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全淹

《初等整數論》 (198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二版)；

《線性代數》 (197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80與1986年分別出第二、三版)；

《近世代數》 (1963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1978年出第二版，1984年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第三版，1990年出第四版)；

《環構造》(1985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曾應邀翻釋日本“現代應用數學叢書”中彌永昌吉的《代數學》(1961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參加了“美國科學技術百科全書”中第一卷《數學》的翻譯與校訂工作( 1980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參加日本《數學百科辭典》的翻譯與校訂(1984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1910年，熊全淹生於江西省新建縣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裏，共有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第二。父親本是秀才，在晚清廢科舉辦學校之後，又進了省立的高等學堂，學的是理科。那所學堂後來改成一所中學時，他剛畢業，就留下來當了教師，教中文與數學。他對人誠懇，朋友很多，在親友中聲譽極好。由於受到新舊雙重教育，他的學識廣博；又因生活動盪，世道艱辛，使他見多識廣，這一切都為他的兒女們幼時思想的成長，創造了極好的條件。民國初葉，時局動盪不安，他的教書生涯也很不穩定，常常失業。雖然有時家裏窮得幾乎揭不開鍋，他卻不着急，而且安貧樂道，有時還愛寫幾首詩，茲錄其《除夕詩》一首如下：

殘留滴檐端，朔風鬱林薄。

耕田乏衣食，歲晏何所樂。

兒多苦為累，母老躬操作。

挑燈讀《漢書》，細把梅花嚼。

對子女的教育，他很有見地，常對子女説：“貧時不必急求富，賤時不必急爭貴。要好好讀書，要好好做人。”對子女的求學，他全力支持；再困難，賣東西、借債，也要送孩子上學。

這個和睦的家庭裏也發生過一次悲劇，這就是熊全淹的大哥的早逝。他大哥從小就特別用功，酷愛古文與數學，常常徹夜讀書。小學畢業時就編有《算術難題三百問》一書。這書對熊家影響很大，親弟妹4人都曾熟讀；不僅如此，堂兄弟們也讀。據熊全淹的堂弟講，他在台灣升到少將軍銜，曾經多次升層考試；數學的考試，幾乎總是滿分，這和當年他曾熟讀那本《算術難題三百問》密切相關。大哥愛讀古書，受其影響，全淹也讀了不少，他還能背誦秦、西漢等史論。因為家裏窮，兄弟二人都上中學時，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中午飯吃。大哥從高二起就生病。後來才查出是肺結核，三年後就去世了，死時才剛28歲。除了《算術難題三百問》，他還編了一本《陶淵明年譜》，兩書都在抗戰期間散失。提起大哥，熊全淹至今仍悲痛不已。熊全淹全家個個讀書都很用功，都有相當成就。三弟熊全治早年留學美國，專攻微分幾何，後任美國裏海大學教授，他主編的《Journal of Differential Geometry》是微分幾何的唯一國際性雜誌，行銷全球，影響很大。四弟熊全滋學工，多年來在美國任工程師，對工程技術有獨到之處。五妹熊全沫，武漢大學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研究魚類學，對魚類同工酶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美國出版的生物學家傳略中有較詳細的報道)。

科學研究，應兼顧目前與日後。熊全淹認為目前應居首位，有了今天才能有明天。一次在上海開會時，與一位年紀較輕的同行相遇。當時這位先生既喜歡環論，又喜歡與計算機有關的代數，在選擇日後研究方向時，徘徊於兩者之間，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向熊全淹求教。熊全淹建議他選擇自己最喜歡的方向，因為這樣最能發揮自己所長及潛力。對方説這兩個方向都很喜歡，分不出高低來，又難以割愛。熊先生當即建議他放棄環論，因為目前計算機對國家建設更有幫助。這位同行遍訪了與會其他專家後又求教先生説，有人建議搞理論，也有人建議搞應用，意見都有道理，仍難下決心。熊全淹還是勸他搞與計算機有關的代數。後來這位先生聽從了熊全淹的建議，十多年的工作中，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學科，如今他已成為國際上的知名學者了。該學科現正在發展之中，前途廣闊。雖然不能説這條路是熊全淹代選定的，但在當時，他曾起過促進作用。

