖賢崇拜，以及佛教、道教色彩，而且還有土著民族的“巫鬼”“鬼主”和虎、牛、蛇、火、竹、稻、山、水等圖騰崇拜，這些宗教因素交織並行，構成了豐富的精神內涵。在民俗方面則有“遑耶”（古夷語“親家”）習俗、盟誓習俗、文身習俗、喪葬習俗、居住、服飾等習俗，而又以“遑耶”和“明月社”（專供盟誓用的神祠或神壇）最為突出，它不僅是南中大姓為代表的漢族“夷化”的主要體現，更是調整和解決重大事務和矛盾衝突、維持地區穩定的重要方式。 ^[1] 

《爨寶子碑》又被稱為“小爨”。東晉（405）刻，縱183cm，橫68cm，碑文計13行，行30字。用筆、結體在隸楷間，靈動逸縱，康有為謂“端樸若古佛之容”。此碑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雲南曲靖出土，被一鄉民用做壓豆腐的石板。咸豐二年，曲靖知府鄧爾恆發現豆腐上有字跡，大為驚異，派人找到賣豆腐之人，將碑石運回府中。碑石現在雲南曲靖市第一中學校園內。 ^[2] 

段氏與三十七部會盟碑，又名“石城會盟碑”。現保存在雲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學內。此碑立於大理國段素順明政三年，即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是大理國時代的遺物，於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曲靖市北出土。今曲靖一中碑亭內，與爨寶子碑並列,保存完好。

碑面較小，碑高1.25米，寬0.58米，厚0.61米，分上下兩段。碑頂有道光二十九年喻懷信記；碑上段為正文，11行，每行13字，左行，正書；碑的下段是官銜題名，8行，皆人名，行書。此碑行款特殊，正文直行。從左至右，才能讀通；上下題記、題名，又需從右至左，才合順序。全碑共403字，書體行楷，書法敦厚逎勁，歷代的書法家對之評價甚高。

由於此次會盟史籍中並沒有記載，是研究大理國和雲南當時境內少數民族的歷史及大理國職官制度的重要實物資料。此碑在明代時已有著錄，後湮沒土中，清康熙年間出土，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移至城內保存。

爨文化博物館的建成開館，標誌着曲靖市專題博物館館藏文物和藏品開發保存環境標準化建設邁向了新的台階，也為把曲靖市建設成為具有吸引力的休閒旅遊城市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將為進一步弘揚民族地域歷史文化，提升曲靖文化品位，促進對外開放和兩個文明建設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3] 

坐落於曲靖市一中的爨文化博物館於10月14日開館後將向廣大市民及遊客免費開放，免費開放時間為每週二、四、六、日4天；開放時間為每天上午8∶30—11∶00，下午15∶00—17∶00；週一、週三、週五休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