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

“漢奸”作為一個具有特定含義的專用詞，應不遲於元代胡震編纂的《周易衍義》，指漢朝的奸臣。《周易衍義》卷六雲：“李固欲去漢奸而反遭羣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於義何咎。諸葛亮欲殄漢賊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賊，於義何咎，”漢奸與漢賊為對稱。

其後，在明朝末年平定西南土司的叛亂中，朝臣在奏疏中用漢奸指稱不法的人。《明經世文編》卷四百八十八載“顧臣尤有説焉，夷地深險，步步羊腸，犬羊之性，一日數變。漢奸揆之，其狡百出，勢不得不需兵力一面合力版築，一面剿除頑梗，庶可建威消萌，計垂長久，黔省儉瘠，百務掣肘，一切經畫事宜，尚有疏所未盡者，容臣會同按臣陸續具請”（朱燮元《水西夷漢各目投誠措置事宜疏》）。 ^[2] 

據吳密《漢奸考辯》：“朱燮元卒於崇禎十一年春（1638），楊嗣昌歿於崇禎十四年（1641），其時明朝日薄西山，已近衰亡，明末對西南地區的戰事和經營沒有得到鞏固。“漢奸”一詞自明崇禎十年出現後，一直沒有流行開來。” “康熙年間，田雯的《黔書》沿用了明代”漢奸“一詞的含義。康熙年間，貴州提督張文煥《奏陳遍歷黔疆目擊要地情形折》中兩次使用了漢奸一詞：“附近古州，八萬苗地，其各寨之中又有漢奸指使生事，況通省苗彝所有器具，不過弩弓標槍之類，鳥槍間或有之。” ^[1] 

到乾隆年間依然沿用這樣的含義，但已經出現了某些變化，開始用在漢族之外。《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節，“（乾隆）十二年，授雲貴總督。疏言：‘苗、裸種類雖殊，皆具人心。如果撫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變。臣嚴飭苗疆文武，毋許私收濫派，並禁胥役滋擾。至苗民為亂，往往由漢奸勾結。臣飭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貴州思州諸府與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饑民百餘入貴州境採蕨而食。臣已飭貴州布政使、糧驛道以公使銀賑濟。如有續至，一體散給安置。’”阿桂《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四十六：“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奏攻得布朗郭宗底木達等寨僧，格桑之父澤旺業已就獲，澤旺雖非首惡，亦系大逆，縁坐之人，自當解京嚴訊。土舍安都爾為逆黨濟惡，要犯通事虎兒，曽至內地，今為賊酋出力管事，即與漢奸無異，均應解京治罪。”值得注意的是，土舍安都爾和”通事“虎兒，“均應解京治罪“”，也被乾隆比為“漢奸”。 ^[3] 

道光年間西方列強入侵，“漢奸”的含義發生了變化。此時的“漢奸”多指的是背叛國家，為洋人效力，從事刺探情報等破壞通敵活動的中國人，其所損者乃中國之利益，比較接近現在的説法。見貝青喬《咄咄吟》（貝青喬於鴉片戰爭爆發後，隨同揚威將軍奕經赴浙江抗英，把他兩年多所見所聞之種種咄咄怪事寫成大型紀事組詩一百二十首，名曰《咄咄吟》）《咄咄吟·捲上》載：”初，琦善以直隸總督，誤信漢奸之言，奏參林則徐嚴辦粵東鴉片煙，不足服英夷心。上乃革林職而以琦善代之“。該書進一步指出，最早的漢奸主要是隻是那些因為參與鴉片走私和信奉西方天主教而傾向英國，出賣國家利益給英國的中國人。《咄咄吟·捲上》載："或謂將軍曰，軍機之洩，由於漢奸；漢奸之來，由於禁絕鴉片煙，蓋中國販煙者，恆與大小各衙幕友家丁相結納，今既嚴禁販煙則此輩無可分肥,勢必狼狽為奸，甘為夷用，以潛探我軍機。”“欲知幕友家丁之為漢奸，非嚴究天主教不可。天主者，英夷之祖，名耶穌，漢奸多奉其教者也”。在1900年（光緒26年）中國向八國宣戰的詔書中，已經有“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決無寬貸”。這裏漢奸的含義已經與現在基本一致了。

清末，中國同盟會倡導武裝革命，凡是幫助維持滿清政權的人——包括康有為和梁啓超等改革派都被罵為“漢奸”。此時的“漢奸”體現了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的要求，有利於實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目標。

