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學

燕京大學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教會大學之一，它本來是由華北地區的幾所教會大學合併而成的，包括北京匯文大學、通州華北協和大學、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分別由美國長老會、美以美會、美國女公會、公理會、英國倫敦會等合辦，初期名為“北京大學”。 ^[9] 

由於是不同的教會合辦、不同的學校合併，所以起初管理非常混亂，一直沒有滿意的校長，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長，才開始有了轉變。司徒雷登是著名的來華傳教士之一，後來還成為美國駐華大使。他上任後，立即對學校進行了改革並把學校更名為燕京大學。隨後開始建設新校區，向社會各界募捐。經過幾年的努力，該大學成為當時中國最美麗和有成就的大學。在教學思想上，該校不強調基督教教育，實行自由教學。從1929年起，正式設立了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總共有近20個系。它的畢業生主要活躍在中國的教育界、政界和宗教界。

建國前， 中國共有13所基督教教會大學，分別是：齊魯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華西協合大學、華中大學、金陵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滬江大學、嶺南大學等。前身是美英兩國教會在北京創辦的三所教會學校：

1、匯文大學（Peking University）：1889年由美國美以美會創辦，初名崇內懷理書院，校長劉海瀾博士（Hiram Harrison Lowry）。位於崇文門船板衚衕（今匯文中學）。

2、華北協和女子大學(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omen)：1864年創辦，初名貝滿女塾，位於燈市口東口的佟府夾道衚衕（後改辦貝滿女中）。

3、通州協和大學（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1867年創辦，初名公理會潞河書院。謝衞樓(Davelle Sheffield)任校長。

1916年美國美以美會、公理會、美北長老會，英國倫敦會將三所教會學校合併，初名燕京大學，司徒雷登任校長。

1921年在北京西郊購買前清親王賜園，聘建築設計師墨菲進行總體規劃，建造了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一所校園。

1926年正式遷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封閉學校。

1942年四川省成都市辦起燕京大學臨時學校，孔祥熙任校長，梅貽寶任代理校長。

1945年學校在北平原址覆校開課。

1946年成都臨時學校師生髮回，開辦工學院。

1951年學校改為國立。

1950年12月，政務院第65次政務會議通過決定：《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又根據政務院的決定作了具體部署，並召開了一些會議，強調新中國不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內辦學校的方針。首批確定的改為公辦的有11所，其中有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中國人自辦，仍維持私立，政府給予補貼的有如滬江大學、東吳大學等。 ^[10-11] 

1952年中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

燕京大學民族學系、社會學系、語文系（民族語文系）、歷史學系併入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

燕京大學法學院參與組建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

燕京大學經濟學系參與組建中央財經學院（今中央財經大學）；

燕京大學工學院併入清華大學；

燕京大學文學院、理學院併入北京大學，北大遷至原燕大校園“燕園”。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就籌劃接收國民黨統治下的和外國人開辦的各級學校，使教育儘快適應新中國的建設與革命需要，並陸續接受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建議。

匯文大學合併後成立的在1952年被分拆，文、理部分科系併入北京大學、工程科系併入清華大學，由於當時“院系調整”規模較大，除院系外人事亦有很大調整，涉及全國幾乎所有高等院校，其中一些調整在1952年以前已經開始，所有原教會背景學校於此時停辦，院系及人員分拆進入其他大學。

嚴格意義上説與其他中國教會學校的歷史在1952年正式終止。對於它的傳承問題，現時存在的主流意見分為三種：

(1)由於它的教會精神和立校精神等本質並無其他大學直接繼承，是以認為它並不具有任何承繼者。

(2)接收了燕京大學文、理學系的北京大學和接收了燕京大學工學系的清華大學兩校在教員和學員上承擔了它的後繼責任，亦間接吸納了燕京大學的學術思想，因此兩校均為燕京大學的傳承者。

