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鍚

熊育鍚（1868年一1942年）字純如，號炳儀，南昌縣人。祖父輩善經商，積資百萬，致富後建“心遠堂”，以鼓勵資助子弟讀書。熊育鍚少年勤學，光緒年問中秀才，補增生，喜讀《船山遺書》，接觸了大量康梁著作，慨然“知舊學之不可專治，西洋學問之可貴”。其後乃大量閲讀嚴復所譯的西方社會科學書籍，並師從嚴復。

熊育鍚(3張)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熊育鍚、熊元鍔與堂兄熊育鎬以及高安鄒叔忱、新建夏敬觀、蔡公湛一道，創辦“樂羣英文學塾”，以南昌城內靈應橋北湖東岸熊氏平遠山房家塾為校址，熊育鍚被推為監督。時隔兩載，同志星散，熊氏諸從兄弟商議改為“南昌熊氏私立心遠英文學塾”，以紀念祖先興學之德。以“心遠堂”經費（每年利息2000元）作為辦學資金。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學堂正式開辦，熊育鐋主持塾務。

創辦伊始，首重科學，着力培養理工人才。開設國文、歷史、算學、英文、化學、物理以及西洋史地。教科書大都為西文原本，或美國大學所使用教材。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與熊元鍔在月池故里開辦男女同校的小學兩所，一所教“心遠堂”子弟，一所教族中清寒子弟，免費入學。他還敦勸鄰村各大户移公款辦小學，為其延師定規。一時間西鄉各地成立小學10餘所，使日後鄉民文化水平有了較大提高。隨着心遠的創辦和發展，他名聲漸噪，被陳三立等人譽為“中國的福澤諭吉”。宣統二年（1910年），舉為江西教育總會副會長。同年，到北京參加全國教育會議。目睹清廷腐敗，加上一些留學日本的學生常常給他郵寄同盟會所辦的《民報》《復報》等，思想漸趨革命，贊成孫中山主張。

辛亥革命後，熊育鍚任江西省文事局局長，主管全省教育。積極建議省政府派學生留學歐洲、美國、日本，促成胡先輔、饒毓泰、程孝剛、熊正理、熊正琬等20餘人出洋留學，是為江西首屆留學生。1914年，他建議省政府設省立中學8所。其間，被推舉為由同盟會所創辦的南昌女子公學校長。其時，該校經費支絀，屋宇陳舊，教員缺乏，他動員心遠、二中教師免費兼課，並精心籌劃，修復校舍，使學校得以維持。

其時江西尚無綜合性大學，眾多江西學子為求學遠赴他鄉。1922年，在李中襄等人協助下，熊育鍚以心遠中學（原心遠堂）為基礎，讓出部分校舍，開辦心遠大學。初設文科，後增設數理二科。但時局動盪，經費無着，後遭朱培德部下搶劫，僅辦一屆畢業後，於1927年停辦。

1927年1月國民黨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熊被選為國民黨省黨部執行委員。次年，任國民黨省黨部組織部長並代建設廳長，因大量引用心遠弟子，遭省主席魯滌平忌諱。熊不得已出走南京，于右任薦為監察院監察委員。

抗戰爆發，心遠本校先後遷吉安、泰和，在南城、寧都設分校。他奔忙於學校和救濟難民事務。1942年6月，南城陷落，學校損失慘重。8月，他趕赴省政府所在地泰和縣，籲請省府救濟學校，獲2萬元救濟款。召開校董事會，商議學校恢復事宜。9月至寧都，11月19日染病身亡。一生辦校42年，化育人才甚多。其愛才出自其教育家天性，平日常隨身帶一本手冊，隨時記載相識之人的性情、才能，作為引薦培育之參考。觀其人具有某方面才能，便讚歎揄揚。主持心遠、二中及女子公學其間，著籍學生逾萬人。

熊育鍚，字純如，號儀炳，清同治7年戊辰11月17日（1868年12月30日）生於江西省南昌縣岡上鎮月池村。

父親熊光祖年輕時外出經商。太平天國期間，在修水經營熊氏產業，時逢太平軍攻佔修水，他在“危城中逃出，驚悸得心疾，不能治生”，從此熊家的生計陷於困窘，母親黃太夫人，“持家節儉，量入以為出”，她既侍奉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又要教育三子二女，靠她的操持，日常的油、米等基本生活用品尚可得保，整個家庭的生計賴以維持。

