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漠華

潘漠華，原名潘訓，又名愷堯，浙江宣平人。1917年縣立師範講習所畢業後當小學教員。1920年夏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同年開始新詩創作。1922年與應修人、汪靜之、馮雪峯以湖畔詩社名義出版詩集《湖畔》。這些詩歌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在愛情的追求中表現了五四青年心理上的質直、純潔。 ^[6]  這個時期還創作了一些短篇小説，後結集為《雨點集》，大都描述勞動人民的苦難遭遇。1924年考入北京大學。1927年南下到武漢參加北伐軍 ^[6]  ，在先遣軍36軍2師政治部工作。1927年7月，離開軍隊至杭州，在中共浙江省委工作。9月被捕，得老師許寶駒營救出獄，回宣平進行黨的活動。次年赴上海。曾領導宣平農民起義。

1929年春，宣平農民暴動失敗，不少同志隱蔽上海，漠華以譯作《沙寧》稿費800元資助家鄉同志生活。後赴開封、滄州、北平等地以教書為掩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0年至上海蔘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並代表中國自由大同盟致詞。

潘漠華從少年時就喜愛文學，在新文化運動的薰陶下，開始嘗試用白話文創作新詩，並在《詩》刊上發表了《立在街頭吹簫的浪子》《遊子》等十幾首白話詩。1921年10月，經他倡議，和同學汪靜之、柔石、魏金枝等發起，組織了杭州第一個新文學團體“晨光社”，朱自清、葉聖陶、劉延陵三位老師還被聘為顧問。他們以《新浙江報》的“晨光”副刊為陣地，經常發表新文學作品，抒發青春的激情，在當時的杭州文學界，有很大影響。

1922年3月底，潘漠華、汪靜之、馮雪峯與青年詩人應修人在杭州西子湖畔相聚。幾位志趣相投的年輕人泛舟湖上，暢談新詩，交流作品，於4月4日成立了“湖畔詩社”。相繼出版了白話詩詩集《湖畔》《春的歌集》。分別收錄了潘漠華的16首白話詩和52首新詩。他們的詩集得到魯迅等人讚賞，也曾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王瑤先生也肯定了“湖畔詩社”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地位，認為這些青年為五四的浪潮所喚醒，所作新詩“含有反封建的意義”。朱自清先生認為這些“作品都帶着些清新和纏綿的風格；少年的氣氛充滿在這些作品裏”。潘漠華的詩作表現了“人間的悲與愛”。朱自清先生評論説：“就藝術而論，我覺得漠華君最是穩練縝密”。

1924年8月，潘漠華考入北京大學一院（文學院）預科，後升入一院外國文學系學習。他廣泛、深入地鑽研中外文學，熱情探求新文學。他把文學創作的目光伸向了社會下層的普通勞動者，筆觸真實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後破產農民的痛苦生活。他的短篇小説《人間》，就是他在1923年的寒假回鄉，參加宣平當年遭受水災的調查救濟工作時，在山鄉與染布工施火吒相遇，深入瞭解後構思創作的。這篇作品淋漓盡致地反映了山區人民掙扎在飢餓與死亡線上的悲慘情景。

在北京大學這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高等學府裏，他大量閲讀、研究馬列主義理論著作，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他親身參加了學生運動。當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他與同學們一起參加了罷課和集會遊行。1926年北京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他憤然握筆，在《京報》副刊等多種報刊上發表評論，斥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賣國行徑。他把革命鬥爭與文學創作結合起來，站在了鬥爭的前列。同年潘漠華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秋，當大革命的浪潮由南向北推進時，潘漠華毅然離開北大，經黨組織安排，南下武漢，投身北伐先遣軍第三十六軍，任該軍第二師政治部宣傳幹事、組織科長等職，隨軍沿京漢路北上，一直挺進到鄭州。途中，身處軍旅，任務繁重，仍不忘創作針砭時弊的小品文和每天的《行軍日記》。部隊在漯河附近的一次戰鬥中，他組織政工人員一面展開宣傳鼓動，一面編成戰鬥隊投入戰鬥，以艱苦踏實的工作精神，給軍中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天，政工隊伍沿鐵路線行軍，正要通過鐵道橋時，他及時提醒大家：過橋目標大，還是涉水過河好。果然，隊伍剛到河邊，鐵道橋就遭敵軍炮擊。他的建議，使部隊避免了一次傷亡，保證了隊伍順利行進。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潘漠華所在部隊停止了北進，回師武漢。期間，他參與主持歡迎由上海轉移到武漢的浙江籍革命同志的歡迎會，並親赴漢口邀當時的《民國日報》總編輯沈雁冰到會講話，聲討蔣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

