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

在這部書中，莫爾以他和一位名叫拉斐爾·希斯拉德的虛構人物對話的方式，借用後者之口，描繪了自己的社會理想。在一個名叫烏托邦的海島上，有54座城市均勻地分佈於廣闊的鄉村之間。所有城市都具有共同的風格、語言、習俗和法律。每座城市分成四個相同的區，居住着6000户居民，每户居民的人口都在10到16名之間。

城市所有的適齡人口都要勞動，每天工作6小時，產品集中到位於各區中心的市場； 由各户户主任取所需，而不必用貨幣或其他物品相交換。居民們按每30户一廳的規模集中用膳，最美味的食品由老年人首先食用，然後大家再平均分配。在鄉村，每户不少於40人，外加兩名農奴。每家農户都自給自足，沒有的物品則可以到城市領取。鄉村每户每年有20人返回城市，他們都是在鄉村住滿2年的。其空額由從城市來的另20人填補。烏托邦因為沒有遊手好閒的人，所以能夠生產出用之不竭的產品。城市之間可以互通有無，但是同樣不需要用貨幣來交換。他們把大量的剩餘產品運到國外，換回自己缺少的鐵和大量的金銀。金銀的主要用途是僱用外國人為烏托邦作戰。除此之外，它們就只配用作製造便器和懲罰罪犯的鎖鏈了。犯人也都佩戴金子的耳環、戒指和項圈，作為恥辱的標誌。在外邦人看來無比珍貴的珍珠寶石，玩物。所以當外邦的富人身着華裝麗服，到烏托邦人的嘲笑，被當成傻瓜和小丑。

烏托邦的所有財產都不屬於任何個人私有。但烏托邦人也有階級之分，除了選舉官員管理公共事務，官員還要選出500人為學者，不必參加勞動。官員和學者在公共醫院裏可受到特殊的照顧。烏托邦還有一個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奴隸階級，他們由罪犯和自願前來的外國人構成，從事屠宰等下等職業。 ^[3] 

14、15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開始萌芽，血腥的原始積累使廣大勞動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窮苦老百姓終年勞作，是他們的勞動為社會創造了財富，然而生活卻牛馬不如。貴族、富人則不勞而獲，窮奢極欲，揮金如土。莫爾對這種現象極為憤慨，對現存社會制度深惡痛絕，對人民羣眾充滿同情。他幻想着能有一個地方：財產公有，政治民主，共同勞動，按需分配，高效公平，沒有剝削，沒有貧困，人們安居樂業，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 ^[4] 

16世紀，剛進行完新航路開闢，地理大發現不僅擴大了殖民者的殖民地，還開闊了人們的視野，這為他寫作《烏托邦》提供了條件。他的作品採用文學形式的寫法就是受了這一時期以描寫新發現國家為內容的書刊影響，如1507年出版的《宇宙誌引論》或1511年出版的《新世界》。 ^[5] 

早在青年時代，莫爾就對柏拉圖的對話體名著《理想國》(直譯應為《共和國》)愛不釋手。莫爾的早期傳記作家斯塔普頓斷言，在哲學家中，莫爾“最喜歡閲讀和研究柏拉圖及其學派的著作，因為從中可以瞭解到關於國家管理、公民的社會生活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的許多事情”。用莫爾的摯友伊拉斯謨的話説，莫爾酷愛柏拉圖關於公有制的學説，並千方百計為之辯護。

莫爾撰寫《烏托邦》時，不僅在文體形式上模仿了柏拉圖的對話體，而且在內容上也隨處可見柏拉圖《理想國》的影子。對此，莫爾本人在不同場合也是坦陳不諱。1516年12月4日前後致伊拉斯謨的信中，莫爾便明確把烏托邦稱為“我們的共和國”。 ^[13] 

《烏托邦》一書的全名，叫作《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烏托邦”一詞，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譯。Utopia一詞是由莫爾依據古希臘語創造的。Utopia是outopia（no place）與eutopia（good place）兩個詞重新合成的拉丁語仿詞（caique），指“福地，樂土”與“不存在的好地方”。莫爾把希臘語的ou（沒有）和topos（地方）結合起來，自創了“Utopia”這個拉丁語新詞。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採用遊記對話的文學體裁，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闡述了自己的社會觀點和改造社會的設想。 ^{[2]  [15]} 

首先，“烏托邦”有一套完備的官員制度。“烏托邦”島設總督、特朗尼菩域稱首席飛拉哈、攝護格朗特（或稱飛拉哈）三級行政官員，他們全部通過直接選舉產生。全島由54個城組成，每城下轄4個區。各區每30户選舉一名低級官員飛拉哈，再從每10名飛拉哈中選一名中級官員首席飛拉哈，沒有特別情況，可以連任。總督為最高行政長官，由島上的二百名飛拉哈從下轄四個城區公民所推選的四位候選人中經秘密投票選出，實行職務終身制。但總督在被懷疑陰謀施行暴政時則可廢黝。如此嚴密和充分民主的官員制度使那些試圖通過操縱選舉來獲取官職的人，根本沒有希望在“烏托邦”做官。

