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

乾隆二十八年農曆二月三日（1763年3月17日），焦循出生在江蘇揚州一個世代研究《易經》的經學家庭，自幼對《易經》的悟性甚強，為世人所稱道。 ^[13]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焦循入私塾學習《毛詩》，跟從表兄範徵麟學習古文辭。 ^[22]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焦循至公道橋阮家祝壽，壁上詩有“馮夷”二字，因能辨別其音韻，得阮承勳的賞識，遂許以女相配。 ^[29]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焦循從族父焦軾學習《説文》，對語言學研究的興趣由此萌生。 ^[22]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焦循讀《詩品》，閲史地、天文、術算之書，開始產生研究地理、算學之志。 ^[22]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焦循應童子試，進入當地官學學習。以紮實的算學基礎得到江蘇學政劉墉賞識，並接受劉墉學習經學的建議。 ^[22]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焦循初入揚州安定書院學習。 ^[13]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焦循開始學習經學，讀《毛詩》《爾雅》，對陸佃、羅願之書頗感不滿，思有所著述，補兩家之不足，始撰《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 ^[22]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焦循繼承家學，弱冠時便喜歡《孟子》，立志要撰寫《正義》。安定書院院長吉夢熊用經學來勉勵他。 當時焦循與阮元齊名，阮元比焦循年輕一歲，故稱焦循為族姐夫。 ^[22]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謝墉到揚州主持歲考，焦循成為廩膳生。 ^[22] 

乾隆五十年（1785年）， 焦循輟舉子業，遍求説《易》之書，研究《周易》。 ^[22]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八月，焦循鄉試不第。 ^[22]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月，胡希呂到揚州主持歲考，李嗇生教授推薦焦循試兩賦。 ^[22]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胡希呂擔任江蘇學政，因其兩試優等，多次向學師薦舉，因與奇巡撫所議不合而罷。

嘉慶元年（1796年）春，焦循赴山東入山東學政阮元幕府。冬，隨阮元轉調浙江而客杭州 ^[30]  ，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寄給數學學家李鋭，請其為之疏通證明，因撰《天元一術》二卷、《開方通釋》一卷。 ^{[13]  [24]} 

嘉慶六年（1801年），焦循中舉人。 ^{[34]  [13]} 

嘉慶七年（1802年）正月，焦循赴北京參加禮部考試，不第。四月，拜訪英和、朱珪，二人對他大加讚賞。 ^[25]  隨後焦循返鄉，從此自甘淡泊，不求榮利。 ^[8] 

嘉慶八年（1803年），焦循科場失意、心情鬱悶之際，遠在杭州的阮元再度伸出援手，邀請焦循赴浙人幕。然而焦循這次赴浙的心情與上次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此時的焦循已不準備久居阮幕，雖然仍有學友不斷地勉勵他多多練習殿試策文，以待三年之後的禮部會試，但是焦循經過此番會試的挫折，對科舉已無眷戀之情，僅在杭州小住了三個月，便於這年年底，由杭州匆匆返回揚州。 ^[21] 

嘉慶十年（1805年），又值禮部會試。好友鄭耀庭勸説焦循北上赴考，並且表示願意出資相助。因為這次擔任主考官的是焦循平時所景仰的前輩學者朱珪，而朱珪也素來敬重焦循的學問。此時的焦循正患痔瘡，痛苦不已，行走不便，難以遠赴千里之外的北京應試禮部。其次，年邁的母親身體情形每況愈下，焦循不願再重蹈其父臨終前自己未能侍候在側的覆轍，留下終身的遺憾。再次，焦循在歷經科考中的挫折後，他對仕進一途已產生倦意。於是焦循以老母多病為由，婉言拒絕。 ^{[21]  [31]} 

嘉慶十年（1805年），安徽寧化知府伊秉綬轉調出任揚州知府，與阮元二人相約編撰《揚州府志》，並邀請焦循編修《揚州府志》和主纂《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稿。 ^[21] 

嘉慶十一年（1806年）正月，焦循館揚州郡城鄭氏宅，與汪萊館揚州郡城汪氏宅相近，朝夕相聚，時以《易》相訂證。三月，與張古餘、趙懷玉同輯《揚州圖經》和《揚州文粹》。阮元守孝家居，常到揚州北湖，焦循出示所撰《北湖小志》稿，並請其作序。 ^[22] 

嘉慶十二年（1807年）二月，焦循致書伊秉綬，討論《揚州圖經》編纂事宜，擬目錄以呈正。三月，焦循的病痛加劇，誤服藥，導致耳聾、昏睡，焦廷琥仍鄭素甫醫案治療，焦循不久痊癒。 ^[22] 