七一五汪精衞也公開叛變革命，寧漢合流，形勢日益緊迫，潘漠華憤然離開北伐軍，從武漢經上海潛回杭州。

當時的杭州，黨的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領導人一批批被捕關押，不少人倒在血泊之中。潘漠華在革命受到重大挫折的緊急關頭，回到腥風血雨中的杭州，迅速接上組織關係，參加了剛剛成立的中共浙江省委領導的秘密工作。他的家鄉宣平，當時尚未建立黨組織，潘漠華和馬東林一起介紹了剛從杭州宗文中學畢業的曾志達入黨。他向省委建議，指派曾志達回宣平建黨，並推薦中共黨員潘振武回鄉負責宣平地下黨的通信聯絡工作。曾志達遂攜帶省委指示信，與潘振武一起在宣平積極開展建黨活動。10月，中共宣平獨立支部建立。

1927年10月，浙江省委機關遭破壞，潘漠華在杭州被捕，關押在杭州公安局的柴木巷拘留所。他的親屬和同學聞訊，緊急救助。由於他在浙一師的老師許寶駒出面保釋，得以獲救。出獄後，他回到宣平上坦，繼而又因宣平黨內同志被捕而暫時避居少妃附近的冷泉巖（山洞）。

冷泉巖僻谷幽靜，以養病名義居留在此的潘漠華，卻在這裏緊張地開展秘密活動。他與縣委曾志達等同志聯繫，研究在基層的建黨工作。還以縣委名義，召開了活動分子會議，商討在農村廣泛建立農民協會，開展“二五”減租鬥爭；在縣城組織工會、開辦讀書會、平民夜校等活動，從中培養積極分子，發展黨員。不久，潘漠華回到上坦，在上坦、上陶一帶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經短短几個月的活動，就介紹了十多名農民入黨，建立了上坦、上陶黨支部。後來，這一帶成為當地黨組織發展最快，農民協會建立最早的地區之一。

1928年春夏之交，潘漠華離開宣平，轉輾於上海、廈門等地，以教學為掩護，繼續從事地下活動工作。儘管他行蹤飄泊，工作艱辛，但他與中共宣平縣委領導人始終保持聯繫，關注着家鄉的革命鬥爭。同年冬，宣平農村以減租減息和反霸鬥爭為中心的農民運動蓬勃發展，黨組織發動了當地農民武裝暴動。1929年初，農民暴動遭國民黨省防軍大肆鎮壓，全縣被捕者達100多人，縣委、區委領導人被懸賞通緝，曾志達、吳謙等十餘人被迫避往上海找到潘漠華受到他真摯的幫助。潘漠華通過關係，在法租界租了一間房子，隱蔽安頓了他們。又日以繼夜地把自己翻譯整理準備出版的俄國作家綏拉菲莫維奇的長篇小説《沙寧》譯稿，連同版權一起賣給光華書局，將所得的八百銀元稿費和版權費，悉數交給曾志達等人作生活費，鼓勵他們在危急關頭堅定信念，增強勇氣。潘漠華還乘當時的中共中央巡視員、前浙江省委書記卓蘭芳也在上海之機，指導曾志達等人撰寫了《浙江宣平黨務報告》，親自陪同他們向卓蘭芳當面彙報了宣平黨組織和農民運動情況。以後，這些同志大多返回宣平，重新點燃家鄉的革命烈火，在鬥爭中一些人相繼獻出了生命。

由於嚴重的白色恐怖，敵探密佈，危機四伏，潘漠華的活動不斷受到威脅。1929年9月，他離開上海，並經常轉換工作地點，流離往返在北平、開封、滄州等地，以教書的公開職業為掩護，所到之處都留下了他戰鬥的足跡。

1929年9月，他化名田言到開封第一初級中學當教師。他通過學校學生會組織了學生讀書會和壁報組；指導師生閲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和其他進步書籍；幫助進步學生創辦了反響很大的《火信》刊物；介紹師生參加“反帝大同盟”，發展左翼進步團體和黨團組織。當一名進步學生被學校無故開除時，潘漠華髮動學生會幹部進行罷課鬥爭。他因而遭國民黨當局通緝。幸他外出未歸，前來搜捕的特務們才撲了空。

