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奴隸的母親

黃胖（因患黃疸病而又黃又腫而得名）是一個皮販，也兼做農活。因生活貧困，奔走借債，心情不好，染上了煙、酒、賭博等惡習，性情也變得兇狠粗暴甚至殘忍了，以至於將剛出生的女兒投入沸水溺死。患了黃疸病後，債主又天天登門逼債，因而，急得想去跳潭自殺。在走投無路之際，便將妻子以身價100元、為期三年的條件典給鄰村一個五十多歲秀才，為其生子承續香火。黃胖的兒子春寶剛滿五歲，面對這殘酷的交易，春寶娘即黃胖的妻子氣得差點暈過去。

在秀才家的三年中，春寶娘既承擔着為秀才生兒子重責，又要承擔僕人的體力重活，還要忍受秀才老婆——-一個狠毒的老婦人——刻毒的詛咒和發泄；而自己的孩子春寶病重時，也不能回家去看望一下。後來，春寶娘終於懷孕了，併為秀才生下一個白胖兒子。因為思念自己的兒子春寶，她便為孩子取名“秋寶”。當秋寶兩歲時，春寶娘完成了她作為生育奴隸的任務，被秀才一家趕回從前的夫家。她撕肝裂肺地離開了秋寶。她渴望看到離別了三年的春寶，可回到原來丈夫的家時，衣衫襤褸、頭髮蓬亂、身子和三年前一樣短小的春寶已經不認得她了。看到春寶，秋寶又牽着她的心。而黃胖對她則更加冷漠。完成典當合同的她，在骯髒而又一貧如洗的家中，繼續着她為奴隸和母親的生涯。 ^[2] 

浙東一帶流行典妻習俗，典妻行為是重血緣承續的封建宗法制社會的醜陋習俗。它把有血有肉的人當作無知無覺的物予以典當。接受這種陋俗的損害，自然是由於農民物質生活的極度貧困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在封建制度下，勞動人民不僅身受經濟上的剝削與壓榨，同時還身受着超經濟的精神虐待，連人世間普遍而又神聖的母愛感情也受到無情的摧殘。《為奴隸的母親》的寫作年代，中國的農村鬥爭已經風起雲湧。 ^[3] 

《為奴隸的母親》寫於1930年1月，是作者在魯迅的影響下，“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一次成功的嘗試。 ^[3] 

春寶娘是一個善良、勤勞、忍辱負重的農村婦女形象。因經濟所迫，被自己的丈夫“典出”給一個年過半百的秀才，她只好扔下自己年僅五歲的兒子春寶去了秀才家，臨時做了別人的生孩子的機器，為秀才生了另一個兒子秋寶。三年期滿之後，她又不得不離開兒子秋寶，回到自已原來的家。家裏的狀況沒有得到絲毫的改變，貧窮與疾病仍然是她們生活的主旋律，等待着她的依然是“沉靜而寒冷的死般的長夜”。 ^[4] 

黃胖，是一個“被扭曲了”的典型形象，從職業上講，他是鄉村裏的一個皮販子，“有時也兼做點農作”，農忙時也幫人插秧，是為人稱讚的一個勞動能手，但他家的生活一直卻是貧窮的。 ^[5] 

春寶孃的臨時丈夫，地主。可以説是封建社會的典型代表，為了給自己延續香火，不顧及別人的痛苦而典了個妻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實則偽善透頂。 ^[4] 

秀才的大妻專橫、刻薄，通過對比她更弱小者的欺凌，滿足消除她內心的痛苦，以及因為自已沒有孩子而產生的不安。 ^[4] 

《為奴隸的母親》借善良温順的農婦春寶孃的不幸遭遇，控訴了“典妻”這種野蠻習俗，以及在這種制度之下封建階級對於農婦的殘酷壓榨與欺凌，通過人物的悲劇性，突出宗教文化的“無我”性，深刻批判封建宗教文化對人性的戕害。 ^[4] 

