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

項羽以“巴蜀漢中四十一縣”封劉邦，以治所在漢中稱“漢王” ^{[12]  [13]}  ，稱帝后遂以封國名為國號，又都城長安位於劉秀所建東漢都城洛陽的西邊，故稱“西漢”，而劉邦建立的漢室在劉秀所建漢室之前，故又稱為“前漢”。 ^[14] 

西漢或前漢的代號也有西京一説。西漢都長安，東漢都洛陽，相對地理方位一西一東，故稱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兩都城分別是西漢和東漢的政治中心，又引申西漢為“西京”，東漢為“東京”。《後漢書·皇后紀》論：其餘無所見，則系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雲尓。王先謙《集解》引惠棟雲：“謂繼前漢《外戚傳》也。”范曄所言“西京”，清人惠棟説是“前漢”，這就表明“西京”是“前漢”，即“西漢”的代稱。 ^[14] 

秦末天下大亂，劉邦和項羽趁勢而起。項梁立楚王的後代為楚懷王（後改為楚義帝） ^[15-16]  ，並且各自舉兵討伐暴秦。劉邦於前207年12月率先攻入關中 ^[17]  ，秦王子嬰投降，劉邦入據秦都咸陽。項羽未實現“先入關者為王” ^[13]  的約定，後退軍霸上 ^[18]  。此後，項羽漸握大權，並建立西楚，分封諸侯，立楚懷王為楚義帝，自封“西楚霸王” ^[16]  。一共分封18個諸侯， ^[19]  將劉邦封在巴、蜀、漢中地，且將劉邦的封國國號定為漢。 ^[12] 

前206年八月，因楚義帝為項羽所弒，劉邦揮軍東出，拜韓信為大將，公開聲討項羽，拉開了楚漢之爭的序幕。前期雖屢屢受挫，但知人善任，重用韓信、張良、蕭何等人才，在最後的垓下戰役中，劉邦贏得勝利，項羽自刎烏江，西楚覆滅。 ^[20-21] 

前202年二月，劉邦大軍行至氾水之北時，楚王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等諸侯王聯合上書，請求劉邦稱帝， ^[22]  經過幾次謙讓後劉邦才答應。 ^{[13]  [22]}  二月初三劉邦在汜水之北的定陶（今山東菏澤市定陶區）稱帝，建國號為漢。 ^[23] 

劉邦起初定都洛陽，婁敬向劉邦分析了將國都定關中的好處， ^[24-25]  ，使劉邦有定都長安之意，但遭羣臣反對。 ^{[26]  [175-176]}  劉邦問張良，在張良的支持下入主關中，因咸陽宮戰亂損毀，故先在秦國舊都櫟陽暫居， ^[190]  同時命少府陽城延在原秦都咸陽以東的長安鄉修建新城，至漢高祖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規模，正式遷往長安。

西漢建立後採取“休養生息” ^[27]  的國策。休養生息政策自劉邦開始，歷經幾代統治者，執行了六七十年。取得“海內殷富，國力充實”的成就。班固曾言：“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28]  ”

劉邦稱帝后採取“郡國制”，郡縣和封國並存，在中央實行與秦朝相同的三公制，地方實行分封制。 ^[29]  皇帝分封侯國和王國，其中侯國只享有封地內的税收而無軍事和行政權並受郡的管轄，而王國則擁有獨立的政治和軍事權力。對內注意興修水利，減免賦税，為恢復農業發展創造條件；對外則和親匈奴，維持邊區和平。漢初的政策對恢復經濟有顯著效果，但亦導致一些弊端，對內的輕徭薄賦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強勢力日大，形成土地兼併；對外則匈奴寇邊日頻。

劉邦晚年對有大功的異姓諸侯王起了猜忌之心。韓信最終被蕭何用計被呂后處死， ^[30-31]  隨後彭越、英布等異姓諸侯王也相繼被剷除，取而代之的是劉姓諸侯王。劉邦曾立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32]  ”前195年，劉邦在討伐英布叛亂時受傷，不治身亡。

劉邦死後，呂后逐漸掌權，繼位的漢惠帝因受到呂后的刺激抑鬱而終，漢惠帝死後，呂太后連立前後少帝為傀儡，並漸漸削弱劉氏，並封諸呂為王，掌握朝政長達十五年。 ^[191] 

呂后死後，大臣不滿呂氏干政，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施計奪取呂氏的兵權。 ^[33]  並迎立劉恆繼帝位，是為漢文帝。 ^[34]  劉恆即位後減免賦役、主張寬刑，其子漢景帝劉啓即位後沿襲，文景二帝主張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倡導以農為本，進一步推行“輕徭薄賦”、“約法省禁”的政策，使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在此期間國力顯著增強，史稱“文景之治”。 ^[35] 

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詔“除田之租税”；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併成為漢朝的定製。文景時還減少地方的徭役、衞卒，停止郡國歲貢，開放山澤禁苑給貧民耕種；並頒佈了賑貸鰥寡孤獨的法令。這些措施的施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文景之世，“流民既歸，户口亦息”，糧價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數十錢”。 ^[192] 

文景時期，文帝、景帝以“無為而治”，在恢復經濟的同時，“懲惡亡秦之政，倫議務在寬厚”，推行“約法省禁”的政策，廢除一些嚴刑苛法，如妻孥連坐法、斷殘肢體的肉刑等，並減輕笞刑，以緩和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因此，許多官吏斷獄從輕，不求細苛，以至有“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斷獄數百，幾致刑措”之説。這和秦時“斷獄歲以千萬數”的慘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對恢復和發展生產起了一定的作用，從而使專制統治進一步鞏固。 ^[36] 

此外，文、景重視生產，帶頭籍田，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廢除酷刑，寬減刑罰，因而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秩序日益安定。國家財富日益增多。 ^[192]  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 ^[37]  。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台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38]  ，經過文景之治的治理，西漢國勢蒸蒸日上，為大規模反擊匈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1] 

漢景帝在位期間進行削藩，爆發七國之亂，委任周亞夫平定 ^[39]  。七國之亂後，漢廷設法剝奪諸侯王的力量，加強中央集權。 ^[192]  文景時期，西漢仍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然匈奴仍屢屢犯境，邊患日益嚴峻。

漢景帝死後，劉徹即位，即漢武帝。漢武帝在位期間對內頒佈推恩令，削弱諸侯王勢力；並將鹽鐵和鑄幣權收歸中央。對外派衞青和霍去病反擊匈奴，將匈奴驅逐至漠北，始通西域，開闢絲綢之路； ^[40]  但對外的戰爭也大量損耗了國力，賦役繁重、刑罰嚴苛導致後期發生民變；因開銷甚大而創立“均輸”、“平準”官，與民爭利。另外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了中國專制社會的正統思想。

漢武帝時期，四處征戰，吞併衞滿朝鮮、收復南越、降服西南夷、遠征大宛，開拓了北抵陰山、西逾葱嶺、南包交趾、東並朝鮮的遼闊疆域，奠定了漢地的範圍 ^[41]  。

漢武帝在位期間奠定了西漢強盛的局面 ^[42]  ，故有“功莫大於秦皇漢武”之稱，漢武帝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均有建樹，因此歷代史學家對其充分認可和讚歎。 ^[43]  漢代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稱讚他：“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44]  ”清人趙翼在書中説：“武帝駕遠馭……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毛澤東亦非常欣賞漢武帝，稱其“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詔，不失為鼎盛之世。” ^[193]  漢武帝晚年頒佈輪台罪己詔，自我反省過錯，重啓漢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致使國勢趨於穩定，為昭宣中興奠定了基礎。 ^[21] 

劉徹之後，漢昭帝、漢宣帝相繼即位，任期內西漢經濟繁榮、政治穩固、文化昌盛、科技發達、疆域遼闊、四夷賓服，被今人合稱為昭宣中興。 ^[45] 

漢宣帝時期，西域各國紛紛脱離匈奴歸附西漢，中原與西域交往日益頻繁。前61年擊敗西羌，後委任將軍趙充國實行屯田，加強邊防，使羌人歸順。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率萬餘人歸附 ^[46]  ，鄭吉大破車師、威震西域，漢宣帝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北），正式設西域都護府，監護西域諸城郭國，總管西域事務，保障絲綢之路的安全與暢通，正式將西域納入中國版圖。 ^[9]  匈奴呼韓邪單于於前51年朝見漢宣帝於甘泉宮 ^[47]  ，降服匈奴為北藩解決邊患問題 ^{[8]  [48]}  ，促使西漢國力達到極盛，史稱孝宣中興 ^[49]  。