1930年春，潘漠華被迫離開開封，棲身北平，先後隱蔽在北平翊教女中、香山慈幼院，以教職為掩護，秘密從事“北方左聯”的籌建工作。在參加八一國際反戰日的遊行示威中他第二次被捕，受盡酷刑，堅不吐實，使敵終無證據而獲釋出獄。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化名潘模和，轉移到滄州省立二中任教職，直到年底。根據黨的指示，他在學校組織演講會，辦起了宣傳抗日的一四牆報和《大眾反日報》，親自為該報撰寫了題為《怒吼吧，中國！》的發刊詞，在校內外廣為印發。還發動師生開展罷課、遊行示威，張貼標語、下鄉宣傳等多種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動，在實際鬥爭中，培養了一批優秀分子。他親自介紹了楊欽、劉樹功（劉建勳）等七名青年學生入黨，建立了學校黨團支部以及“左聯”、“反帝大同盟”、“抗日救國會”等黨的外圍組織。他的活動，受到愛國人士和進步羣眾的擁護，也引起了學校當局和國民黨政府的密切注意。任教僅半年時間，潘漠華就被校長解聘，再次返回北平從事北方左聯的活動。

1932年5月，“國際聯盟調查團”在中國東北調查期間，潘漠華和左聯其他執委在北京多次舉行集會講演，揭露“國際聯盟”袒護日本侵略、誣衊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真面目。這一年的五卅紀念遊行示威，隊伍拉得很長，潘漠華右手拿着一把網球拍，走在隊伍最前面。當隊伍行進到王府井大街的南口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士兵在日本使館的操場上散開卧倒，拉動槍栓作射擊狀，企圖威嚇遊行羣眾。潘漠華右手揮動網球拍，左手高舉大聲疾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擁護抗日軍！”“擁護蘇維埃！”“帝國主義從中國滾出去！”……成千上萬的遊行羣眾，跟隨着他的聲音一起呼喊，像大海的怒濤翻騰在東長安街上，嚇得日本兵趴在地上連頭也不敢抬。

1932年12月，由於革命互濟會張慕陶叛變，地下黨的安全受到威脅，潘漠華調往天津組織市委，就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他既要從事天津地下黨的工作，又要開展北方左聯的革命活動，還要在中國大學任講師，講授《社會發展史》。他在平津之間忙碌地奔波，不知疲倦地工作。

1932年12月的一天，潘漠華前往中國大學經濟系主任馬哲民家商談工作，與侯外廬、許德珩、馬哲民等一起被捕。為了隱匿自己的真實身份，他在看守所故意喊叫：“你們混蛋，我是來找系主任商量功課的，怎麼把我也逮進來了！”馬哲民聽懂了他的話，互相對上了口供。到了警察廳拘留所，趁“放風”時，潘漠華悄悄地鼓勵教授們：“你們不要怕，有人會營救的，我不能不趕快出去，追下去危險……”由於他沒有暴露真實身份，他的第三次被捕，居然化險為夷。

不久，潘漠華又第四次被捕。這次是特務跟蹤他來到輔仁大學教務主任台靜農家，與台靜農一起被捕，也因查無實據而獲釋。

1933年4月，為了實現黨和文化界廣大羣眾的要求，北方左聯通過北方文總，與革命互濟會、反帝大同盟等組織，共同發起了為李大釗舉行公葬的活動。潘漠華與近兩千人的送葬隊伍一起，護送李大釗烈士的靈柩向萬安公墓前進。沿途，他一面與國民黨蔣孝先憲兵部隊的暴徒抵抗，一面呼口號，散發傳單，進行演講，控訴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

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侵佔熱河並繼續向華北進攻。5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協助下，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進行武裝抗日和收復失地的戰爭。潘漠華奉命奔赴張家口，參加抗日同盟軍，擔任該軍機關報——《老百姓報》的編輯工作，緊密配合了抗日宣傳。在8月1日召開的華北民眾禦侮救亡大會上，潘漠華還作為北方文總的代表參加了大會，並幫助起草了大會宣言等文件。9月，抗日同盟軍在國民黨反動派與日本侵略軍聯合圍攻下失敗。10月，潘漠華隨吉鴻昌部突圍，潛返北平，後轉移天津，繼續從事黨的工作。

1933年年底，由於左聯內部混入敵探，潘漠華在天津的河北大旅社第五次被捕。

在落入敵手的一剎那，他迅速撤掉了安全信號，保護了黨組織和同志們。

在被捕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裏，白天，他被敵人押回旅社去作“釣餌”，以誘捕其他中共黨員；晚上，關押在國民黨天津市黨部特務隊，遭受嚴刑逼供。他經受了考驗，嚴守了黨的機密。一無所獲的敵人將他轉押天津法院看守所。他被關入一間陰暗潮濕的單身牢房，酷刑折磨得他身患重病，全身蜷縮着不住地痙攣，忍受着極度的痛苦。後來，敵人以“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判處他五年刑期，囚於天津河北省第一監獄。