嘉慶十四年（1809年），焦循得到酬金五百兩，於是將其中的一部分用於維修半九書塾 ^{[21]  [32]}  ，另一部分在白茆湖邊的雕菰淘中，修葺老屋，名曰“半九書塾”；又構建一座結構簡陋、花木明瑟的“雕菰樓” ^[32]  ，於房前屋後遍栽紅薇、翠竹、蜜梅、木蘭。樓的四面置窗，可遠眺風帆出沒、近聽漁歌牧唱。從此，焦循走出半九書塾，來到雕菰樓。在他人生最後的十餘年間，他深居簡出，足不入城，婉拒友朋之間的一切應酬活動，潛心研究學術。 ^[20]  他曾自慰地説：“家雖貧，然蔬菜不缺。天雖嫉我，實造福於我，我將老於此中了！” ^{[32]  [8]}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冬天，焦循與其子焦廷琥開始準備編撰《孟子正義》。二人先以近兩年時間，博採歷代有關《孟子》及趙注之論述，編次為《孟子長編》三十卷。及《長編》既成，焦循再就其中所錄，刪繁補缺。 ^[7]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焦循的身體狀況出現了明顯變化，常年患有的足疾一直困擾着焦循，從一年一發到“連月必發，每發痛徹骨”。同時，不間斷地從事寫作，也使他的右臂痙攣不止，直接影響到他的右手不能執筆。焦循深感時間的緊迫，於是對自己四十餘年來的學術思想及其所作詩文進行了一次回顧與結集，取名《雕菰集》。 ^[20]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草成《孟子正義》三十卷。 ^[23]  其間焦循惟恐志有懈弛，故立定課程以逐日稽省。惜翌年七月，焦循舊病復作，故於《孟子正義》的校謄、編訂上，僅能手錄其中十二卷而已。 ^[7]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20年9月4日），焦循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3]  [33]} 

焦循年青時致力於名物考證之學，著有《羣經宮室圖》。在考證過程中，焦循認為鄭玄注有錯，為了將意思講通，不惜改動鄭注。為此，惠棟的弟子江聲專門來信辯論，焦循又覆信抗辯。在辯論過程中，焦循注意到，惠棟開創的吳派學人在治學中有一個不言而明的假定，即漢儒的註解是最可信賴的學術資源。在《羣經宮室圖》中的研究中，焦循堅持認為，如果不修正鄭玄的註釋，有一段話根本無法講通。在辯論過程中，焦循以及學術好友阮元都意識到，曾經給考據學開闢過輝煌希望的惠棟學派，其方法論走入了嚴重的誤區，因為吳派以漢儒的經傳作為判斷真理的標準。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儒學將重新走入閉塞的死衚衕。在為焦循《羣經宮室圖》所作的序言中，阮元提出了新的學術標準：“求是”而不是“從古”。這是阮元與焦循的共同看法。 ^[17] 

焦循還曾加入過“著作考據之爭”。這場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對待惠棟學派的考據學研究。文學家袁枚批評樸學家孫星衍的經學研究缺乏“性靈”，聲稱只有文學才有“性靈”。章學誠認為，袁枚的觀點將引發非常嚴重的倫理後果。焦循也加入了這場爭論。他不同意孫星衍以考據為經學的立場，而同意袁枚對當時考據學風的批評，欣賞袁枚大力提倡的“性靈説”，認為無性靈則無所謂學風，考據的問題正在於缺乏“性靈”，但他也不同意袁枚文學是體現“性靈”的唯一領域的看法。他重新解釋“經學”範疇，賦予其新的意義。在他的“經學”中，經學是“性靈”的完全展開。它是眾多人的“性靈”在跨越了個人的侷限性與歷史性的基礎上融匯而成的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由學問與性靈共同構成的。因而，真正的經學有兩個特徵，一是學問的貫通，二是“性靈”的貫通。在“著作考據”之爭中，焦循將學問和性靈都融貫到經學之中。焦循並不排斥考據學，他本人精通考據學，但是他決不同意以考據學作為經學的範型。考據學所缺的東西是“性靈”，這種缺乏導致了一個問題：它誤認了經學的本質特徵。完整的經學本質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客觀的學問的和主觀的性靈。客觀的特徵是經文本身，而主觀的特徵是“性靈”。 ^[17] 

焦循博學廣聞，精於考據，涉獵廣泛。因阮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乃撰《禹貢鄭註釋》一卷，專明鄭玄的學問。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又仿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五篇。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為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又錄當世通儒説《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衞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為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 ^{[9]  [26]} 

