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商兑

作者認為“漢儒、宋儒之功，併為先聖所偵賴，有精粗而無軒輕”，時代使之如此。謂宋儒得聖人之真，“程朱數子，廓清之功，實為晚周以來一大治”；“如撥雲霧而睹日月”，而清代漢學家“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所挾唯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説，揚其波而淚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詆宋儒、攻朱子為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驁名而已”，“觀諸家之書……不出於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殺。名為治經，實足亂經；名為衞道，實則畔道”，“必欲尋漢人紛歧異説，復汩亂而晦蝕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於世教學術百倍於禪與心學”，故撰此書，“辨譜妄者之失。”全書體例，仿朱熹《雜學辨》之例，摘錄清代漢學家撰述的觀點，然後一一辨駁於後。首卷“溯其畔道罔説之源”，中卷“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下卷總論，“辨其詆誣唐宋儒先，而非實事者”。其所摘錄者，如毛奇齡之《辨道學》，萬斯同之《儒林宗派》，朱彝尊之《道傳錄》以及顧炎武、閻若璩、茅星來等諸家之説。所辨駁的問題包括“河圖洛書”，宋儒理學心、禪説、道統論，清儒對朱熹《四書集註》的批評等，凡清代漢學家在《易》、《書》、《詩》、《三禮》、小學等方面指摘宋儒者，無不為之辨。清代漢學家在學術上的成績固然很多，而其失誤亦復不少，如能旨在去謬就正、擇善而從、據除門户之見，對清代漢學進行總結、批判，固為學術之幸，然方氏此書，旨在申宋學、黜漢學，否定乾嘉學派的考據學，維護程朱理學的地位，故其所辨，每多牽強，以己之好決之，而強為辭説，故多不足取。如對於“河圖洛書”問題，歷經元、明、清三朝學者考證，為宋代道士陳摶所偽造已成定論，而方氏強為之辨，謂“太極”之名，“圖書”之數，“先後天方位”皆本於《易大傳》，為孔子之言，《傳》雖不言“圖”，然“圖”與《傳》縱橫曲直，無不相值，不謬於聖人。固不可廢。又謂“河洛”著於《易》，見於《論語》，其出於天無異説，而胡渭等謂先儒偽造洛書，“亦過矣”。謂諸人之疑？不過以漢儒未嘗言“圖”，遂不肯信，“寧信漢儒，不信孔子”，而方氏僅如此説，卻不能明確“河圖洛書”之源流授受，未能解決清代諸儒提出的問題，胡不能取信於人。但通過此書，可以概見清代考據學的一些不足以及漢、宋之學爭論的主要問題。

此書一出，得到清代宋學家的響應，紛紛題辭讚譽。清末梁啓超亦稱道此書，謂為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其成於“正統派炙手可熱之時，奮然與抗，亦一種革命事業也”，“其書為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自此書出，漢、宋學之爭日起，形成不同門派，是此書在當時曾很有影響。

有道光六年（1826）刻本、同治十三年（1874）重刊本、《西京清麓叢書續編》本、《槐廬叢書》本、《方植之全集》本等。

〖漢學商兑〗三卷，清方東樹（1772-1851）撰。專為反駁江藩《漢學師承記》、糾清代漢學之失而作。成於嘉慶年間。

虞思徵，復旦大學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已點校出版《愚庵小集》《列女傳補註》《讀書雜誌》等古籍。 ^[1] 

漢學商兑卷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