潘漠華進了監獄，失去自由，卻又走上了對敵鬥爭的第二個戰場。他仍然牽掛着黨和同志們，千方百計從獄中傳出信件，把“××叛變”“××被捕”的消息報告黨組織。為了抗議監獄當局對政治犯的虐待和迫害，他抱病和難友們一起，以血肉之軀作為唯一的武器，先後發動三次絕食鬥爭，與敵人展開了生與死的搏鬥。1934年12月24日，當獄中第三次絕食鬥爭取得勝利之際，潘漠華竟遭敵人澆灌滾燙的開水而慘烈犧牲，時年32歲。 ^[1] 

潘漠華是一位很有女人緣的美男子，一生曾經和三位女性有着非常深厚和曲折複雜的情感經歷。一是他的堂姐潘翠菊，二是由父母做主而婚配的結髮妻子鄒秀女，三是他在革命工作中相識、相知、相愛，最後結為親密戰友的陳竹君女士。

潘漠華的妻子鄒秀女是家人安排的，是所謂“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從王文政《潘漠華年譜》的記載我們瞭解到，潘漠華17歲就與鄒秀女定了婚，他們結婚的時間是1923年的冬天。那時候潘漠華正在杭州讀書，在母親和二哥的一再催促下，他被動無奈地接受了這門親事。

雖然，這門親事並不是潘漠華自己的初衷，但是，出於對家庭的責任感、對社會的輿論關照以及對女性的同情和愛護，尤其是對於母親的深深的愛，潘漠華還是給予了鄒秀女應有的同情和尊重。這從他給妻子的幾封信件裏還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婚後，他留給妻子鄒秀女的信件並不多，這封信是他於1924年春天在學校裏寫的，信的開頭寫道：

秀女：

離家那一天的早上，知你要難堪的。我因自己的心情雖是一個男子卻也同你一樣，所以也説不出什麼話來。我們就在無言中別了，有二十幾日的盤桓，關係又如此密切，一朝分飛，説不定要一年半後再會，誰能止得住別時不淚，別後不思呢？今夜得詳哥信，知你春梅那邊已不去，決定在贊虞舅公邊隨讀的信息。下鄉去讀書的話，我早知是不能實行的，我家無錢供給你學費，總是我的慚愧處。再還有什麼話好説呢？現在既就在陶村唸書，我願意以某詩中的兩句話贈你：“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空閒的時候記念着我。”

從這裏我們看到，潘漠華對妻子還是有着很多的牽掛和留戀的。當然，他的心情也是複雜和矛盾的，他自己知道總不能像對待堂姐那樣熱情四射地去面對自己這位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新婚妻子。“總是我的慚愧處”一句，表面上説的是他們家無力供她學習的學費之事，事實上還是話裏有話，包含了潘漠華對於妻子的許多無法言狀的複雜和矛盾的感情在裏面，或許還有一些無奈和遷就吧。

其實，鄒秀女是一位典型的農村姑娘，她像所有中國傳統農村的良家婦女一樣，對潘漠華的感情始終是專一和單純的。她自己知道與潘漠華在文化和各方面的距離都很大，所以還想着多學點知識以便儘可能地縮小和丈夫之間的距離，以便討得自己愛人的歡心和認可。看得出，這裏面飽含着一位典型的江南農村善良、賢惠的良家婦女的一片苦心。

此後，鄒秀女曾經有機會到過潘漠華身邊，那是1930年的4月，潘漠華曾經帶着妻子鄒秀女在河南開封一中任教，不久因為特務的搜查，潘漠華隻身離開了開封而逃亡到北平。鄒秀女也就因此在潘漠華朋友的護送下返回了老家宣平的上坦村。如此説來，潘漠華和妻子之間，除了先前感情上的或缺外，到處奔波的革命工作環境、嚴峻危險的革命現實鬥爭，似乎也是兩人感情距離拉大的重要原因。

鄒秀女和所有舊時代的女人一樣，把自己的男人看成為自己的一切所有。所以她試圖作出種種努力，比如堅持學習，想通過努力跟上丈夫的腳步，就是為了能夠跟隨在丈夫的身邊而已。但是，無情的現實阻礙了她的美夢，無情的現實擊碎了她的美夢。 ^[4] 