(3)因並校而吸納了燕京大學大部分人才並同時搬入燕園的北京大學從人員和設施配套（包括圖書館）上均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燕京大學的角色，因此認為北京大學可以在某程度上稱為燕京大學的傳承者。 ^[12] 

燕京大學的校址即北京大學主校園--燕園。1921年—1926年，曾為多座在華教會大學進行過設計的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接受聘請，為燕京大學進行了總體規劃和建築設計，建築羣全部都採用了中國古典宮殿的式樣。

燕京大學的東西軸線以玉泉山塔為對景，從校友門經石拱橋、華表（取自圓明園廢墟），方院兩側是九開間的廡殿頂建築穆樓和民主樓，正面是歇山頂的貝公樓（行政樓），兩側是宗教樓和圖書館，沿中軸線繼續向東，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義亭，湖畔還有博雅塔、臨湖軒。東部以未名湖為界，分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均、備4幢男生宿舍以及華氏體育館。女院沿一條南北軸線，分佈適樓、南北閣、女生宿舍和鮑氏體育館。 ^[13] 

燕京大學建築羣在外部儘量模仿中國古典建築，在內部使用功能方面則儘量採用當時最先進的設備：暖氣、熱水、抽水馬桶、浴缸、飲水噴泉等等。

燕京大學歷史照片(27張)

燕京大學初成立時設文理科，未分設學系。學制初為本科三年,預科二年。後改為本科四年,預科一年。初設文、自然科學、應用社會科學三學院，後改為三個學院，十八個學系。 ^[14] 

1934年增設研究院，下設文、理、法三個研究所，以及製革專修科，屬化學系；幼稚師範，屬教育系。另設宗教學院及附屬學校。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華北工商界支持下，還組織了"工科教育合作委員會"，從事發展該校工科教育，1946年設立工學院。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15] 

超前的治校方式和管理措施，使得燕京大學在短短的33年辦學時間裏，雖然總共招收的學生不足萬人，卻湧現出無數頂尖人才，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為知名學者和行業的佼佼者，不僅僅是培養了53個兩院院士，其在新聞學、社會學等領域也是英才輩出，包括冰心、費孝通、侯仁之、楊絳等均畢業於燕京大學，後來擔任外交部長的黃華，也曾是司徒雷登的學生。 ^[19] 

哈佛燕京學社是美國建立較早的正規的漢學研究機構之一，也是民國時期對中美文化交流貢獻最大的學術機構之一。它是由美國著名學府哈佛大學和中國的燕京大學利用美國鋁業大王查爾斯·馬丁·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1863-1914）的遺產基金，於1928年聯合建立，其名字就是取自這兩所大學的校名。 ^[20] 

哈佛燕京學社英文全稱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是由美國人發起並資助，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聯合組成的漢學研究機構，本部設於哈佛大學，在燕京大學設北平辦公處。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要從司徒雷登説起。

為解決辦學經費，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學任職期間，幾乎每年都回美國去募錢。一次偶然機會，他了解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1914年12月27日逝世）有一筆鉅額遺產捐作教育基金，遺囑申明將其中一部分作為研究中國文化之用。赫爾如此心儀中國文化，緣於年青時兩個中國留學生給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故於離世之前在遺囑中作出如上安排，並提出在美國和中國各選一所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以執行研究中國文化的計劃。赫爾逝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年，數年後他的遺囑付諸實施。司徒雷登本想爭取燕大作為中方大學入選以得到這筆款項，但終因燕大剛剛成立，遠不及北京大學之聲名赫赫，故遺囑執行團在美國選上了哈佛大學，在中國相中了北京大學，使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盤落空。然而不久之後發生的事情，對司徒雷登無異於天賜良機。