中華民國建立後，“漢奸”的含義演變為現在的含義，即背叛祖國、出賣國家利益的人，不限於漢族。

漢奸語彙後來甚至成為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國民政府訂有《懲治漢奸條例》（1938年）、《處理漢奸條例》（1945年），以此當作打擊政敵（主要是汪精衞的汪偽國民政府）的主要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也曾經發布《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財產的指示》（1951年），以此對特定人士進行政治鬥爭。

一個有關漢奸這個詞的提法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移居馬來西亞的商人陳嘉庚向重慶國民政府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這個提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被鄒韜奮稱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抗日戰場上，為日寇作戰的偽軍達到90萬之眾，人數之多，猶如過江之鯽。抗戰時期漢奸大量出現，的確令人深思。漢奸出現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抗戰時期漢奸之所以大量出現，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漢奸的產生與近代中國長期不統一密切相關。

民國初年以來，中央政權的力量式微，國內派系林立，軍閥橫行。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統治後，這種局面也沒有完全改變，地方與地方之間，國民黨與其它政治力量之間，國民黨內的派別之間，鬥爭十分激烈。某個派別的領導人在爭奪中央政權而不得或為了保存自己實力的情況下，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和利益誘惑，可能就會選擇投降的道路。

因為近代中國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事實上出現了許多獨立王國。這種狀況導致部分民眾對國家沒有認同感，國家觀念淡薄，而地域觀念很強。而西方列強為了各自的利益，在華紛紛扶植自己的勢力，上述狀況都便利了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制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清朝被推翻後，中國長期陷入戰亂。接連不斷的戰爭使得百姓流離失所，民生凋敝。意志力薄弱的人就當了漢奸。抗戰時期中國生靈塗炭，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進行焦土抗戰，中國民眾潛伏後，不去殘暴。漢奸卻因為個人意志力淪為叛徒，令人憤慨。

五四運動以來全盤否定傳統，但又沒有建立起一種新的文化，外來文化的衝擊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當時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及道德觀念出現某種程度的混亂，漢奸思想意識的流行與此也有一定的關係。英國僑民柯爾斯曾這樣描述上海一帶居民的生活，“這裏商業已經進入了繁榮的階段，金錢的魔力已經顯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這句話批評當今許多人的行為，就像英國工業革命以後，道德品質，出現了一種普遍的淪喪和墮落。”關於日本人收買漢奸的手段，柯爾斯感到驚訝，“他們就像到市場採購物品那樣隨便和容易，發現合適的目標後，就想法接近獵物，赤裸裸地用金錢勾引。”

汪精衞、陳公博、周佛海、劉鬱芬、梁鴻志、傅筱庵、殷汝耕、李士羣、陳璧君、丁默邨、王克敏、張景惠、張海鵬、張嘯林、張敬堯、郝鵬舉、梅思平、季雲卿、石友三、王揖唐、章宗祥。 ^{[34-35]  [39-40]} 

黎智英 ^[4]  、陳方安生 ^[5]  、李柱銘 ^[6]  、何俊仁 ^[7]  、李永達 ^[7]  、林卓廷 ^[7]  、吳文遠 ^[7]  、黃之鋒 ^[8]  、羅冠聰 ^[9]  、餘茂春 ^[10]  、楊嶽橋 ^[11]  、岑子傑 ^[12]  、周庭 ^[13]  、黃台仰 ^[14]  、戴耀廷 ^[15]  、招顯聰 ^[16]  、李登輝 ^[17]  、朱凱廸 ^[18]  、何韻詩、陳日君 ^[19]  、陳浩天 ^[20]  、周永康 ^[21]  、李卓人 ^[22]  、石平 ^[23]  、許秀中 ^[24]  、李亨利 ^[25]  、馬繼生、梁國雄、杜汶澤、黃秋生 ^[26]  、朱耀明 ^[27]  、陳健民 ^[27]  、梁頌恆、遊蕙禎 ^[28]  、莫乃光 ^[33]  、岑敖暉 ^[29]  、郭家麒 ^[30]  、譚文豪 ^[31]  、黎恩灝 ^[31]  、林朗彥 ^[32]  、鍾翰林 ^[32]  、曾志健 ^[32]  、鄭文傑 ^[36]  、蘇貞昌 ^[37]  、游錫堃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