熊育鍚青少年時期的成長，深受其兄育鈞的影響。育鈞比育大5歲，少時也讀過一段時間的書，稍大後，因父親患病，不能料理生計，作為家庭的長子，他便輟學經商，承擔起支撐家庭大廈的重任。他天性醇厚，修德好善，雖身在市井，卻頗具遠見卓識，“勤勤以成弟之學為至要至大之事。”因自己被迫失學，“則益督弟以學”，他為育購買了大量的書籍，但不以讓育鍚默頭誦讀八股試律，以博取科舉場上的發跡為榮耀，而是鼓勵弟弟讀那些與科考並不相干，卻真正有補時艱的著作。

清光緒年間，熊育鍚20歲以前應章試，舉秀才，補增生。1888年左右，他接識萍鄉賀國昌先生，並拜其為師，“得窺先儒學問門徑”，受其影響，他閲讀了大量張載、王陽明、陸九淵、朱熹及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深受他們幹剛中正，潔志修身，躬行實踐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的薰染，從此，他更加厭惡科舉，不再參加科舉考試。

在中國近代興起的辦洋務、講西學、倡維新的過程中，江西由於受經濟、文化、社會風氣以及地理等方面因素的制約，風氣的開化遠遠落後於其他許多省份，在鴉片戰爭後的60年間，江西學界幾乎仍是舊制未改，落後於時代竟超過半個世紀之久。

熊育鍚是清朝末年較早跳出江西沉悶氣習的人士。在清光緒中葉，南昌還不易購得各種新書報，他求人於漢口大購書籍，“得讀曾文正、郭筠仙鹹同諸賢文集”。戊戌前後，又讀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諸先生所著書。他嗜讀新舊書籍，恨購書之不易，遂與好友合股在南昌開設廣智書局，從上海廣運書報，通過大量閲讀維新派人士和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的著作，他“益明當時之務（思想），與戊戌諸黨人相應和矣。”

在戊戌前後中國湧現的大批倡導變法、鼓吹西學的人士之中，熊育鍚最服膺嚴復先生，其思想受嚴復的影響也最為深刻。嚴復認為，中國要變法自強，其出路就在於提高國民的素質，提高國民素質的關鍵又在於用西學去充實人們的頭腦。為此，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羣學肄言》等一系列西方學術名著。熊育系統地鑽研過嚴復的一系列論著，並完全接受了他的“教育救國”主張，並選擇了以興辦新式教育培養科技人才作為自己終生“唯一之志”。於是，熊育與其堂弟熊元鍔（譜名育鍔）在取得家族的同意後，利用家族教育基金創辦了心遠小學、心遠中學。他還曾任省立二中和江西女子公學校長，並創辦與主持了江西最早一所私立綜合大學——心遠大學。

此外，熊育鍚擔任過一些教育行政職務。民國元年（1912年）任省文事局（相當於教育局）局長時，他首先倡議江西派學生出洋留學。此建議得到都督李烈鈞的大力贊同和支持。同年8月，江西省政務會對此提案議決通過，決定撥公款10萬元，選送學生102名，分赴歐、美、日留學。9月2日，由省文事局主持，在南昌開設考棚，各府區、縣英俊青年彙集南昌，進行考試。據説，這次選考，李烈鈞親自把關，杜絕各種請託，考試結束，李烈鈞還一一接見各位中選考生。據胡先先生回憶，由於中選考生裏畢業於心遠中學的學生最多，李烈鈞在接見時常常問道：“是否畢業於心遠中學？”此批出國留學的許多人，如陳寅恪、饒毓泰、胡先、程孝剛等以後都成為國內外著名的學者、專家。作為此事的最早倡議者，熊育鍚功不可沒。

1914年熊育鍚任都督府教育科長，又建議在全省設省立中學8所。他不願居官，自請出任當時條件並不好的省立二中校長。消息傳出後，當時的江西省圖書館館長邱璧（寧都人）即請求將寧都中學堂改為省立第九中學，得到允許。邱即辭去月薪優厚的省圖書館長之職，親任月薪僅為80元的省立九中校長。因此，當時實際設立的省立中學為9所。