哈佛大學得到赫爾捐款後，開始執行漢學研究計劃。1924年，哈佛大學派久住上海的美國人華爾納去敦煌千佛洞“考古”。華爾納到敦煌後，以70兩銀子“香火錢”收買廟祝，將千佛洞部分壁畫連同泥皮剝下來，裝運回國，引起當地人民極大憤慨。翌年，哈佛大學又派華爾納組織了一個小型“敦煌考古隊”來到中國，同時要求北京大學偕同前往敦煌“考古”。地方當局鑑於華爾納前番的行徑，對“考古隊”雖客客氣氣，卻尋找種種藉口，多方限制。華爾納之流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僅拍了一些照片帶回去交差。“敦煌考古隊”也宣告解散。

燕京大學的一個學生曾是華爾納的譯員，“敦煌考古隊”解散後，該生返校復學。司徒雷登從其口中瞭解到華爾納與北京大學合作考古失敗的情形之後，大作文章。輾轉將此事告之中國教育部次長秦汾，後由教育部知會外交部，以華爾納違反國際法為由，向美國駐北京公使提出抗議。事情雖被美國政府敷衍過去，但哈佛大學覺得太丟面子，既遷怒於華爾納，也不滿意北京大學。司徒雷登趁此機會積極活動，於1926年趕回美國，以燕京大學的名義與哈佛大學協商合作研究中國文化，結果大告成功。1928年春，哈佛燕京學社於茲正式成立。

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公處設執行幹事一人，由生於中國的美國人傅晨光首任其職。傅曾任燕京大學文理科科長、哲學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傅晨光卸任，由洪煨蓮、司太雷、聶崇歧、陳觀勝等先後繼任，其職責是監督和分配款項用途。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北平淪為日寇佔領區，燕京大學被迫於1942年遷往四川成都，哈佛燕京學社在成都繼續活動。日本投降後，燕京大學回遷，學社亦恢復其北平辦公處。新中國成立後，燕京大學於1951年春改為公立，翌年併入北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公處亦隨之撤銷，前後度過了23個春秋。

為了培養漢學人才，該社在燕京大學和哈佛大學同時招收研究生，兩校合作培養。哈佛大學的東方語文系研究生，預備博士論文期間多資遣來華進修，兩年後回國提交論文，方授予東方學博士學位。燕京大學從1928年開始招收研究生，修業兩年後撰寫論文，由學社北平辦公處延聘專家組成面試委員會，面試通過，為“碩士待位生”，畢業時授予學位。此外尚有出國留學生，第一個派赴哈佛大學留學的是名歷史系畢業生，四年後獲哈佛大學東方學博士學位回國。為縮短留學生在美年限，學社規定，凡資遣哈佛大學的人員，必須在國內取得碩士學位。

購置圖書資料方面。為配合研究，學社在哈佛大學建立“漢和圖書館”，專藏中、日文書籍。到四十年代末，館藏達十萬冊，為漢學研究提供充足的文獻保障。在燕京大學，從1928年起，學社逐年撥款購書，少則三四千，多則萬餘元。收藏對象主要為線裝古籍，亦有部分日文和西文東方學書刊，全部入藏燕京大學圖書館。據查，燕大圖書館成立之初，藏書不過三四萬冊，因系教會學校，藏書以西文為主。自1928年始獲學社購書款後，不斷補充中國古籍，至五十年代，所藏圖書（不計報刊）約四十餘萬冊，其中四分之三是用此款購入。曾任該社北平辦公處執行幹事的聶崇歧回顧，當時所購圖書均以實用為主，很少購入價格高昂的宋、元、明版古籍。經多年積累，實用古籍已基本敷用，才將餘額略及善本，且數量有限。至於1950年花費1250萬元購入明弘治本《西廂記》，乃因當年書款餘額尚豐，倘若退回，則下年度書款預算必將削減，故方有上述“豪舉”。

