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盛世

秦朝滅亡以後，前206年，項羽封劉邦為漢王，後來項羽和劉邦展開了長達四年的楚漢之爭。劉邦在手下蕭何、韓信、張良、彭越等人的輔助下，在垓下之戰打敗了項羽，於前202年在定陶正式稱皇帝，仍用“漢”號，定都長安，史稱“西漢”。

在漢太宗的皇后竇漪房的影響下漢太宗和兒子漢景帝即位期間，採用黃老無為而治的手段，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恩威並施，恢復了多年戰爭帶來的巨大破壞，使人民負擔得到減輕。

前141年正月甲子（正月二十七），漢景帝駕崩，其子劉徹即位，為漢武帝。漢武帝在位期間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西漢推向鼎盛時期。

漢武帝即位後，經過文景兩朝的“眾建諸侯”與平定七國之亂後，同姓諸侯王的勢力大為降低。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漢武帝為了鞏固大一統的國家，於是持續推動專制的中央集權，又進行了各方面的努力。

自漢初以來，繼承秦制，丞相有相當大的權力。漢高祖劉邦和漢惠帝劉盈分別以第一代功臣中功次居於前列的蕭何、曹參為丞相，丞相威望曾經盛極一時。《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丞相的職能，是“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當時的丞相，實際上是朝廷掌握行政實權的總理大臣。在惠文景帝期間，丞相大多主要是隨劉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禮遇，漢景帝時，竇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為侯，漢景帝表示：“請得與丞相議之。” ^[20]  於是與丞相周亞夫商議，周亞夫以高祖“非有功，不得侯”的預先約定予以堅定的拒絕。漢景帝默然而有沮喪色。可見當時相權之重。

漢武帝初年和丞相多有不合，田蚡任丞相職，曾薦舉升遷的官員，其中有從平民直接任職級二千石的高級官僚，讓皇帝的用人權利受到侵犯。於是漢武帝表達內心的不悦，説道：“你薦舉的官吏説完了嗎？朕也有要薦舉的官吏。”田蚡也曾經請求佔用官營手工業管理部門少府考工室的地方用以擴建宅第，漢武帝憤怒地説：“你為什麼不索性佔用武庫之地呢！”

漢武帝親政後，為貫徹自己的命令，有意提升君主的權利，於是改變丞相位高權重的傳統。於是設立中朝，以抑制外朝，尚書枱也是這一時期出現的。“中朝”又稱“內朝”，由皇帝左右的親信的近臣所構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宮廷之內就先自作出了決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來執行。尚書，本來是皇帝身邊掌管文書的官員。“中朝”形成之後，尚書的地位日益重要。尚書和一般僅僅參與宮廷議政的官員不同，由於既有官署、官屬，又有具體的職司，作為皇帝的秘書機構，在“中朝”逐漸居於核心地位。主管郡國上計和考課，並且根據官吏的政績，奏行賞罰，是丞相的主要職責之一。然而在漢武帝時代，卻有皇帝親自接受“上計”的情形。元封五年（前106年）春三月，漢武帝曾經東巡至於泰山，接受諸侯王列侯朝賀，“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曾經“受計於甘泉” ^[21]  。漢武帝直接“受計”，説明當時他已經牢牢把握了對各地諸郡國的控制權。

他經常更換丞相，在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間，先後用相十三人，平均任職時間只有四年多，其中三人在任上去世，有三人被免職，二人有罪自殺，三人下獄處死，這是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見到多位政府高層官員受到嚴厲處置。漢武帝還曾經有設置左右二丞相的意圖。徵和二年，他任命劉屈氂左丞相，頒佈詔書，宣佈分丞相官署為兩府，以期待天下遠方合適的人選。後來分設左右丞相的設想，並未付諸實施。

漢武帝聽取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創中國傳統主流文化之正統，在中華傳統文化舞台上獨領風騷兩千餘年，受到歷代統治者所推崇。實際上漢武帝並非限制其他各家的發展，致使大力提倡儒家的發展儒法結合。例如夏侯始昌既研習儒家又通曉陰陽五行家；宰相公孫弘兼治儒法兩家；主父偃以縱橫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馬談、司馬遷以黃老學説起家。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採用主父偃建議推行推恩令。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户口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為列侯，由皇帝確定這些侯國的名號。於是使諸侯王多以分户邑封子孫，致使王國裏不斷分出若干由郡統轄的小侯，一時諸王的子孫都得以成為列侯。另一方面，對於一直渴望削弱地方諸侯勢力的王朝中樞來説，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的效用 ^[28]  ，中央政府不必刻意打擊，各個諸侯國已經在實際上自行解體。