熊育鍚對江西現代教育的貢獻，還在於他為江西教育界延攬了大批的優秀人才。

江西自1913年李烈鈞討袁失敗，直到1926年北伐軍收復南昌，其中的13年一直淪為北洋軍閥之手。北洋政府統治江西期間，大權均掌握在極少數軍閥之手，這些軍閥均非贛籍人士，對江西地方建設事宜既無興趣，也無精力顧及，且走馬燈似地更換。當時江西的許多人才由於不願賣身逢迎軍閥，大多悵然無依，才能無法施展。因熊育鍚在江西教育界素有聲望，且為人熱心，重視人才，因此，許多人找到熊育，要其幫助謀職，熊育鍚也盡其所能，幫助解決。如“臨川李證剛（灼翊）先生，博學高節，窮不能自存，獨府君（熊育）禮之”，聘其為二中教員，心遠大學開辦後又聘其為教授；“汪君闢疆（國垣），黃君道與國學湛深，初未大知名，獨府君（熊育鍚）加以優禮”，聘為教員；後來成為國內外著名植物學家的胡先（新建人），1915年在美國大學畢業後回到江西，被熊育聘為心遠、二中教師；吳有訓也曾在二中任理化教師。此外，如後來成為國內外著名學者的王易、餘謇、歐陽祖經、彭醇士、熊公哲、傅抱石等，均曾被聘為心遠大學教授，或心遠中學、二中教師。

熊育鍚的愛才，出自其教育家的天性。他平日常隨身帶一本手冊，隨時記載相識之人的性情、才能，作為引薦培育的參考。見到其人具有某方面的才能，既讚歎不已，又到處宣揚。他對人才的這種愛惜和重用，並不受到親疏關係和政見不同而有所影響。他並不贊同共產主義學説，但他所主持的心遠和二中，卻容納了當時許多思想進步難為其他學校所容的人士，如曾伯雄、漆裕元、張朝燮、曾天宇等等。因為這些人教書很好，具有一個優秀老師的基本素質。“這一點頗像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敢於聘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一樣，具有容納各種人才的教育家的雅量和氣度。”1929年他暫代省建設廳廳長時，在省建設廳設置了一個“昆蟲局”，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局長人選。不久，聽説楊惟義來南昌（楊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專科學校農業專業，曾任江蘇省昆蟲局技師，在南京時，為解決南京蚊子猖獗不辭辛苦，深入基層，跑遍南京城區，逐溝灑藥，使南京城內的蚊子大為減少，受到人們的稱讚），他並不認識楊惟義，但聽到此消息後，當即親自上門，聘請楊任昆蟲局局長之職，將楊挽留在江西。直至建國後，楊惟義仍在我省任教，曾任江西農學院院長，併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熊育鍚的用人之道也頗可稱道，在看準了某人所具備的才能後，他即放手使用，委以重任，“必盡其才，不掣其肘，不忌其權重逼我”。他在擔任四校（心遠中學、大學、二中、女子公學）校長時，均兼任了一些社會職務，僅靠其個人的才能和精力，要把四校的事情處理好是不可能的。但他善於選用人才，由柳藩國綜理二中，李中襄綜理心遠，女子公學託付張來儀負責，他們按照他的辦學宗旨，將各自管理的學校辦得相當出色。

熊育鍚待學生如子弟，十分關心愛護。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心遠、二中許多學生和教師不少遭到逮捕和迫害，他往往不計利害積極營救。1923年原二中學生、共產黨人袁玉冰被江西督軍蔡成勳以“煽動羣眾，反對官府”的罪名逮捕，他出面保釋袁玉冰出獄。1930年，原二中畢業生、時任南昌市社會局局長的熊國華因發表“贛人治贛”言論，被省政府主席魯滌平逮捕入獄，嚴刑審訊，熊國華在獄中寫下“受毒刑逼供，誣為共產黨員”的紙條，請人轉交他。他在一次省務會議上以全家性命擔保熊國華不是共產黨員，提請“拿出證據，公開審訊”，並將熊國華的紙條交給魯滌平，魯非常尷尬，只好含糊其辭，否認有“毒刑逼供”之事。為了營救熊國華，他又專程赴南京。就在他離開南昌後，魯滌平給熊安上了一個“勾通共黨禍贛”的罪名槍斃示眾。此外，他還營救過當時的一些進步人士如曾伯雄、漆裕元、何昌藩、劉明經等等。

熊育鍚對學生的愛護，還體現在對學生學業、前途的關懷上。辛亥革命時，由於時局動盪，心遠的許多學生紛紛回家避難，有一個班的學生只剩下3人，每人每學期交學費25元。而當時僅英文教師陳持正一人，每月薪金即需銀200兩。他為了學生前途，極力支撐，不忍中輟，最終使3個學生得以完成學業。解放前，學生畢業後在社會上謀職十分不易，許多學生求職時一般都會找他幫助，他總是或親自引薦，或寫推薦信，使許多人的就業問題得以解決。