學社在書刊出版方面也是成績卓著。哈佛大學在美國出版了《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和專刊。從1935年開始編纂《漢英大辭典》，首先在燕京大學協助下，將《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等中國韻書、字書上的字詞抄在卡片上，作完運交哈佛大學；再由哈佛大學將其譯成英文。哈佛大學在翻譯過程中，發現中國辭書引文與原文多有出入，遂將部分卡片寄回中國，請人逐條核對。據聶崇歧回憶：“到1951年春，只《佩文韻府》一種還沒有核對完”。儘管《漢英大辭典》編纂進展緩慢，殺青之日遙遙無期，而哈佛燕京學社則聲名鵲起，儼然成為美國研究東方學的重心。學社在燕京大學創辦並出版的《燕京學報》更是名重一時。

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公處最終與燕京大學一起走完了自己的歷程。半個世紀過去，歲月風塵抹不去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的軌跡。設在哈佛大學的學社總部則延續至今。據悉，北京大學擬於北大百年華誕之際，召開首屆國際漢學大會，在接受邀請的國際漢學研究機構和專家的名單中，“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赫然在目。 ^[21] 

燕京大學在其三十年的歷史中，以其學術奠定了與清華北大比肩的地位，同時又因其獨特的“教會大學”身份，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處在生死存亡的關口。本文試圖展現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燕京大學如何通過自己的身份優勢，使得燕園在炮火紛飛中保持了絃歌不輟的歲月。

1937年的“七七事變”發生之時，燕京大學正處於日本軍隊的包圍之中。西面一英里是日本的大本營，士兵們不時地從燕京大學周圍的路上走過，東面半英里是日本人控制的京張鐵路。在侵略開始之後的幾天裏，有兩千多人湧入校園，尋找安全的避難所。而在當時，國立大學和其他官辦學校已被關閉。由於燕京大學具有美國和英國背景，儘管燕京大學的師生都積極參加了反對日本侵略的多次抗議示威，也儘管日本人把燕京大學視為他們前進中最重要的障礙之一，但是並沒有準備要接收燕京大學。

不過日軍的侵略行為還是在燕園裏引起了慌亂。那時正逢司徒雷登不在學校，羣龍無首。

不過，司徒雷登很快回到了學校，他迅速在燕園裏升起了星條旗，並以校長的名義向駐北平的日本佔領軍當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學是美國財產，並堅決反對日軍進入校園搜捕愛國進步學生。燕京大學不會逃離包圍着它的危險，它要在北平繼續辦下去。

儘管從表面上看，日本人對於這所“美國學校”好像是在和平共處，實際上，卻無時不在打燕大的算盤。據那時期的燕大學生文彬如回憶：

1938年一個下午，我騎着車子沿本校牆向老虎洞走去。瞥見兩個穿西裝的人，一個面向校牆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身後人持機拍照。在淪陷區，光天化日之下愛國人士是不會幹這種傻事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日本人玩的鬼把戲……我覺得事態重大，便從南門回到系裏，向主任作了彙報，主任立即轉報司徒先生。次日日本人便持照片向學校索人。司徒立即予以揭露。日本人反覆糾纏了幾天，而且逐步升級。最後日方只好承認他們自己的人也有栽贓邀功者，乃表示要見見發現者，以致謝意，為司徒拒絕。

而對於留在燕園裏的中國教師來説，他們的尊嚴隨時可能受到侮辱，每一次進城都會受到搜查。蔡一諤在結束美國的深造回國時，儘管司徒雷登和蕭正誼到車站去迎接，但依然沒能阻止一名日本特務對蔡進行毒打，並且威脅要逮捕他。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師生甚至還曾經和日本人有過一次短兵相接。1940年2月，燕京大學研究生、物理系助教馮樹功騎自行車在外回校時，被一輛日本軍車軋死。消息傳到學校後，羣情激憤，紛紛提出要日本軍方嚴懲肇事兇手。燕京大學當即向佔領軍提出抗議。隨後，研究生同學會幹事藍鐵年在院長陸志韋的同意之下，寫了一份哀啓，號召全校師生參加追悼會。追悼會由陸志韋主持，司徒雷登也參加了。據當年的學生回憶，日本軍官也在場，陸先生面向那日本軍官冷顏正氣地説：“我覺得當今世界上瀰漫着一股貌似強大的勢力，正在控制着你們，壓迫着我們，正是這股勢力奪走了我們年輕輕的馮先生的生命……”但那日本軍官搪塞兩句後，留下100元錢揚長而去。這時，人羣中充滿的飲泣聲，突然爆發出一片大聲的哭泣！

