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澤榮一

天保十一年（1840年）2月13日，澀澤榮一出生。出身武藏國棒澤郡血洗島村（今琦玉縣深谷市）的一個富農之家， ^[6]  幼名市三郎，別名榮一郎，篤太夫、篤太郎，號青淵。澀澤家主要從事藍玉的製造和販賣，兼營養蠶和其他一般性的農業活動。澀澤從5歲左右起便按照其父的教導學習漢學。

弘化四年（1847年），澀澤榮一七歲時，拜鄰村的表兄尾高惇忠開始接受系統性的教育，學習漢籍， ^[6]  還專門拜人為師學習劍道。與此同時，由於澀澤榮一在這樣一個半農、半工、半商的家庭中長大，自幼飽受鑽營謀利的家風薰染。

嘉永七年（1854年），澀澤榮一十四歲時，學做米麥、蠶絲、藍靛等生意。 ^[6]  十六歲時，澀澤榮一開始代其父每年外出四次，在信濃、上野、秩父等北關東地方兜售藍靛等貨物，逐漸具有經商才幹。這種經商實踐與漢學學習兼而有之的經歷可以説是為他日後提出"論語算盤説"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另外其母是一位充滿慈悲的女性，經常給予周圍的人以熱情幫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使澀澤耳濡目染。從澀澤日後所熱心從事的諸多慈善事業中也隱約可以看到其母的影響。

澀澤家雖靠經商而致富，但因不是武士身份，社會地位低下經常遭受前來收捐派款的領主代官的勒索和辱罵。這給青年時代的澀澤榮一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僅使其產生"為了享有同等人的待遇必須當武士"的強烈願望，更讓他開始有了強烈的反叛和革新精神。二十二歲時，澀澤榮一為了繼續修漢學和習劍不顧父親的勸阻隻身來到江户。當時正值幕末的動亂時期，他在江户結識了尊王攘夷派的志士，積極地參與到倒幕運動之中。

文久三年（1863年），一心要成為武士的澀澤榮一與堂兄澀澤喜作聯絡中村三平，尾高新五郎等豪農出身的志同道合者，組成以宣示"天朝"威勢和驅逐洋夷為宗旨的草莽志士隊"天朝組"，準備與相樂總三、桃井儀八的"慷慨組"以及楠音次郎、三浦帶刀的"真忠組"採取聯合行動，在關東地區舉行攘夷暴動。"天朝組"的攻擊目標是攻佔高崎城爾後直搗橫濱燒燬那裏的外國商館。但澀澤榮一看到尊攘派在1863年的"八·一八"政變後失勢草莽志士的"天誅組"在大和舉兵失敗形勢十分不利，但他也不願意與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為伍，因此中途放棄進攻計劃而逃往京都。 ^[6] 

頗具戲劇性的是澀澤榮一的同伴在京都被江户幕府逮捕，而他本人卻受到一橋家（德川御三卿之一）謀臣平岡元四郎的賞識而轉而投到一橋慶喜的門下，並設法救出了被捕同伴。在此期間，澀澤榮一以其善於理財的特長，親自跑到一橋家領地徵召農兵、改革軍制，並振興大米、白木棉（用褚樹皮纖維做的白布）的專賣，協助一橋慶喜推行財政、税制改革。慶應二年（1866年），一橋慶喜被命為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將軍，澀澤榮一也自然而然地成為徵夷大將軍的幕臣。由倒幕轉而為其效勞， ^[6]  這有違他的初衷，也給思想上帶來了極大的矛盾。

由於澀澤在一橋家表現出了非凡的理財能力他被選為德川昭武的隨從出席在法國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 ^[7]  在近兩年年月到次年月的歐洲之行期間他隨訪問團到過法國，瑞士，荷蘭，比利時，意大利，英國等國家。旅歐期間澀澤詳細考察了近代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組織和經營方式對股份公司尤其感興趣痛感必須在日本打破官尊民卑的落後觀念大力推行合股經營。歐洲先進的工業文明和經濟制度給他的思想帶來了強烈衝擊。這次寶貴的西洋經歷也為他日後引進並推行資本主義的生產管理和企業經營奠定了基礎。

長時間赴歐遊歷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對澀澤榮一產生了重大影響。19世紀60年代的歐洲，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高歌猛進的時代，法國的萬國博覽會自然成為展示西方經濟繁榮的大櫥窗。在這裏陳列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產品，從蒸汽機車、工業用車牀、紡織機到教學醫療設備，無一不讓澀澤感到萬分新奇，眼界大開。