就在潘漠華逃離到北平後不久，充滿革命朝氣的陳竹君闖入了他的視野。他們在革命的鬥爭生涯中相互認識對方，彼此吸引了對方，從而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陳竹君曾經撰文回憶説：

我認識潘漠華烈士是在1930年下半年，那時候，我正在北平翊教女子中學高中二年級讀書。他從開封出走到北平，來翊教女中教國文，後來教修辭學。秋天被捕，這是他在北方第一次被捕，不久出獄。

我的家是四川開縣，母早喪，封建家庭，繼母不良，讀書受迫害，連小學都沒上。自殺吧？不是出路，才輾轉到北方來上學。他一到校教課就很突出，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講課，講修辭學。他從人類的語言文字的形成開始講述，很新鮮。勞動創造人類，形成藝術文學……左派學生贊成。出的作文題，也和別的教員不同。記得我寫了一篇《我理想中的女性》，強調反帝反封建、女性繼承權等等，他批判了一些觀點説：世界上人分成兩半——勞動的與不勞動的，勞動人民哪有真正的繼承權？

在年輕而具有進步思想的陳竹君看來，潘漠華的思想是激進的、富有革命色彩的。這很自然地在熱血青年的心頭產生了共鳴。　

陳竹君回憶説：“記得有一次我們倆一道去看美國電影《五十年後》，影片宣傳將來人在天空中生活，只吃丸藥，不用吃飯，也不用生育。他非常憤慨，邊看邊駁斥這種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的所謂‘藝術’。後來他還專門為此寫了一篇影評，寄北平的某個報社發表了。”

“九·一八”事變以後不久，漠華從北平轉移到滄州，在滄州二中任教，直至年底。他和廣大師生員工一起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中，組織演講會，出版大型抗日救國牆報，罷課，遊行示威，撰寫標語傳單，上街頭宣傳、演戲，展開了各種各樣的救亡活動，深受進步人士和廣大羣眾的擁護。 ^[4] 

陳竹君回憶説：

“國聯調查團”在東北調查期間，漠華更加活躍，常常到各種集會上講演，揭穿所謂“國際聯盟”的真面目。記得有一次在師範大學作報告，事前叫我在附近一個地點等他。他講完了，就在進步羣眾的掩護下離開，我接到他一道走。那些時候，我在婦聯工作。

漠華精力充沛，工作不知疲倦，還抽點滴時間寫雜文、短評和翻譯。他看問題比較尖鋭，文字又比較簡煉，他在給陳竹君的第一封信中就開門見山地説：“我很愛你，又怕害你，我是在波浪中打滾的人，你還有父親……”一般人的愛情信不是這樣寫的。如此直率，如此簡練而又意味深長。

潘漠華對革命是堅決的、忠心耿耿的，沒有一點個人私利的打算。對於個人問題也是一樣的坦誠布公，沒有絲毫的隱瞞和欺騙。他毫不隱瞞地把自己曾經包辦的婚姻情況毫無保留地告訴了陳竹君，他要陳竹君嚴肅認真思考這些問題，不要意氣用事。這反而贏得了熱血青年陳竹君的信任和好感，從而更加堅定了陳竹君愛他的決心。就是在這樣肝膽相照、赤誠相見的過程中，在充滿危險和風浪的革命鬥爭環境中，他們堅定地走到了一起。

後來，潘漠華在中國大學任教，陳竹君也改進中大經濟系做社聯和婦聯的工作。

也許是這種飄忽不定的地下革命的生涯造就了他，塑造了他那種隨意瀟灑曠達的生活習性。他經常冬天一身夏衣、夏天一身冬衣，身上經常還會有當票，沒有錢一天吃幾個燒餅，有了錢又放開肚子大吃一頓。一次有個同志要到外地去，他們把唯一的兩塊錢全部買了吃的。他説：“這個朋友要走了，誰也不知道下次見面是在什麼時候，咱們一定要痛痛快快地一塊兒玩玩。”後來，從報上得知消息，那位他們曾經慷慨宴請過的同志在保定光榮地犧牲了。 潘漠華對於穿着也不講究。有一次專為見某大學負責人，陳竹君為他特意做了一件嗶嘰長衫，他風趣地説：“見這些人，穿壞了門房不讓進。”可等見過了，他又立馬把長衫當掉了。陳竹君曾經為他織過一件毛衣，穿不了幾天他又拿去當了。陳竹君很生氣，潘漠華卻笑着對她説：“廣大勞動人民、工人生產了那麼多東西，都不能自己享受，你個人的勞動，就那麼愛惜嗎？”陳竹君看到丈夫這樣淳樸單純的神情，也就只能夠破涕為笑、不了了之了。 ^[4] 