隨後，發生淮南王劉安和衡山王劉賜謀反的事件。漢武帝利用此案，在元狩元年（前122年）下令盡捕他們的賓客黨羽，牽連致死的多達數萬人。漢武帝又頒佈“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規定王國職官為“左官”，宣示其等級低下，表明歧視之意，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壓抑諸侯王屬下官吏的地位，嚴懲服務於諸侯王的犯罪官吏。並且嚴格限制士人和諸侯交遊，又嚴禁朝臣外附諸侯王，限制諸侯王結黨營私。此後，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參與政事。此後，諸侯王宗族中支脈疏遠的人，逐漸與一般人民沒有任何區別。

元鼎五年（前112年），漢武帝又藉口列侯所獻宗廟祭祀用的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奪爵一百零六人。其他列侯因為其他原因而陸續失去爵位的，也不在少數。 ^[6] 

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使用年號的皇帝，前113年以當年為元鼎四年，並追改以前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號六年。

太初元年（前104）改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春節始於太初改歷，漢武帝改正朔。

為了強化對百官的監察，漢武帝增設了司隸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司隸校尉主要監察京畿地區，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監察的範圍之內。刺史則“以六條問事”，除了一條是監察地方豪強之外，其餘五條都是針對郡國一級高級地方官的不法行為。漢武帝時期的吏治較為清明，與多層次強化對官僚隊伍的監察、監督制度密切相關。 ^[29] 

漢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開發，他確立了察舉制度，是中國有系統選拔人才制度之濫觴，對後世影響很大。

他還特意從身分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選用人才，擔任參與國家政治中樞主要決策的侍中、常侍、給事中等職，讓他們出入宮禁，隨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議要政。這些成為近臣的官員，身分相當於帝的賓客和幕僚。皇帝親自任和直接指揮的高級將顉，也往往參議機要。大司馬大將軍衞青、大司馬驃將軍霍去病，權勢都超過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職，具有了參與宮廷重要決策的特殊地位。於是，和屬於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構成的官僚機構“外朝”相對應的“中朝”得以形成。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最後的讚語中寫道，武帝時代是兩漢時期中在識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歷史時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當時的“儒雅”之士如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之士如石建、石慶，“質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賢”之士如韓安國、鄭當時，“定令”時士如趙禹、張湯，“文章”之士如司馬遷、司馬相如，“滑稽”之士如東方朔、枚皋，“應對”之士如嚴助、朱買臣，“歷數”之士如唐都、洛下閎，“協律”之士如李延年，“運籌”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張騫、蘇武，“將率”之士如衞青、霍去病，“受遺”之士如霍光、金日磾等，都在歷史上留有盛名。而其他族繁不及備載的，如“飛將軍”李廣等其他人才，更加體現出漢武帝時代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班固總結説：“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他認為漢武帝時代的“功業”“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歷史地位，正是由於漢武帝身邊聚集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才。

儘管漢武帝親近儒者，推崇儒學，不過實際上武帝對儒家是尊而不用，漢武時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並茂，實質卻是刻薄嚴厲的。漢武盛世的丞相，只是擺設，實權卻是在御史大夫身上。當時御史大夫的人選，如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為了討伐匈奴，必須使國力高度集中，他們便遵行這種政治原則來辦事。他們最重要的任務為：一、嚴密防止國內發生叛亂。二、儘量開發利源。

為了達到國內的徹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訂法律。元光五年，他命張湯、趙禹共訂律令、造成西漢的法律恢復到秦代的嚴酷。例如其中的“見知法”，裏面規定如果看到別人犯法而不檢舉者，便與犯者同罪。這樣一來，官吏治法都以嚴酷為主，因此產生不少酷吏，如義縱、王温舒等人，造成不少人民與高官因罪被殺，這種現象，在漢武帝晚年時最為嚴重。