前49年十二月，漢宣帝駕崩，太子劉奭繼位即為漢元帝，漢元帝在位時期崇尚儒術。前36年，匈奴郅支單于被陳湯斬殺於康居，發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的時代強音， ^[50]  至此唯一反漢的匈奴單于被剿滅，漢匈戰爭告一段落。前33年，呼韓邪單于入朝求親，漢元帝以宮女王嬙與之和親。 ^[51]  漢元帝在位後期，因土地兼併盛行、中央集權衰落、階級矛盾加深致使西漢由盛轉衰。

西漢後期，政治日益腐敗，土地兼併成風，社會動盪不安。面對這種形勢，有不少人向朝廷提出解決危機的辦法。漢哀帝時，大司馬師丹針對當時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的現象，提出對貴族豪富佔田及奴婢的數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詳盡的措施：從諸侯王到吏民百姓，擁有田產最多不能超過三十頃；佔有奴婢的數量，諸侯王不得超過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過一百人，關內侯、吏民百姓不得超過三十人；富商大賈不得做官、不得擁有田產；田產、奴婢數量超過以上限制者，一律沒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歲以上者，可以免為庶人。 ^[52]  由於當時絕大多數豪強地主、貴族官僚都早已超過最高限額，因不願放棄自身利益，所以這個建議剛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閣，成為一紙空文。切中時弊的建議無法實施，荒誕、迷信的理論蔓延起來。漢成帝時，齊人甘忠宣揚漢代將終，應當改朝換代 ^[53]  ，甘忠以假鬼神罔上惑眾的罪名下獄病死。甘忠的弟子夏賀良又提出漢歷中衰，當更受命的理論，他對漢哀帝説：成帝不應天命，所以絕嗣。現陛下久病不起，災異屢現，正是上天對世人的警告。為了延年益壽，生育子女，杜絕洪水災異，應當更改年號。

內外交困的漢哀帝，在黃門侍郎李尋、司隸校尉解光等人的慫恿下，將這種作法當成救命的稻草，宣佈再受命，主要內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前5年）為太初元將元年，改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一個多月以後，漢哀帝的病情沒有好轉，卻發現夏賀良與李尋、解光等人串通勾結，企圖罷退丞相、御史，以李尋、解光輔政，進而控制政權，遂將夏賀良下獄處死，李尋、解光也被流徙到邊郡。

此時的劉姓皇統在社會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經失去威望。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崛起，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頌其功德者竟達487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斷向王莽獻祥瑞，為其製造代漢的輿論。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擁護下，由“安漢公”到“假皇帝”，終在8年十二月，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新”，西漢滅亡。

漢武帝時期武功昌盛，大規模開疆拓土，漢朝國威遠揚。元朔二年（前127年），遣衞青北擊匈奴收復河南地，置朔方郡、五原郡 ^[54]  ；元狩二年（前121年），漢將霍去病出隴右擊滅居於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 ^[55]  ，以其地設武威郡、酒泉郡 ^[56]  ，後又分出張掖郡、敦煌郡 ^[57]  ；元鼎六年（前111年），攻滅南越國並進佔海南島，於該地設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58]  ，又平西南夷設犍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六郡 ^[59]  ；同年又平定東甌、閩越，將其民遷往江淮 ^[60]  ；元封二年（前109年），吞併滇國置益州郡 ^[61]  ，將西南邊界推進至雲南哀牢山和高黎貢山；元封三年（前108年），滅亡衞氏朝鮮設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 ^[62]  ；太初三年（前102年），又遣光祿勳徐自為築外長城之光祿塞和居延塞 ^[63-64]  ，將西漢北疆推進到戈壁沙漠一帶，自此奠定了漢地的基本格局；到了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又在烏壘城（今輪台縣）置西域都護府，正式在西域設官、駐軍、推行政令，開始對西域的控制。 ^[65] 

西漢極盛疆域東並朝鮮、南據交趾、西逾葱嶺、北抵大漠，國土東西寬9302裏，南北長13368裏。是當時世界上領土遼闊而強盛的國家。 ^[194] 

西漢地圖(13張)

漢初年設13郡7國，到漢平帝時，全國有103郡，1314縣，32個道，241個侯國。 ^{[66]  [194]}  長官最初稱郡守，景帝時改稱太守。

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設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縣級政區。2年，共有縣、侯國、邑、道等縣級政區1587個。萬户以上的縣稱縣令，萬户以下的縣稱縣長。

行部（又稱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設了13行部，每個行部管轄若干郡（國）。但此時的行部是監察區，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區。

劉邦和開國功臣出身低微，從而在漢初形成布衣將相的局面。春秋戰國以前世襲貴族主宰政治的時代基本結束。漢朝統治者吸取秦朝短命而亡的歷史教訓，變秦朝的急切苛刻為漢初的寬筒疏緩，奉行黃老思想，實施“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並在此基礎上成就了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文景之治”。 ^[21] 

參見：三公九卿

漢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到了漢惠帝、呂后時期分為左右丞相，漢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 ^[67]  其職權大抵如陳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68]  宰相的具體權力分為五個方面：選官權、督察百官並有一定的執法權、上計考課權、總領朝議與奏事權、封駁與諫諍權。 ^[69] 

除了丞相制度外，太尉、御史大夫，分別掌管軍事、政務和監察，與丞相統稱為“三公”。“三公”之下，設有掌管國家軍政和宮廷事務的“九卿”。地方行政機構，除沿襲秦朝的郡縣制外，漢初還分封諸侯王，形成郡國交錯的局面。郡縣官制承襲秦代，封國官職仿照中央。 ^[201]  縣以下的基層組織仍為鄉、裏。這樣就恢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統治機構。

漢武帝時期，出於加強皇權、弱化相權的目的，設立內朝逐步對相權進行削弱，並通過頻繁更換宰相以及以細事誅殺宰相來加強皇權、樹立自身對中央政權的控制。內朝的設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後，在漢武帝統治期間對外戰爭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內朝作為一項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與成熟的。內朝具有根源於皇權的巨大的依附性，脱離皇帝領導，內朝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權力機構存在。同時，宰相不得過問內朝事務，也使得內朝成為政權內部一個相對於外朝的獨立單位。總之，從中央集權的角度來看，內朝的設立增強了皇帝對朝政的控制權，使得專制制度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使得以宰相為首的外朝逐漸退化成為一個大政方針政策的執行機構。

參見：察舉制、徵召

漢初，官吏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按軍功爵位的高低，選任各級官吏，二是選自郎官，即郎中令屬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議郎等。郎官的職責是守衞宮殿和做皇帝隨從，如果經過一段時間，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額，即可由郎官中選用。軍功地主到武帝時已經沒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貲選”，難於選拔真正的人才。

因此，漢武帝即位後，為了擴大統治基礎，在除沿用上述制度外，頒行了一套新的選官制度：

參見：九章律

劉邦在入關之初的時候就約法三章， ^[70]  但只是臨時措施。西漢建立後，劉邦令蕭何根據《秦律》制定《漢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連坐法，在秦律的基礎上，又增加三章，合為九章，故稱《九章律》。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須無條件執行。 ^[202] 

漢武帝為了加強對地方官吏的控制，於前106年，把全國分為13個監察區，稱為“州部”。每州設刺史一人，以監察地方。刺史每年秋天巡行郡國，以“六條問事”。第一條是監察“強宗豪右”，其他五條是監察郡守、尉和王國相。凡地方官吏不奉詔書、苛虐百姓、察舉不公，子弟不法。或與豪強有勾結行為的，刺史聞察後，直接上奏皇帝，進行制裁。這對抑制地方豪強勢力、加強中央對地方官吏的控制有明品的作用。 ^[203] 

為了鞏固統治，西漢建立了比秦朝更為完備的武裝力量。西漢前期是實行徵兵制，以正卒兩支來守衞京師。一支為南軍，守衞宮城，歸衞尉率領；另一支為北軍，保衞京師，歸中尉率領。兩支各有兩萬人。武帝時，各減至一萬人。正卒一年一輪換，不利於保衞京師。漢武帝時期強化了軍隊，着手組建職業兵為侍從軍和禁衞軍，增設樓船（水軍）等軍種。軍隊的加強，使中央集權有了更堅強的支柱。同時也加強了對外和對內鎮壓的力量。 ^[203] 