焦循在廣徵博引的基礎上，精心而審慎地以己意貫串推衍，或明斷內容的是非取捨，或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為了考證一個字義、一個史實或一個典章，或名一物，焦循往往不厭其煩地舉出若干證據，因而他提出的結論大都精確可信，即或不同意他的意見，也能使人感到他的結論持之有故，言之有據，自成一家。焦循充分發揚了乾嘉學派注重求真，精於考證的良好學風。董洪利説“廣徵博引，似乎並非難事，只要假以時日，厚積必得，但要做到博而不雜，就不那麼容易了，非具有深厚的功底和精卓的學識不可，而焦疏徵引資料，最為人推重的特點就是‘博而不雜’。他所引用的每一條資料，無論長短，都與所要解説的內容有直接的關係，絕沒有為了炫耀自己的學問而生拉硬扯、不知所云的東西。"罾焦循在《孟子正義》中，還充分顯示其經學功力，會通諸經，將十三經打通融於一著之中。《孟子正義》中引證清前著作達697種，清代學者著作引證多達75家129種，可謂歷代賢人名著匯於一書，亙古以來，罕有其匹。他不僅引諸經原文作為考證依據，更頻繁採用歷代學者研究十三經的傑出成就，以證己見。《孟子正義》所引，經、史、子、集無所不涉，可謂會通百科。十三經經經皆引，所引清代129種著作中，95％以上是經學研究著作，所引清前書籍中，經學研究著作也佔有很大比重。因此，焦循的《孟子正義》被譽為“新疏家模範作品"。 ^[36] 

在其數理研究中，焦循會通中西算法，深受《幾何原本》的影響，學習了孫元化、方中通、李子金、杜知耕和梅文鼎等人的幾何專著。其成果有：《加減乘除釋》8卷、《開方通釋》、《釋輪》2卷、《釋橢》1卷、《釋弧》3卷（此三釋總結了當時天文學中的數學基礎知識），以上著述合刻為《裏堂學算記》。 ^[18] 

焦循思深悟鋭，尤精歷算之學。他與數學家李鋭、汪萊被人譽為“談天三友”。中國古代數學古籍多系以題為綱，求其解法，而未能從理論上予以概括。 ^[8]  他在閲讀了梅文鼎《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以及戴震的《勾股割圓記》後，深感梅書“繁複無次序”，戴書又“務為簡奧”，於是“取二書參之”而撰《釋弧》，討論了三角八線的產生和球面三角形的解法。此書被錢大昕贊為“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此後又撰寫《釋輪》《釋橢》二書，闡明諸輪異同與解釋弧線的變化，論述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天文學理論中的本輪、次輪的幾何原理以及意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天文學理論中橢圓的幾何原理。 ^[15]  此外，他還先後寫成《釋輪》《釋橢》《釋弧》《天元一釋》和《開方通釋》多部有關天文、歷算、幾何等方面的著述，在當時頗具影響。 ^[8] 

焦循在數學研究方面最突出的貢獻，則是他撰寫的《加減乘除釋》。焦循從《九章算術》與《緝古算經》中發現了一些關於加減乘除的基本規律，寫出《加減乘除釋》這種系統推證的數學思維及其研究方法，劃時代地把中國古代數學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8]  該書的宗旨，即以“加減乘除為綱，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全書共列出九十三條運算規則，每一條即相當於現代數學中的一條定理或公式。探討與總結了中國古代數學的運算規律與理論，開創了借用甲、乙、丙、丁等天干文字來表達運算定律符號的先例，並且對傳統的運算法則作了詳細的闡明，其中包括“加法交換法則”“加法結合法則”“乘法交換法則”“乘法結合法則”“加法對乘法的分配法則”等，這在當時數學研究領域是一項開創性研究成果。與此同時，焦循又提出了“理本自然”“名後法先”“數先形後”等數學思想，將數學中的自然之數視為自然之理，試圖從邏輯與哲學的理論上來彌補中國傳統數學少有理論的缺陷，在中國古代數學思想史上也具有重大意義。 ^[15] 

《雕菰集》為例收錄他在一生各個時段所撰寫的四百二十首詩和三百二十六篇文章。焦循的詩作，既有古體詩，亦有格律詩；既有紀事詩，又有述懷詩，他常常把自己的懷人感事之情，寄託在詩、賦、贊、頌、銘之中，用以表述心志。而焦循的三百餘篇文章，更是囊括了辯、論、解、説、考、記等二十四個大類，既涵蓋了他在一生中不同時期的學術活動，也充分展現了他豐富的人生閲歷與生命歷程。 ^[5] 

焦循的散文以賦、贊、頌、銘、記為主，體式多樣，而且具有鮮明的特點。前人在論及焦循時曾提到了其經學觀與文學的互融性、同構性。並將焦循的學術觀總結為求通、求變、求新、反對“執一”、“證之以實，而運之以虛”五個方面；將焦循的文學觀概括為提倡文學表現忠孝節義的思想內容；文學抒寫性情，抒發性靈；文學形式要辭意雙勝、意內言外；文學風格雅俗共賞、兼容幷蓄四個方面。其文章特點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即形式完整而多用小序，紀實性與敍事性明顯，文以載道德觀念突出，以學問和材料為文。 ^[35] 

無論是焦循之詩作還是焦循《雕菰集》中之文章，都含有相當濃烈的儒家道德價值掛念，焦循借其詩文來品評當時的人物、事件，或讚頌人物的優秀品質、或評論社會之重大事件，都具有風化世教之目的。焦循以多重學者的身份提出有關文學的觀點中，不乏真知灼見。其文章的文學理論價值遠大於其文章的文學審美價值。除此之外，焦循詩文中也具有一定的文學性，除對親友去世的悲痛外，其所表達的感情大都平和中正，生活的自然之理大於感情的激烈波動，給人以平和儒雅的感覺。 ^[35] 