至於開發利源方面，以鬻賣官爵為其中重要的一項。這項辦法始於元朔六年，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這對吏治產生莫大的損害。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包括國營貿易事業的經營、新税的徵收，新貨幣的發行以及鹽、鐵、酒的專利等。這些政策推行，大大增加政府的收入。 ^[2] 

在軍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權，充實了中央的軍事力量；改革兵制。派衞青，霍去病出擊匈奴，使北部邊郡得以安定，派張騫出使西域，開括了西北邊疆：開通了西漢聯繫西域以至中亞給地通道。

漢武帝時代，以軍事成為條件實現了漢帝國的疆域擴張。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北邊軍事形勢的改變。匈奴自秦末以來一直威脅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的受到嚴重影響。漢武帝即位之後，決心設法解決匈奴的外患問題。於是對匈奴發動一系列的戰爭。 ^[7] 

自前133年馬邑之戰起結束漢高祖以來對匈奴的和親政策，開始對匈奴正式宣戰，先後派李廣、衞青、霍去病征伐。經過衞青、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後，使得西漢西北邊境上的威脅基本解除。匈奴對中原北邊農耕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的局面得以恢復。匈奴在軍隊主力以及人畜資產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下，繼續向北遠遁，形成了漠南無王庭的形勢。西漢軍隊佔領從朔方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設置酒泉、武威、張掖及敦煌四郡，並且命令關東地區人民移民這一地區，此舉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而且斷絕了匈奴人與羌人的聯繫，同時使西方地區的得到開發，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匈奴無力向西漢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漢與匈奴軍事衝突的重心地域，也由東而西，轉移到西域方向。 ^[8]  西漢奪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區，擴張了西域版圖，將匈奴置於被動稱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

漢武帝時期攘夷拓土、國威遠揚，東並衞滿朝鮮置漢四郡；南滅百越開疆萬里；霍去病、 衞青、 李廣利、張騫以及細君解憂等人的前赴後繼的努力西域首次與中國聯繫緊密，為後來把西域併入中國版圖奠定基礎，後期攻佔河西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並修建外長城居延塞、光祿塞將邊境推向戈壁沙漠，西征大宛使西域諸國臣服，自此奠定了漢地的基本範圍；衞青、霍去病的出擊使北疆長時間穩定，保護了京師的穩定，北破匈奴收復河套置五原郡、朔方郡；使者軍隊的接連出現使西南邊陲第一次併入中國版圖。

漢武帝時代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整頓財政；禁止郡國鑄錢，統一鑄造五銖錢；採取桑弘羊建議，將冶鐵、煮鹽收歸官營；建立均輸和平準制度，設置平準官、均輸官，由官府經營運輸和貿易；以及強化重農抑商政策，採取頒佈“算緡”、“告緡”令，徵收商人資產税，大力打擊奸商。當時藉由這些關鍵變革，使西漢帝國的經濟基礎得以空前強固，大大增強了國家經濟實力。

文景二帝，延續漢代開國以來的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主張輕徭薄賦、削省刑罰與避免徵戰等休養生息的政策，這些政策實施的成果，讓生產日漸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同時興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實行“代田法”，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

武帝時代由於長年征討四方，軍需方面消耗龐大，加上個人生活享受，將文景之治所累積的積蓄花得一乾二淨。為了解決經濟上的困窘，漢武帝重用桑弘羊和孔愅等人，制定了一套經濟措施，整頓幣制，實現貨幣的統一，使中央政府控制金融要脈。

取消郡國鑄幣的權力，改由中央政府鑄造，另外發行新的貨幣，名“五銖錢”。它“重如其文”，以五銖的銅，鑄造面值相等的錢，使仿鑄者無利可圖。之後立五銖錢為全國唯一合法流通的貨幣，壟斷造幣的原料和技術，從而一掃私人鑄幣之風。 ^[10] 

鹽鐵官營自漢代延續，鹽鐵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國企控制。

中央政府在鹽、鐵產地分別設置鹽官和鐵官，實行統一生產和統一銷售，利潤為國家所有。鹽業官營的形式，是由在產鹽區設置的鹽官備置煮鹽用的“牢盆”，募人煮，產品由政府統一收購發賣。鐵業官營的形式，是由在產鐵區設置的鐵官負責採冶鑄造，發賣鐵器。