抗戰期間，熊育鍚仍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教育上。淪陷區的許多兒童隨父母逃難失學，特別是難民聚集之地，失學兒童更多，見此情形，他多方奔走呼籲，在他的努力下，南城和吉安陂頭墟都設立了難童學校，一些失學兒童得以繼續升學。

熊育鍚矢志教育之情常常溢於言表。1940年，他72歲壽辰時寫的一首詩中有“專心求教育，畢生為此謀”之語；在1941年1月寫給學生的一封信中，他説道：“今年七十有三，已開始逾月矣。睹相者謂壽當躋七十有八，果爾，誓竭此五年精力於所辦之學校，不復旁騖。”

熊育鍚一生興教辦學40餘年，為江西乃至全國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在他主持心遠中學、省立二中、女子公學三校期間，在籍學生幾逾萬人。“講學之盛，近媲南開”。心遠、二中著名畢業生有三類：一為科技工程方面的，如單人驊、吳有訓、程孝剛、蔡方蔭、楊尚灼、胡康寧等；二為教育方面的，如熊正理、車駒、陳穎春、李中襄、陳穎昆、繆正、蕭贛等；三為政治、軍事方面的，這類人物中，國共兩黨的都不少，共產黨方面的如袁玉冰、黃道、曾天宇、江宗海、李大貞、張國燾、饒漱石等；國民黨方面的如程天放、彭學沛、歐陽恪、桂永清、章益修等。遠宗孔孟，近法王嚴熊育與嚴復基本上是同時代的人，後者比前者大14歲。熊育的“西學”素養，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正如他自撰的一副對聯“遠宗孔孟，近法王嚴”，深受嚴復的影響。而且，兩人還有一段私交往來的關係。

嚴、熊兩人義兼師友，函札來往十分頻繁。198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嚴復集·書集卷》中，收錄嚴復給熊育鍚的書信多達109封（尚未收全），是現存嚴復與親友通信數量最多的。嚴復作為近現代中國思想界的一代宗師，平生交遊者大多為當時社會的達官顯貴和文化學術界的顯赫人物。以熊育當時在社會上的聲望地位，顯然不能與這些人相提並論。然而，嚴復曾對熊育自述過：“不佞平生答覆友人書函，唯於吾弟為最勤。”

熊育鍚年輕時代便十分崇拜嚴復，對其論著愛不釋手，“凡所著述罔不窺其堂奧”。他尤其喜讀嚴復所譯斯賓塞爾的《羣學肄言》以及約翰·穆勒《穆勒名學》兩書，“以為士不讀此二書，則無以知言”。1901年，熊元鍔、熊育兩人在南昌刊印出版了國內最早一本嚴復文集———《侯官嚴氏叢刊》。他與嚴復正式交往則是在1910年（宣統二年），他以江西教育總會副會長的身份赴京參加學部召集的教育界會議，“初見嚴幾道先生執贄為弟子”。此後，作為弟子，他經常向嚴復彙報心遠的情況，交流並請教各種學術、政治、時事問題。嚴復對他也頗為敬重，稱之為“賢弟”、“仁兄”並罄其所知，推心置腹地和他談論各種問題。

熊育鍚主持由“樂羣英文學堂”改辦為心遠中學之後，即以嚴復的教育思想作為學校的辦學宗旨。在當時中國既貧且弱的情況下，嚴復倡導用西方的科學思想來改良中國的教育。他認為：“蓋吾國教育，自三育而言，則偏於德育，而體智二育太少”；“自物理美術而言，則偏於藝事，短於物理。”因此，“今日教育應以物理科學為當務之急。”嚴復特別強調外語的掌握，認為要救亡，非學西洋文不可。“蓋非西學洋文，則無以為耳目。”