焦循治《易》有着深厚的家學淵源 ^[34]  ，到了焦循這一代，集大成而發揚光大。焦循治《易》的突出貢獻，集中於《易學三書》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 ^[8]  此外，他還著有《易話》二卷，《易廣記》三卷，《注易日記》三卷。治《易》之餘，焦循遍覽諸籍，撰成雜著《易餘龠錄》二十卷。焦循治《易》，一方面以所謂“旁通”“相錯”“時行”作為創立《易》學架構的重要法則，揭示了《易》學“通變”思想的精髓 ^[7]  ，開拓了《周易》的象數範式研究。他發明了“旁通”“相錯”“時行”等易學法則 ^[27]  ，從而論證《周易》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之間的置換運動規律，揭示了其中所藴含豐富的陰陽、變化思想，拓展了傳統的象數易學。焦循認為“旁通”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卦爻一陰一陽的互相置換，以每卦中的陰陽互易而轉換或得到另一卦為其主要目的。如《乾》卦六爻全系陽爻組成，那麼與《乾》卦相旁通的卦一定是《坤》卦，因為《坤》卦六爻全系陰爻組成，由六爻全陽的《乾》卦與六爻全陰的《坤》卦相對，《乾》《坤》兩卦的旁通方能成立。焦循還認為“時行”是在“旁通”和“相錯”的卦爻位置換運動的基礎上，將《周易》六十四卦作為一個必然聯繫的整體加以考察，從而放大了卦爻間的內在聯繫。如焦循曾將六十四卦中言“元”者集攏為二十四卦，以“時行”法則進行各卦之間的爻位置換，全面闡述了“元”字在諸卦中“或明言之，或互言之”的意義所在。 ^[15] 

為了進一步開拓《周易》的象數範式，焦循將中國傳統數學中的“乘方”“天元”“齊同”“比例”等法則引入易學研究 ^[27]  。如“乘方”是求得開六次冪（開五乘方）的計算方法，類推出六十四卦新的排列組合，為焦循建構新象數學範式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體現了他對《周易》變通理論的拓展與改造，引起了當時學界的震動，被讚許為“石破天驚”“精鋭之兵”。 ^[15]  他會通中西算學中的邏輯思維進行推演，率先將數理引入易學領域，“以測天之法測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呈現出以數理模式和數理思想溝通《易》理的鮮明特徵，焦循是歷史上第一個能運用數理方法研究《易》之人。 ^[7] 

焦循創擬的易學法則及其與數學的關係，都是焦循藉以構建《周易》卦爻符號系統的參照。以數字來比附卦爻，依照數學法則的模式建立《周易》卦爻之間互相運動和轉化關係，這套符號系統是焦循《易》學的結構形式，是其思想內容的載體。焦循《易》學的思想內容，沒有能跳出象數派以卦象和數字推導出社會制度與倫理道德的有關原則。 ^[15] 

焦循主張“通儒治經之法用以治醫經”，在多方面為醫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14]  焦循遊南北時，常以醫會友，談醫論藥，注意搜尋醫籍，加以研究。焦循因病始與李炳交遊，以《易》為媒，以醫為題，病醫互動，醫易互參。通過向李炳的問道解惑，使焦循治醫得以登堂。 ^[14] 

焦循從少時就跟隨程維章學習種痘術，通過長期臨牀觀察，確信人痘術操作簡易，效果明顯，遂先後親自為其子孫種痘試驗，將成功經驗和醫者論説，整理成《種痘書》1卷，詳細介紹人痘術的具體操作技術和實際效果，抄錄後分送鄉里眾親，對於人痘術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焦循在長期的醫理研究和臨牀實踐中，認識到方證辨證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於嘉慶十二年（1807年）撰成《柴胡證論》，對《傷寒論》柴胡證進行全面探討，可謂方證辨證研究的重要開拓者。 ^[14] 

焦循十分重視醫案的作用，將名醫李炳診治家人的病例詳加記錄，並蒐集李炳其他治驗，整理成《李翁醫記》2卷。上卷專記李翁診治焦循家人3案，載有臂痛、蛔厥、鼻衄、痢疾等症；下卷為他人所記李翁治驗，載有傷寒、頭痛、哮喘、腹痛、泄瀉、咳嗽、咯血、痛疝、痿躄、牙疳等20餘則驗案。每案闡明病因、病理、立法、處方。行文簡捷，語無夸誕。在其參與編纂的《重修揚州府志》的《李炳傳》中又增加了4例病案。《種痘術》《沙疹吾驗篇》等則是焦循自己臨證經驗的總結。 ^[14] 

