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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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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馬克思(Jenny Marx,1814年2月12日—1881年12月2日),原名約翰娜·“珍妮”·貝爾塔·朱麗葉·馮·威斯特華倫(Johanna "Jenny" Bertha Julie von Westphalen),德國社會學家,與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家卡爾·馬克思是夫妻關係。 [1] 
中文名
燕妮·馬克思
外文名
Jenny Marx
別    名
約翰娜·“珍妮”·貝爾塔·朱麗葉·馮·威斯特華倫
國    籍
德國
民    族
日耳曼人
出生日期
1814年2月12日
逝世日期
1881年12月2日
職    業
思想家
配    偶
卡爾·馬克思
性    別

燕妮·馬克思人物生平

燕妮·馬克思家庭背景

燕妮·馮·威斯特法倫出生於一個德國貴族家庭。她的父親路德維希·馮·威斯特法倫是一個商人,後來成了普魯士政府一名樞密顧問官,負責薩爾茨韋德爾特里爾。她不僅是曾經的“特里爾舞會皇后”,而且也接受過良好的教育。

燕妮·馬克思情感歷程

年輕時的馬克思 年輕時的馬克思
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學攻讀法的一年級學生馬克思,回特里爾向自己熱戀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歲的馬克思約定了終身。按照當時的習俗來説,這是前所未有的。貴族出生、年華似錦的燕妮,被公認為是特里爾最美麗的姑娘和“舞會皇后”,許多英俊貴族青年為之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無疑問,可以締結一門榮華富貴的婚姻。但是她卻蔑視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傳統觀念,瞞着父母把自己許配給一個市民階級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預計和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
馬克思 馬克思
1836年10月,馬克思從離家不遠的波恩大學轉赴離家遙遠的柏林大學讀書,這意味着他們之間要互相忠誠等待一段相當漫長的時間。1841年4月15日,馬克思提前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年輕的哲學博士剛剛到特里爾,就趕忙去他最心愛人的家,把博士論文親手送到燕妮的父親的手裏。燕妮和馬克思在多年分離之後,本來打算立即結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論文並不能作為維持生計的基礎,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結婚的念頭,繼續等待。從1842年4月開始,馬克思開始為《萊茵報》撰稿,1842年10月,《萊茵報》的股東們委任馬克思為編輯,1843年3月,馬克思被迫退出《萊茵報》編輯部。接着又與阿爾諾德·盧格磋商了關於共同從事著作出版的計劃。此後即1843年6月19日他才到克羅茨納赫(燕妮在她父親於1842年3月去世後就和母親遷居這個地方),與苦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於1814年的出身德國貴族(男爵)家庭的燕妮·馮·威斯特法倫結婚。從他們私自約定終身到結合,燕妮等待了漫長的七個年頭。在這七年中,她除了曾與未婚夫馬克思有過少數的幾次相聚之外,就只能從遠處用自己的思念和書信陪伴他了。

燕妮·馬克思婚姻生活

之後她幫助她的丈夫卡爾抄寫手稿,糾正其中的錯誤並潤色。在與卡爾·馬克思的婚姻生活中她一共生育了7個孩子,但是隻有3個女兒埃莉諾、珍妮和勞拉活了下來。三個女兒也深受父親的影響,她們分擔了馬克思的部分工作或者參與到工人運動中。
寫給托馬斯·奧爾索普的信的手跡。 寫給托馬斯·奧爾索普的信的手跡。
由於馬克思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卓越貢獻和對地主、資產階級無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動勢力詛咒他,驅逐他。他不得不攜持家小四處轉移,其生活困難有時達到難以想象的地步。1850年3月底,隨馬克思一起流亡倫敦的燕妮寫信給好朋友約瑟夫·魏德邁時,描繪了她當時的生活情況:“因為這裏奶媽工錢太高,我儘管前胸後背都經常疼得厲害,但還是自己給自己孩子餵奶。這個可憐的孩子從我身上吸去了那麼多的悲傷和憂慮,所以他一直體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劇烈的痛苦。他從出生以來,還沒有一夜,能睡着二三個小時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劇烈的抽風,所以孩子終日在死亡線上掙扎。由於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傷裂口了;鮮血常常流進他那抖動的小嘴裏。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東來了,要我付給她五英鎊的欠款,可是我們手頭沒有錢。於是來了兩個法警,將我的菲薄的家當——牀鋪衣物等——甚至連我那可憐孩子的搖籃以及比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們威脅我説兩個鐘頭以後要把全部東西拿走。我只好同凍得發抖的孩子們睡光板了。……”
勞拉·馬克思 勞拉·馬克思
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由於上述原因,只有三個女兒(即長女珍妮·馬克思,次女勞拉·馬克思,三女兒艾琳娜·馬克思)長大成人〔當時多虧了海倫·德穆特·琳蘅,燕妮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忠實的助手,那就很難設想她和她的孩子們後來怎樣過下去〕。
在她的整個婚姻生活中,她一直承受着家庭貧困的境地。沉重的經濟壓力不斷加到她的身上,直到1867年資本論系列第一本出版以後,家庭財政狀況才有所改善。
在這種境況下,燕妮還是深深地愛着馬克思。她除了母親和主婦的責任,除了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還擔負起了許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書,馬克思的幾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難辨認的——在送到印刷廠或出版社去以前,總得由她謄寫清楚。
馬克思與燕妮的黃昏之戀更加強烈。1880年,燕妮可能患了肝癌,她以驚人的剋制能力,忍受着極大的疼痛。在這膽戰心驚的歲月,馬克思照料妻子,不離左右為了要讓她快活些,馬克思於1881年7、8月間,陪着她到法國去看了大女兒和幾個外孫。1881年秋天,由於焦急和失眠,體力消耗過度,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險,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們的小女兒在談到雙親暮年生活的時候説:“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覺得自己好多了,已經走得動,能到母親房間裏去了。他們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輕人,好似一對正在開始共同生活的熱戀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個病魔纏身的老翁和一個彌留的老婦,不像是即將永別的人。”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長眠不醒了。這是馬克思從未經受過的最大打擊。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説:“摩爾(馬克思的別名)也死了。”在以後的幾個月裏,他接受醫生的勸告,到氣候温和的地方去休養。可是不論到哪兒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寫信給最知己朋友説:“順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對傷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認我時刻在懷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開的——那就是我在騙人。”