心遠初期的辦學，實際上就是嚴復教育思想的具體實踐。1910年，熊育擬了一個《改良教育辦法意見書》，提出中學課程如算術、化學、博物、西洋史地等應用西文講授。程天放曾回憶道，他在洪都中學堂讀書時“一個星期才教一課英文，而且學生是否瞭解，教員從不過問。……心遠的英文教師每天教完一課，到第二天就要學生背給他聽。每星期有臨時測驗，每月有月考，期終又有期考。……這樣一來人人被迫非用功不可了”。心遠中學高年級的學生課餘時間還經常用英文會話、寫文章。作為一所注重理工的學校，心遠在高一年級時，就採用美國教材《實用物理學》、《實用化學》，進入高二年級後，又採用理論性較強的美國大專教材。嚴復對心遠也十分關心。曾推介其高等水師學堂弟子李幼堂、陳持正來心遠任教英文、算術。他為學校題寫校匾校訓，為校刊《心遠雜誌》封面題名，又為熊育鍚主持的心遠、二中校歌撰寫歌詞，並經常在信中詢問心遠的情況。嚴復對熊育鍥而不捨、嘔心瀝血的辦學精神十分推崇敬佩：“賢弟平生以教育為唯一之業，極深佩嘆”，“老弟捨身忘家，以教育後起為己任，此真聖賢用心，而為國家洪福，不佞浮沉政界，到老無成。每懷高誼，令人增怍。”心遠中學二十週年校慶時，他手書“萬事灰心猶嗜學，廿年治校欲忘家”條幅贈送熊育。民國元年（1912年），嚴復主持京師大學堂，幾次函札敦請熊“北來相助為理”，熊應邀任京師大學堂齋務長。不久嚴因故辭職，熊隨即卸職回贛，對教育事業的共同追求和熱愛，是嚴、熊兩人友誼深化的催化劑。

熊、嚴的交往，還表現在兩人的通家之誼上。熊育不少子侄讀書求學，得到了嚴復的幫助；熊元鍔不幸早逝，嚴復悲痛之餘，寫了一篇哀婉動人的《熊生季廉傳》；嚴復還應熊育之請，為其伯父熊禧祖作了一篇《家傳》。熊家許多後輩常到嚴家看望。嚴復還與季廉之弟季貞時有書信往來。1917年熊育做月下老人，將正在清華預備學堂讀書的侄子介紹給嚴復的大女兒，嚴復欣然同意這門親事，但後因故婚約解除。不可無政治興趣，但不可有政治野心熊育雖然是一個教育家，畢生精力主要用於教育事業上，然而，他的一生也不乏政治興趣，參與過許多政治活動。他常告誡一些從政的弟子道：“吾人不可無政治興趣，但不可有政治野心”。並常説：“服官為服務之好場所”。現存嚴復致熊育的信中，討論時事政治問題的內容佔了相當大部分。

從表面上看，他的“從教”與“從政”之間相互矛盾，但無論是從教還是從政，他的目的都是一個，即改造社會。中國社會的改造既離不開科技工程人員的努力，也離不開政治制度、社會現狀的改革。因此只有政治、教育雙管齊下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拯救國家民族。

熊育鍚上述思想的形成有一個進化過程。在清末，他痛感國家因貧弱而屢屢遭受西方列強的蹂躪，認為只有依靠教育來培養一大批工程科技人才，使中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才能擺脱落後捱打的局面。到北洋軍閥時期，目睹國內民生塗炭，暴政橫行，他又感到，僅靠以培養理工人才來提高國家的經濟實力，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現狀，還必須從政治、軍事上着手對國內的現狀進行改革，才能真正有補時艱。因此，這時期他開始積極參與政治。

從對待國家的態度來分類，中國古代儒者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為積極應世的“事功”型；二為消極避世的“隱淪”型，三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中間型。熊育鍚少年時期喜讀范仲淹、王陽明、王夫之、張居正、曾國藩等人的著作，這些人都屬於“事功”型人物。他還很注重探討“古今中外得失，興亡治亂之故”，因此，形成了他積極應世的基本態度。

辛亥革命江西光復，南昌城內許多縉紳皆相繼避去，他則留下歡迎革命軍，併為之奔走。因此，民國元年（1912年），李烈鈞成立江西軍政府時，他被任命為省文事局（相當於教育廳）副局長，旋為正局長。1913年李烈鈞湖口起義，討袁失敗，江西淪入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時期。他卻於1924年秘密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

他一生雖受嚴復影響很深，對其倡西學、開民智的觀點通盤接受，並終生信奉不渝。但對後者的許多政治觀點，並非完全接受，在立身行事上，亦與嚴復有別。嚴復早期力倡西學，對中國傳統文化基本持否定態度；晚年又對中國文化推崇備至，對西方文化則貶多於褒，政治上也趨於保守；在對待中國當時到底應採取共和制抑或是君主制上，嚴復贊同後者反對前者，熊育則持相反的態度。嚴復還參與發起了北京的“籌安會”，為袁世凱復闢稱帝大造輿論，一時間各地紛紛成立分會響應，江西“籌安會”也積極勸進，熊育堅決拒絕簽名。張國燾在其晚年所著的回憶錄《我的回憶》中有如下記載：