這項制度實施，使國家獨佔國計民生意義最重要的手工業和商業的利潤，可以供給皇室消費以及鉅額軍事支出。當時，人民的賦税的負擔沒有增加，國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彌補財政上的赤字，並且還有羸餘。不過官營鹽鐵卻給社會經濟和民眾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官鹽價高而味苦，鐵製農具粗劣不合用等。 ^[11] 

在各郡國設立均輸官，負責運輸各郡國的貢納物品；平準制度，就是平抑市場物價，由大司農在就城設立平準官，將各地運到長安的貨物，在京師市場上出售，利潤上歸國。並且“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平抑市場物價。既保證對京師百姓的供應，又避免商人藉機弁取暴利。 ^[11] 

漢武帝時代採取“算緡”和“告緡”打擊商人的政策。元狩四年，推行“算緡錢”制度，規定商人、兼營手工業的商人以及高利貸者，必須向政府申報其資產。商人有財產不申報或申報財產而不確實的，處罰他們到邊疆戍邊一年，另外沒收他的財產。元鼎四年，漢武帝又下令實行“告緡”，鼓勵民間相互告發違反“算緡”法令的行為。規定將所沒收違法商人資產的一半獎勵給告發者。“算緡”和“告緡”的推行，政府的收入增加許多，商人受到沉重的打擊，從而加強了中央政府的集權地位。 ^[11] 

西漢文化建設，是在漢武帝時代取得重大突破。例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等 ^[21]  ，繼周代之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讚美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貢獻和創造。

漢武帝時代，數十年來多次挑起戰爭，割據地方的分裂勢力完全被平定。秦隸終於成為西漢帝國所通用，完成文字上的統一，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文化政策，結束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 ^[22]  ，於是“令後學者有所統一”，中國文化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以寬懷之心，廣聚人才，給予他們文化發揮的寬闊舞台，誘使他們充份表現自己的文化才幹。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後的讚語中列數當時許多身分低下者受到提拔，終於立功立言的實例，指出正是由於漢武帝的獨異的文化眼光，使這些人才不致埋沒，於是備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形成了歷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盛況。

漢初政治結構相繼以“功臣”為行政主體和以“功臣子弟”為行政主體兩種形態。在漢武帝主持下，又開始了向以“賢臣”和“能臣”為行政主體的歷史轉變。而以董仲舒、公孫弘為首的儒學之士紛紛進入執政集團上層，正順應了這一歷史轉變的趨勢。

在這一時期，中國以大一統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權專制政治體制得以成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文化共同體得以基本形成，以儒學作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開始出現，不但確立儒學在百家之學的主導地位，更延續兩千多年。貶斥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聘用文學儒者至數百人，實現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歷史性轉變，儒學之士於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漸成為主角。結束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爭的局面，對於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但是，這一變革肯定“以教為本”，否定了“以法為本”，從而為中華民族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的形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1] 

漢武帝元朔五年，創建太學，是接當時儒家學者董仲舒的建議。董仲舒指出，太學可以作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議，“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這樣可以使國家得到未來的人才。所謂“養天下之士”，體現出太學在當時有為國家培育人才和儲備人才的作用。

漢武帝時期的太學，雖然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代表著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方向。太學生的數量，漢昭帝時增加到一百人，漢元帝增加到一千人，漢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漢平帝時，太學生已經多達數千人，王莽時代進一步擴建太學，曾經興建校舍“萬區”。

太學的成立，助長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成為重要的推手，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轉變，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機會，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人才，也有機會到朝廷做官。

在思想方面，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學成為了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大力推行儒學，在長安設太學。儒家學説成為中國封建統治正統思想，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對後世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也有弊端，就是不利於思想多元化的發展。

由於鐵業由國家經營，資金、運輸、人力、物力都有可靠的保證，同時國家還調集許多精通冶金技術的人才，指導各地鐵的生產，為鐵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由於生產規模條件好，反覆實驗的機會多，技術就更加成熟。據統計，西漢時期鐵的產量是戰國時期的三至四倍，各項鍊鐵工藝技術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四、張騫開闢絲綢之路。武帝派遣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闢了絲綢之路，加深了漢族和西域各族之間的交流。在使者相望於道，絡繹不絕的頻繁往來中，歐洲人開始來到中國。相互學習交流，還引進了大量的諸如大蒜、核桃、芝麻等種植，促進了種植業的發展。另外，武帝對科技事業的支持，力度也是空前。凡有一技之長者，皆為立官，因此也調動了廣大人民羣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極大地推動了科技事業的發展。 ^[17-18] 

