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君論

《詰鮑》一文開頭寫道：“鮑生敬言，治劇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共論著雲。”這就是説，鮑敬言是一個知識分子，有自己的著述，言論很激烈，認為無君比有君強。可能因為他主張無君，人們把他的著述稱為《無君論》，不一定是自題。

鮑敬言的思想特點是無君。他對封建統治者進行了尖鋭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在自然觀上有明顯的唯物主義傾向。魏晉時期攻擊君主制的言論甚烈，尤以《無君論》為最著。主要原因是當時以君主為代表的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兩大階級鬥爭尖鋭，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突出。據譚家健《略論魏晉時期無君論思想》稱，“從公元220年到420年，即三國、兩晉、十六國時期，稱帝者凡九十人，平均兩年多一點出一個皇帝，其中被殺、被廢、被俘者六十一人，佔三分之二強。”而每次君主的更替幾乎都帶來一場大廝殺、大災難，這不僅把廣大勞動人民投入水深火熱之中，即是中小地主也不得安寧。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對君主制的不滿、懷疑、批判，甚至否定。

《無君論》從唯物主義自然觀出發，批判了君權神授説。地主階級假借天意對人民進行統治，《無君論》揭穿了這個彌天大謊，指出：“儒者曰：天生?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即是説，儒者宣稱，皇天生下了老百姓，併為他們設立了君主。難道皇天真的這樣諄諄告誡人們嗎？這大概是那些想做皇帝的人捏造的吧！

《無君論》指出，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來應該是平等的，並不像葛洪所説的那樣，“天善地卑，以著人倫立體。”天地間的萬物是陰陽二氣化生的結果，人們各處其位，壓根兒沒有尊卑貴賤之分。它寫道：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隨四八（四為春、夏、秋、冬四時；八為主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八節氣）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

這是説，天地以及萬事萬物都是陰陽二氣化生的，各有各的本性，各有各的位置，根本沒有什麼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別。這就剝去了君主的神聖光彩，論證了君主制以及封建等級制度是沒有根據的。

君權既然不是神授，那末，君主制又是怎樣產生呢？《無君論》下面一段話回答了這個問題。它説：夫強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強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

這就是説，君主制是強凌弱，智詐愚的產物。強凌弱、弱者便不得不屈服於強者；智詐愚，愚者便不得不事奉智者。這樣，便發生了“君臣之道”，人民被統治。當然，這種解釋並不正確，但卻説明了一個事實，即君主制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壓迫和欺詐，意味着人民遭殃。

人民反抗以君主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是不可避免的。君主為了維持其統治，設立了官僚機構，建立了寵大的軍隊。然而由誰負擔供奉這批官僚和軍隊的費用呢？用什麼來填塞他們那永遠填不滿的欲壑呢？這隻能是人民，只能用人民的血汗。《無君論》寫道：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台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不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谷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已有徒食之眾，百姓養遊手之人。

《無君論》把君主及其大小官吏比作獺鷹，“獺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人民不得温飽，不得安寧，完全是這幫禽獸造成的。

在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之下，廣大人民沒有生活的出路，只能起來造反。《無君論》寫道：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

勞之無休，奪之無己，田蕪倉虛，杼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

當然，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反抗，決不會聽之任之，然而他們的一切倒行逆施，只能激起人民更加強烈的反抗。君主制本身包含不可克服的矛盾，統治者所採取的維護自己存在的一切措施，都將走向自己的反面。《無君論》寫道：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

統治者妄想用禮法箝制人民，用刑罰鎮壓人民，只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繩之以禮，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這就好像用一隻手闢開滔天的大水，卻又用一撮土、一隻掌去堵塞，結果只能被大水所淹沒。

《無君論》還看到，君主之所以能夠為所欲為，無惡不作，宰割天下，主要是因為他作為君主有權有勢；老百姓也有爭心，但由於“勢不能以合徒眾，威不足以驅異人”，是無能為力的。“若令斯人（指桀紂）併為匹夫，性雖兇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也。”一句話，君主是萬惡之源。

《無君論》認為，摒棄罪惡的出路就是不要君主，回到原始的混沌的自然狀態。在這樣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沒有矛盾，沒有爭奪，也沒有戰爭。因為無君無臣，也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們“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繫，恢爾自得。”不僅如此，人與物之間也不分彼此，不相侵害，以致於“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麟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孤兔不驚。”總之，“萬物玄同，相忘於道。”這實際上是一種宇宙萬物和諧的時代。

《無君論》對封建統治者的揭露和批判是深刻的，雖然它沒有能夠從私有制的產生和社會劃分為階級説明君主制和國家的起源，沒有揭示出廣大勞動人民貧困的社會根源和階級根源，但在當時條件下，它能夠擺脱統治階級的思想束縛，把矛頭指向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君主及其大小官吏，揭露了他們的豺狼本性，是十分可貴的。為了擺脱吃人的社會，《無君論》的作者不是向前看,而把目光轉向過去,而是幻想返回到“無君無臣”的原始的自然狀態，這雖然可以理解，但卻違背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是錯誤的。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無君論》不可能找到一條擺脱剝削，擺脱壓迫的更加現實的道路。它把人民看作弱者、愚者，看不到人民羣眾中藴藏着廣大而深厚的力量，因此，它的理論也不會為農民起義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