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在東北扶植所謂“滿洲國”，接着又把侵略的魔掌伸向華北。

華北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區之一，當時包括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5省和北平、天津兩市。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之後，日本軍部提出“分離華北”，使華北特殊化的政策。1935年1月4日，關東軍在大連召開會議，決定在華北扶植能夠順服日本的偽政權。此後，日本軍隊不斷製造事端，加緊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日本關東軍制造“察東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區”。5月至7月，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又藉口“河北事件”和“張北事件”，脅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梅津達成的條件，即“何梅協定”，及察哈爾代理主席秦德純與土肥原簽訂的“秦土協定”，接受日軍所提取消冀、察兩省境內的國民黨黨部等多項要求，使河北、察哈爾兩省的主權大部喪失。同年9月，日本再度製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自治。

為使華北五省脱離中國而“獨立”，日本侵略者大肆收買漢奸，鼓動所謂“防共自治運動”。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漢奸殷汝耕等人在河北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不久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22個縣。通過華北事變，日本侵略者控制了華北大部分地區，從關外到關內，中國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殘酷蹂躪，而大小漢奸賣國賊則狐假虎威。

與此同時，從1933年開始，世界法西斯甚囂塵上，嚴重威脅着世界和平。這促使共產國際開始重新審查以前領導東西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1934年6月14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會議認為國際形勢正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提出對共產國際的政策進行重大修改。7月1日，季米特洛夫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由於局勢發生了變化，我們的統一戰線的策略也必須加以改變”，“必須拋棄那種認為統一戰線只能在下面進行的觀點”。同時，提出要給各國共產黨以更大的自主權和主動權。

面對國民黨政府妥協退讓，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最為緊迫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的要求，改變過去“左”的關門主義，適時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共產國際政治路線的轉變，也推動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確立。

共產國際七大於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季米特洛夫在會上作了《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的報告。大會根據季米特洛夫的報告，通過了《論共產國際在帝國主義者準備新的世界大戰的情況下的任務》的決議。報告和決議都強調，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應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並明確表示：“我們贊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國共產黨這一倡議：同中國一切決心真正救國救民的有組織的力量結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

根據華北事變以來的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和共產國際精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

共產國際七大之後不久，即8月25日至27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會議，討論在中國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問題。9月7日，《八一宣言》草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進行了審議；9月10日，最後稿經書記處成員表決通過，9月24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得到批准。最後稿經共產國際執委會同意，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將《八一宣言》編入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然後航寄到巴黎，於10月1日全文發表。由於文件註明日期為1935年8月1日，所以一般通稱為《八一宣言》。 ^[2] 

《宣言》指出：“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宣言》指出：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抗日救國是全體中國人面臨的首要任務。宣言明確提出：“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

《宣言》倡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衞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這種國防政府，應當設法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由工農軍政商學各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以及國外僑胞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在民主條件下選出的代表）的代表機關，以便更具體地討論關於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絕對盡力贊助這一全民代表機關的召集，並絕對執行這一機關的決議，因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是絕對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黨。”

《宣言》還提出了抗日救國十條具體方針：

（一）抗日救國收復失地；

（二）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三）沒收日帝在華一切財產、充作對日戰費；

（四）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

（五）廢除苛捐雜税、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

（六）加薪加餉、改良工農軍學各界生活；

（七）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八）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

（九）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僑胞在國內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

（十）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眾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對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 ^[2] 

國內外工農軍政商學各界男女同胞們！

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我進攻，南京賣國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繼東北四省之後而實際淪亡了！

有數千年文化歷史的平津，有無限富源的直、魯、晉、豫各省，有最重要戰略意義的察、綏區域，有全國政治經濟命脈的北寧、平漢、津浦、平綏等鐵路，實際上都完全在日寇軍力控制之下。關東賊軍司令部正在積極實行成立所謂“蒙古國”和“華北國”的計劃。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長城要塞，由長城而“灤東非戰區”，由非戰區而實際佔領河北、察、綏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經被日寇佔領和侵襲了。田中奏摺所預定的完全滅亡我國的毒計，正着着實行；長此下去，眼看長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將逐漸被日寇所吞蝕。我五千年古國即將完全變成被征服地，四萬萬同胞將都變成亡國奴。

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們偉大民族中間，卻發現着少數人面獸心的敗類！蔣介石、汪精衞、張學良等賣國賊，黃郛、楊永泰、王揖唐、張羣等老漢奸，數年以來，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我領土，以“逆來順受”主張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內”武斷宣傳來進行內戰和壓迫一切反帝運動，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準備復仇”等騙人口號來制止人民抗日救國行動，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戰來了再説”的狡計來迫使我國人民坐以待亡。漢奸賣國賊等在“中日親善”、“中日合作”和“大亞細亞主義”等口號，所作的降日賣國之露骨無恥行為，簡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聞：日寇要求撤退于學忠、宋哲元等軍隊，這些軍隊便立刻奉令南下西開去進行內戰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軍政長官，某些軍政長官便立刻被撤職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遷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報章雜誌，那些報章雜誌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懲辦《新生》等雜誌主筆和新聞記者，《新生》主筆和許多記者便立刻被逮捕監禁了；日寇要求中國政府實行奴化教育，蔣賊便立刻焚書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國聘請日本顧問，蔣賊的軍政機關便立刻開門揖盜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國民黨黨部，北方廈門等地國民黨黨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藍衣社組織，藍衣社北方領袖曾擴情、蔣孝先等便聞風潛逃了。