漢武帝重視漢和邊疆各地區間民族關係的發展，當武帝在位時期，漢和匈奴之間的關係有了變化，西南夷閉塞的狀態有了相對的改變。 ^[24] 

漢對匈奴長期處於被動地位。武帝時，轉被動為主動，鞏固了漢在全國各民族中的優勢地位。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年），匈奴遣使請求和親，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對策。大行令王恢主張“興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則強調“和親”。在主戰主和雙方的爭議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韓安國的意見，武帝勉強從和親之議。 ^[25]  然而，和親之後，匈奴仍然大肆侵擾。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年），馬邑（今山西朔縣）聶一獻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時機已到，決心抗擊匈奴。王恢積極贊成聶一誘匈奴單于入塞聚而殲之的計策。武帝乃命 韓安 國、王恢、李廣、公孫賀、李息等為將軍，率領大軍準備伏擊匈奴，因匈奴單于發覺而引兵去，落了個空。從此，和親斷絕。是後，武帝命衞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討匈奴。經過多次戰爭，特別是元期二年（公元前 127年）的漠南戰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戰役、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年）的漠北戰役這三大戰役之後，匈奴軍主力被殲，從此衰弱，單于失據，“是後匈奴遠遁，而幕（漠）南無王庭" ^[26]  。河西戰役後，漢在河西走廊設置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肅河西地區）。 ^[24] 

漢武帝時期，割據東南地區的東甌、閩越和南越之間經常發生糾紛。漢武帝先後派兵平定了這些地區，並設置了郡縣。居住在今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的少數民族，當時被統稱為“西南夷”。在平定東南割據政權的同時，漢武帝加強了對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的聯繫。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貴州遵義市一帶），使夜郎首領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繼歸漢，於其地設置了犍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裏設置了十餘縣，隸屬蜀郡，還在西南地區先後設立七郡，封滇（在今雲南昆明市一帶）人的首領為滇王，發給王印。從此，西南地區同內地的聯繫更加緊密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規模也進一步擴大。 ^[27] 

漢武帝在發動對匈奴戰爭同時，他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進一步加強了與西域的聯繫，並發展了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中國傳出了冶鐵術、鑿井術、絲綢製造、漆器製造等技術，西方（域）傳入胡（黃）瓜、胡蘿蔔、 葡萄、汗血馬、核桃、天馬等歷史意義重大。

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後，以前後13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及豐富的西域學術知識，同時使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張騫因為出使之功，封為博望侯。也使西漢與西域的通使往來十分頻繁，民間商貿也得到發展。張騫因遠行出使的經歷，在西域地區享有很高的威望。後來的漢使，多稱為“博望侯”以取信於諸國。

武帝期間，實際人口自三千六七百萬降至三千二百萬左右，大約減少了百分之十三四。而前述平陽侯國在此期間户數競減少了44%，原因在於全國各地情況不同，實際人口下降幅度不同，隱匿虛投程度也不相同。一般説來，越是交通便利、地近京畿、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地區，受到的影響越大，人口減少越多。武帝意在限制、削減侯國，通過種種手段（如徒陵縣、削户等），對侯國的户口增殖產生不利影響，加上侯國的户口一般不可能虛報，所以侯國的户口數減少更多，平陽侯國就屬這樣的殊例子。 ^{[3]  [16]} 

經過文景之治的數十年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得以恢復與發展，國家和民間的經濟力量有了明顯的積聚和提升，國家的錢財與糧食相當充實與飽滿，人民普遍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

西漢開國之後，初期的幾位皇帝鑑於秦王朝迅速滅亡的教訓，採用休養生息的一系列政策，減輕賦税，又廢除幾項秦代嚴厲的法律，例如挾書律、誹謗罪、妖言令等，使得當時的社會較為安定穩固，政治較為廉潔清明，得到了普遍民眾的愛戴與擁護。