侍從軍有三支，就是期門、羽林和孤兒。期門軍是漢武帝於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騎射者組成，共約有一千人，歸光祿勳掌管。因常為侍從漢武帝而期待於殿門，故有“期門”之名。羽林騎是於太初元年（前104年）選六郡良家子組成，約七百人，亦屬光祿勳。羽林騎原叫做建章營騎，因守衞建章宮而得名。後更名“羽林騎”，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羽林孤兒是由戰死者的子弟組成的，因養在羽林官署，教習戰射，而有此稱號。 ^{[203]  [217]} 

禁衞軍是於元鼎六年（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約七百人，由八個校尉率領，因稱“八校尉”。八校尉為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來，是職業兵，這是中國古代有募兵制的開始。這支軍隊後來發展為西漢的軍事主力。 ^[217] 

在地方，有經過訓練的預備軍叫郡國軍，根據地區的具體條件，分別設材官（步兵）和騎士（騎兵），這些預備隊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備軍和預備軍的兵員，都由郡國徵調來的“正卒”充任。 ^[203] 

參見：漢朝經濟

西漢時期牛耕和鐵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業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紡織業和瓷器製作發達。西漢是中國古代商業非常發達的一個朝代，國家的穩定和交通的發展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不僅國內貿易，而且對外貿易也非常發達。通過絲綢之路西漢甚至與古羅馬、印度等國家有間接的貿易關係。 ^[71] 

漢初，為了恢復經濟和農業生產上的需要，西漢政府曾下令禁止殺牛和盜牛，並曾在北方邊境設苑養馬。這一舉措使得廣大農民更加視飼養牲畜，牛耕，也輔以馬耕進一步普遍，在黃河流域逐漸盛行起來。而在江南地區由於開發晚和冶鐵業不發達，還處的火耕水耨的狀態。 ^[177] 

鐵製農具的製作與使用比較廣泛，在漢武帝時期，冶鐵業歸國家壟斷，鐵器的推廣更為迅速。不但中原地區普遍使用鐵器，而且推廣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鐵製農具的種類也增多了。僅鐵犁中，就有鐵口犁鏵、尖鋒雙翼犁鏵、舌狀梯形犁鏵，還有大型的犁鏵。 ^[177]  水利工程的大量興建，耕作技術有了顯著的改進。特別是在山東安丘、河南中牟和陝西西安、咸陽等地都發現有鐵犁壁。犁壁的發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個重大發展。沒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鬆土、起壠作畝的作用。 ^[218] 

西漢的水利事業比戰國時期有了新的發展。突出的是治理黃河和關中等地興修了一些較大的水利工程。漢初，黃河屢次決堤。前132年，黃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氾濫成災，遍及16郡。前109年，漢武帝徵調幾萬民工前去修治。經過這次治理，黃河在八十年間沒有發生大災。治理黃河是西漢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 ^[204] 

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了幾條較大的灌溉渠。前129年，為了轉輸由關東西運的漕糧，在徐伯的領導下，徵發幾萬民工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東注入黃河，長達一百多公里。修成後，不僅使這一段的漕運時間縮短一半，而且使沿渠兩岸萬餘頃地受益。與此同時，又修龍首渠。這條渠是從陝西澄城縣狀頭村引洛水灌溉陝西蒲城、大荔一帶田地。渠道要經過商顏山。這裏土質疏鬆，渠岸易於崩毀，不能採用一般的施工方法。於是發明了“井渠法”，使龍首渠從地下穿過七里寬的商顏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條地下水渠。前111年，在鄭國渠上游修了六條輔助的小渠，稱六輔渠。 ^[178]  前95年，從仲山口（陝西涇陽西北）引涇河至櫟陽（陝西臨潼櫟陽鎮），這就是白渠。全渠長近二百里，灌溉農田4500餘頃，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東泰山下引汶水灌溉農田，在甘肅境內引黃河水灌田，在安徽境內引淮水灌溉，等等。 ^[205] 

隨着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耕作技術也有提高。漢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總結了西北地區抗旱鬥爭的經驗，推廣了“代田法”。所謂“代田法”就是將每畝田分成六份-三壟（壟台）三甽（壟溝），每年壟甽互換位置以休養地力。具體辦法是甽寬一尺，深一尺壟也寬一尺，壟甽相間，把種子種在甽裏。出苗後，除去壟邊雜草並翻土以培苗根。到夏天，則壟盡而根已深。次年，互換甽和壟的位置，依樣種植。 ^[177] 

趙過還發明瞭耬車。耬車是一種播種機，能同時播種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種效率。漢武帝曾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這種新式農具。遼陽三道壕西漢晚期村落遺址中發現過一件鐵製耬足，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墓葬壁畫上的三足耬畫像，證明當時已廣泛採用耬車播種技術。 ^[177] 

到漢成帝時，氾勝之又總結了一種新耕作方法─“區種法”。是一種園藝式耕作技術，把土地劃成許多小區，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細作，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177]  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耕地面積也不斷擴大，到西漢末年，墾田面積已達8270500餘頃，人口達六千餘萬，比秦朝增加兩倍以上。 ^[179] 

漢代之前主要靠人工春米或其它穀物。漢武帝時，已經有了用畜力拉的大石磨。此外，腳踏的“戥碓”，利用水力的水碓和水碓磨，篩谷用的風車，在西漢也都已出現。桓譚《新論》在談到糧食加工時説：“及後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春，又復設機關，用驢、贏、牛、馬及役水而春，其利乃且百倍。”河北滿城中山王陵墓曾出土過一件用畜力拉、帶有銅漏斗的大石磨。史學界一直認為扇谷用的風車到北宋時才出現。在河南洛陽和濟源漢墓中出土了兩件風車模型，從而也把風車的歷史提前到了西漢。 ^[177] 

關於西漢的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晁錯曾説：“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漢初行小畝，每畝約當今0.2882市畝， ^[180]  每石約當今0.2市石。按照這個數字，漢初每市畝田地約可產粟或麥六鬥九升。《淮南子·主術訓》又提到：“一人躔耒而耕，不過十畝，中歲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淮南子》成書於漢武帝時候，開始行大畝，每當合今0.6916市畝，四石之收，摺合今制每市畝約產案或一石一斗五升。 ^[181]  不過這大概已是高產田了。 ^[182] 

漢代的冶鐵業作坊多，規模大。20世紀50年代後，在河南、山東、北京、江蘇等地發現了許多漢代冶鐵遺址，其中以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和南陽北關瓦房莊等地遺址規模最大。從遺址可以看出西漢冶煉工序集中，設備齊全。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出土了一件鐵工具，經化驗有十分良好的球狀石墨，有明顯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結構，與現行球墨鑄鐵國家標準一類A級石墨相當。同時發現炒鋼爐一座。炒鋼這一嶄新的高效率的先進技術的出現，説明西漢的冶鐵技術已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在鋼鐵冶煉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206] 

戰國時期冶鐵業一般只能冶鑄農具和少數手工工具，鍛制兵器還比較少。到了西漢，不僅能生產鐵製長劍、長矛、環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雜用工具也廣泛使用鐵製，如燈、釜、爐、剪等都已在西漢中期的遺址中發現。 ^[219] 

西漢時期漢服絲織業發達，紡織技術也有很大的提高。當時，長安和臨淄是全國絲織業的中心。長安設有東西織室，臨淄和陳留襄邑（今河南睢縣）等地設立了大規模的官營作坊，作坊的織工常達數千人之多。在絲織業發達的城市裏，有富商大賈經營的作坊。農民家庭則主要是紡織自己穿用和繳納賦税的麻布、葛布和絹帛，有時也出售一小部分紡織品。 ^[207] 

絲織品的種類很多，官營作坊以生產比較貴重的錦、繡、紗縠為主。1972年，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絹、紗、綺、錦、起毛棉、刺繡、麻布等絲麻織品，這些絲織物，用織、繡、繪、印等技術製成各種動物、雲紋、卷草及菱形等花紋，反映西漢的漢服紡織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207]  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帛畫和漢畫像石中已有單錠紡車的圖像。特別是1956年在江蘇銅山洪樓出土的畫像石上面刻有幾個人物在織布、紡紗和調絲操作的圖像，展示了一幅紡織漢服生產的生動情景。

西漢時不僅有紡紗的工具，而且出現了織布機。秦漢之際，斜織機在南北方地區已經比較普遍，在農村廣泛地採用了腳踏提綜的織機。同時還有織造提花織物的機械──提花機，提花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漢錦是漢代織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織物。經對絲織品的化學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藍靛作染料，可染成綠、紅等色。這比戰國時的染色工藝提高了一步。 ^[219] 