焦循輯有《吳氏本草》一卷（1792年），多取材於《太平御覽》等，是清代第一部本草學輯復書籍，也是現存較早的醫籍輯佚著作，對填補本草學發展歷史，瞭解魏晉以前本草學發展概況，窺見岐伯、醫和、扁鵲、華佗等醫家的本草學成就，以及探求本草學編纂體例發展史、醫籍輯佚體例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4] 

在道氣關係上，焦循認為一氣反覆往來，是為道。氣反叫作陰，復叫作陽，所以又説陰陽變化，生生不已，是之謂道。認為天有德有威，人應樂其德而畏其威。其哲學思想為“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他義説“名主其形，理主其數”“勾股者生於形者也，形復生形，而非數無以馭也”，數是駕馭物質存在的原則，而“理主數”，即理是數的統治者，故理也是數理關係，且具有先驗性。他把“形”看做“甲乙丙丁”等性質的數學符號，是形式主義的符號學，把具體的真理內容抽空為純粹的形式符號，故其先驗論是一種形式先驗論。他治《易》目的也是尋找和闡明事物之間的數量關係，他稱這種數量關係為“比例”。其“易學三書”是這種思想的結晶，體現了其哲學思想在於求取事物問的數量關係，而非質量關係。 ^[18] 

焦循把“實測”探求事物間數量關係的方法用到哲學上就產生了“旁通”“相錯”“時行”三個基本的概念。“旁通”即撇開事物具體特性，在數的形式下按其類似於棋譜中的理則譜式發生的彼此交感、貫通和相互依存、制約的關係。因《周易》的基本原則是陰陽對立和環道思想，故在其思想中也存在“相生相錯”之語，把代表事物間矛盾“相錯”現象的“卦”看成是世界的基本符號。矛盾的對立物是一種自然存在，這種對立只是事物存在的“序次”，而非“化生萬物”的基礎，這種“相錯”只有通過“旁通”，才能達到合理的統一，從而形成和諧的數理次序。而“合於道”，“旁通”的力量勝過“相錯”，“旁通”更為重要，更為根本，它是絕對的，“相錯”是相對的。他認為宇宙萬物運動變化的源泉非物內部矛盾，而是事物表面的對立力量間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表現為“相逮”和“相射”兩種形式。他説“不相射則寂然不動，相逮則感而遂通矣”，“相射”產生運動，但只有“相逮”即事物問的“相與”關係才能產生交感貫通，進行均衡的有序運動，這是一種受天體力學影響形成的一種庸俗機械論、均衡論觀點。他十分強調“變”“通”，認為“義在變通”為《易》之旨，故其“時行”是指能“趣時”變通和一種反覆求平衡的運動。基於此，他提出了“得、喪、反、復、亢、迷”等概念，他的運動是一種反覆進退以求“齊同比例”的均衡狀態，並非一種事物根本性質的變化。 ^[18] 

在理欲關係上，焦循反對存天理滅人慾思想。認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學究矯情，實違其本心。忍其欲，制其情，血氣日戾，痰湧胸塞以死。主張“欲“是仁和王道的前提。但周時也提到關於“窒慾”的思想。由自己的慾望要滿足，推到別人的慾望也要滿足，他稱此為“格物“。謂別人有玉我愛之，這為欲。若推別人之愛玉亦如已之愛玉，則攘奪之心息。推己及人的思想為恕，認為格物是行恕的功夫。而忠恕的本質是人與已一貫。一貫忠恕的外推有順序：由己推到父兄，再推到妻子，最後推到眾人。反對理學家的人生觀，認為性即指氣質而言，所謂性善，並不超乎飲食男女之外，只是對其合理滿足。 ^[6] 

焦循人性論是戴震思想和他本人“旁通”思想的有機結合，認為人的性情慾相互影響、不可分割。他認為“一血氣心知之性，為喜怒哀樂之情，則有欲”“欲本乎性”“欲在是，性即在是”。正是情慾的旁通，影響到人性的塑造，他反對宋儒將人性與情慾截然分開的思想，認為宋儒顛倒了人性的善惡，認為只有“人己之情通，而人慾不窮，天理不滅”才是真正的“善”，否則就是“惡”，具有明顯的反道學思想，透露出近代個性解放的曙光。但因其均衡論思想的影響，其人性論也透露出一種“宜”觀，“宜”是指各不相同的個性可通過“旁通”而“一貫”，使差別和矛盾變為和諧。因他在“會通中西算法”中深受西方自然科學和人文主義信息的影響，所以其認識論就繼承苟子《天論》中“人定勝天”思想。他認為人的理性認識能力是人認識、改造、利用雜亂無章的客觀自然的獨特能力，是凌駕於人類與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從而陷入唯心主義泥潭。在對待社會思想方面，他也主張貫通，反對獨裁和執一，認為“異端”就是“執其一端”，指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是“自小其道，近於異端”。主張學術上應“捨短取長”“相觀而善”，兼收幷蓄，反對仇視異端，打壓異端，由此批判了道統論。他以“變通”為要義喊出了“通乎天下之志”的呼聲，抗議清廷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的做法，主張建立充滿競爭意識和平等開放意識的商品經濟。 ^[18] 