為了更多地瞭解西方工業世界，澀澤和其他幾個人一起請了法語老師，抓緊一切時間學習法語。沒過多長時間他可以用法語進行日常對話和交流了。語言障礙的排除為澀澤考察和學習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歐洲社會細節的機會。不僅如此，澀澤榮一還特意拜訪了銀行家弗羅裏•赫拉爾特等人，向他們請教經濟方面的問題，認真聽他們講解有關銀行、鐵路、股份公司企業及公債等知識，參觀了有價證券交易所，從而對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經濟生活和工業化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為後來從事工商企業活動和推廣普及股份公司企業制度打下了基礎。

在法國，澀澤處處都能感到西方列強與日本之間的強烈反差。例如，在與法國政府官員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員和商人之間毫無高低之分，兩者的關係完全是平等的；而在當時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間的社會地位猶如天壤之別，毫無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見到幕府官僚、武士無不點頭哈腰，卑躬屈膝。澀澤痛切地認識到，要使日本興盛，就必須打破官貴民賤的舊習，排除輕商賤商的思想，向西方學習，把工商看成是強國的大業。

在法國學習和考察了一段時間之後，澀澤榮一又隨昭武到歐洲各國進行了旅行訪問，先後去了瑞士、荷蘭、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在這些國家，澀澤榮一參觀了大量的工廠，包括針織廠、鐘錶廠、各類軍工兵器廠、鋼鐵廠、機車製造廠、玻璃廠、造幣廠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沒有的社會設施，包括近代軍營、報社、博物館、銀行等等。

所到之處，使他大開眼界，深受工業文明的震撼。他參觀了當時正在開鑿施工中的蘇伊士運河，其氣勢之宏偉使他從中看到了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見比利時國王時的情形，也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國王説：“今後的世界是鋼鐵之世界，日本將來可能成為多用鋼鐵之國，而我國的鋼鐵生產發達，鋼材質量良好，到那時請你們使用我國的鋼材。”澀澤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啓迪，他不能不感到，就連一國之君都直言不諱談貿易買賣，可見工商業對這些國家是多麼重要。通過對西方各國的訪問考察，澀澤榮一看到了一個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澀澤榮一回國之後所見到的是日本政局的巨大變化，倒幕運動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其主上德川慶喜也已經交出政權，退居靜岡。為報答德川慶喜的知遇之恩，澀澤榮一也暫時棲身於慶喜左右。當時，靜岡藩寄養着大批佐幕派武士，喪失政權的德川慶喜拿不出更多的錢來維持昔日部下的生活，財政上入不敷出使下台的德川慶喜坐卧不安。澀澤榮一在此時再一次表現出了他的傑出的理財能力，力主將藩內財力物力投入到經濟活動中，以補救舉步維艱的局面。他利用維新政府發行太政官札之機，在靜岡創辦了日本第一家合股組織"商法會所"，即股份公司的前身，籌集股金、經商賺錢，為德川慶喜廣開生財之路，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靜岡藩的財政困難。

如果他就這樣一直將商法會所經營下去的話，或許它將成為在靜岡乃至日本赫赫有名的股份制企業。然而，對於當時的日本而言，一個良好的現代企業必須是以一個成熟的社會環境為前提的，但日本國家層面上的諸多基礎性設施尚未及完善。從這個角度來説，制定一套完善的現代國家經濟制度，改變傳統的鄙視商業的觀念顯得更為迫切。對於澀澤榮一個人的發展來説，囿於靜岡一地也非長久之計。恰好在此時，他因寶貴的出洋經歷和出色的理財能力而受到明治政府的賞識。作為前江户幕府高官的澀澤榮一，在感情上對明治政府心存疑慮，起初拒絕與新政府合作。

在屢召不應的情況下，明治政府派大藏省大輔大隈重信親自出面，勸説澀澤榮一為"國家天下計"出仕新政府。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之後，澀澤榮一最終表示同意並出任明治政府民部省租税正（相當於本主税局長一職），當時大藏省和民部省實際上是統一的，後來因大藏省和民部省分離，他又轉而成為大藏省管轄下的租税正。

大藏省是明治政府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最高機構之一。挑選澀澤榮一這樣一個既有出國考察經歷，又有實際經濟工作經驗的人才進大藏省，確實是一個必要之舉，而澀澤榮一日後的一系列工作成就也證明了這一點。澀澤榮一在明治二年（1869年）11月入仕明治政府之時，鑑於大藏省所轄事務混亂，即向大隈重信建議設立一個名為"改正掛"的機構，專門調查和整頓部內的相關事務。澀澤榮一在擔任租税正的同時，也兼任這一機構的"掛長"。在任職於明治政府期間，澀澤先後參與了有關度量衡、税租制度、貨幣和棒祿制度，公債發行、郵政制度的改革，以及鐵路修築方案、《國立銀行條例》、會計法和各官廳事務章程等制度的制定和廢藩置縣的實施等等。在整頓明治初期的財政制度，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經營方針和規劃等方面開始嶄露頭角。在這一時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年寫成的《立會略則》。這個著作是澀澤榮一根據自己海外考察股份公司的心得體會而寫成，向日本各界介紹了設立股份公司株式會社的宗旨、要領和規則。由於澀澤在民部省和大藏省的不俗的組織才能和高效的辦事能力，他頗受同在大藏省為官的井上馨的賞識。在澀澤榮一任租税正時，其上司正是時任大藏少輔的井上，而當井上升任大藏大輔的時候，也將澀澤提拔為大藏少輔相當於次官。

