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歌集

巴勃羅·聶魯達創作的初衷在於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和反映拉丁美洲的歷史：將礦工、農民、士兵等被壓迫的勞動人民作為社會歷史舞台的主要人物，同時卻將總統、司令、將軍、征服者、統治者作為他們的陪襯。全書由15部長短不一的組詩構成，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

詩集的前六章（《大地上的燈》《馬丘比丘之巔》《征服者》《解放者》《背叛的沙子》《亞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地呼喚你的名字》）是第一部分。其中第一至第五組詩基本上是按照時間順序寫的（個別時候，也有例外）。它反映了詩人對拉丁美洲歷史的看法。《大地上的燈》向讀者描述了拉丁美洲的誕生（在“禮服和假髮”到來之前，是無所謂拉丁美洲的）和那裏的自然風貌（“植物”“獸類”“鳥兒”“河流”“礦藏”和“人類”）。第二組詩《馬丘比丘之巔》可以獨立成章，是全書的精華，是大史詩中的小史詩。它反映了詩人從空虛的個人主義者變成被壓迫者的代言人的轉變過程。這組詩分為12小節，描寫了墜入深淵的主人公又登上了印加帝國的古城馬丘比丘的頂峯。這是一次在歷史中的邀遊，表達了詩人對建造這座古城的無名英雄們的崇敬。馬丘比丘是人類向大自然挑戰的象徵。它是用“巨石和語言”構成的永恆的豐碑，然而它又是“由那麼多人的屍骨堆成的”。正是這座宏偉、壯觀的建築將深淵與高峯、死亡與永恆融為一體。在登上馬丘比丘高峯之後，詩人便開始褒貶“征服者”、歌頌“解放者”、譴責“背叛者”，並在《亞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地呼喚你的名字》中，抒發了自己與勞動羣眾的手足之情。

從第七到第九組詩（《智利漫歌》《名叫胡安的土地》《伐木者醒來》）是全書的第二部分。在《智利漫歌》（這是全書的原始部分）和《名叫胡安的土地》中，詩人表達了自己對故土的熱愛和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勞作的工人和農民的敬意。第九章《伐木者醒來》同樣可以獨立成篇，這裏的伐木者指的是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1861-1865在任）。他在青年時期曾以劈柵木為生。聶魯達認為林肯是美國民主、自由的象徵。他呼籲林肯重現人間，使美洲恢復民主與自由。在這首著名的長詩中，作者將美洲大地的山川、景物人格化，並巧妙地運用歷史典故，表現拉丁美洲人民渴求解放的迫切心情。

全書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第十到第十五組詩，記述了聶魯達個人的經歷。在第十組詩中，詩人回顧了自己的”流亡”主涯，字裏行間充滿着對獨裁統治的憎恨，洋溢着與人民羣眾血肉相連的階級感情。《布尼塔基的花朵》反映了農民和礦工的苦難生活和英勇鬥爭。《歌的河流》是詩人致友人米格爾·奧特羅·席爾瓦（委內瑞拉詩人）、拉斐爾·阿爾維蒂（西班牙詩人）、貢薩萊斯·卡巴略（阿根廷詩人）、席爾維斯特·雷布埃爾塔斯（墨西哥作曲家）、米格爾·埃爾南德斯（西班牙詩人）的詩篇。《新年大合唱，獻給我黑暗中的祖國》和《汪洋大海》表達了詩人對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祖國的赤子之心。全書的最後一組詩《我是》與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自己之歌》異曲同工，描述了詩人的人生歷程：從出生一直寫到1949年2月5日——《漫歌集》完成的時候，其中包括詩人的家庭、童年、愛情、外交生涯的見聞、西班牙內戰期間的感受，乃至詩人的《遺囑》與《後事》。 ^[1] 