焦循在史學領域的重要貢獻是他在《春秋左傳補疏》中所着力提出的正統觀念。自東漢以降，杜預所撰寫的《春秋經傳集解》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後來也被孔穎達選中，用來編訂《五經正義》。但在焦循看來，杜預所撰的《集解》，非但配不上這麼高的歷史地位，還嚴重地曲解了《春秋》大義。焦循認為，《春秋》大義的核心，在於誅討亂臣賊子。而杜預其人，一方面，曾經是曹魏政權的臣子，另一方面他的父親是受司馬懿的排擠而死。然而杜預非但沒有為君父復仇之心跡，反而投靠了司馬昭。在焦循看來，杜預因為心虛的緣故，便在註解《左傳》的時候，屢屢為弒逆之臣辯護，從而完全背棄了誅亂臣、討賊子的《春秋》大義。因此，杜預註解的《左傳》，應當從根本上予以徹底否定。 ^[28]  這種力主弘揚正統的觀點，也引發了一時之潮流。在此之後，沈欽韓、李貽德、劉文淇等人的《左傳》著述，便都以摒棄杜注，發掘賈逵、服虔等漢人舊注為風氣。究其源流，焦循才是這一學術風潮的引路人。 ^[5] 

焦藏書處有“雕菰樓”、“半九書熟”，抄錄圖書甚多，被譽為“抄書一痴”，傳説當大水淹到家門口時，還在南窗下從容不迫地抄錄《中論》。每得一書，必識其卷端，故其藏書多有題識，藏書印有“理堂”、“恨不十年讀書”、“焦循藏書”等。 ^[19]  焦循對已經購回的書，必要抄寫。他在《裏堂道聽錄·序》中記述：“餘生質極鈍，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閲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餘交遊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説詞曲，必詳讀至再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 ^[19] 

嘉慶十四年（1809年），焦循用編撰《揚州府志》的500兩酬銀建造藏書樓“雕菰樓”，具有曲徑通幽的意境和園林式的精緻景觀。為了藏書，焦循還用廢棄的木材親自設計做過書架，從中一隔如同兩個書架，且分四層，上層放經書，中間兩層放史書，最下一層放着考訂經史之書。在清代許許多多藏書家當中，像焦循一樣修藏書樓且自制書架者並不多見。焦循在《北湖小志·跋》中説“藏書數千卷”，焦循批校之書約三百卷，《裏堂書跋》所述藏書就有千捲上下，《易廣記》所引書籍亦近千卷，《裏堂書品》和《書義叢鈔》憑據之書也均在千卷以上。 ^[19] 

焦循藏書，正是為了讀書。認真閲讀每一部購、借的書籍而“手錄”之，是焦循一生的治學習慣。除了閲讀中的有感而發，如讀抄張符驤的《依歸草》時寫成了《貞女辨》二篇等之外，不斷“手錄”的結果，就是積少成多，進而彙編成諸多品位不俗的讀書筆記或資料彙編，成為焦循學術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書義叢鈔》40卷、《易廣志》3卷、《裏堂書跋》2卷、《裏堂書品》5冊449篇、《裏堂道聽錄》41卷等書，還有如《易餘答錄》20卷、《揚州足徵錄》27卷、《邗記》6卷、《易餘曲錄》1卷、《仲軒雜錄》1卷和《裏堂札錄》6卷。像焦循一樣留下這麼多讀書筆記的學者，還是不多見的。這些筆記，是分析和總結焦循學術成因的寶貴素材。 ^[19] 

焦循尤對戲曲學多加考索，深刻思考主要展現在他所編寫的《劇説》和《花部農譚》之中。 ^[5]  《曲考》今不傳，但可在《揚州畫舫錄》所載“曲海目”見其大概。《劇説》6卷，是一部纂輯漢、唐後近二百部書籍中有關論曲、論劇的雜錄，徵引浩繁，多有罕見史料。 ^[12]  也是焦循將自己的經史考據功夫用於戲曲史研究的成果，他通過廣泛蒐集唐宋以來各類論説戲曲的文獻資料，以《桃花女》《殺狗勸夫》等地方戲曲中演繹的傳説故事為例，將它們的來源、流傳、演變進行了非常詳盡的梳理與研究。 ^[5]  《花部農譚》是在柳蔭豆棚下與鄉鄰談論花部劇目的札記，為中國戲曲理論批評史第一部地方戲研究專籍。乾隆之後地方戲曲興起，文人雅士多予以鄙薄，而他不同流俗，從聲腔、曲詞等方面與崑曲作比較，認為花部聲腔慷慨動人，曲詞樸質通俗，婦孺能解，有旺盛的生命力，明確提出“彼謂花部不及崑腔者，鄙夫之見也”。 ^[12]  在《花部農譚》一書中，焦循更是進一步在理論上提出了“揚花抑雅”的戲劇論，以及“形意相合”的時文論。在他看來，藝術真實不同於生活表面的真實，要想創作出富有生命力的劇作，首先必須塑造出讓人喜聞樂見的人物形象，然後還要有足夠的現實關懷，讓觀眾能夠充分地代入和理解。雅部之所以會沒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過於煩瑣、流於形式，反而是花部更能夠貼近觀眾、激發情感。 ^[5]  焦循推崇元代雜劇，認為可與楚騷、漢賦、唐詩並列。所著《易餘龠錄》，對《點鬼簿》《錄鬼簿》的論證和對《西廂記》角色的研究，至今為論家所重。 ^[12] 