其次，“烏托邦”的政體具有充分民主的特徵。“烏托邦”人實現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全島大會和議事會，議事會設在首都亞馬烏羅提城。他們的最高管理者總督和20名首席飛拉哈，還有每次會議輪流選派的兩名基層官員飛拉哈，每三天召開一次會議，商討那些關係全島公共利益的事務。凡屬重要的事情，要先提交給全體飛拉哈會議，由飛拉哈通知所屬各户開會討論，將討論結果報告議事會，再做決定。如果總督和首席飛拉哈敢在議事會或民眾大會外商議公共事務，以死罪論處。

第三，“烏托邦”的法律制度也頗具特色。“烏托邦”幾乎沒有法律，也不存在律師，由人們自理訴訟，法官也能夠熟練地權衡各種供詞，給出恰當的判決。莫爾對有關國家官員實行選舉與輪換以及政府決策程序的構想，突破了封建君主政治傳統的禁錮，深深地隱含着近代民主、平等的意識，對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有頗多啓發。

在徹底否定私有制的基礎上，莫爾設計出一個“烏托邦”島國的公有制社會模式。

首先，“烏托邦”實行財產公有。“烏托邦”社會的一切財富都是公有的。“無論在哪兒都不會找到一樣私有財產”財產公有是整個“烏托邦”社會得以存在的物質前提。在農村，沒有私田，每個公民都必須從事兩年以上農村勞動，生產的糧食和其他作物歸整個城市所有；在城市，公民除了自己縫製衣服還要至少從事一門手工藝勞動，勞動產品也歸公有。

其次，勞動產品實行按需分配。“烏托邦”所有產品公共管理，按需分配，每一户的户主根據自己和全家人的需要可隨時到倉庫領取日用品；所有公民在固定的時間集中在食堂用餐，享受着公共食堂可口的飯菜；公民生病可以進公共醫院治療，在各方面得到特殊照顧；住房公有，公民每隔十年用抽籤的方式調換一次住房。

莫爾所設計的“公有”社會模式超越了人文主義思潮的界限，否定了包括新興資本主義在內的一切剝削制度，體現了對廣大下層民眾更為寬廣的人本情懷。儘管當時生產力水平不高，剩餘產品不多，要實現按需分配十分困難，但莫爾大膽地提出了這一分配原則，意義仍然十分重大。

第三，人人蔘加勞動，講求經濟效益。“烏托邦”人的一切經濟活動是以人們的生產勞動為前提加以展開的。在“烏托邦”勞動還是主要的謀生手段，所有的城市及其附近的鄉村，不分男女，只要年齡和體力適合，都要參加勞動。其中，最主要的是農業，它在整個經濟結構中處於基礎地位，最受重視，不分男女，無一例外，“烏托邦”都要輪流從事農業勞動。除農業之外，每個“烏托邦”人還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學習一門手藝，通常人們所選擇的也是一些必要的職業，包括毛織、紡麻、瓦工、冶煉、木工等行當。而且，他們在大多數必需的手藝方面，並不需要像其他國家那樣消耗那麼多的勞動力。

第四，沒有貨幣，不存在商品流通。“烏托邦”人的生產、分配和消費都是計劃調節的，不存在商品交換，不需要貨幣流通。人們視金銀如糞土，為了淡化人們對金錢的態度，他們甚至用金銀來鑄造糞桶盆溺之類的用具，給犯人佩戴金子的耳環、戒指和項圈，作為他們恥辱的標誌。 ^[4] 

首先，“烏托邦”人注重科學文化的普及教育和終生教育。“烏托邦”人的生活包括兩件大事：一是生產勞動，二是從事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全體公民除去每天勞動6個小時，其餘時間主要用於學習和科研。所有兒童都要接受教育，由教士負責島內兒童的教育工作；男女兩性享有平等的教育的權利。為了普及科學知識和提高科研水平，“烏托邦”還經常舉辦演講會，科研人員必須參加，其他人員不分男女可自由聽講。莫爾還主張，大部分公民，無論男女都要把體力勞動後的剩餘時間一輩子花在學習上，這是最早提出的終身教育的思想。