那時各省紛紛組織“籌安分會”、“請願聯合會”等，排演一出假冒民意擁護“袁皇帝”的把戲。在簽名勸進的鬧劇中，有的為權勢所逼，不得已而為之，有的趨炎附勢，甘心附逆。我們的校長熊育先生獨不顧危險，拒絕簽名勸進，真是難能可貴。我和一般同學看到這些醜劇，都為之齒冷，對於熊校長的義不帝袁，大家一致頌揚，往往豎起大拇指説：“熊猴子畢竟要得。”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嚴復書勸熊育“公長兩校，學生須勸其心勿向外為主。從古學生干預國事，自東漢太學、南宋陳東，皆無良好效果，況今日鄢？”但他置嚴的勸阻於不顧，仍支持學生上街遊行請願。

1926年，他曾召集心遠、二中的教師員工，公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動員他們參加國民黨，並鼓勵學生投考士官學校和黃埔軍校。為此他遭到軍閥鄧如琢的嫉恨，險遭毒手。同年11月，北伐軍攻克南昌，江西臨時省政府成立，他被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任命為臨時省政府委員。

北伐軍攻克南昌後，當時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了十個幹部來南昌擴充國民黨組織。（當時正處國共合作時期，少數共產黨員亦參加國民黨組織），臨行前總書記陳獨秀指示，到南昌後應多在國民黨中吸收一些在社會上有地位和影響的中老年知識分子開展工作，並特別提到了熊育。在1927年1月國民黨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他被左、右兩派共同推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又推舉他為監察委員會主任。同年“八一”起義失敗後，國民黨大肆進行“清黨”活動。熊育鍚被任命為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委員，兼省黨部代組織科長，但他對一些共產黨員採取了庇護寬容的態度。據徐梅同志（當時為國民黨江西省農民協會工作人員、中共黨員）回憶：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她與方誌敏一道在江西省農民協會工作，“八一”起義失敗後，她仍留在南昌。當時的報紙上已經登出國民黨對她的通緝令，在南昌呆不下去了，決定到上海投考大學。她通過朋友楊不平找到熊，要他為她搞一份高中畢業文憑。熊育鍚明知徐是共產黨員，還是為她提供了一份心遠大學預科的畢業證，使她順利考入了上海復旦大學。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前，上海形勢危急，徐梅又想回南昌來。由於通緝令還未取消，回來後有遭逮捕的危險，楊不平又找到他，要他為徐設法取消通緝。當時一般情況下，只有被通緝的共產黨人聲明退黨或自首後方能取消，但徐梅並不願意登報退黨。最後經他疏通，在報上登出這麼一條“聲明”：“徐梅原名徐向萼，取消通緝。”徐梅得以返回南昌。

朱培德、魯滌平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時，因兩人都系外籍，在江西的根基不深，不得不倚重熊育的聲望和影響力。1931年冬，熊式輝（江西安義人）取代魯滌平任省政府主席，他與前任不同，不允許在江西這塊地盤上有其他地方勢力的存在。上任不久，就公開表示不滿：心遠畢業學生在江西省、縣黨政部門任職者竟達千人以上。熊式輝對“心遠系”的力量進行了打擊裁撤。此時，熊育雖然還被聘為省政府委員，但心知其勢去矣。恰逢國民政府中央監察院院長於右任薦其為中央監察委員，乃於1932年赴南京就任，又兼任中央高等文官考試監試委員。不過每年仍抽暇返回南昌，料理心遠事務。1937年底南京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熊育已年近70，他上章請辭，于右任挽留，勸其請假回籍。他先隨西遷的國民政府黨政機關在漢口滯留數月，然後返回南昌。

“九一八”事件以後，國民黨忍辱退讓政策帶來東北大片國土的淪陷，國民黨高層內部爭權奪利，派系林立，互相傾軋，使熊育對蔣介石統治集團深感失望。在他的學生中，雖然有一些CC派即“中統”的骨幹人物，如程天放、彭學沛、李中襄等，但他始終拒絕參加CC。他私下對其子正瓏説：“不願喪失人格加入CC，為人臣妾”，並對其長孫大開談到：“黨棍政客，卑鄙無恥，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