《為奴隸的母親》通過名為母親實為奴隸的春寶孃的悲劇，揭露了舊中國農村階級壓迫的殘酷、封建禮教的虛偽和殘忍、社會的黑暗和野蠻以及封建階級和農村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揭示了春寶娘在精神上、人格上所遭受的無情踐踏以及她的非人命運、處境，反映了舊中國勞動婦女的悲慘命運；對窮苦農民特別是勞苦婦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2] 

《為奴隸的母親》在寫法上運用了對比手法。作者通過兩個家庭中的兩個妻子、兩個兒子兩個男人之間的生活、心理狀態的描寫與對比，更深刻地揭示了主題，控訴了罪惡的“典妻”制度。另外，作品運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並根據不同人物採用不同的方法；用語言和動作描寫完成對秀才、大妻的塑造；對春寶娘則更多地採用心理描寫，從而表現春寶娘情緒的複雜。 ^[4] 

《為奴隸的母親》善於運用“白描”來塑造典型形象，表現人物關係。小説一開始，就直入主題，寫了皮販典妻。在交代人物的職業和出色的勞動之後，小説寫道：

“然而境況總是不佳，債是年年積起來了。他大約就因為境況的不佳，煙也吸了，酒也喝了，錢也賭起來了。這樣，竟使他變做一個非常兇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貧窮下去，連小小的移借，別人也不敢答應了。”

僅僅幾行文字，就將人物與環境的關係真實地寫了出來。皮販在困苦的生活中，看不見希望，於是，便自暴自棄，抽煙、喝酒、賭錢。這些並不能解除他內心的苦痛，於是他便在妻子和孩子身上發泄自己的鬱怒，變成了一個兇狠而暴躁的人——用沸水溺死女嬰、典出妻子。但他又決非麻木不仁，一方面，他兇狠和暴躁實際上是其內心巨大痛苦的顯現；另一方面，從他典妻前的舉動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他對沈家婆關於典妻的勸説是“一邊掉了幾滴淚，一邊卻被她催的答應”的。他向妻子説明事情的原委時，痛苦不堪，‘“旋了三個圈子”也説不出來；説出之後又是“垂下頭，聲音很低弱，停止了”。妻子被典出上轎時，他是“用手支着頭坐着，一動沒有動，而且也沒有話”。在這裏，小説寫出了他把痛苦咽在肚裏的思想重負。

小説從現實生活的發展中，揭示人物複雜的內心世界，把人物寫得血肉豐滿、個性鮮明，既有人情味，又有階級的烙印。如對秀才；他既是一個普通的地主，又是被典者春寶孃的臨時丈夫，因此，他不僅沒有虐待過她，反而還對她不錯，甚至有時還向她獻媚以取悦於她，但這為的只是從這個年輕女人身上得到他在大妻身上所得不到的東西；當她懷孕的時候，他更是體貼、愛護她一但實際上他所喜歡和愛護的不過是一件將要發生顯著效益的“工具”。當嬰兒已經三個月，在秀才苦於給孩子取名的時候，春寶娘提出了叫“秋寶”，秀才聽後大為認同：

“是呀，我真極費心思了。我年過半百，實在到了人生的秋期；孩子也正養在秋天；‘秋’是萬物成熟的季節，秋寶，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名字呀！”

接着，又稱讚春寶娘是是“天生的”聰明。從秀才的這些言語，我們彷彿看到了秀才那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樣子。他也許確實喜歡和讚賞這個“妻子”，但他喜歡和讚賞是一個“為奴隸的母親”，是一個為他傳宗接代的“工具”，而決不是一個和他處於平等地位的女性。

