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吉星

1931年，潘吉星出生於遼寧省北寧市，母親在五四運動時期接受新教育，父親則是一位詩人。在家庭的薰陶下，潘吉星小學就跟隨母親學俄語，在父親的講解下讀完了《論語》，“古文水平基本過關了”，他謙遜地説。為了實現理想，潘吉星給自己定下了掌握10門外語的目標，拼命學習。

1950年潘吉星考上大連工學院化學專業。他説，儘管“硬着頭皮學完了化學”，依然對文科不死心。畢業後，潘吉星被分配至北京化工學院擔任助教，期間還在留蘇預備班學習化學。

1958年，潘吉星被下放至北京郊區放羊，“陪伴我的就是窩頭、鹹菜、涼開水、油燈、一個老農民和50多隻羊。”無書可讀的他研究起了古書《齊民要術》，做筆記時偶然發現與達爾文《物種起源》中有100多條相似內容，他便羅列了達爾文著作中引證中國資料及其出處104處，寫成《中國文化的西漸及其對達爾文的影響》一文，刊發於1959年第35卷《科學》雜誌上。據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1973年的日記記載，他重讀了這篇文章後曾致信童第周，並提示其“達爾文近出《物種由來》書中沒有索引和缺乏達爾文對中國動植物貢獻的注意”。直到上世紀80年代，潘吉星在大英圖書館查閲舊檔案時才知道，當年曾有東方學家為達爾文進行過翻譯，由此解開了謎團。

1962年，潘吉星被調往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攻化學史的他將學術目光自然聚焦於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上。“四大發明中，造紙術和火藥兩項與化學有關，我研究它們比較方便，造紙技術是國家文化實力的表現，火藥則是國家軍事實力的表現，希望以此證明中國人的偉大智慧。”文革期間，求知若渴的潘吉星以不同語言版本的毛主席語錄自學語言；

20世紀80年代，已到“知天命”年歲的他更是以一種近乎執着的熱情投入了火藥史的研究。“最年輕力壯的時候被消耗了，如今一定要把時間搶回來。”隨着《中國造紙技術史稿》《中國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和《中國火箭技術史稿：古代火箭技術的起源和西傳 ^[3]  》等著作陸續出版，潘吉星的研究結出豐碩成果。 ^[4] 

2020年8月23日，潘吉星逝世。 ^[1] 

潘吉星先生用中外文發表學術專著17部、論文170餘篇，如《中國造紙技術史稿》、《天工開物校注與研究》、《中外科學之交流》、《中國造紙印刷技術史》等，主編《李約瑟文集》。曾獲中國圖書榮譽獎1項、中國科學史優秀圖書一等獎3項、國家首屆古籍整理圖書二等獎1項、中國優秀社會科學圖書二等獎1項，以及各種省部級獎近10項。

潘吉星先生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兼職導師等職；歷任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學院客座研究員、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文理學院客座教授、日本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同志社大學新島講座教授。

他歷任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學院客座研究員、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文理學院客座教授、日本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同志社大學新島講座講師、大連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兼職教授。用中外文發表學術專著15部、論文160篇，如《中國造紙技術史稿》、《天工開物校注與研究》、《宋應星評傳》、《天工開物譯註》、《中外科學之交流》、《中國造紙-印刷技術史》等，主編《李約瑟文集》(1986)。獲中國圖書榮譽獎1項(1986)、中國科學史優秀圖書一等獎3項(1989)、國家首屆古籍整理圖書二等獎1項(1986)、中國優秀社會科學圖書二等獎一項(1991)、遼寧省1984年至1986年優秀圖書獎2項(1989)、四川省近20年優秀圖書銀帆獎1項(1989)。

他用新的研究方法開展對造紙技術史、火藥與火箭技術史、明代科學家宋應星及其《天工開物》進行了的系統研究；較早地開展中外科學交流史的多學科研究和將英國學者李約瑟的思想系統介紹到中國。曾入編《國際傳記辭典》、《國際知識界名人錄》、《傑出男女名人錄》、《澳大利亞及東亞名人錄》(英國)、《亞洲成功男女名人錄》(印度)、《中國當代文化名人大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