熊全淹認為，助人是快樂之本。這與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有關。他母親善良、賢惠。不論是在家庭困難時期，還是後來情況稍好之後，母親經常對孩子們説：“別人找你幫忙，那是看得起你，是對你信任，你應該儘量去做，不然對不起人家的好意。”這番教導，孩子們印象很深，並身體力行。抗戰初期，武漢大學內遷剛到四川樂山。熊全淹的一位同學，原在武昌教中學，因戰時中學遣散，他舉家流落重慶，找不到工作，生活無着。熊全淹得知後，立即聯絡幾位校友(都是在樂山的武大教師)，捐錢救援，居然湊齊能按每月提供生活費75元的一筆錢。1元錢可買3只肥鴨，可見這筆錢不是小數目。這樣，這位同學才得以從重慶遷來樂山安家。旅費、安家費等一切費用，全由熊全淹等幾位校友分擔。直到幾個月之後，這位同學在武大找到一份教師工作，幫助才算告一段落。

70年代末，外省某地教育局小學教育科的一位職員，喜歡數學，一次來信，附了一篇論文，對先生書中的一個定理提出了新證明，向先生請教。並在信中拉家常，説自己工作極忙，讀書很苦，很多書不得不在出差途中讀。熊全淹與此青年本無交往，但覺得他自學精神可貴，效果也好，便主動寫了封信給當地教育局局長説，按該青年數學水平，可承擔專科學校數學課教學任務，建議為之適當安排。後來組織上果然把這位青年調到了教研室，使之發揮專長。熊全淹對此非常高興，説：“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80年代初，熊全淹幫助請來的小保姆學文化，這件事也傳為佳話。

熊全淹自己青少年時代曾得到過不少人的幫助，他是很幸運的。在後來的漫長歲月中，很多人又得到了他的幫助，他們也是幸運的。

熊全淹的中學生活，正值北伐以後的歲月，那時，父親經常失業。高中三年，就已吃不上中午飯；考入武漢大學之後，家中就完全無法供給了。父親失業，大哥生病，弟妹們都在讀書，全家生活極為困難。當時的江西省政府對赴外省上國立大學的學生有一點補助(江西沒有國立大學)，不論貧富，每人一學期45元。這筆錢只夠一個學生生活費(包括回家路費)的大半，所缺部分，只好靠借貸解決。全淹上三年級時，三弟也已經進了浙江大學。那年暑假，兩人回家後借到的錢僅夠一個人開學用。哥哥先開學，返校時父親讓他把借到的錢帶走了。為支付弟弟開學費用，只好賣掉家裏一張牀。高中與大學，前後七年，家裏到底借了多少債，誰也説不清。父親雖有一本賬，每筆借貸雖也都有詳細記載。但天長日久，通貨膨脹異常迅速，七年借貸的總數，絕不能用帳面記載的各筆借款的總數來估算了。後來，借的錢基本上沒有還，一方面因抗戰之後，親友星散；另一方面因法幣不斷貶值，若按借數歸還已毫無意義，還多了親友也不接受。當年親友的藉助，原來就是一種支持求學的饋贈。當年那個封面上有父親手書的“與錢無緣，與人有緣”8個字的借貸帳本，現仍被熊全淹保存着，“受施不敢忘也”。後來待全淹工作了，父親又找到了事做，全家困難便過去了。但每憶及那段窮日子，他們總是感慨萬千，記憶猶新。

提到老師，熊全淹認為，他的業師中，影響他最大的有兩位。一位是中學時的老師傅種孫教授。他為人正直，剛正不阿，學問淵博，深受學生愛戴。熊全淹選學數學，與傅先生之關懷與誘導有很大關係。另一位是肖君絳教授，江西萍鄉人，是中國介紹範·德·瓦爾登(B.L.Van der Waerden) 《近世代數》的第一人，對近世代數與數論等方面在國內的發展，起了開拓作用。熊全淹專攻代數是受了肖先生的影響。

1934年，熊全淹由武漢大學數學系畢業。從1935年起即留任武大，50多年，沒有一天離開過武大。80歲時，仍以校為家，以“從一而終”為無上光榮。然而這50多年，中國歷史卻是急流湧動，天翻地覆。作為教書先生的熊全淹，當然也會受到各種影響與衝擊。抗戰期間武大遷往四川省樂山縣，生活條件差，民族的危難卻一直激勵着人們努力工作。抗戰勝利之後回到珞珈山，勝利的喜悦是短暫的，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大學裏的先生，雖然月薪有多少萬萬，待領下來時能買幾鬥米？下次發薪是何時？都只有天知道。憶及這段經歷，熊全淹説：“真不知大家是怎麼過來的。”解放後幾經運動，他從來沒有“發跡”的時候，也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總算基本上平平安安。為什麼許多與他一樣與人無爭、為人平和的同事，會倒大黴？熊全淹自己解釋説，是他有人緣，“運氣不錯”。