一年之後，“珍珠港事件”爆發。

然而，在1941年的“一二·八”，燕大卻不得不面臨嚴峻的歷史時刻：這天清晨，一隊日本騎兵迎着北平初冬的朝陽，從西苑疾馳東去，飛奔燕京大學。轉眼，校園被嚴密封鎖起來。九點，憲兵隊長荒木把學生集合到禮堂，嚴厲宣佈：“日本現在正式接管燕京大學，學生聽從處理，不準有任何反抗。”日本人要求“學生必須離開校園；除了列入逮捕名單的人外，中國教職員在找到其他工作前可以留在校園內；西方人則必須全部集中在燕南園”。此時，距離燕大得知“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不過僅僅一小時。

在事發的當天，司徒雷登不在學校。他應天津校友會邀請，在前一天到了天津去度週末。12月9日正當他準備返回學校時，兩個日本憲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處逮捕了他，然後押送回北京，從此司徒雷登開始了他近四年的囚徒生活。在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司徒雷登寫到了這段經歷。

日本人在關閉燕大之後，曾經想把它作為一所不受西方影響的傀儡學校，因此曾經問中國教師在什麼條件下願意繼續燕大的工作。此時，已經退休的校長吳雷川站了出來，帶領其他的教師堅定地表示，只有允許西方教師留任，並且給予學校完全的教學自由時，他們才會恢復燕大的教學。日本人沒有接受這樣的條件，北平燕大於是被徹底的關閉了。

正如艾德敷在《燕京大學》一書中寫到的那樣：“對於中國後方的燕京校友來説，‘珍珠港事件’是號召他們行動的號角。”北平燕大被日本摧殘、解散的消息，傳到戰時首都重慶，燕大校友羣情激憤，校友們一致決議，立刻在後方覆校。

經歷一番籌備，成都燕大以月租兩千元租用位於成都陝西街華美女中和毗連啓華小學作為校舍，並推舉梅貽寶為代理校長及代理教務長，1942年10月1日，成都燕大正式開學。當時，從北平先後到達成都的教職員，總計約三十人，這就是成都燕大的班底。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燕大的第一課，艾德敷在《燕京大學》一書中深情地寫道：什麼課呢？“一個世界”。教師是誰？威爾基（Wendell Willkie）。威爾基先生當時正作為羅斯福總統的個人代表在中國旅行。威爾基先生為成都所有大學的講演預定在上午八時開始，地點是華西協和大學華西壩校園內的運動場。在寒冷的秋日清晨，成都燕京大學第一次在它飄揚的旗幟下列隊集合。當二百五十多人的小隊伍向華西壩進行時，進行者的精神明顯地十分高昂，儘管他們的服裝明顯地不是十分整齊。當隊伍進行到會場時，已經聚集在那裏的其他學校師生髮出長時間響亮的掌聲，表示熱烈和真誠的歡迎。這樣，燕京學生從一開始就留下一個印象，也獲得了一個印象。或許他們中不會有很多人至今還記得威爾基那天早上所講的內容，但很少有人會忘記這一場面，尤其是那些來自日本佔領區的人們。對一個戰時流亡大學來説，以這樣的方式開始它的教學活動的確非常恰當。代理校長梅貽寶在這一場合應邀擔任威爾基先生的翻譯，更增加了人們對新覆校的燕京大學的認識程度。

那一天是1942年10月2日，星期五，從那一天開始，成都燕京大學開始了工作，一共持續了四個學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成都燕大也開始準備着手復員北上。但因為當時交通擁擠，再加上北平校舍多有摧毀失修，因此1945年這一學年，北平、成都兩處燕大同時辦學。