其次，“烏托邦”人注重促進科學文化的不斷髮展。國家專門選拔那些個性良好、智力超常、學習興趣濃厚、有科學天才的人，作為專職學術研究人員，專門從事科學研究，這些人由教士推薦，由飛拉哈秘密投票選出，他們可以免除體力勞動並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如若他們有負國家重託，則被免去科研的職務，重新回到生產崗位。如果一個人能利用業餘時間進修科學，成績突出，也會被提拔到科研機關專門從事科學研究。

第三，“烏托邦”人注重對外文化交流，並有着驚人的消化、吸收外來文化的能力。“烏托邦”人渴求真知，勤勉好學，特別重視同外界進行文化交流，尤其歡迎有才能的人與一些經驗豐富、熟悉各國風土人情的人。

第四，“烏托邦”人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莫爾依據男女兒童的年齡和能力，傳授相應的手工業和農業勞動技術。提倡所學理論知識要用在生產中，

比如用新的技藝改良土壤，改良耕種方法；用最巧妙的技術和方法生產各種手工業品等。使得人人都受到良好教育，人人都懂得勞動價值。

在社會生活中，“烏托邦”人妥善地安排勞動、娛樂與體息，每天工作6小時，其餘時間用來從事自己喜歡的各種健康文明的業餘文化活動。

首先，“烏托邦”人崇尚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在“烏托邦”不存在虛度光陰和藉口曠工的機會。這裏沒有酒館、妓院、賭場、賊窩，在閒暇時間人們從事一些健康向上的消遣娛樂。比如，在衣着上，人們奉行節儉、樸實、實用，蔑視華服盛裝、披金戴銀、刻意打扮的人。

其次，“烏托邦”的人際關係是一種平等、互助、融洽、友愛並體現嚴格的家庭倫理的新型社會關係。在家中，妻子服侍丈夫、子女服侍父母、年輕人服侍老年人，長者在“烏托邦”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人們的尊重，擁有很高的權威。整個“烏托邦”國就像一個大家庭，總督就像這個大家庭中的家長彼此相敬如賓，其樂融融。

再次，男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烏托邦”主張婦女有受教育權和婚姻自主權，特別是實行公共食堂制，從而把婦女從繁重的家庭勞動中解脱出來使她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可以與男性平等地參與社會各項活動，莫爾甚至主張，應該讓女子參加崇高的學術活動，以便加倍開發他們的智慧，對促進社會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最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在“烏托邦”人看來，婚姻關係是神聖的，一夫一妻的穩定的家庭婚姻制度應受到尊重和維護，破壞婚姻關係的人將被罰做奴隸。因為家庭的和諧穩定直接影響社會安定。 ^[4] 

烏托邦的奴隸可分為四種：（1）同烏托邦人作戰而被擒獲的戰俘；（2）本國犯重罪以致罰充的奴隸；（3）他國被判死刑而來烏托邦的犯人（多數是這些人）；（4）他國貧窮無以為生、自願來烏托邦做奴隸工作者。第四類人嚴格説只是從事奴隸的工作，他們“受到良好的待遇，只是工作重些。其他都如烏托邦公民一樣享有幾乎同樣寬大的優待。如要離去也不會被人勉強，烏托邦人也不會讓他們空手走開”。

合法奴隸的問題雖為人詬病，但其存在並不代表烏托邦有人等差異，毋寧説是懲戒教化，以及平衡經濟生產與學術研究的結果。通常的物資由普遍勞動即可足用，縱然這種勞動“不夠榮耀”，但也不致產生“羞恥”。但有些更為“費力而又骯髒的全部賤活”③仍需人來負擔。諸如農奴、屠夫等可能敗壞精神品質的工作，就只好交由奴隸來完成④，因為“他們的勞動非常必要，任何國家倘缺少了這種勞動，甚至維持不了一年”。

除經濟生產外，將罪犯變成奴隸還可以儆效尤，作前車之鑑防止其他人犯罪。若奴隸抗命造反，那麼其無異於不受馴服的野獸，再將之處死也無甚可惜；若經長期艱苦的服役他們表現出悔悟，那麼就並非完全無望，可通過總督的特權或民眾投票，減緩或赦免所服的奴役。

然而在民主平等的烏托邦，奴隸的存在始終是個污點，並且它還隱含着一個更大的矛盾：烏托邦人擔心低賤的工作影響公民的品行，故皆讓奴隸去負責。但作為奴隸一部分的罪犯，懲處他們的目的恰恰是希望使其改邪歸正，以低賤的方式令其知恥而後能改。但奴隸所從事的諸如屠宰類的工作只會進一步泯滅人的惻隱之心⑥，加重其殘忍性。可能造成的結果反而是烏托邦公民愈加高貴，奴隸卻因從事低賤工作而變得更為低賤。因而，奴隸之於烏托邦的意義遠大於烏托邦之於奴隸。 ^[10] 

