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害與明代政治

該書在對明代自然災害基本情況進行確認、統計、分析，並揭示其特點、成因和影響的基礎上，着力考察災害與明代政治的內在聯繫，涉及災害與明代荒政建設、災害與明代吏治、災害與明代政局演進、災害與明代社會動盪等問題。 ^[3] 

該書重要觀點有：①為備災、救災，明王朝在承繼前代荒政的基礎上制定了一整套備災、救災制度。明代的荒政建設無論是救災程序，還是備災、救災措施，都達到了比較完善的程度，它不僅是明代備災、救災的制度保證，同時也是明代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在明代荒政建設逐漸發展的過程中，荒政立法逐步加強，荒政監察也趨於強化。然而，明代的荒政也存在着諸如制度僵化、程序冗長等弊端。而且，隨着明代中後期財政狀況的日趨惡化、政治腐敗的日漸加劇，備荒倉儲日益衰敗，荒政形同虛設。由此，不僅明代荒政的特點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對備災、救災工作也失去了應有的保障作用。

②災害影響着明代的吏治，而吏治又影響着明代的備災和救災工作，並最終影響着災害的發生頻率和危害。災害在明代依然被視為上天的譴告，頻發的、嚴重的災害往往觸動統治者敏感的政治神經，他們在消弭天譴的政治任務面前，在“人事修，天災弭”的思想薰陶下，將整頓吏治作為消弭災譴的重要工作來做。明政府不僅加強了救災官員的選任與考核，而且對於救災中的吏治腐敗問題也非常關注。與此同時，在“災異天譴説”的影響下，明政府一方面主動加強對整個社會吏治的整頓，另一方面在官員因災上言的推動下、在大臣因災避位的傳統之中，對人事進行調整。儘管這種因災整頓吏治對整個明代的吏治建設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在天譴的威懾之下，往往超越日常法律和制度所限定的範圍和對象，其影響不容小覷。反過來講，吏治的清明與否也與災害關係較大。在明前期較為清明的吏治狀況之下，各級官員會積極投入到備災、救災活動中去，結果往往有災而無害，降低了災害的發生頻率。在中後期日趨腐敗的吏治狀況下，各級官員漠視民瘼、消極懈怠，甚至貪污腐化、中飽私囊，結果形成無災變有災、小災變大災的異常局面。

③災害還推動着明代政局的演進。作為一種非常態的事件，災害發生後，尤其是嚴重的災害發生後，政治事件或政治活動往往受到擾動。在“災異天譴説”的影響之下，明代皇帝往往為弭災而主動收斂或被迫收斂手中的權力，因此災害起到約束和監督皇權的作用。另外，明代大臣們也往往將災害當作一種政治資源和政治手段加以利用，他們藉着因災上言的機會，或指陳時弊，或彈劾官員，或打擊異己，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這種情況下的災害似乎已經超越了其原有的自然屬性，成為一種政治資源和手段，或者説是一種政治工具，對政局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影響和推動作用。從明代政治史上看，無論是成化間西廠的罷設，還是嘉靖間的首輔之爭；無論是萬曆初張居正柄政，還是萬曆間罷礦税使之爭等政治事件，從中都能看到災害的影子。儘管災害的影響和推動不是政局演進的唯一因素，但它的確是不可忽視的。

④災害造成了明代嚴重的社會動盪，並最終促使明王朝走向覆亡。明代前、中期的災害在破壞力上雖不及明後期，但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還是激化了矛盾，形成流民問題，發展到極致形成大規模的流民起義，嚴重削弱了明政府的統治基礎。而明後期慘絕人寰的災荒，尤其是明末旱、蝗、疫災三位一體的打擊，使得整個政治局面越發不可控制，農民起義的烽火燃遍了陝北大地，進而蔓延到幾乎整個中國。在明末嚴重災害的持續推動下，農民起義軍日漸壯大，最終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將災害對社會政治的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3] 

該書獲2011年度河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 ^[2] 

鞠明庫，男，1974年生，漢族，河南潢川人，民革黨員。先後就讀於河南大學、河南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1998年獲歷史學學士學位，2002年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0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河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副院長，民革河南師範大學支部主委、新鄉市第十二屆政協委員、河南省高等院校青年骨幹教師、河南師範大學青年骨幹教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