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

清代學術以對中國古代學術的整理和總結為特徵，因而漢學植根於傳統學術，尤其同宋明理學的盛衰存在必然的內在發展邏輯。明朝後期，理學已成強弩之末，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潮流方興未艾。歸有光首倡於前，試圖以“講經”取“講道”而代之。錢謙益繼起，“以漢人為宗主”的經學主張不脛而走。入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顒、費密諸南北學者唱為同調，並使之同為學以經世的時代呼聲相結合，形成通經致用的新學風。顧炎武把歸有光、錢謙益等人的經學主張加以歸納，提出“理學經學也”的命題（見經學即理學），揚起了經學之幡。關中學者李顒並時而鳴，主張融理學於傳統儒學之中，重申：“道學即儒學也，非於儒學之外，別有所謂道學也。”（《二曲集》卷十四《周至答問》）在向傳統經學回歸的潮流中，通經致用的學風被清廷的文化高壓政策閹割，日漸失去積極的經世內容，向博稽經史一路走去。顧炎武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的治經主張，登高一呼，回聲四起。康熙中葉以後，毛奇齡、閻若璩、胡渭等清理宋儒經説，為漢儒訓詁的復興開啓了先路。 ^[1] 

乾隆一朝，是漢學由形成至鼎盛的時期。惠棟、戴震先後相繼，成為這一時期的傑出代表。蘇州惠氏，三世傳經。承清初黃宗羲、黃宗炎兄弟及毛奇齡、胡渭等人對宋儒《易》學的批判，乾隆初，惠棟繼之以起，潛心治《易》，專注於漢儒《易》説的勾沉輯佚，相繼撰《易漢學》、《周易本義辨證》、《周易述》等，由《易》而《詩》、而《書》、而《春秋》，稽考所至，遍及九經。他倡言：“漢經師之説，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認為：“經之義存乎訓詁，識字審音，乃知其意。”因而主張：“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松崖文鈔》卷一《九經古義述首》）惠氏梳理漢代經學源流雖未盡實錄，混淆了經學中的今、古文分野，但他的唯漢是尊，唯古是信，則在當時的學術舞台上揚起了漢學之幡，成為乾嘉漢學的開派宗師。誠如稍後著名學者錢大昕評惠棟學風所云：“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棟傳》）

惠棟故世，戴震崛起。戴氏為皖南人，早年師從一方名儒江永，頗知天文歷算、典章制度。後結識惠棟，繼承惠氏以訓詁治經的傳統，進而提出“故訓明則古經明”的著名主張（見由訓詁而明義理）。他説：“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戴震集》卷十一《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在乾隆中葉的學術界，戴震之所以能與經學大師惠棟齊名，其根本原因不僅在於他能融惠學為己有，而且還因為他進一步把惠學與典章制度的考究及義理之學的講求相結合，對惠棟學術進行創造性的解釋，從而發展了惠學。正如他所重申：“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戴震集》卷十一《古經解勾沉序》）自清初諸儒發端，至惠棟而門牆確立，戴震一脈相承，再加發展，訓詁治經遂成漢學中人為學的不二法門。以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奉召入京，預修《四庫全書》為標誌，漢學發皇，大行於世。 ^[1] 

嘉慶、道光之際，國家多故，世變日亟，清王朝已經衰象畢露。時勢在變，學風亦隨之而變，今文經學若異軍突起，漢學考據漸失昔日盛勢而趨向偏枯。當此學風轉換之際，漢學中人對一味復古有所反省。揚州學者焦循力辨考據名學之非，指出：“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羣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唯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莫此為甚。”他對“唯漢是求而不求是”的積習進行批評，進而提出“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的治經之道，主張：“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雕菰樓集》卷十三《與劉端臨教諭書》）王引之與焦循唱為同調，對“株守漢學而不求是”的傾向痛加抨擊。焦、王皆漢學營壘中人，卻一致道出自家學派的病痛所在，它表明漢學鼎盛的局面已經過去，總結既往得失，謀求學術發展新路的時代已經到來。

同樣是總結漢學，江藩、阮元與焦循、王引之異趣。他們不是採取批評的方式，而是將漢學承傳及其成果編纂成書，通過正面表彰來加以總結。為此，江藩先後撰《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二書。書中鄙夷宋學，推尊漢學，認為清代經學實是漢代儒學的復興，因而稱之為漢學。阮元則利用作為封疆大吏的特殊身份，主持編纂了卷帙浩繁的《學海堂經解》。江藩的以漢宋兩家將一代儒學判然中分，心存軒輊，揚漢抑宋，以及阮元表彰漢學的努力，終究未能挽回漢學的頹勢。鴉片戰爭前後，時勢的急劇動盪，加速了學術的變遷。龔自珍、魏源挺身其間，治今文經學而與經世思潮合流，從而為晚清學術開了先聲。晚清70年，漢學雖不絕如縷，迄於清亡，還陸續出現孫詒讓、俞樾、章炳麟等大師，但是中國近代學術會通中西，多姿多彩，漢學已經遠非主流。在近現代的中國學術史上，考據訓詁不再作為一種學術流派，只是以一種為學方法論而留下它的久遠影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