1934年7月，從江西瑞金出發北上抗日的方誌敏在率抗日先遣隊到達黃山北麓時，蔣介石調集十數萬兵力，前堵後截，實行合圍，次年1月底，方誌敏在贛東北山區被俘，押送南昌。方誌敏在被俘後回答《字林西報》記者的提問時説：“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就是不惜生命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為民族獨立而奮鬥。”熊育為方誌敏的愛國精神所感動，專程到廬山見蔣介石，以“與愛國志士，政見不同”為由要求蔣將其釋放，但遭到拒絕。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項英和黃道（二中畢業生）親赴他的寓所與之懇談，給他啓發教育很大。次年7月26日他出席了新四軍駐贛辦事處舉行的一次團結抗日招待會，並在會上説：“吾人對共產黨人之艱苦鬥爭精神，極端羨佩。在目前這樣緊急關頭，應團結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對共產黨人不應有絲毫的成見與歧視。”

同年8月15日，日寇飛機首次轟炸南昌，省會各機關和學校紛紛開始向贛東南一帶疏散。心遠中學分三路分別遷往吉安、南城和岡上鄉月池村。在南城心遠本校，他閲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書，並表贊同。抗戰後期，國民黨加緊了對新四軍的迫害。在寧都田頭村，他的一個叫滿嫂的兒媳有一次隱藏了一位被國民黨軍隊搜捕的新四軍軍官。老人回家後，有人就此事向他告狀。熊育豎起大拇指稱讚道：“好！她做得對，營救了一位國家棟梁！”

熊育鍚一生雖然關注並熱心政治，但其在教育上的貢獻和影響，遠比政治上要大得多。公、勇、誠、愛、恆熊育的個人品德也值得稱道。他晚年正值抗日戰爭時期，目睹國民黨在前方抗戰不力，後方政治又腐敗無能，他對國民黨政權已深感失望。但他身為國民黨政府中央監察院監察委員，在江西省、縣黨政機關又有一大批掌有實權的學生，許多地方官員對他存有幾分畏懼，對他提出的一些要求一般也不敢怠慢。對一些腐敗昏庸的官員，他屢屢舉着手杖，直指對方鼻子破口大罵。他還儘量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響，為百姓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南昌城內許多當年曾經逃難的老人對此記憶猶新：九江、南昌相繼淪陷後，兩地的難民紛紛向臨川、南城一帶逃難。臨川縣政府為了救濟難民，在縣城設了一個“施粥站”，每日供給難民一些稀飯。隨着難民逐漸增多，縣裏感到難以承受，一度撤消了“施粥站”。難民紛紛提出意見，有人到南城去找熊育，請他出面解決。他急忙趕到臨川，直奔縣政府，找到縣長交涉，使該站又恢復施粥。

因九江淪陷於前，九江的難民先行往南撤退至南城。隨後，南昌的難民也不斷逃奔至此。南城人口暴增，難民的薪柴一時緊張。先到的九江人自行作出一個規定：不準南昌難民到縣城附近砍伐薪柴。南昌人不服，於是糾紛時起。當時的江西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張掄元召集兩地難民開會，並請熊育參加。會上，張掄元宣佈：“南昌的難民，一律在離縣城30裏以外的地方砍伐柴火”。張講完後，他立即站起來説道：“大家都聽到了，剛才張專員講了，南昌的難民一律在離縣城3裏的地方打柴，以後就按張專員的話辦，希望大家不要違犯。”無奈，張掄元只得把30裏改為3裏。

抗戰後期，國民黨兵員不足，經常亂抓壯丁，許多南昌難民也被抓走。這些人的家屬找到熊育請求幫助營救。他或乘着轎子，或拄着手杖出面將人救出。許多被他救出的壯丁，對他感激不已，有人甚至將他的肖像掛在家中廳堂上，視若再生父母。

在家庭裏，熊育鍚是一個嚴肅而不乏慈愛的老人。他育有8子3女，對子女的教育十分關心，為他們提供儘可能優越的學習條件。其子女一般都讀完了心遠中學，多數讀了大學。在兒女的專業選擇上，他嚴格限定：不許學文，只許讀理工。次子正理，幼好詩文，頗具文學素質，但在父親的影響下，只得捨棄愛好，1912年留美，攻讀物理、電機專業。長孫大開，心遠中學快畢業時，祖父特地囑咐：“只許報考理工科，否則，我不會出錢供你上大學”。大開後來考進三江文理學院，攻讀土木工程專業。