焦循認為文學的生命力，在於不停地發展和變化。每一個時代的文學，也都應該具有不同於前代的特點。否則，只是在舊有的文學形式中停滯不前的話，是沒有出路的。因此，焦循對中國文學發展的評價，將《詩經》、《楚辭》、漢賦、六朝五言詩、唐代律詩、宋詞和元曲相提並論，甚至認為關漢卿在劇作上的成就，可與屈原之《離騷》、李杜之詩作相媲美。後世的王國維之所以對戲劇大感興趣，寫出《宋元戲曲史》這一力作，也是因為受焦循的影響。 ^[5] 

焦循極注重地方誌，對方誌學亦有見解。 ^[5]  嘉慶十一年（1806年），受時任揚州知府伊秉綬的邀請，焦循開始承擔《揚州圖經》《揚州文萃》和《揚州府志》的編纂工作。焦循先是將揚州地區的地理沿革、山川名勝、名人奇事、金石藝文等等，全都仔細地整理了一遍。他先與江藩合作，詳細鈎沉自周秦漢唐到唐宋元明間的各類史料，以揚州一地為座標，以歷史朝代為層次，將上古以來發生在揚州的各類重要事件，一一加以考訂，編纂成了八卷本的《揚州圖經》一書。在廣泛閲覽史籍的過程中，焦循發現祖宅附近的北湖，居然是一個偉人奇士輩出、名勝古蹟遍地的地方，卻沒有人對北湖的古蹟、地理、名人事蹟、著述等加以整理。於是，焦循親自把北湖一地的水系格局、地理變遷、風俗物產，進行了系統整理，又廣泛蒐羅歷史上從當地走出的高官、將軍、文人、學者的傳記與著述，最後編訂成了《北湖小志》一書。同樣自幼生長在北湖附近的阮元在看到此書後，對焦循大加讚賞，不僅認為此書起到了很好的宣傳家鄉的效果，更認為焦循在此書的撰寫中展露出了一位優秀史家的才華。 ^[5] 

隨着對揚州歷史和地方文獻的瞭解愈發深入，以及地方誌編纂經驗的日益豐富，焦循還在及時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理論方法。比如伊秉綬在囑意焦循編纂《揚州文萃》的時候，本意是隻收錄籍貫為揚州人的文章，用以展現揚州一地濃厚的文化氛圍。但焦循在遍覽時人著述之後，認為這種編纂思路並不恰當。在他看來，如果僅僅收錄揚州人的文章，其實並不足以全面展現當地的文化面貌，而應該把所有跟揚州有關人物的傳記、墓誌銘、行狀、文章、序跋、書札等文獻，予以全面收集、整理，然後彙編成書。為此，焦循廣泛蒐羅了以上各類文獻三百餘篇，編訂成了多達二十七卷的《揚州足徵錄》，從而全面、客觀地展現了當時揚州地區的文教風氣與文化風貌。 ^[5] 

纂集《揚州圖經》《北湖小志》《揚州足徵錄》以及《邗記》等書的經歷，不但豐富了焦循的地方誌和文獻編纂經驗，也切實提高了他對史學的認識水平。在焦循之前，戴震和章學誠曾就地方誌的編纂理念產生過比較嚴重的分歧：戴震主張，地方誌的編纂要以地理沿革為核心；章學誠則認為，地方誌不應該成為地理專書，而更應該注重對歷史文獻的裁剪，凸顯文化意義。焦循則在兩者之間，提出了持平之論。在他看來，地方誌既要貫通古今，彰顯其歷史價值與意義，也要能成為靠得住的釋地之作，用以證實當時的地理事蹟。因此，在《揚州府志》的編纂中，焦循也起到了頂樑柱的作用，他與姚文田、白熔等學者一起，編訂出了一套體例清晰、詳略得當、兼收並採、校勘精審的《揚州府志》，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5] 

阮元：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於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大指而為之傳，且名之為通儒，諗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20] 

梁啓超：裏堂於身心之學，固有本原，所以能談言微中也。 ^[10] 

錢穆：裏堂論學極多精卓之見，彼蓋富有思想、文學之天才，而溺於時代考據潮流，遂未能盡展其長者。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與東原（戴震）、實齋（章學誠）鼎足矣。 ^[10] 