熊全淹總是埋頭做事，不與人爭。他是國內知名的環論學者，所著頗豐。但幾十年來，他從不為自己的事情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總是埋頭教他的書，寫他的書。1958年，國內要求教學與科研都要理論聯繫實際，大學老師帶學生去工廠尋找實際問題。熊全淹認為，在學校，教學實踐也是實際，教材建設也是實際，並且還是最直接的實際。蘇聯有很多很好的教材，例如科學院院士辛欽寫的數學分析本科教材，是本入門的書，作者費了大功夫，使讀者百讀不厭，的確不容易。但在代數方面，當時沒有特別好的教材。為結合專業，熊全淹下決心編一套代數方面以環論為主的教材；編好這套教材，就是對國家的貢獻。他寫書的宗旨是：教材的內容要豐富，能概括總結前人最主要的成果；寫清所用方法的思想，從何而來，向何而去。他認為，一本書，要説清該書的目的，解決什麼問題，這問題是如何提出來的，用什麼方法解決；更應該説明這個方法的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目前國際上與此有關的情況又如何。教材與講課一樣，主要寫思想，絕不是簡單的材料堆積。為了實現這一計劃，多少年來，他日夜工作，寒暑無間。一套與環論有關的教科書，從基礎到近代結果，總算基本出全了。

他擬用模論、同調代數等近代工具處理環論來編一本新的環論專著，作為已出版的《環構造》的補充。此書主要是整理他近多年來對研究生開課的講稿，工作量較大。他希望天假以年，得以完成。這一套書的價值，行家自有公論。熊全淹多年的宿願，總算基本完成。他喜歡用類似蘇東坡的話總結自己的工作：“問汝生平事業，可憐五卷殘書。”認為自己沒有成績，慚愧不已。

熊全淹帶研究生，首先想方設法使他們所讀所做的都是近代最先進的東西，陳舊的東西沒有生命力，一律排斥在課程之外；他要求學生一定要掌握先進的工具，如代數拓撲、同調理論等。他特別強調工具一定要熟練，因為不熟練就一定不會運用。他還要求學生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學的數學分支的動態，多讀雜誌，儘快進入該領域的前沿，然後再逐步充實該領域邊緣的學問。凡自己不熟悉的內容，就請別人來講授。他絕不讓學生囿於自己的知識範圍之內。因此他的研究生大都很快就能閲讀近代前沿的文獻，能跟着研究其中某些問題，並且作出成果．這些成果，適應了當代環論發展的潮流，也具有相當的難度，都得到同行專家的好評。

“我的著述很少，除那‘五卷殘書’外，沒有質量較高的論文，其他如翻譯等更是微不足道．五卷殘書在正文中已有介紹，因此似無另立著述目錄必要，不能與他人比。”

先生自稱的那“五卷殘書”銷量較廣，頗得讀者好評，很多大專院校選用。其中《近世代數》，曾獲1988年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三等獎。《初等整數論》曾獲1983年中南五省優秀教育讀物二等獎，最近新加坡科技出版社將出版它的英譯本。

熊全淹的書不可以泛泛而讀。很多學生都有體會，讀先生的書，越讀越有味。已出的四本書，風格並不一致．《初等整數論》與《線性代數》寫得詳細，體系明晰，該小結處，該前後照應處，書中自有交待，讀起來不太費力。這是為開始接觸數學的讀者準備的，只要願學，定可入門。而《近世代數》和《環構造》就不一樣了。有一次一個學生問熊先生：“《近世代數》怎麼這樣難讀？若把篇幅加上一倍，寫得詳詳細細，不是一看就明白了麼？”熊全淹回答説：“應該寫得簡明扼要，太詳細了難免羅嗦。讀寫法簡明的書有好處，可以提高閲讀水平。以後再去讀別人的專題研究論文就會感到比較容易了。”他的書另一特點是把問題的近代發展寫得很清楚，又提出了必要的參考文獻，讀者可由此到達近世前沿進入研究。他常説，數學與歷史不同，內容與方法都要最新的，陳舊的古老的東西一般都應該被淘汰，研究生讀的做的，都應該是嶄新的有生命力的內容。

除編書外，他認為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是學習上一個重要方法，翻譯是不可缺的。他曾應邀翻釋日本《現代應用數學叢書》中彌永昌吉的《代數學》(1961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參加了《美國科學技術百科全書》中第一卷《數學》的翻譯與校訂工作( 1980年科學出版社出版)；又參加日本《數學百科辭典》的翻譯與校訂(1984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不論翻譯，還是校訂，他總為讀者着想．遇有疑難處，總是想方設法予以改善，或重寫，或註釋，務使讀者能得到最大幫助才住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