1932年魯迅先生來北平，漠華和“文總”“左聯”的同志都到前門車站去接，並且出席了歡迎會。第二年夏天，潘漠華與陳竹君一起到察哈爾去了。他們大概是七月初到張家口的，潘漠華住在報社——大生懋院內，陳竹君搞羣眾工作。

陳竹君回憶説：大約在十月間，我們由張北迴到北平。也正是在那時候，我父親死了，家裏來電報叫我回去處理家庭糾紛。漠華對我説：“你回去趁機弄一筆錢來，可以幫助組織。我們在上海見面再一同到蘇區去。”我於十月底到四川，從萬縣回開縣，徐向前的部隊正在川東、川北一帶，當時的形勢很緊張。在四川忽然接到吳硯農同志的來信，信中説：“漠華生病了！”我知道他被捕了。1934年4月我趕回天津，才知道了潘漠華被捕的詳情。

陳竹君回到天津時，潘漠華已經從特務隊押解到看守所了。潘漠華在特務隊受盡各種非刑。晚上，非刑逼供，白天又押回旅館——河北大旅社去作“釣餌”。

陳竹君回憶説：“我第二次去看他，他説已判了五年，要我等他五年。説吃了難友們很多東西，叫我買些用的吃的送去。以後我就常常送食品、衣物去，也送些舊書報去。”

法院在河北區，房子很潮濕，潘漠華一人一間監禁。他的健康狀況也越來越差了，有時候還會抽風（痙攣）。

見此情景，陳竹君同宋鋭庭先生商量，請了一位律師上訴，希望能夠勝訴減刑。因為罪名只是“共產黨嫌犯”，敵人並沒有抓住真憑實據。然而潘漠華自己對此卻有着十分清醒的估計，他曾對陳竹君説過：“雖然他們沒有抓住證據，但我是被人出賣的，這就是證據。反動派是不會放掉我的，你自己好好工作吧！”

即便如此，此時此刻的潘漠華仍然對於未來充滿希望和期待，他帶信給陳竹君説：“五年後，恐怕話都不會説了。吃的砂子飯、白菜湯（大海里面飄小舟，比喻菜很少的意思），還常常吃不飽飯。監獄裏每天只有一會兒放風的時間，也只有在這個短暫的放風時間裏才能夠看得見太陽……”

漠華犧牲後好幾天，陳竹君才知道真情。

這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但陳竹君畢竟是經過一段時間革命工作鍛鍊的進步青年，她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在宋鋭庭同志的陪伴下前往監獄弔唁潘漠華，並且花錢買通了獄卒，另外買了口棺木重新安葬了潘漠華，還立了一塊四方柱形，一米來高的方牌，牌子上鐫刻着：

浙江宣平漠華潘訓君之墓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立

潘漠華和陳竹君的感情，是經過革命風雨洗禮的，我們可以拿四個字來形容他們的愛情，那就是：志同道合。

在潘漠華的人生歷程中，堂姐潘翠菊是一個非常特殊又十分關鍵的人物。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假如沒有潘翠菊，也就沒有詩人潘漠華，湖畔詩人的光芒也會遜色不少。

潘漠華詩歌的研究專家賀聖謨如是説：

我們研究潘漠華的詩而從考索他與這位“妹妹”（指的是他的堂姐潘翠菊）的關係入手，完全是因為如果不作這番考索，簡直無法讀懂他的愛情詩；而愛情詩又是他詩作中的主要部分。如果不瞭解詩人與戀人堂姐弟間為禮法所不容的愛情這一事實，就難以理解潘漠華的愛情詩何以竟有如此“不勝掩抑之致”的悽苦基調。

現在，讓我們來看《祈禱》這首詩中的分量最重的幾句——

“在你門前來回地走着，

今夜是第七夜了，

這回是今夜的第九回了，

他望不得你出來，

他將會走到天明，

明夜也仍將會走到天明，

後夜也仍將會走到天明，

他將會永遠的每夜都走到天明，

你痴心可憐的情人！”

有人就作過這樣的論析：“這種如痴如迷的戀愛，是令人十分感動的。‘他’為何不能見到心上人，而只有在‘她’門前苦苦徘徊，文中並無交待，我們也是很難推測其中的緣由，我們甚至不能理解‘他’站在門外為什麼卻不能進去相見。但那個時代戀愛的苦悶、婚姻的不自由，在這首詩裏卻是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作為一種情緒，這大概是一代人的吧。” ^[4] 