西漢手工業的發展，還表現手工工藝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發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長信宮燈”，製成一個宮女雙手執燈的形象，十分生動，設計更為精巧，可以拆卸，燈盤可以轉動，燈罩可以開合，隨意調整燈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宮女頭部可以拆卸，體內空虛，右臂與煙道相通；通過煙道而來的蠟炬的煙被容納於體內，以保持室內的清潔。墓中還有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是由2000多塊玉片和黃金製成的絲縷編綴而成，其製作工藝非常精美。

在西漢官營手工作坊中，主要生產者是工奴和刑徒，私營作坊中的勞動者，主要是奴隸，只有家庭手工業的生產者是“編户齊民”。

西漢的漆器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在蜀郡（今成都）和廣漢等地設置工官監造漆器。當時上層之家都使用漆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種類很多，有耳杯、盤、壺、盒、盆、勺、枕、奩、屏風等。大多色彩鮮豔，光澤照人，精緻美觀，特別是漆器上的彩繪，技巧更高，畫法瀟灑生動，奔放有力，線條幹淨流利。 ^[207] 

漢初，雖然曾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作官為吏，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山澤禁令的放弛，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 ^[72]  ，非常活躍，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響的勢力 ^[73]  。

西漢時商業經營的範圍很廣，據《史記》所載，當時市場中陳列着糧食、鹽、油、醬、果類、菜類、牛、馬、羊、布、帛、皮革、水產等幾十種商品。

漢初，聽任郡國自由鑄錢。這造成幣制混亂，阻礙了商品的正常交換，另一方面，一些貴族官僚、富商大賈操縱造幣之權，富比天子，威脅中央。吳楚七國之亂時，鑄幣便為其提供了重要財力支持。前113年，漢武帝下令宣佈禁止郡國鑄錢，把全國各地私鑄的錢幣運到京師銷燬，把錢幣大權收歸中央。成立了專門的鑄幣機構，即由水衡都尉的屬官鍾官、辨銅、技巧三官負責鑄造五銖錢。這次新鑄的五銖錢（也稱上林錢或三官錢），重如其文，錢的質量很高，便於流通，成為當時唯 一合法的貨幣。 ^[208] 

漢初，鹽鐵為私人經營，對鹽鐵經營採取放任政策，國家僅設官收税。漢武帝採納大商人孔僅和東郭咸陽建議，把私人壟斷的冶鐵、煮鹽、釀酒等重要工商部門收歸國家壟斷經營，在全國產鹽鐵的地方設立鹽鐵專賣署，並任命當地的大鹽鐵商為鹽、鐵官，管理煮鹽、製造鐵器和買賣鹽鐵等事務。不產鐵的地方設小鐵官，以熔化廢鐵作農具或用具。鹽鐵官營後，嚴禁私人鑄鐵和煮鹽。自從鹽鐵官營後，漢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鹽鐵的官吏多為鹽鐵商人，經營不善，往往產品質量低，價格昂貴，貧民購買不起。 ^[209] 

漢武帝在實行鹽鐵官營的同時，推行了均輸平準政策 ^[74]  。前110年，漢武帝採納桑弘羊的建議，在全國實行均輸平準政策。原先漢政府各部門常常搶購物資，引起物價上漲，地方上交中央的貢賦，往來煩難，“或不償其費”。而且富商大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於是由大農令統一在郡國設均輸官，負責管理、調度、徵發從郡國徵收來的租賦財物，並負責向京師各地輸送。又由大農令置平準官於京師，總管全國均輸官運到京師的物資財貨，除去皇帝貴戚所用外，做為官家資本經營官營商業。“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75]  ，調劑物價，並獲取收益。實行鹽鐵官營、均輸平準政策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209] 

為了打擊富商大賈、高利貸者的經濟力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漢武帝於前119年，頒佈了算緡和告緡的命令。 ^[76-77] 

算緡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貸者徵收財產税。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税一算（一算為一百二十錢），經營手工業者的財產，凡四千錢，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邊騎士而有軺車者，每輛抽税一算，商人的車，則徵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隻船抽税一算。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者，鼓勵知情者揭發，叫做“告緡”。凡揭發屬實，即沒收被告者全部財產，並罰戍邊一年，告發者獎給被沒收財產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爭相告緡。在楊可主管告緡事務時，告緡之風，遍及全國。 ^[76] 

上述各項措施的實行，限制和打擊了富商大賈、豪強、貴族的經濟勢力，增加了西漢政府的財政收入，暫時解決了由於戰爭和奢侈浪費所造成的困難，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經濟力量。但卻對商品經濟產生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 ^[76-77] 

當時西漢最大的都市是京師長安。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長22600多米，相當漢代六十多里長，超過古代羅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個城門，可容四輛大車並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錯，有八街（縱街）九陌（橫街）之稱。街道三道並列，與城門的三個門道相連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別寬大，是皇帝專用的“馳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幾乎全是宮殿區，佔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東、西九市，是商業活動區。 ^[210]  長安商業很繁華，在九個市場之內，聚集着各種大小商店，出賣各地的貨物。同類商店又集中在一處，成為許多市，如酒市、牛市、馬市、羊市等。這些已被考古發掘所證實。東、西九市不僅是商業區，而且也是手工業區，如市內便有官府手工業作坊。城內北邊一部分是居民區，佔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據記載，西漢末長安人口有24萬之多。 ^[221]  除長安之外，洛陽、臨淄、邯鄲、宛（南陽）、成都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大都市。 ^[220]  洛陽水陸交通方便。臨淄絲織業發達，人口密集，是齊魯的中心。邯鄲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鐵業很發達。成都的手工業，特別是蜀錦，馳名全國。西漢的城市，不僅在中原地區星羅棋佈，就是在南方地區也有很大的發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吳（江蘇蘇州）、番禺（廣州）等，或為一方都會，或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 ^[221] 

西漢的賦税制度包括田租、人口税和更賦三項。田租，是按土地徵收的賦税。漢初以來，先後實行過十五税一、十税一、三十税一和臨時免收等法。人口税，按年齡不同又分為算賦和口錢兩種，算賦即丁税，15歲至56歲男女，每人每年納120錢，稱為一算。口賦是兒童税，7歲至14歲的兒童每人每年納20錢。更賦，是一種代役税。西漢規定男子23歲至56歲之間，除服兵役兩年外，每人每年在本郡服役一個月，稱為“更卒”，不服役的，出錢2000，叫“踐更”；每人每年還要戌邊3天，不服役的，出300，由政府用錢僱人，稱為“過更”。是一種以錢代役的辦法。西漢初期賦役制度，雖然沿襲秦制，但其判削程度比秦朝大為緩解。 ^[203] 

劉邦入據關中以後，蕭何按照秦的圖書户籍徵賦課税。西漢建立後，進而把這一措施推廣到全國。下令逃散在外的農民一律返回本鄉，進行了全國的人口登記，按秦制，在縣以下建立鄉、裏、什、伍組織。鄉設三老；裏設里正，掌百家；什長主10家；伍長主5家。建立了周密的户籍制度，稱為“編户齊民”。用以督繳賦税、催派徭役、維護地方治安。 ^[203] 

秦代末年由於長期戰亂人口鋭減，西漢建立時人口約為1300萬 ^[78]  ，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至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國人口約達3600萬，漢武帝后期因沉重徭役導致在籍户口鋭減，至於史書中的”户口減半“是因民眾不堪重負逃税導致人口登記不實。 ^[11] 

漢武帝晚年頒佈罪己詔重啓漢初息兵養民的國策，繼任者霍光、劉詢沿襲，至漢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達5000萬。 ^[78]  到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在籍人口達59594978人，墾田8270536頃，為兩漢之最。 ^{[79]  [179]}  學者考慮到未納入統計的隱户及遷居漢地的外族，因此認為西漢末人口應有6300萬。 ^{[21]  [80]} 

參見：漢朝文化

賦是西漢時期的一種新的文學體裁，當時一般文人都愛作賦。漢初流行騷體賦，是從楚辭發展起來的一種長篇韻文，主要為抒情言志。代表作品有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和枚乘的《七發》等。到西漢中期，一種鋪陳誇飾的散體大賦逐漸盛行，以稱頌宮廷的豪華壯麗、渲染帝國的強盛繁榮為主要內容。中後期賦家甚多，以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和揚雄的《長陽賦》、《羽獵賦》等為代表作。漢賦內容空泛，詞句華麗，形式呆板，因而文學價值一般，但在藝術形式和技巧上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 ^[213] 