在描寫大妻的性格特徵時，小説也運用白描手法。小説在複雜的人物關係中，通過對人物語言行動的描寫，來揭示其內心世界、刻畫其性格。作為一個主管家務的地主婆，她陰險狡猾、專橫刻薄、尖牙利齒，時時處處顯示出作為一個統治者的權威和狠毒；但作為一個生不出男孩的女性，她又有自己的苦衷，所以，當春寶娘到來時，她態度殷勤，表現出相當的熱情和大度一她親自出來“迎接”，並很“親暱似地將她牽上沿階”，同時，“滔滔的一席話”，説得春寶娘“一時酸，一時苦，一時甜上心頭，一時又鹹的壓下去了”。但當春寶娘和秀才生活在一起後，女人固有的嫉妒，加上她的權威地位，促使她對秀才的一舉一動進行監視…...這些都對春寶娘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她雖把春寶娘當女僕一樣看待，但外表卻佯裝善良。如她換下來的衣服，春寶娘給她洗了，她卻説：“我底衣服怎麼要你洗呢？就是你自己底衣服，也可叫黃媽洗的。”可緊接着又説：“妹妹呀，你最好到豬欄裏去看一看，那兩隻豬為什麼這樣喁喁叫的，或者因為沒有吃飽罷，黃媽總是不肯給它們吃飽的。”小説通過對人物這些日常生活中普通語言的描寫，鮮明地揭示出其性格。春寶娘懷孕之後，本來她也是高興的，但看到秀才“奉承”春寶娘時，她又“怨恨”和“氣惱”起來了，進而惡毒地譏刺春寶娘，或指桑罵槐地羞辱她，使她內心感到痛苦。然而，春寶娘懷孕終究對她有好處，因此她“在別人面前，竟拿起花布來做嬰兒用的衣服”。“奴隸”生了兒子，她也微笑地點頭，交待傭人要暫時“瞞一瞞”；“給小貓頭避避晦氣；假如別人問起也答養一個女的好了。”表現出相當的小心和珍視。可兒子稍微養大一點，“續後”的目的達到了，“工具”也就無用，她也就不再佯裝和藹、善良，赤裸裸地表現出主子的威風和刻毒，兇狠而堅決地反對繼續將春寶娘留下來。而且，當黃媽提出叫一頂轎子送春寶娘回家時，她雖手裏還捻着唸佛珠，嘴裏卻惡狠狠地説：“走走好罷，到那邊轎錢是那邊付的，她又那裏有錢呢，…...她不必擺闊了。路也不算遠，我也是曾經走過三四十里路的人，她底腳比我大，半天可以到了。”隨着故事情節的發展，她的喜怒哀樂之情，她的矛盾的內心世界，變化得極其自然而又清晰可辨。 ^[2] 

春寶娘是一位善良、質樸、温順的婦女，地位又極其低下，因而，在生活中很少有她的發言權，而她的性格又決定了她的少言訥口。因此，在小説中，她説的話很少。於是，小説便着重運用心理描寫來揭示其性格。

在出典的前夕，春寶娘徹夜未眠，忙着修補春寶的幾件破衣服，“春將完了，夏將到了，可是她連孩子冬天用的破爛棉襖都拿出來”從這裏，人們彷彿可以聽到了一個慈母跳動的心。可丈夫卻酣然入睡，孩子也一片童真，這顆慈母的心也就無人理解了。

到秀才家後，“她可以聽見房外的大娘底聲音在高聲地罵着什麼人，她一時聽不出在罵誰，罵燒飯的女僕，又好像罵她自己，可是因為她底怨恨，彷彿又是為她而發的。”這決不是春寶孃的多心。她此時的心理活動很清楚，她在秀才家所處的低下地位，她與大妻的特殊而微妙的關係，使她不能不這樣想一在秀才家裏，她只是生子的工具，而不能有任何人的感情，處處受到偵探般的監視，動輒得咎，招來辱罵；同時，在秀才眼裏，她除了是生子的工具，還是泄慾的對...…這些都證明她的想法是正確的。

在春寶娘提出了叫新生的兒子“秋寶”而受到秀才的稱讚時，小説這樣寫道：

接着，又稱讚了一通嬰兒底母親：説是呆讀書實在無用，聰明是天生的。這些話，説的這婦人連坐着都覺得侷促不安，垂下頭，苦笑地又含淚地想：“我不過因‘春寶’想到罷了。”