中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認為日寇和漢奸賣國賊對我國這些行動，是中華民族的無上恥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鄭重宣言：我們不僅對於日寇對我國的領土侵略和內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對於日寇提出解散國民黨黨部和藍衣社組織的要求，也表示堅決的抗議。在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看來：一切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無論國民黨和藍衣社賣國殃民的罪惡如何滔天，但其應否存廢問題，日寇絕無置啄的餘地。

領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佔，人民千萬又千萬地被人奴役，城村一處又一處地被人血洗，僑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驅逐，一切內政外交處處被人干涉，這還能算什麼國家！？這還能算什麼民族！？

同胞們！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中國民族就是我們全體同胞！我們能坐視國亡族滅而不起來救國自救嗎？

不能！絕對不能！阿比西尼亞以八百萬人民的國家，尚能對意大利帝國主義準備作英勇的武裝反抗，以保衞自己的領土和人民；難道我們四萬萬人民的泱泱大國，就能這樣束手待斃嗎？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深切相信：除極少數漢奸賣國賊願作李完用、鄭孝胥、張景惠、溥儀第二腆顏事仇而外，我絕大多數工農軍政商學各界同胞，絕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馬奴隸。蘇維埃政府對日宣戰，紅軍再三提議與各軍隊共同抗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艱苦奮鬥，十九路軍及民眾的淞滬抗日血戰，察哈爾、長城及灤東各地軍民英勇殺賊，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紅軍提議聯合抗日，羅登賢、徐名鴻、吉鴻昌、鄧鐵梅、伯陽、童長榮、潘洪生、史燦堂、瞿秋白、孫永勤、方誌敏等民族英雄為救國而捐軀，劉崇武、田漢、杜重遠等愛國志士為抗日而入獄，蔡廷鍇、蔣光鼐、翁照垣、陳銘樞、方振武等抗日部隊艱苦鬥爭，宋慶齡、何香凝、李杜、馬相伯等數千人發表中華民族對日作戰基本綱領，數年來我工農商學各界同胞為抗日而進行排貨、罷工、罷市、罷課、示威等救國運動，尤其是我東北數十萬武裝反日戰士在楊靖宇、趙尚志、王德泰、李延祿、周保中、謝文東、吳義成、李華堂等民族英雄領導之下，前仆後繼的英勇作戰，在在都表現我民族救亡圖存的偉大精神，在在都證明我民族抗日救國的必然勝利。內外夾攻，另方面是由於各種抗日反蔣勢力互相之間，存在有各種隔閡和誤會，以致未能團結一致。

因此，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此外，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更進一步地懇切號召：

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們！

一切有愛國天良的軍官和士兵兄弟們！

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神聖事業的黨派和團體的同志們！

國民黨和藍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們！

一切關心祖國的僑胞們！

中國境內一切被壓迫民族（蒙、回、韓、藏、苗、瑤、黎、番等)的兄弟們！

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

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衞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這種國防政府，應當設法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由工農軍政商學各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以及國外僑胞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在民主條件下選出的代表）的代表機關，以便更具體地討論關於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絕對盡力贊助這一全民代表機關的召集，並絕對執行這一機關的決議，因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是絕對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黨。

國防政府的主要責任在於抗日救國，其行政方針應包括下列各點：

（一）抗日救國收復失地。

（二）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三）沒收日帝在華一切財產、充作對日戰費。

（四）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

（五）廢除苛捐雜税、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

（六）加薪加餉、改良工農軍學各界生活。

（七）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八）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

（九）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僑胞在國內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

（十）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眾（日本國內勞苦民眾、高麗、台灣等民族）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對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

抗日聯軍應由一切願意抗日的部隊合組而成，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這種總司令部或由各軍抗日長官及士兵選出代表組成，或由其他形式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體人民公意而定。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盡抗日救國天職。

為的使國防政府真能擔當起國防重任，為的使抗日聯軍真能擔負起抗日重責，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號召全體同胞：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貢獻專門技能，以便我全體同胞總動員，並用一切新舊式武器，武裝起千百萬民眾來。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堅決相信：如果我們四萬萬同胞有統一的國防政府作領導，有統一的抗日聯軍作先鋒，有千百萬武裝民眾作戰備，有無數萬東方的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民眾作聲援，一定能戰勝內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強敵視的日本帝國主義！

同胞們起來：

為祖國生命而戰！

為民族生存而戰！

為國家獨立而戰！

為領土完整而戰！

為人權自由而戰！

大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大團結萬歲！

中國蘇維埃政府

中國共產黨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2] 

《八一宣言》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初步糾正了“左”傾關門主義，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陣營的範圍。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策略開始發生新的轉變。

《八一宣言》發表後，很快傳到國內，併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到1935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主要城市都已流傳，也在海外華僑中廣泛傳播開來。《八一宣言》連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兩個宣言，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2] 

《八一宣言》的發表，標誌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戰線基本形成。在實踐上，它獲得全國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熱烈支持，在國民黨統治區發生了巨大政治影響，有力地鼓舞和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