樂府詩是西漢時期的新文體。漢武帝時設立官府音樂機構，由協律都尉李延年主持，蒐集民歌加工為樂府歌曲，於是形成了樂府詩這種文學形式。由於它以民歌為基礎，所以內容廣泛，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十五從軍徵》，寫了一個長期服役的老兵，80歲時回到家鄉所看到的親故皆亡、家園殘破的景象，其他如《戰城南》、《東門行》、《陌上桑》等，都從不同的角度暴露了時弊，有一定的人民性和濃厚的生活氣息。 ^[214] 

西漢的散文一反獻體的文風，特別是文字生動，説理深刻的政論文影響較大。以賈誼的《陳政事疏》、《治安策》、《過秦論》，晁錯的《論貴粟疏》、《徙民實邊疏》，桓寬的《鹽鐵論》為代表。這個時期散文最高成就當推司馬遷《史記》，書中內容，許多傳記，內容保刻、形象生動、文筆優美，把歷史人生寫活了。《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名著，而且是一部優秀的散文集。魯迅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214] 

漢代民歌的體裁多種多樣，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形式生動靈活，其中以五言最多，是東漢以後的五言詩的先聲。 ^[222] 

春秋戰國時代有所謂“儒墨道法”，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國後，漢朝有鑑秦亡經驗，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國，是為黃老之術。直到漢武帝時，思想上已有大改變，那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為儒學深深影響中國文化之始。 ^[211] 

漢初吸取秦末農民戰爭的教訓，採取黃老思想指導的“無為而治”統治政策。“黃老學説”實際上是道家學説中的兩派。“黃”指“黃帝之學”，“老”指老子學説。黃帝之學是在戰國時期形成的一個學派。《漢書·藝文志》記載有關黃帝書5種，計有：《黃帝四經》4篇，《黃帝銘》6篇，《黃帝君臣》10 篇，《雜黃帝》58篇，《力牧》22篇。但是，由於“黃帝之學”的著作均已佚失，所以“黃帝之學”是否在歷史上作為一種獨立的學派存在過，後世不太清楚。自從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墓發現了帛書《十大經》、《經法》、《稱》、《道原》等珍貴文獻之後，這個問題就比較清楚。可以肯定，上述帛書就屬於“黃帝之學”的著作，黃帝學説是道家中的一派。它與老子學説的根本區別是：黃帝之學不僅講道，而且講法。漢初把黃老糅合在一起，成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指導思想。 ^[223] 

黃老學説的特點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統王朝的統治秩序，承認君臣關係不可改變的前提下，極力主張“無為而治”，認為統治者用少所作為的辦法，就能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統治秩序，相反，統治階級愈“有為”，民就愈“難治”；統治者的法令太多，反而使“盜賊多有”，這和原來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不同，它是一種維護統一的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漢初統治者採取“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的政策，以適應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秩序的需要。漢初的幾任丞相，大都“治黃老之術"，實行“無為而治”。如蕭何死後，曹參為相，舉事皆循舊例，無所變更。對於“言文深刻，欲務聲名”卬的人，斥而不用；對於“謹厚長者”，給予提拔，以保持政治上的穩定。所以當時老百姓歌頌道：“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一。 ^[223] 

西漢初年黃老思想的代表作是陸賈的《新語》。陸賈總結了秦王朝覆滅的教訓後，提出了無為的政治主張。他認為：“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他理想的政治是：“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徵。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也就是主張統治者對人民少干擾，使其安居樂業，這樣就可以緩和矛盾。 ^[223] 

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促進丁封建統治秩序的鞏固，為社會生產的恢復創造丁條件。但是，隨着漢政權的逐漸鞏固，出現了新的問題。“和親”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騷擾，“分封”潛伏着割據分裂的危機。因此，文帝時，賈誼上《治安策》尖鋭地指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這樣，到文景時期，逐漸由無為變成有為，儒家思想逐漸抬頭，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有利條件。 ^[223] 

董仲舒為了適應漢中期統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學獨尊，而且把孔子的學説宗教化，把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系統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他給漢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這一思想體系的具體説明，《春秋繁鍀》是其代表著作。 ^[223] 

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説和“天人感應”説。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間的一切都説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會的一切變化，國家的興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現。天意與人事緊密相連，天以祥瑞災異影響人，人的活動也能感動天。這為兩漢讖緯迷信思想的進一步氾濫提供了理論依據。董仲舒還認為天給人類社會設立了一個最高權力的“君主”，人間的皇帝就是代天意進行賞罰的權威。他説:“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民服從皇帝，也就是服從天道，誰反對皇帝就是反對上天，以此來論證皇權的神聖性，為加強皇權提供了理論根據。董仲舒在宣揚君權神授説的同時，也企圖假天之威，對皇帝的過分殘暴加以限制。他説天不是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對人民有好處，就能繼續做下去，否則天就要削奪他的皇位。這種學説當然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但它也可以被利用來反對皇權。 ^[224] 

董仲舒還大力宣揚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並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他説:“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三綱”、“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綱”，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構成了封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種統治權力。這種封建宗法思想，成為封建倫理關係的準則，束縛人民的精神枷鎖。

董仲舒還提出了“性三品”説。他認為人性是有等級的；聖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可善可惡。上等的聖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經過“教化”可以變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註定低微卑賤，只能永遠當牛馬和奴隸。他以這種地主階級的人性論來論證封建等級制和封建統治的合理性。 ^[224] 

從上述董仲舒的學説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思想核心，是從維護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的立場出發，神化專制皇權，併力圖把封建政權、神權、族權、夫權結合起來，為地主階級服務，所以長期以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所信奉。 ^[224] 

《史記》由司馬遷所著，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中國的歷史學和文學中佔有特殊的地位，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包括上下3000年的歷史，尤詳於戰國、秦、漢。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本紀12篇，按年記述帝王之事，為全書之綱；表10篇，按世代或年月分別記載歷史大事；書8篇，對古代經濟、文物、制度、天文、地理等進行專門記載和論述；世家30篇，敍述秦以前各地方政權和諸侯王的歷史和事蹟；列傳70篇，記載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隱士、説客、名醫、刺客、卜者、演員的事蹟。全書共130篇，52.6萬餘字，以人物傳記為主，輔之以編年和紀事，體例嚴整，內容豐富，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為此後2000年間的正史編纂開了先河。 ^[212] 

《七略》為劉歆編寫的中國最早的目錄學專書，漢成帝時，下令在全國徵集圖書，由劉向負責校對，整理。劉向對各種圖書校定篇目、編排次序、校勘訛字脱簡，然後寫成正本；同時對每書撰寫一篇敍錄（述內容提要、作者生平和學術源流等內容），載於書內。劉向又彙集眾書敍錄面成《別錄》20卷。但他未竟其業而亡。漢哀帝覆命劉向之子劉歆繼任校書事業、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撮要編成《七略》：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中，輯略為全書總述。後來，班固刪削《七略》而著《漢書·藝文志》。《七略》不僅是中國目錄學和圖書分類學的開端，而且是一部珍貴的古代學術史。 ^[213] 

西漢時期宗教本意在於強化君權，但在方士的影響下，漢武帝時期的宗教大典其功能在於追求一己成仙。經過儒生的不斷努力，通過改變祭祀地點、儀式與主神等方式，才在西漢末期使國家宗教政治倫理化，並恢復了其世俗性功能，從此，封建王朝的國家宗教才成為維護統治為主要目的的宗教工具。 ^[81] 

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

《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是中國最古老的數學著作。另外，從西漢時期開始中國也有非常詳細的天文記錄，包括公認的人類第一次對太陽黑子的記錄，此外針灸和造紙術可能是在西漢時期被髮明的。

西漢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讖緯神學的流行，對觀測星象很重視。長安建有很高的觀象台，天文郎晝夜不停地觀察天象的變化，如實地及時記錄下來，為天文學積累了大量資料。《漢書·天文志》就有關於流星雨、客星（恆星明亮突變現象）的記錄和太陽黑子的兩次記載。一次是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四月所記黑子的情形是“日黑居仄，大如彈丸”；另一次是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所記黑子的形狀為“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這是世界公認的關於太陽黑子的最早記錄，比歐洲早900年，伽利略在1610年方看到黑子。 ^[195]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五星佔》中，記載了秦漢之際五大行星的運行規律，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星表實物。武帝時落下閎、宣帝時耿壽昌等人曾創造了早期的渾天儀，用來觀察天象，表明西漢時的天文學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195] 