在這裏，既表現了春寶娘對春寶的想念，又表現了她此時此地的辛酸而淒涼的心情。在外表上，她不能不“笑”，但只能是“苦笑”，幸好是“垂下頭”，大家看不見她眼中是“含淚”的呢。

有秋寶後，她面臨着兩難處境——和秋寶在一起，就得與春寶分離；和春寶團聚，又得與秋寶分離。由於皮販重病在身，她甚至想到三五年內他死掉了，自己便將成為一個傭人，“永遠在這新的家裏住下去”，於是她眼前浮現了這樣的幻景：

..…秋寶睡在她底懷裏，含着她底乳，可是她覺得彷彿春寶同時也站在她底旁邊，她伸出手去也想將春寶抱近來，她還要對他們兄弟兩人説幾句話，可是身邊是空空的。

她的這種理想是畸形的，令人心酸落淚；但就連這樣的理想在她來説也不可能實現。小説充分地揭示了人物內心的矛盾和痛苦。

在完成了作為生育奴隸的任務離開地主家時，她很想對秋寶説幾句話：“別了，我底親愛的兒子呀！你底媽媽待你是好的，你將來也好好地待還她罷，永遠不要再記念我了！”可她沒有説，因為它和母愛相背離，是違心的語言。回到了自己的家時，她日夜思念着的春寶卻已不認識她了。自己生養的兩個孩子一個和自己永遠分別了，一個陌生了,她那像火一樣熾熱的母愛，被悲慘的命運無情地扼殺了。 ^[2] 

小説《為奴隸的母親》先後被譯成日、英、法、俄等文，在世界各地出版，並深得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讚賞。 ^[6]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澳門大學講座教授楊義《中國現代小説史（二卷）》：《為奴隸的母親》以濃重沉痛的筆墨，寫出了在貧困和陋俗的夾攻下，貞操可以典當，神聖的母愛感情也因之被毀滅的社會歷史荒謬性，從而以出色的藝術表現力昇華出一種嚴峻警拔的既是社會的，又是心靈的雙重悲劇境界來。 ^[4]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藍棣之《柔石〈為奴隸的母親〉》：這篇小説有兩重結構。在顯在結構中，是一個奴隸母親屈辱的非人的故事，是階級的壓迫與掠奪。而在潛在結構裏，是一個特殊的愛情故事...…是按照舊社會里農村地主與多少有些感情的小妾關係模式來描寫的，...…潛在結構並沒有加深顯在結構的意義，而是顛覆和瓦解了它。 ^[7] 

當代作家徐繼東《沉寂鄉土的痛——從兩性生存的悲劇意識解讀〈為奴隸的母親〉》：《為奴隸的母親》展示在傳統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浙東鄉村相對封閉與沉寂的生存狀態，以對男性人格的矮化與女性自我意識的喪失的分析，揭示文化負累是造成作品人物悲劇命運的重要成因以及作家獨特的悲劇意識與文化思考。 ^[7] 

聊城大學教授劉東方《一本現代主義文學文本——〈為奴隸的母親〉解讀》：柔石的短篇小説《為奴隸的母親》內質上是一部現代主義文學的文本，從創作主體來看，柔石是左翼作家中的“現代派”；就主題而言，《為奴隸的母親》透視了人生存在的困境，具有存在主義哲學的思想內藴；從文體的角度考察，《為奴隸的母親》具有現代敍事方式的特徵。 ^[7] 

柔石（1902—1931年），原名趙平復，又名少雄，浙江寧海人。1928年到上海從事革命文學運動，曾任《語絲》編輯，並與魯迅先生同辦“朝花社”。1930年初，自由運動大同盟籌建，柔石為發起人之一。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柔石曾任執行委員、編輯部主任。1930年參與由魯迅主編的《萌芽》月刊（後成“左聯”機關刊物）編輯工作，並創作小説《為奴隸的母親》，控訴封建社會。同年5月以左聯代表資格，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1931年1月在上海被捕，同年2月7日與殷夫、歐陽立安等23位同志同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遺著有《柔石選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