烏托邦人不僅有一套自己的正義戰爭理由，還有一套高度理性的戰爭行為。他們把以智而非以力取勝視為巨大的光榮，認為這才是“沒有任何獸類、只有人方能取得的勝利”（第96頁）。因此，他們追求不戰而勝；如果非戰不可，他們的主要意圖是給他們聲討的罪人以嚴厲的處分，使其不敢再犯。他們並不崇尚榮譽，這一戰爭意圖的背後只是“避免有冒險行為”。烏托邦人極為珍視自己的身體；我們馬上會發現，減少己方的生命損失才是他們的最高作戰原則。 ^[11] 

烏托邦（Utopia）由兩個希臘字拼成，“烏”是“沒有”的意思，“託邦”是“處所”的意思，烏托邦後來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代稱。 ^[6] 

《烏托邦》運用文學遊記的形式，生動地描繪理想國家美好制度的方法，可謂獨樹一幟，影響深遠。1601年，另一位空想社會主義者康帕內拉寫下了《太陽城》，他曾明確地表示自己崇拜莫爾。《太陽城》明顯地打上了脱胎於《烏托邦》的印記，因此它和《烏托邦》被人們喻為姊妹篇。1619年，又一位空想社會主義者安德里亞，受到《烏托邦》的直接啓發，撰著了《基督城》。安德里亞早在大學學習期間，就已詳細讀過《烏托邦》。這之後，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還有維拉斯的《塞瓦蘭人的歷史》，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也都師承《烏托邦》。

莫爾在《烏托邦》書中闡明的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思想，在社會主義學説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莫爾開了社會主義必須同科學技術的發達緊密聯繫在一起，新社會的人們要關注、學習、掌握本時代最先進科學技術的先河，產生了久遠的影響。 ^[7] 

除此之外，莫爾的《烏托邦》還開啓了一種新的文體敍事模式，即烏托邦敍事。在烏托邦敍事中，主人公往往以第一人稱敍述方式記敍一段旅程。在該旅程中，主人公首先到達一個遠離家鄉的地方，隨後在當地人的帶領和解説下，詳細瞭解那裏的社會、政治、經濟和宗教生活方式。一般來説，故事末尾常常暗示，主人公將以“信使”的身份回到故鄉，帶去在那段旅程中的所見所聞，傳遞出一種他者的生活方式。 ^[12]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埃蒂耶納·卡貝：“這本書的基本思想深深地觸動了我，以致每當我合起書來，總是不得不認真地思索一下共產制度的問題。”這本書“是人類第一部描述共產制度如何運用於一整個國家、而且是一個龐大的國家的著述，它依靠獨立的理性思考，對倫理學、哲學和政治學作了重大的發展。在我看來，烏托邦的一些基本原則是人類智慧最偉大的進步，對人類未來的命運也做出了最偉大的貢獻。” ^[8]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喬·奧·赫茨勒：《烏托邦》這部傑作充滿了微妙的諷刺、尖鋭的批判、一觸即發的幽默、明智的建議和智慧的閃光，以引人入勝的敍述形式充分表達了莫爾所屬的少數學者集團的最深刻的洞察力。他擺脱了這些學者在當時非常明智地指出的種種不足之處，提出在貿易、政治、社會生活和宗教事務等領域中建立新秩序的願望。 ^[5] 

《烏托邦》於1516年出版於比利時魯汶。原是用拉丁文寫的，由拉爾夫·羅賓遜於1551年譯成英文，兩者時間相差不遠。羅賓遜的譯文大體上是忠實的，而且具有16世紀上半葉英文的許多特點。其長在於流暢，有力，形象化；其短在於冗雜，不整潔，但在精神和氣勢上是同莫爾的風格一致的，所以儘管後來有更貼近原作的譯本，他的譯文仍為學者所重。 ^[1]  該書還被翻譯成法、德、俄等語言。 ^[14] 

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出生於倫敦一個律師家庭。莫爾幼年曾在當時倫敦的名校聖安東尼學校學習拉丁文。1490—1492年，他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約翰·莫頓家做家庭侍從。1492年，莫爾進入牛津大學，接受古典教育。通過兩年的艱苦學習，他熟練掌握了拉丁語和希臘語。後來由於他父親堅持要他學法律而離開了牛津大學，轉入一家法律預備學校學習。1496年，他進入林肯律師學院學習，直到1502年畢業，正式取得律師資格：此後，莫爾投身政治，以國會議員身份活躍於政壇。他反對亨利七世的重税主義政策，維護納税人的利益。他的政治主張觸怒了國王，以至於他的性命都受到威脅，1509年，亨利八世繼位後，他又重新參與政治活動，並在1515年出使弗蘭德爾。之後，他成了英王亨利八世的重要顧問，1529—1532年擔任英國大法官。1535年以叛國罪被處死。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