燕妮·馬克思人物影響

燕妮·馬克思對卡爾·馬克思的作品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她戲稱自己是馬克思的“秘書”。她不僅為馬克思抄寫和影印了手稿,期間,她還與馬克思一起討論他的文章。燕妮·馬克思在社會運動中也有她自己的角色,在英國倫敦生活期間她也不斷地通過德文報紙發表政治文章和論文。

燕妮·馬克思情書

馬克思寫給妻子的一封信
我心中的愛人:
我又給你寫信了,因為我現在獨自一人,而且我總是感到很難過,經常在心裏和你交談,但你一點也不知道,既聽不到也不能回答我。雖然你的照片照得不太好,但對我卻極有用,現在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陰鬱的聖母”——最醜陋的聖母像,也能有狂熱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優美的像擁有更多的崇拜者。無論怎樣,這些陰鬱的聖母像中,沒有一張像你這張照片那樣被吻過這麼多次,被這樣深情地看過並受到如此的崇拜。照片上的你即使不顯得陰鬱,至少也是鬱悶的,它決不能反映你那可愛、迷人、甜蜜的讓人想親吻的臉。但我把相片挪了挪位,讓陽光更好地照到它上面,使相片上的你看起來更好看一些,並且我發現我的視力雖然被燈光和煙草損壞,但我仍能在夢中,甚至在醒着的時候描繪你的模樣。你好像真的在我面前,我把你抱到我的膝蓋上,説着:“我愛你,夫人”事實上我對你的愛勝過奧塞羅一生付出的愛情。撒謊和空虛的世界對人的看法也是虛偽而表面的。無數誹謗我、污衊我的敵人中有誰曾罵過我適合在某個二流戲院扮演頭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實如此。要是這些壞蛋稍微有點幽默感的話,他們會在一邊畫上“生產和管理”,另一邊畫上我拜倒在你的腳前,然後在這幅諷刺畫下注明:“看看這幅畫,再看看那幅”。但是這些壞蛋是笨蛋,而且將永遠是笨蛋。
暫時的別離是有益的,因為經常接觸會使生活變單調,使事物間的差別逐漸消失。過分接近會讓高塔顯得低矮,而我們和日常生活瑣事接觸太密切,瑣事就會過度膨脹。細小的、讓人不舒服並訴諸感情的習慣,只要它的直接對象在視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摯的熱情由於它的對象的親近而表現為日常的習慣,在距離的魔力下會壯大起來,並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愛情就是如此。只要我們被空間分隔,即使僅僅是在我的夢裏,我就立即明白,時間之於我的愛情正如陽光雨露之於植物——使其滋長。你一不在我身邊,我對你的愛情就會顯出它的本來面目,彷彿巨人一般,聚集了我全副精神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個真正的人,因為我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熱情。現代的教養和教育帶給我們的複雜性,以及使我們對一切主客觀印象都不相信的懷疑主義,只能使我們變得渺小、孱弱、牢騷不斷。然而愛情,不是對費爾巴哈那類型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尊敬,不是對無產階級的熱愛,而是對值得愛的事物尤其是對你的愛,使一個人重新成為真正的人。
我親愛的,你會微笑,會問:為什麼我突然變得這麼花言巧語不過,如果我能把你那温柔而純潔的心緊貼在自己的心上,我就會默默無言,不作一聲。我不能以唇吻你,只能求助於文字,以文字來傳達親吻。
誠然,世間有許多女子,而且有些非常美麗。但是哪裏還能找到一張臉,上面的五官,甚至每一條皺紋,都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強烈最美好的回憶甚至我無限的悲痛,我無可挽回的損失,我都能從你的笑容中看到,當我吻你那甜美的面龐時,我就能剋制這種悲痛。“埋在她的臂膀裏,因她的親吻而甦醒”。
再見了,我親愛的,千萬次地吻你和孩子們。
你的,
卡爾
(此信寫於1856年夏。當時,燕妮因去探望病重的母親,暫時與馬克思分離。)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