西漢的歷法成就較大。漢初，使用秦時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到西漢中期，《顓頊歷》出現了“朔晦月見，弦望滿虧”的現象，不精確。於是漢武帝命司馬遷、落下閎、鄧平和唐都等改訂曆法，於太初元年（前104年）編成了新曆，這就是有名的《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第一次把24節氣訂入曆法，並可預知日食，校正朔望，指導農時，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漢成帝時，劉歆又依據《太初曆》製成《三統曆》，規定一年為

日，一個月為

，19年置7個閏月。《三統曆》是比較精密的歷法。 ^[196] 

《周髀算經》是中國《算經十書》之一。大約成書於西政中期，主要闡明當時的蓋天説和四分曆法，在數學方面，它使用複雜的分數算法和開平方法，並最早利用勾股定理，還提出“一週三”的圓周率，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數學名著。 ^[196] 

《九章算術》是《算經十書》中最重要的一種。它的出現標誌中國古代數學形成了完整的體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著作。 ^[199]  作者不詳。西漢早期著名數學家張蒼、耿壽昌等對它進行過增補刪訂。全書分9章，246個例題。其內容包括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個章節，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從先秦到漢代的數學成就。其中負數，分數計算，聯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數學成就。上述成就比印度早八百年，比歐洲早一千餘年。此書於隋、唐時傳入朝鮮和日本，被定為教科書，現已譯成英、日、俄等國文字。 ^[200] 

通過《九章算術》和《周髀算經》這兩部書，可知西漢中後期的數學成就已經很高了。 ^[198] 

氾勝之是西漢著名農學家，曾以輕車使者的名義在關中平原提倡種麥，獲得豐收。他所撰的《氾勝之十八篇》被後世統稱為《氾勝之書》。該書總結了關中一帶農民耕作的經驗，其中最突出的是區田法（區讀音ou，即點種法）和浸種法（在種子上粘上一層糞殼作為種肥）。此外還有耕田法、種麥法、種瓜法、穗選法、調節稻田水温法等。發展了戰國以來的農學，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的技術水平。 ^[196] 

西漢時期醫學有很大發展，建立了較完整的中醫學體系。當時的醫學理論儘管有陰陽五行的外衣，但對生理現象、病理現象和治療方法的解釋，則包含着辯證觀點。《黃帝內經》和《難經》是西漢醫學理論的代表作。《黃帝內經》包括《素問》《靈樞》兩部分，《素問》闡述病理現象和治療原則，《靈樞》記述了針灸法。《難經》是講述經脈、腑臟、針法及處方的專著。當時著名醫家淳于意，醫術甚精，還注意把病人情況和治療過程記錄下來，為中國最早的“病歷”創始人。 ^[196] 

西漢時，屍體的防腐技術很高。據《後漢書·劉盆子傳》記載，赤眉軍在長安發掘了皇室陵墓，發現歷200餘年的呂后屍體“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1972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長沙馬王堆發現的女屍和江陵鳳凰山發現的男屍，在地下保存2000多年，屍體基本完好，這可以説明西漢時防腐技術已相當先進。 ^[197] 

西漢時發明造紙術。1933年在新疆、1976年甘肅地區的漢代烽寨中，1978年在陝西扶風縣的西漢窖藏中出土現了漢宜布時的麻紙片。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漢墓中出土了西漢早期的紙，繪有地圖，紙薄而的，紙面平整光滑，説明當時造紙技術已到相當水平。紙的發明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

西漢時期的美術起點是戰國時代美術的水平，生活是直接描寫的對象，開始逐步發展寫實的風格，而這也是古代美術發展的新的起點。藝術的認識生活的作用，在範圍上和方法上，都因漢代美術的發展而進入新的階段。

西漢美術題材的多方面性，説明西漢美術的百科全書的性質。文學、歷史、天文、地理、哲學等社會思想意識的內容，美術家都企圖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現。相對於這一時代的歷史水平，西漢美術的題材是廣泛地來自社會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的。

西漢的雕刻藝術有很大發展，以石雕最具代表性。保存至今的陝西興平縣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羣，引人人勝。內有一尊“馬踏匈奴”雕像，是為紀念霍去病的戰功而刻的，造型生動，神態逼真。其餘伏虎、卧馬等許多石刻，利用天然石料順勢加工而成，都氣魄雄偉、形象動人。此外，四川雅安高頤墓前的石辟邪(石像)，氣勢雄壯，栩栩如生。 ^[214] 

西漢時的音樂也有很大發展，漢武帝時李延年曾為《漢郊祀歌》十九章配樂，並組織大型宮廷樂隊，演唱劉邦的《大風歌》時，有歌隊120人。李延年又模仿張騫從西域傳來的《摩訶兜勒》曲，作“新聲”二十八解，用於軍中，稱“橫吹曲”。長沙馬王堆軟侯墓出土的木瑟、竽、十二樂律管，説明當時的顯貴之家都有自己的樂隊，也表明西漢音樂的發展情況。漢武帝以後，琵琶、箜篌等樂器從西域傳入中土，豐富了漢人的音樂。 ^[214] 

西漢初年，盛行楚舞，後來巴渝舞也傳入了長安官，漢武帝時，安息曾以驪軒“善眩人獻於漢”。西漢人喜愛舞蹈，無論民間酒會或是祭祀喜慶，一般都載歌載舞。1969年在濟南無影山發現了西漢舞樂俑一盤，上有舞俑、奏樂俑、雜技鋪、指揮俑。拱手立觀俑等，形態通真，生動反映了當時歌舞表演的場面。 ^[215] 

漢代人們善於把自己的喜、怒、哀、樂等情感通過歌舞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也是漢代歌舞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漢畫像石、漢俑中的圖像就充分地表明瞭這一點。

器樂的合奏與伴奏都不是獨立存在的，但是在民間音樂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歌、舞、百戲共同構成的宏大場面中，器樂演奏為更好地表現樂舞百戲，烘托氣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俑和漢畫像石中主要的樂器有吹奏樂器，如壎、排簫、笙、笛等；絃樂器，如琴、瑟、箜篌等；打擊樂器，如建鼓、鼗鼓、築、節等。

角抵就是摔跤，角抵在中國源遠流長。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禁止民間私藏兵器，作為徒手相搏鬥的角抵興盛起來。漢代，民間出現了一種由“蚩尤戲”發展而成的兩個人在公開場合表演的競技活動，已經具有後來摔跤的基本特色，並有着特定的文化內涵。漢代角抵活動十分普及，據載當時的角抵戲規模宏大，轟動京城，老百姓們甚至跑幾百裏的路去觀看助威。

漢武帝時擊匈奴，徵大宛，收服兩越，通西南夷，東滅朝鮮，後來設立“西域都護府”，正式將西域納入中華版圖，正是從西漢開始，奠定了中華的版圖疆域。

秦漢之際，冒頓首次統一匈奴，建立了奴隸制政權。冒頓乘楚漢相爭之機，東破東胡 ^[82]  ，西攻月氏 ^[82]  ，徵丁零 ^[82]  、堅昆等部（約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亞一帶），南滅樓煩、白羊（約今內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國北部、東北部和西北部廣大地區 ^[82]  ，擁有騎兵三十餘萬 ^[83]  ，勢力十分強大。

隨着奴隸制的形成和發展，匈奴的國家機構日益完善。最高首領叫單于 ^[84]  ，單于之下設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等，這些大貴族都統率軍隊，多的萬餘騎，少的數千騎。大貴族之下還設有各級軍官；處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户等等。這些職位都由貴族世襲 ^[85]  。單于又將全國疆土分為三部分，左屠耆王統治東邊，單于居中直接統治，右屠耆王統治西邊 ^[86]  。

匈奴經常侵擾西漢邊疆。前201年，冒頓單于圍攻馬邑，韓王信投降，次年攻晉陽（今太原）。 ^[87]  劉邦聞訊，親率三十萬大軍迎戰，被圍困於平城白登山（今大同東南） ^[88]  。後來用陳平計，向單于閼氏行賄，才得脱險。史稱平城之圍 ^[89]  。

漢初，由於經濟急待恢復，政權尚未鞏固，採取“和親”辦法，把漢室公主嫁給單于，送去絲綢、糧食、酒等物品。但是和親政策，並不能阻擋匈奴的掠奪 ^[90]  。漢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單于率騎兵十四萬攻殺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鋒到了雍（陝西鳳翔）和甘泉（陝西淳化），火燒回中宮 ^[91]  。八年後，匈奴又從雲中（內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陝西榆林南魚柯堡附近）兩郡各侵入三萬騎，長安城警報頻傳 ^[92]  。