明治六年（1873年），33歲的澀澤榮一已經成為主管國家預算的大藏少輔。但是，澀澤榮一遞交了辭呈，棄官從商。辭官後組織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銀行，並由此開始了自己企業家生涯。業務遍及金融、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建築等眾多領域，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堪稱日本近代的“實業之父”。

到19世紀中葉，股份公司企業制度經過二百多年的演變，在西方國家已經開始進入成熟階段。與其他類型的企業相比較，股份制企業的優越性在於它用社會資本的集中使用代替了分散的資本積聚，使企業規模難以適應工業革命要求的狀況得到了改變，也使企業的社會功能和各種經營資源的運用效率隨之得到了飛躍性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企業制度本身也顯得比較複雜，對於日本這樣的後發國家來説，深刻地認識和理解這一制度，併成功地加以引進和普及，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在澀澤榮一考察西方國家之前，日本就已經有一些政府官員和上層人士相繼到西方國家做過訪問和考察。他們注意到了股份公司企業制度的重要作用，並在回國之後通過寫文章和翻譯西方有關書籍，對股份公司企業制度做過相應介紹。此外，明治政府成立之後，也意識到引進西方股份公司企業制度的必要性，並參照股份制的形式組織各地富豪成立半官半商性質的通商會社和匯兑會社。然而新政府所做出的這一嘗試，沒過多久就歸於失敗，由於經營不善，這兩個會社先後倒閉破產。

這種情況引起了澀澤榮一的關注和思考。當時他以大藏省官僚的身份，從國家經濟制度的高度，來審視和研究引進並普及股份公司制度的意義及其存在的問題。他認真總結相關教訓，認為通商會社和匯兑會社的失敗，雖然是官商作風橫行企業、經營者不思進取的結果，但最基本的問題在於政府本身缺乏民營經濟思想，民間工商業者對股份公司的本質也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理解。兩相交錯，導致股份公司在日本的變味。於是，澀澤從普及股份公司的ABC做起，以保證這種新型治理結構在日本的實施推廣。澀澤和他的部下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撰寫了一份《立會略則》，後來又著述《論語與算盤》。 ^[3] 

該書內容樸實易懂，明確了股份制企業的基本宗旨和原則，確立了設立股份制企業的具體方法。該書規定，公司制企業為眾人所共同創辦，故聚資結社應以國家公益為重，但公司和政府二者應各行其是，界線分明。在一般情況下，政府不干涉公司企業的經營，從而明確了股份制企業的民營性質和自主權。尤其強調“財產私有權歸個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的公理，他人不得侵犯”，“國家之富強，在於工商業的發展”等信條。

設立股份制企業的具體辦法是：①不論是哪種形式的公司企業，都應首先確定資本金的數額，然後確定股份的金額和數量，按股出資；②公司代表人以及其他管理者應由出資者選舉產生，出資者按出資數量擁有不同數量的選舉權；③會社的代表人擁有處理會社日常事務的權力，重要大事的處理需要召開會社大會決定；④會社代表人或者經管者如有損害會社或違反法律行為，應交付賠償金或接受相應的懲罰；⑤會社經營所得利潤，應按出資額多少進行分配，由於天地災害等非常事情而發生損失，也應按出資額多少承擔；⑥利潤的分配應按當初的約定留有部分為會社的儲備，其多少由各會社自定。

從《立會略則》的內容中可以看出，澀澤榮一對股份制企業的説明已經比較具體。特別是澀澤榮一明確了股份制企業必須貫徹民營自主和政府應尊重私權的原則，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直指當時日本企業最主要的弊端，可以從體制上防範“官商習氣”對企業的干擾。因此，《立會略則》一問世，就引起了新政府的高度重視，決定以大藏省的名義印製發行，同時還向全國各府縣做了推薦，使這本書具有了準官方文件性質。

大阪府在1872年4月25日發佈的公告中曾明文指出：締結會社、商社之大意，應熟讀《立會略則》。可見，儘管今天看來《立會略則》還存在着明顯的缺欠，尤其是它沒有涉及到有限責任制問題，但在當時卻是同類書籍最有權威性的一本，成為引領日本創辦股份制企業的行動指南。