是啊，這繾綣悱惻、柔情萬種的情感，真的是感動了無數的讀者的。而難能可貴的是潘漠華的這份情感一直珍藏在他的心底。他是一位非常堅定和執着的人，他明知無法和自己的心上人結為伉儷，卻一生都徘徊在這種纏綿的晦暗的卻又是堅定的無法排遣的感情之中，顯示了潘漠華極其男人的真性情。

潘翠菊曾經寫過一篇回憶文章《參加革命，不盼長命》。該文稱她曾保存潘漠華信13封（其中給她本人的4封），用什麼紙什麼筆寫都記得清清楚楚。“此外，尚有小説《冷泉巖》底稿一篇，用三十二開報紙兩面寫三張半；未完成的手稿《深山雪》一篇，用十行紙寫了二十張，是記述那次回鄉賑災和施火吒重逢的一段回憶；還有一部譯稿，是關於某國一個古老的童話的故事，書名記不清楚了，譯稿也是用十行紙裝訂成冊的，有七八十張。”

潘翠菊回憶説：“這些手稿連同漠華自小佩掛的一塊銀製長命鎖和一對包金的銀手釧，一起交我保存。在銀製長命鎖的正面下端，有漠華親手鐫刻上去的八個字‘參加革命，不盼長命’。在一對包金的銀手釧上，則有漠華親手鐫刻的另外八個字‘包辦婚姻，信物不信’。自從漠華殉難以後，我把這些珍貴的遺物，一直小心保藏着，寄託着對他的無限的哀思。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被抄沒丟失……”

這篇回憶文章表明，潘漠華參加革命後還與潘翠菊保持着密切的來往，還把她當作最信得過的朋友和知己。把自己的結婚信物交給不是妻子的潘翠菊保存，並親手刻上“包辦婚姻，信物不信”八個字，其用意可想而知；潘翠菊對潘漠華託她保存的手稿的數量、內容甚至行款，50多年後仍記得如此清楚，這裏邊含有的深意更是不言自明瞭。 ^[4] 

列寧説過，不要做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他本人雖然個子不高，其語言行動都不遜色於巨人。“文如其人”是常理善願，可現實中“人不如文”的存量還是不少的。而湖畔詩人、左聯戰士潘漠華卻是個知行合一勇於踐行理想真理的顯例，青春期一度結伴“歌笑湖畔/歌哭湖畔”抒寫白話詩歌，呈現赤子親情、愛情、真情的懷抱，在意象畫面的清新纏綿中分行跳躍着對江山人民的大美大愛。進入覺醒年代，以主義真理為槳劃入革命大海，以文化為利器與罪惡制度和黑暗現實勢不兩立，全身心燃燒投入追求真善美埋葬假醜惡的偉大事業。

潘漠華少年貧寒，出生家道中落家庭，但天賦志向非凡。放眼中外文壇，其心志反抗精神頗似英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喬治·戈登·拜倫，只是他貌似現實主義的行文中流淌革命浪漫的思想情懷，而為熱愛追求付出所有的毅然決然的堅定性和大境界是一樣的。跛子拜倫出生貧寒，繼承世襲貴族爵位和莊園後，依然與腐朽反動的貴族上層對立，言行水火不容，被統治階級視為危險的叛徒。拜倫從劍橋大學畢業後，1809年至1811年暢遊南歐和西亞，對魂牽夢縈的人文藝術聖地古希臘、羅馬迷戀不已，寫出長詩《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震驚詩壇，因辛辣猛烈批判英國上流社會篇章，被英國統治者和上流社會視為“人民公敵”。英國人民卻以他為榮。拜倫終生熱愛希臘羅馬的歷史文化，1823年7月變賣財產組織遠征軍馳援土耳其鐵蹄奴役的希臘，自任總司令投入希臘民族解放獨立戰爭，不久生病獻身異國沙場。在革命的堅決性和為熱愛追求獻出一切上，他們的大無畏捨身就義是一脈相通的。

潘漠華在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就讀期間，其組織才能和文學才情就已施展體現，那時候他接受的先進思想和革命目標如上週雲海的日出亮光，有理想的火球牽引，但更多的是纏綿、迷惘和惆悵。1924年7月北上考入北大，入學近兩年後入黨，是潘漠華從文學青年成為戰士進而成為職業革命家的轉折點。潘漠華從北大輟學參加北伐和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是他獻身革命的思想意志淬火和職業革命家情懷能力的飛躍。為把他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變成現實，他南征北戰在多個城市以教書先生身份謀生掩護，創建大江南北的多個黨團組織，成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出色播火者。他每到一個地方短時間內就能準確篩選培養先進青年，建立原創平台陣地傳遞上級黨組織的思想路線，讓革命事業獲得創造性突破和創新性發展。他四次被捕堅貞不屈，傾心傾力成為“北方左聯”的發起、創建和領導人之一，最後又成功組建中共天津市委並擔任常委、宣傳部長。