《漫歌集》是一部宏偉鉅著。詩人在這部作品中傾注了全部感情、全部經驗和全部理想。這是聶魯達詩歌創作的頂峯，顯示了他廣闊的視野、博大的胸懷和天賦。就其規模和深度而言，在拉丁美洲詩壇上是空前未有的。《漫歌集》是聶魯達的代表作，是他創作生涯的里程碑，是他獻給整個拉丁美洲——首先是獻給智利的史詩。在這部龐大的詩集中，聶魯達已經成了人類的代言人。就其本質而言，《漫歌集》是一部政治性很強的作品，然而它不是政治口號的堆積，它不是簡單的宣傳手冊，而是神話與歷史、政治與藝術、內容與形式的結合。聶魯達不是形式主義者。對他來説，詩歌創作不是自我表現、自我雕塑、自我滿足的工具，而是一種傳遞和表達思想信息的手段。因此，他從不過多地注意語言本身，而是始終瞄準現實，無論是主觀的、客觀的、個人的、社會的或者自然界的現實。他的語言不過是準確或者近似，清晰或者朦朧地表述現實的符號。

通過《漫歌集》，讀者可以看到，聶魯達的創作意圖不僅是表現世界，而且要理解世界並揭示理解的過程和途徑，以達到改造世界的最終目的。他作品中的“我”是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的實實在在的“我”（而不是抽象的、泛指的、中性的“我”），不是故作姿態，不是無病呻吟，不是“為賦新詞強説愁”、因而富有感染力。聶魯達的詩又是美的結晶：他很注意詩的形象、節奏、詞藻、句式和押韻。聶魯達是一個既瞄準現實又富於聯想的詩人，因而他的詩歌世界是多姿多彩的。當他要表現通過自己神秘、原始的視覺所觀察到的日常的、自然的現實世界時，他的語言是形象的、朦朧的、模稜兩可的；而當他要表現通過非個人的、客觀的視覺所觀察到的歷史的、進化的、社會的現實世界時，他的語言則是清晰的、規範的、不容混淆的。這兩種傾向在《漫歌集》的詩作中交替出現。或者在一首詩中同時並存。它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詩歌，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時而像互相吸引的兩極一樣互相撞擊，放射出耀眼的火花。這正是《漫歌集》所特有的藝術魅力。

一個是虛幻的、懷古的，它將讀者置於原始的、停滯的狀態中，那裏的一切都是可以超越的，就連“生”與“死”都是可以轉化的。另一個是歷史性的、展望性的、不斷前進的，它將讀者引向未來，那裏的一切都可以充分地發展，那裏的黃金時代不在起始，而在終極，在社會革命完成之日，對詩人來説，歷史就像一部發動機，在克服重重艱難險阻之後，將達到幸福的目的地。聶魯達在創作《漫歌集》時，他已經不再苦悶、彷徨，已經經受了生活的磨鍊和鬥爭的洗禮，已經把個人的命運與人類的命運緊密地連在一起。在談到《馬丘比丘之巔》一詩的創作時，他在回憶錄《我承認，我歷盡滄桑》中寫道：“我在秘魯停下來並登上了馬丘比丘遺址。因為當時沒有公路，我們是騎馬上去的。我從高處看到石砌的古老建築躍在青翠的安第斯高聳的羣峯之間。激流自風雨侵蝕了千百年的城堡奔騰而下。維爾卡瑪約河上的白霧嫋嫋升起。在這岩石的臍心，在這傲然矗立、似乎是我所歸屬的、被遺棄的世界的臍心，我感到自己無限渺小。在遙遠的時間裏的某一點，我的手似乎曾在這裏掘過溝塹、磨過岩石。我覺得自己屬於智利，屬於秘魯，屬於美洲。在這崎嶇的高地，在這輝煌的、分散的廢墟，我找到了繼續創作詩歌的信念。《馬丘比丘之巔》就是在那裏誕生的。”在《漫歌集》中，這首史詩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章。這是一首抒情的政治詩，將聶魯達詩歌的兩種傾向、兩種風格熔為一爐。它既不同於《西班牙在我心中》的明朗，也不同於《大地上的居所》的晦澀。它的結構嚴謹，文字凝練，意境清新，視野開闊。這是泥土與岩石的讚歌，是對自然與人生的思考，是一次尋根的旅行。詩人對於現代人單純追求物質文明的悲憫，對於轟轟烈烈的戰鬥和犧牲的嚮往，都通過豐富的想象和隱喻表露出來。它不是單純的懷古詩，也不易讀，但具有鮮明的主題。讀者只要充分發揮想象，就可以瞭解詩中撲朔迷離的內容。