然而漢武帝多年北伐匈奴、征討四方，加上武帝本人生活的享受，以及嚴酷的刑罰與經濟政策的推行，產生不少社會問題。

第一個問題：表現兵連禍結，百姓因此受盡困苦。漢武帝的軍事征伐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極為明顯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終都要轉嫁到百姓的頭上，另外國力的過度浪費，武帝末期呈現出一片饑饉盜賊的亂象。武帝末年的全國人口，比初年減少了400萬人。

第二個方面：漢武帝不僅好大喜功，而且在生活上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經濟開支，導致了民眾生活的困苦。漢武帝曾多次巡遊全國，每次巡遊都帶著眾多官員浩浩蕩蕩出發，他所到之處，皆是大肆鋪張、奢侈浪費，都帶給當地的官吏與民眾沉重的負擔，另外在任內推動許多大型土木建設工程，他把原有的甘泉宮加以擴大，又興建了建章宮、明光宮，皆是富麗堂皇、規模非常宏大。

第三個方面：危機爆發在統治集團上層，巫蠱之禍爆發後。僅在長安城內，死亡人數就高達數萬人，還有不少朝廷百官卷入其中，動亂結束後，朝廷有一半官職的位置空出來。 ^[3] 

漢武帝繼位以來，一直熱衷於修造離宮別館，追求成仙，頻繁出巡，加重了農民負擔。在農民起義、匈奴侵擾、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多重打擊之下，漢武帝晚年的統治面臨嚴重危機。《資治通鑑》記載，公元前89年漢武帝自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成書於東漢時期的《漢書》記載，“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户口減半”“是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明太祖朱元璋認為：“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從上述漢武帝的自評以及漢代史官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他評綜合來看，漢武帝后期的統治沒有及時改弦更張，給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和災難。 ^[30] 

漢武帝由於連年對匈奴和西域用兵，並由於舉行封禪，祀神求仙，揮霍無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農民大量破產流亡。天漢二年（前99年），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均爆發了不同規模的農民起義。但對匈奴的打擊使匈奴再無力與西漢政府相對抗，保證了北方邊郡乃至全國的安全。

漢武帝晚年篤信巫術，聽信江充讒言，導致發生了著名的巫蠱之禍，戾太子劉據被迫殺江充而謀反，結果兵敗而死，皇后衞子夫因此自殺。事後武帝也極為後悔，修建望思台以悼念太子。

經濟上，漢武帝時代經過多年對外戰爭和肆意揮霍，國庫已經空虛，經濟遭受巨大沖擊，國力也出現了衰退的局面，漢武帝用桑弘羊執掌全國財政，將鹽鐵實行壟斷專賣，並出賣爵位，允許以錢贖罪。

漢武帝推行的鹽鐵專賣、賣官鬻爵等措施，雖然為政府的帶來許多收入，不過卻使吏治進一步腐敗，官員利用職權巧取豪奪、欺壓百姓的情況日益嚴重，導致百姓怨聲載道。廣大貧苦農民不堪官府和豪強的雙重壓榨，於漢武帝統治的中後期接連爆發起義，並且越演越烈。

軍事上，由於山西軍人李廣、李敢父子與外戚軍人衞青、霍去病發生嚴重派系鬥爭，而使武帝晚年對匈奴的戰役中，遭到重大的挫敗。天漢二年（前99年），以李陵率步兵5000人伐匈奴；徵和三年（前90年），又遣李廣利率70000人北伐；結果都是全軍覆沒。 ^[12] 

對外戰爭的失敗，國內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慘變，為此，在巫蠱之禍後，漢武帝認真反思過去自己施政的所作所為，他利用遠征軍失利的時機發表了著名的輪台之詔，不再奉行窮兵黷武的政策，使西漢國勢得以避免持續惡化。 ^[12] 

明·朱元璋：“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 ^[30] 

王子今：漢武帝時期，衞青、霍去病三次大規模出擊匈奴，“漠南無王庭”。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從此西域成為幾大文明交匯之地，漢武帝被稱為“冠於百王”。 ^[14-15] 

孫家洲：長期的邊疆戰爭耗費了國庫積蓄，武帝不得不尋求新的財政來源，以支撐大量的軍費開支。以武力征伐為主要的漢武盛世，不可能是田園牧歌的世界，暴力曾經是無法避免的手段，民眾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