執着研究潘漠華數十年的王文政先生，最近發表新作《他一生都在轉進的背後》。潘漠華每轉移一個地方創建一個根據地，關鍵是他在革命征程上每前進一步都有思想覺悟的飛躍進步，他是開拓進取勇立潮頭的先鋒戰士。潘漠華是出生山裏艱難讀書成長的學生娃，他勇敢接過“五四”新文化運動點燃的革命火炬，成為左翼文化蓬勃發展的優秀探索實踐者；從一個勇於進取的優秀文青，鍛鍊成為開山墾地創建組織隊伍的職業革命家；潘漠華在蔣介石、汪精衞叛變革命的大黑暗年代，成為革命的急先鋒和穿雲撥霧的星辰。他考入北大不久就停止了詩歌、小説、散文的寫作，根據革命需要撰寫投槍匕首般的雜文評論，成為他投身革命靈活出手的利器。

潘漠華人生最重要節點是1924年7月經上海坐輪船北上過天津入京城的趕考，船上伴行是同村同宗族叔潘振武等。他們由天津上岸改乘火車，首次見識天津的街巷建築，買看過《庸報》《益世報》，想不到1934年12月這兩張官方報紙會登潘漠華“重病死亡”的造假新聞。潘漠華在1924年7月18日的《北上日記》中寫道：“進白河口（即大沽口）……兩岸污沙堆積，已成陸地，間有淺草風生，餘均不名一毛者。稍進，洋房峙立，頗象吳淞口，有船廠、煤廠、鹽場峙立其中。再進，則兩岸青翠，殷然腴地矣。居民住屋，不分瓦牆，一概黃色，均以土漿之而成者……殊簡陋而不固。船已至天津近，乃收拾行李，交佛照樓茶房……碼頭在紫竹林……至該館後，房舍很清潔，唯房錢較費耳……在旅館晚飯後……三人同至河北公園(即今中山公園前身)。天津多灰色，牆牌等無論矣……植樹甚多，有幾街樹梢相接，陰蔭更甚，街上行人復寥寥，雖有電車可通，但總顯出冷落氣象……”19日，“中飯於南開大學附近菜美居飯店”就餐後，即趕火車站上北京。

當時天津屬河北版圖。1934年12月24日，潘漠華在河北第一監獄組織同志們絕食鬥爭，被獄卒灌滾燙開水殺害。12月31日，戰友陳竹君、宋鋭庭買通獄卒，開棺驗看烈士遺體“全身青紫，慘不忍睹”，重新買棺重新安葬，立了塊一米來高四方柱形石碑，上鐫“浙江宣平漠華潘訓君之墓”。有版本説，第二年，漠華結髮妻子鄒秀女陪漠華老母陳珠蓮，赴天津市郊尋墓遷葬而不得。又有説法，烈士母親在漠華犧牲當年已不幸病故。漠華一生在沙漠墾荒，最後融入大革命的荒野，直到沙漠開花，成為笑傲天地的旭日和杜鵑。 ^[5] 

潘漠華紀念館位於武義縣坦洪鄉上坦村，原為一民居，建於清朝。2002年，武義縣文管部門對該建築進行修繕和整治，將其開闢為紀念館。潘漠華紀念館是金華市黨史學習教育基地、金華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 ^[8] 

繼與段雪笙等到北平籌建北方左翼作家聯盟，負責起草《理論綱領》《行動綱領》和《成立宣言》，當選執行委員，連任三屆負責人。1932年冬，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次年1月，至張家口參加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軍報《老百姓》編輯。10月迴天津，12月被捕，屢受酷刑而不屈，三次發動絕食鬥爭。

1934年12月24日被折磨逝於獄中。

主要作品編入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應修人潘漠華選集》中的《漠華集》。 ^[2] 

湖畔（詩集）與應修人、汪靜之、馮雪峯合集，1922，湖畔詩社

春的歌集（詩集）與應修人、馮雪峯合著，1923，湖畔詩社

雨點集（短篇小説集），1930，亞東

應修人潘漠華選集（詩歌、小説合集），1957，人文

漠華集（詩、小説合集），1984，浙江文藝 ^[3] 

沙寧（小説）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1930，光華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