徐世昌：裏堂與阮文達同學，經學、算學並有獨得，百家無所不通，《易學三書》及《孟子正義》皆專家之業。揚州學者，與鄭堂江氏並稱，有“二堂”之目，而精卓過之。 ^[9] 

王章濤：阮元和焦循是揚州學派領軍人物，焦循諸種言論，確實能體現出超邁時人的學力。 ^[10] 

陳居淵：焦循在清代學術史上無疑屬於開拓創新性學者，與同時代的學術通人相形，他的學問之淵博，勝過惠棟；他的思想之深度，可與戴震比肩。他所留存的思想與學術，不僅僅是他那個時代的歷史迴響，而且也是今天我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而值得共同審視的一份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15] 

儘管焦循名重當時，可是饑饉、疾病、貧困伴隨着他的一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連年災荒，他家中又迭遭兇喪，索債者日迫其門。焦循家有良田數十畝，又被裏中的豪猾所勒賣，得價銀僅十餘兩。他持銀回家，本待聊補無米之炊，適有書賈攜一部《通志堂經解》登門求售。這部書是先秦九經的匯刻本，計1860卷。焦循一見，如獲至寶，愛不釋手。可是他賣田所得銀兩僅及書價的一半。焦循欲買不能，欲舍不甘。夫人知其愛書如命，慨然從頭上拔下金簪，抵銀12兩，合為27兩。書賈欣然成交而去。焦循夫婦以捱餓的代價換回這部叢書，晚間相對喝着麥屑粥，相互慰勉，毫無悔意，恬然自得。 ^[8] 

焦循少年好學，晝夜攻讀，母親勸他早睡，可他不聽，三更時分仍然攻讀，母親一時發怒，舉手就打，打得很重很疼，但他卻喜笑顏開。又有一次夜半更深，母親見他還未入睡，就對他輕輕拍打，不料焦循大哭不止，母親不解，問兒何故？焦循説：“上次母親重重打我，兒知母身體很好，故笑；這次母親打我很輕，兒覺母體不如從前，心憂而哭。” ^[16] 

焦循每於治學餘暇，他都帶着老伴和幼孫乘着小船去看鄉間的“草台戲”。散劇歸來，皓月當空。焦循和一些村叟田嫗共坐於豆棚瓜架之下，縱談他們的觀感。有時焦循還為他們解説戲文，説到得意處，不禁手舞足蹈，忘情哼唱，鄉人莫不鼓掌歡笑。一次，村裏有人寫了一冊俚俗曲目的札記請他過目，他刪除了一些繁冗的章節和文辭，又加以自己的見解，寫成一部有名的《花部農譚》。 ^[8] 

焦循曾祖父焦源、祖父焦鏡，皆研究《易經》。父焦葱 ^[7]  ，納粟為太學生。嫡母謝孺人，均於乾隆五十年（1785年）病故。生母殷孺人。焦循依次給子孫取名“授易”“授書”“授詩”。 ^[7] 

焦循妻阮氏，為阮承勳之女。二人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訂婚，育有一子焦廷琥（1782年—1821年），完成了《北湖續志》一書的著述，為家鄉的地方誌修撰作出了貢獻。 ^[16] 

焦循一生出門甚少，然學友眾多。焦循一生有書信252篇，涉及學人眾多，其中多著名人士。就其重要學人來講即有阮元、李鋭、孫星衍、江聲、江藩、錢大昕、汪光爔、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凌廷堪、王鳴盛、汪中等。這些人中大部分人為經師，少數人為算學家（如李鋭）。然其中也有可於清代文壇卓然名家者，如汪中、凌廷堪、錢大昕、阮元。焦循與這些著名學人聯繫緊密、相互交遊，不僅在經學、小學領域相互切磋，也多以詩文相酬和，因而在文學領域不僅創作了詩文詞作品，相關書信也交流了文學思想，形成了其文學觀點。 ^[35] 

焦循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系近儒數十家之説，而以己意折衷，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又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左傳社氏集解補疏》五卷，《補記鄭氏補疏》三卷，《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為《六經補疏》二十卷。《天元一釋》兩卷《易章句》著述宏富，有《焦循學算記》《雕菰樓易學三書》《易章句》《易通釋》《孟子正義》《曲考》（佚）、《劇説》《花部農譚》《雕菰集》《雕菰樓文集》《六經補疏》《北湖小志》等數百卷。 ^[4]  其中用力特深的，為《周易》《論語》《孟子》三書。《周易》方面，著有《易章句》十二卷、《易圖略》八卷，《易通釋》二十卷（以上四十卷合輯為《雕菰樓易學三書》）、《易廣記》三卷、《易話》二卷。 ^[18]  焦循善屬文，掇拾揚州雜文舊事，為目錄二卷，名曰《足徵錄》。又成《邗記》六卷。成《焦循道聽錄》五十卷。又舉清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曰《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