“不私其親”是熊育對待子女的一個明顯特徵。綜觀其一生，從不替子孫謀財置產，他認為富貴足以遺害子孫矣。他主張讓子孫們以自己的才能和工作自立於社會。魯滌平任省政府主席時，曾主動提議要將江西省最大的水路税收站———九江的湖口“卡子”（湖口系長江與贛江流經鄱陽湖的交接口，是江西與上海、武漢等地貨物運輸的必經之地，當時江西的鐵路、公路不發達，主要的貨物運輸要靠水路，而來往的貨船都要在此交納釐税）的肥缺讓給熊育，由他派遣熊家成員來管理，他卻推辭説：“我們熊家的人不願意發財。”其長子正珍，心遠中學畢業後沒考上大學，長期在省政府當文書抄寫員，他也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勢地位為兒子謀取一個更好的職位。

作為大家庭的家長，熊育鍚每逢週末，都要召集全家人聚會，講解國家形勢，以及做人處事的道理等。他經常告誡家人不要打着他的招牌在外做不好之事，要愛國，要想到國家的強盛等等。對犯有過失的子侄，他當着全家人的面進行批評。在日常生活中，他對家人的管束也很嚴格。除了過年，平時家裏（包括家族）不允許打牌，如果發現，必嚴加訓斥。他認為打牌浪費時間，消磨意志，腐蝕心靈。他還打比方説，打麻將就是洗木炭。麻將洗了又打，打了又洗，洗木炭也是洗了又洗，洗不完的，一點意義也沒有。他對年齡大一點的熊氏子弟很是嚴厲，對熊家的婦女及年幼的孩子卻表現得非常慈愛，從不責罵他們。

熊育鍚的日常生活很簡樸。平常開銷很小，但對讀書好的熊氏子弟、熊家外親以及其他學生因家境貧困不能升學的，他都會慷慨相助，使其得以深造發展。他生前收入並不多，除少量的開銷外，大都用於辦學和接濟別人，平時登門及寫信請解決各種問題的人絡繹不絕。對別人的請託，凡認為合理的他都會出面幫助。對待私人信函，總是當天必復。南昌縣岡上附近的許多農民有事都喜歡到城裏來找他幫忙，遇上吃飯時間，他必請客人與他一道坐在上席，叫子孫們給添飯。直至去世前，他身無長物，連殯葬費都是由子孫們湊齊的。在熊育的影響下，其子孫大都養成誠實、耿直、清廉的品質，這些已成了熊家的一種家風傳承下來。

1942年南城陷落，心遠本校損失慘重。當年8月，熊育趕赴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籲請省政府救濟學校，得兩萬元救濟款。9月返寧都。在寧都時他曾致書友好，表示如敵騎至寧都，誓當一死報國，不再偃蹇作逃生之計。由於長期勞累過度，11月中旬染上瘧疾，延醫診治無效，於19日戌時逝世。臨終遺言“心遠從此公諸於社會”。

熊育鍚去世的消息傳開後，心遠各地師生和心遠、二中校友聞耗驚愕，深感悲痛。心遠本校和各地分校都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南城上塘心遠本校門口懸掛起大幅輓聯“心驚絳帳成空影，遠望翠微欲斷魂”（上下聯首字合為“心遠”；翠微即為翠微峯，在寧都縣城附近），表達了所有師生痛失老校長的悲慟心情。

在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中央監察院的部分熊育的同事以及他在渝的門生、友好，也於當年12月20日上午在重慶夫子池舉行了追悼會。

對於熊育鍚的一生，薛隆基先生編著的《熊育與月池熊氏——從家族到社會》一書中，作了如下評價：

“熊育鍚一生為人處世的基本特點，可用‘公、勇、誠、愛、恆’五個字來概括。所謂‘公’是指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則都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不摻雜任何私慾或私情，這是他一生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這方面主要得益於以王船山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所謂‘勇’即行事不避利害，不計個人得失，不畏葸退縮，這與孔子‘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宋明理學家力倡的無欲則剛，幹剛中正等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但其前提仍是建立在‘公’的基礎上的；‘誠’是指稟性肫良，質樸真誠，諄篤守信；這種品質演化開去，便體現為‘愛’：愛國、愛民、愛才、愛門生弟子；所謂‘恆’即矢志不渝，堅忍不拔，始終如一，具體體現在他一生對教育事業40年如一日的追求精神上”。本期資料來源：1．薛隆基《熊育與月池熊氏——從家族到社會》2．熊正理《府君行狀》3．熊大開《我的祖父熊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