文、景時期，雖然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 ^[93]  但為抵禦匈奴的侵擾，也作了些防備工作。如漢文帝改革了邊防軍輪換制度，用免税、賜爵、贖罪等辦法移民“實邊”。還大力提倡養馬，準備對匈奴進行反擊。

漢武帝即位後，國家的經濟實力空前雄厚，反擊匈奴的條件成熟。 ^[94]  漢武帝時期，反擊匈奴的戰爭主要在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間進行，先後打了十幾仗，其中帶決定性的大戰役有三次。

第一次戰役發生在元朔二年（前127年）。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漁陽（北京密雲縣） ^[95]  。漢武帝派車騎將軍衞青、將軍李息率兵出雲中，對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軍發起突然襲擊，匈奴白羊王逃走 ^[96]  。西漢完全收復了河南地區，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西漢在這裏設置了朔方郡（內蒙古杭錦旗）和五原郡（內蒙古五原） ^[97]  。

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出隴西，越過焉支山（甘肅山丹縣東南胭脂山）西進，入匈奴境千餘里，和匈奴軍短兵肉搏，大獲全勝 ^[98]  。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澤（內蒙古居延海），攻到祁連山，大破匈奴軍，河西的匈奴貴族損失慘重。 ^[99]  同年，匈奴內部分裂，渾邪王率四萬人降漢 ^[100]  。這次戰役後，漢在這裏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歷史上稱“河西四郡” ^[101]  。從此打開了漢通西域的道路。

元狩四年（前119年），為了徹底擊潰匈奴，漢武帝召集諸將商議，決定深入漠北反擊匈奴 ^[102]  。同年，大將軍衞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十萬騎兵，分東西兩路進軍 ^[103]  。針對匈奴認為漢軍不能遠征的錯誤判斷，西漢採取了奔襲追擊的戰術。衞青率領的西路軍，從定襄，越沙漠，北進千餘里，對匈奴單于大軍進行包圍。經過激戰，匈奴單于率數百騎突圍遠逃，其主力全部被殲，漢軍直追至趙信城（蒙古杭愛山下） ^[104]  。霍去病的東路軍從代郡（河北蔚縣一帶）出兵，深入二千餘里，跨過大沙漠，擊敗匈奴左賢王 ^[105]  。經過這次戰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無力大舉南下。

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制止了匈奴殘暴掠奪，保護了封建經濟的發展，使北部邊境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便利了漢與西域的交通。

隨着匈奴軍事力量的削弱，匈奴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鬥爭也日益強烈，匈奴統治集團發生內訌。漢昭帝時，發生了五單于爭立事件，接着分裂為南北兩部。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降漢 ^[106]  ，北匈奴的郅支單于被迫西遷，後被西漢所殺 ^[107]  。

竟寧元年（前33年），漢元帝以宮人王嬙（王昭君）嫁給了呼韓邪單于，結束了百餘年來漢、匈之間的武裝衝突。此後約有半個世紀，在北部邊境出現了和平景象。在包頭等地的漢末墓葬中，出土有“單于和親”等文字的瓦當，是漢、匈關係改善的有力證明。

前2世紀左右，西域分為三十六國，互不統屬 ^[108]  。在天山以北的準噶爾草原有烏孫、且彌等國；在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區，又分為為南道諸國和北道諸國。

北道諸國有龜茲（新疆庫車）、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車師（新疆吐魯番）等較大的國家 ^[109]  。南道諸國有莎車（新疆莎車）、于闐（新疆和田）、樓蘭（新疆羅布泊西）等國 ^[110]  。公元前2世紀初，匈奴冒頓單于征服了西域，設官徵税，並以此為據點 ^[111]  ，向西漢進攻。

建元三年（前138年），西漢從匈奴降人的口中獲悉：在甘肅敦煌一帶原來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擊，被迫西遷，對匈奴入時刻想報仇雪恨 ^{[112]  [113]}  。漢武帝為反擊匈奴，截斷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 ^[114]  ，以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 ^[112]  。張騫應募遠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餘年 ^[115]  。後來，他乘機逃走，越過葱嶺，經大宛、康居，到達大月氏 ^[116]  。但大月氏已佔有大夏故地，不願東歸。張騫只好東返 ^[116]  。他再一次衝破匈奴的拘禁，於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長安 ^[117]  。張騫的任務雖未完成，可是他沿途瞭解到西域各國地形、物產和風俗，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礎。張騫是西漢開闢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前119年，漢進軍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卻，依靠阿爾泰山以南各國的人力、物力，和漢朝對抗 ^[118]  。因此，徹底割去匈奴右臂的問題，便被提到日程上來 ^[119-120]  。同年，漢武帝任命張騫為中郎將，率領三百多隨員，攜帶大批金幣絲帛以及牛羊向西域進發 ^[121]  。張騫到達烏孫後，原定目的雖未達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 ^[122]  。元鼎二年（前115年）張騫回來，烏孫派使者幾十人隨同張騫一起到了長安。此後，漢朝派出的使者還到過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鹹海與裏海間）、條支（安息屬國）、犁軒（附屬羅馬的埃及亞歷山大城）， ^[123]  中國使者還受到安息專門組織的二萬人的盛大歡迎 ^[124]  。自此，絲綢之路正式開通。

元封三年（前108年），漢武帝命趙破奴率軍進攻樓蘭、車師，並在酒泉至玉門關一帶設立亭障，作為供應糧草的驛站和防守的哨所 ^[125-126]  。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武帝派李廣利出征大宛，擊敗大宛後，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順 ^[127]  。西漢又在樓蘭、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輪台（新疆庫車縣東）等地設校尉管理屯田，這是漢在西域最早設置的軍事和行政機構 ^[128-129]  ，為後來設西域都護創造了條件。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內亂，日逐王降漢，匈奴在西域的影響日益縮小 ^[130]  。漢宣帝乃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治所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縣境） ^[131]  。都護是西漢中央駐西域的最高長官，從此，西漢在西域的統治完全確立 ^[132]  。漢對西域有權冊封國王，頒賜官吏印信，調軍徵糧。這説明，原來包括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新疆地區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自張騫通西域後，漢族與西域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聯繫日益密切，中原地區的先進技術不斷地傳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術對西域的影響很廣泛。井渠法對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適應，後來流行於西北地區，稱為坎兒井。此外絲織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業品大量向西域行銷。西域人民也把生產經驗和創造，如繁殖和飼養牲畜的方法、種植瓜果蔬菜和豆類的技術傳到了內地，豐富了漢族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

西漢時期，在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帶，居住着許多語言、風俗不同的少數民族，當時統稱之為"西南夷" ^[133]  。在貴州境內以夜郎（貴州遵義、桐梓一帶）為最大 ^[134]  。在雲南東部也有幾十個部落，以滇（昆明一帶）為最大 ^[135]  。自滇以北，到四川涼山一帶，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為大 ^[136]  。他們過着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 ^[137]  再往西去，有巂、昆明（雲南大理一帶）等部落，他們以遊牧為主 ^[138]  。 ^[139] 

漢武帝時，西南各族人民與內地的聯繫與日俱增。漢武帝曾派唐蒙為中郎將，進入夜郎，此後夜郎及其附近的許多城邑相約歸附漢朝。漢朝在那裏設置犍為郡（治今四川宜賓）。 ^[140-141]  不久，漢武帝又派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裏設官管理。張騫從西域歸來後，漢武帝想打開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後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終因無法前進而停止。 ^[142]  公元前111年，西漢破南越之後，在西南設越巂郡（今四川西昌東南）、沈黎郡（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縣北）和武都郡（今甘肅成縣） ^[143]  。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發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為益州郡（今雲南晉寧），並賜"滇王之印" ^[144]  。這顆"滇王之印"，已在晉寧滇族貴族墓中發現。此後，西南大部分地區都歸入西漢的直接管轄之下。