《漫歌集》所展示的歷史畫卷是絢麗多姿、雄渾悲壯的。在這部煌煌鉅著中，聶魯達繼承併發揚了貝略、奧爾梅多、盧貢內斯的詩歌傳統，同時又沒有摒棄自己作為先鋒派詩人的藝術風格。因此，這部作品不僅是內容與形式統一的典範，也是繼承與創新的楷模。 ^[1] 

巴勃羅·聶魯達（1904-1973），原名內夫塔利·裏卡多·雷那斯·巴索阿爾託，生於智利中部的帕拉爾城。在他剛剛滿月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1906年他隨父親遷往南部新開發的特木科小鎮。雖然有個同父異母的妹妹，但他最親密的童年夥伴卻是森林中的花草樹木、鳥獸蟲魚。聶魯達從14歲開始正式發表作品，19歲時出版的《黃昏》和次年發表的《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奠定了他在詩壇上的地位。緊接着他又發表了詩集《無限之人的努力》（1925）、《戒指》（1926）和小説《居民及其希望》（1926）。從1927年起，他開始在外交界供職，先後擔任駐仰光、科倫坡、雅加達、新加坡、布宜諾斯艾利斯、巴塞羅那、馬德里和墨西哥城的領事或總領事。在馬德里期間，他主辦了《綠馬詩刊》。這個時期的詩作有《大地上的居所》（1933）及其第二集（1935）。1936年6月，西班牙內戰爆發，他積極參加保衞共和國的戰鬥，併為此被迫離職。1937年他發表了著名詩集《西班牙在我心中》，從此詩風產生了深刻的變化。《獻給斯大體格勒的情歌》等詩篇就是那時的代表作，1945年在聶魯達的人生旅途中是個重要的里程碑：當選國會議員，榮獲智利國家文學獎，加入智利共產黨。1946年他遭到反動政府通緝，被迫轉入地下，隱蔽在人民中間。1950年《漫歌集》在墨西哥城出版。這部鉅著的創作於1948年完成，時斷時續地經歷了十個年頭。1949年2月他離開智利，先後出訪歐美各國，投身於保衞和平運動，曾獲加強國際和平獎金（1950）。1952年智利政府撤銷了對他的通緝令，人民以盛大的集會和遊行歡迎他歸來。回國後專心致志地從事詩歌創作，先後出版了《元素的頌歌》（1954）、《元素的新頌歌》（1956）和《頌歌第三集》（1957）。1957年他當選為智利作家協會主席。20世紀60年代以後，國際政治風雲的變幻，個人生活條件的優越，不能不對他的創作靈感產生影響。然而在一個歷盡滄桑的詩人的心中，希望之光是不會泯滅的。他從未停止對人生和自然的探索，並將自己的感受提煉為詩。1969年他是智利共產黨提名的總統侯選人。當人民聯盟推舉阿連德為共同候選人時，他立即退出競選，並支持阿連德直至取得勝利。1971年4月阿連德政府任命他為駐法國大使，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軍事政變，阿連德總統以身殉職。同年9月23 日聶魯達在智利聖地亞哥逝世。他的主要作品還有《葡萄與風》（1954）、《愛情十四行詩100首》（1959）、《英雄事業的讚歌》（1960）、《智利的岩石》（1961）、《黑島紀事》（1964）、《鳥的藝術》（1966）、《世界的終結》（1969）、《燒紅的劍》（1970）、《孤獨的玫瑰》（1972）以及回憶錄《我承認，我歷盡滄桑》（1974）和散文集《我命該出世》（1974）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