成都燕大的師生在最後一個學年一面維持學業，一面準備長途旅行。當時成都到北平分為南北兩路，雖然走北路沿途大部分路程要坐大運貨卡車，沿途之辛苦甚於南路，但是旅費比較節省。成都燕大師生絕大部分都走的是北路。隨着最後一批師生員工到達北平燕園，成都燕大完成了它的歷更使命。

在日本宣佈投降的第二天，在北平，被日寇關押在北平城內的原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也重獲了自由。

8月17日，他召集原燕京大學在北平的教職員陸志韋、洪業、林嘉通、蔡一諤、侯仁之等五人在北平東交民巷三官廟開會，研究了有關接收校園、清查校產、召集舊部、籌備覆校等事情，決定成立覆校工作委員會，由陸志韋等人主持覆校工作。8月21日，燕京大學覆校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由陸志韋和洪業帶頭開展工作。

10月10日，燕大覆校後的第一次開學典禮隆重舉行。燕大師生們本來以為燕大歷史進入了新的篇章，沒想到不久內戰開始了。內戰結束之後，這所曾經輝煌的學校的命運，更是他們所想不到的。 ^[22] 

作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曾為創辦燕京大學奔走呼號，在中美兩國間四方募捐籌集辦學經費，終於建造了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一所大學；這位燕大首任校長，為中國培養社會有用人才殫精竭慮，結果燕大英才輩出，燕大在他哺育下成為近代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這位燕大校長，在日本侵華期間曾掩護師生逃離日佔區，因此被日軍關進集中營近四年。

作為一個生在中國並對中國有着深厚感情的美國人，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看作是自己畢生的事業，同時把它看成是中國事業的一部分，認同這所大學是“中國人的大學”，而他創建這樣的一所新大學，是為了“可以更好地服務於中國”。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彷彿根本就已融為一體，他可謂當時燕大的靈魂人物，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個人努力之上。這位主持校務工作長達二十七年之久的燕京大學的大管家和主政者，被師生譽為“燕園之父”。而他之無愧於這一稱號乃因為他所確立的“燕大精神”。他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1933年曾明確提出這樣的辦學目標：“我們的目的是以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羣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我們不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有史以來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基於這一服務社會的理念，他將燕京大學的校訓確定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這一校訓激勵了所有燕大學子，一直成為他們成長的動力，這樣的大學校訓至今仍閃耀着樸素的真理的光芒。

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學期間，提倡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則，他保障燕大教職員及研究者在教學和研究時不受校內外製度和勢力的干預，給燕大學者們營造了一個自由教學、自由討論學術觀點的場所，使他們可以無障礙地傳播他們的專業學識。他要求燕大的學生既要中國化，又要國際化，不但不對師生的政治立場加以干涉，還對他們加以保護，包括那些具有左翼傾向的師生。在北京淪陷期間，燕大選擇了一條最難堅持的道路，既沒有內遷到安全的地方，也沒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是堅持獨立的教學理念，為此他不惜甘冒牢獄之災。在他的努力堅持下，燕大校園裏充滿着濃厚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氣，具有很強的學術多元性包容性。

司徒雷登奉行寬容的治校態度，提倡教授治校的理念，凡是有才學的學者，不問其個人宗教信仰、政治傾向和學術流派如何，一概誠懇聘請。他説過：“我的任務是讓老師儘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他全力邀聘當時的中國著名學者甚至學術大師來校任教，藉以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學術地位。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思想學術界的方家名宿紛紛奔赴燕京大學，燕大一時名師雲集，尤其是在國文、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領域。有大師方有高材，燕京大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燕大的校友在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和學術界輩出賢才而具有深遠影響。真正讓燕大開拓國際學術視野的，則是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他設法成功地説服哈佛大學與燕大合作，於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並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與世界一流大學進行各種學術交流，到1930年代，當時的燕大已經享譽國際而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之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