秦始皇開發嶺南，設置郡縣，越、夏兩地人民的聯繫進一步加強 ^[145]  。秦末時，閩越首領無諸及東甌首領搖曾率本族參加了反秦戰爭 ^[146]  。西漢建立後，封無諸為閩越王，都東冶（福建福州） ^[147]  。公元前192年，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浙江温州），號東甌王 ^[148]  。在南越地區，原秦南海郡尉趙佗，乘秦亡之機割據南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149]  。西漢建立後，中央立趙佗為南越王 ^[150]  。呂后時，漢政府與南越關係惡化，趙佗遂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 ^[151]  。漢文帝即位後，趙佗廢帝號稱王 ^[152]  。公元前138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王便向西漢中央請求內徙，遂被遷到江淮之間，和漢族人民雜居，接受西漢的直接統治。

公元前111年，東越王餘善自立為武帝，漢武帝派遣橫海將軍韓説等分四道攻入閩越。征服了閩越地區的叛亂 ^[153]  。漢武帝又把閩越人遷徙到江、淮一帶 ^[154]  。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宣諭南越王趙興和王太后入朝 ^[155]  。南越王及太后也願意"內屬"，唯丞相呂嘉反對，並起兵殺趙興、太后及漢使者，立建德為王 ^[156-157]  。公元前112年，漢武帝派伏波將軍路博德等率軍分路進擊 ^[158]  。年底，破番禺（廣州），滅南越，將南越故地分為九郡：南海（今廣州）、鬱林（今廣西桂平縣西）、蒼梧（治今廣西梧州市）、合浦（今廣東合浦縣北）、珠崖（今廣東瓊山東南）、儋耳（今海南儋縣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 ^[158]  。從此，東南沿海地區與內地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特別是中原人民不斷南遷和許多越人遷居內地，更促進了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夏、越人民的進一步融合。

西漢時期，在中國東北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夫餘、肅慎、挹婁、高句麗、烏桓、鮮卑、沃沮等。

肅慎是古老民族，也稱“息慎”、“稷慎”等。從殷周至漢武帝時期，與中原地區經常有文化、經濟上的交流。挹婁，與肅慎屬於同一民族，挹婁在肅慎北，大致在牡丹江以東、松花江以南一帶。

夫餘是居住在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與中原地區有經濟交流。西漢時出現了階級分化，有了軍隊、牢獄、宮室等。

烏桓和鮮卑是東胡族的分支。西漢初，東胡被匈奴打敗，其中一支退居烏丸山（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西北）以自保，遂稱烏桓。烏桓還處於原始社會階段，以畜牧業為主，隨水草遷徙。漢武帝時，霍去病打敗匈奴，烏桓人請求內屬，於是遷入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等郡塞外，西漢設護烏桓校尉進行管理。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支。西漢初，被匈奴打敗後，逃至鮮卑山（內蒙古洮兒河與西喇木倫河之間），因此得名。鮮卑與烏桓為鄰，其社會風俗、習慣、語言均與烏桓相似。

高勾麗是中國東北的古老民族，周秦之際，為東北的“高夷”。居於夫餘南，鴨綠江以西。漢武帝時以高勾麗為縣。西漢後期，夫餘人朱蒙（或雲鄒平），建立高勾麗國。高勾麗人與夫餘人習俗差不多，主要從事農業，善釀酒，能歌善舞，與漢族來往密切。西漢時期，隨着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發展，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進一步形成了。東起東海，西到巴爾喀什湖，北自貝加爾湖，南迄南海，在這樣一個遼闊的疆域之內，以漢族為主體的各兄弟民族之間友好相處，通過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活動，各民族日趨融合，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正處於鞏固發展的時代。

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開拓了鏈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歐亞非的絲綢貿易就此成型。漢使到達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扜罙諸國。其中最遠到達的犁軒城，位於埃及亞利山大港。西漢文化對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影響深刻，越南、朝鮮、日本等周邊國家都接受漢文化的影響，東亞文化圈開始形成。 ^[71] 

中朝兩國之間很早在經濟文化上就有了頻繁交往。戰國時，燕、齊兩地人民曾成批地遷往朝鮮，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 ^[159]  。西漢初，燕人衞滿率千餘人奔朝鮮 ^[160]  ，後被立朝鮮王，建都王險城（平壤），統治朝鮮半島西北部。漢惠帝、呂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 ^[161]  。元封二年（前100年）秋，漢武帝派樓船將軍楊僕等分兩路進攻朝鮮。朝鮮首領衞右渠率眾抵抗，漢軍屢敗 ^[162-163]  。最後因朝鮮上層內部分裂，衞右渠被殺死，衞氏朝鮮亡，漢武帝在其原境內設漢四郡統治。 ^[164] 

西漢與東亞的日本有了友好往來關係。漢武帝時，日本有三十餘國派遣使者和漢朝交往。這是中日兩國使節往來的最早記錄。

西漢時印度被稱為“身毒”或“天竺”。早在前2世紀，中國和印度就有經濟往來。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從身毒販運去的中國邛竹杖和蜀布 ^[166]  。後來，張騫的副使也到過身毒。西漢晚期，印度的佛教通過西域也傳入中國內地。

西漢時期的南海航線還可以到達黃支國（印度建志補羅） ^[169]  ，和的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169]  ，

西漢時，與東南亞等國有了友好往來關係。

自古以來，中國和越南在經濟、文化上就有密切聯繫。戰國末期，越南北部有甌雒國。秦統一後，進軍南越及甌雒國 ^[145]  。秦漢之際，趙佗佔據南海、桂林等郡稱王自立，滅甌駱國，並通過甌雒的駱侯、駱將和蒲政進行統治 ^[149]  。漢武帝滅趙氏政權後，在越南北部設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趙氏統治方式。 ^[165] 

緬甸從前2世紀或更早的時候，就與中國之間有往來，從四川經雲南可到緬甸。當時中國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這條道路運往身毒、大夏等國的 ^[167]  。同時從交州沿海乘船去緬甸的海上航路已經開通，使兩國的聯繫更加密切。

秦漢時期就有了中國到東南亞各國的通道，除陸路經由中亞、緬甸外，還有海道，西漢對外的水路交通正式開闢。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船舶從合浦郡的徐聞縣（廣東徐聞縣西）出發 ^[168]  ，行五個月可到都元國（馬來半島） ^[169]  ，又繼續航行四個月，抵邑盧沒國（緬甸沿岸） ^[169]  ，再航行二十餘日到諶離國 ^[169]  ，然後棄舟步行十餘日到夫甘都盧國（緬甸蒲甘城附近） ^[169]  。從此處再乘船航行，最後抵達黃支國（印度建志補羅） ^[169]  。回程從黃支國起程，先到南邊的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169]  ，從此繼續航行，經過八個月抵中途的皮宗（馬來半島） ^[169]  。過皮宗後轉向東北航行回國。西漢的官營海外貿易，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私營的海外貿易則早已存在，並不斷髮展。

新疆地區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亞各國有着密切的交往。張騫出使西域，使中國和中亞、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張騫曾經到達大宛（今錫爾河上游東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康居（錫爾河下游及其以北）等國。張騫的副使還到達過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國 ^[170]  。以後漢武帝的使者還到達奄蔡（黑海以北）、條支（敍利亞）等國。中亞、西亞等國也派遣使者到西漢訪問和通商。為了適應中西交通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需要，西漢政府在西邊設立亭障，便利各國使節和商旅交通往來。從此，西漢和葱嶺以西各國的使節和商旅往來絡繹不絕。

自張騫通西域後，中西交通日見發達，除了外交活動外，商業貿易也日益頻繁。商人們除了將中國的絲織品運往西方外，中國的冶鐵技術、鐵器、井渠法等也傳入大宛、安息等國。並且通過大宛等國，往西傳至更遠的羅馬等地。同時，中亞、西亞等地的特產如毛布、毛氈、汗血馬、石榴、葡萄、苜蓿、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繼傳入中國。此外，中亞的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樂器和樂曲、舞蹈也傳入中國。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西漢末年時，通過新疆的中西陸路交通有南北兩條大道：南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鄯善（新疆羅布淖爾以南石城鎮）、于闐、莎車等地，越葱嶺（帕米爾）到大月氏、安息等國。北路經敦煌、車師前王庭（吐魯番附近）、龜茲、疏勒等地，越葱嶺到大宛、康居、奄蔡。這兩條大路成為當時中西交流的兩大動脈。那時，中國的絲織品在當時國際上享有盛譽，通過這兩條通道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所以也被稱為"絲綢之路"。

西漢這時糧食的品種，在北方以粟、麥為主，也種植少量的黍、豆、麻、高粱、粳稻等；在南方仍主要種稻。入漢以後，北方人民已改變了戰國以菽、粟為主要食糧的習慣，而以粟、麥為主食。 ^[178]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17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