澀澤榮一將《論語》作為第一經營哲學，他的著作《論語與算盤》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就是：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

澀澤榮一認為，傳統觀念總把“義”與“利”對立起來，這從中國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説法，如中國儒生有“為富不仁”之説，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的論述。這些觀念的形成當然是與一些不法商人的種種不當牟利有關，以至形成“無商不奸”的看法。但是，當把這種觀念絕對化之後，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卻產生了極大的害處。因此，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過《論語》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曉“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時又要讓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實並不違背“至聖先師”的古訓，儘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為與道德有虧。他説：“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

因此，可以説《論語》與算盤的關係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他認為，“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是最緊要的任務。”因為不追求物質的進步和利益，人民、國家和社會都不會富庶，這無疑是種災難；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道理”，這樣也才能確保其富持續下去。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説，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幹與務實。“如果偏於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也就會招致自滅。因此，有士魂，還須有商才。”但“只有《論語》才是培養士魂的根基”，因為“所謂商才，本來也是要以道德為根基的。離開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瞞、浮華、輕佻的商才，所謂小聰明，決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認為，後儒對孔子學説誤解最突出的是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他們錯誤地把“仁義正道”同“貨殖富貴”完全對立起來。所以，澀澤對孔子的財富觀作了一番論證和説明。他對《論語》和《大學》有關論述的分析表明，孔子並無鄙視富貴的觀點，只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也就是《論語·泰伯》所説“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人們對孔子“義利觀”最嚴重的誤解是把“利”與“義”完全對立起來，結果是“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於道德的規範之外，同時農工商階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去受道義約束的必要”，“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神，幾乎都變成了利己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既沒有仁義，也沒有道德，甚至想盡可能鑽法律的空子去達到賺錢的目的”。但這種利己主義會把國家送上不歸路，正如《大學》所説：“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就是説，由個人的貪戾這種細微小事發展下去，就會導致國家動亂這類驚天動地的大事。所以，修身養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空談心性，鄙視實業，也是導致國弱民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他強調指出：“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後走向了亡國。”

他主張，“謀利和重視仁義道德只有並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富。”他還以自己的經驗來説明《論語》與“算盤”可以一致，並行不悖，並明確表示一定要把《論語》作為商業上的“經典”。他的工作“就是極力採取依靠仁義道德來推進生產，務必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

全體國民都希望富有，但人有賢與不肖之別，有能與不能之差，誰都不應期待與某某一樣富有，而且，財富的平均分配只能是一種空想。

個人之富即國家之富，個人如無慾求富，國家之富如何可得？正因為國家之富與個人之榮達，人人才能夙夜匪懈，自我勉力。

每天比人早起，將事情做好一點，以智慧和努力勝過他人，就是好的競爭。若以仿冒、掠奪的方式，將別人努力的成果拿來當作自己的，或用旁門左道的方式侵犯他人，以博取聲名，就是不好的競爭。

如果競爭的性質不善的話，雖然有時會使自己得到很多好處，但多半是既妨害他人，也會最終讓自己蒙受損失。而且，此弊病不止限於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關係而已，有時也將禍延整個國家。

所謂避免惡性競爭，也就是尊重彼此間的商業道德，而且以此做為信仰，也就不至於因努力過度而導致惡性競爭的地步。

以妨害的方式來奪取他人利益的競爭，就是惡性競爭，反之，對產品精益求精，不做侵犯或吞併他人利益範圍的事，就是善意的競爭，兩者間的分界能用良知去判明並能謹守，就是商業道德了。

他一生業績非凡，參與創辦的企業組織超過500家，包括東京證券交易所。這些企業遍佈銀行、保險、礦山、鐵路、機械、印刷、紡織、釀酒、化工等日本當時最重要的產業部門，其中許多仍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更重要的是，他熱衷於西方經濟制度的引進和企業形態的創新，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銀行和股份制企業（第一國立銀行），率先發起和創立近代經濟團體組織。在實業思想上，他把來自中國的儒家精神與效仿歐美的經濟倫理合為一體，奠定了日本經營思想的基礎。

妻子：千代，尾高惇忠之妹。 ^[6] 

2019年4月9日，日本政府財務相麻生太郎正式宣佈，將在2024年度的上半年更換紙幣圖案，推出1萬日元、5000日元和1000日元新紙幣，正面將分別使用澀澤榮一、津田梅子、北里柴三郎的人物肖像 ^[4]  。

1982年NHK電視劇《雄氣堂堂》：瀧田榮飾演澀澤榮一

2021年NHK大河劇《勢衝青天》：吉澤亮飾演澀澤榮一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