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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儒通義

鎖定
晚清,廣州的博學多才學者首推陳澧,他對天文、地理、歷史、數學、詩文、樂律、文字學、書法均有造詣,無論整理文獻、改革教學、科學研究,均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一生著書116種(含未刊)。
作品名稱
漢儒通義
外文名
The han Confucianism righteousness
作品別名
漢儒通義
作    者
陳澧
創作年代
晚清
作品出處
億江南館詞
文學體裁
漢語音韻

漢儒通義作者簡介

陳澧(1810-1882),字蘭甫,世稱東塾先生,番禺縣捕屬(今廣州) 人。9歲能詩文,17歲中秀才,肄業於粵秀書院(在今西湖路大馬站),與盧同柏、桂文耀、楊榮緒被譽為“四俊”。1832年中恩科舉人。他先後向張維屏學詩、向侯康學史、向梁漢鵬學數學。
1833-1852年,陳澧先後7次應考,均名落孫山,從此絕意仕途,專心著書立説和培養人才,終成一代大家。

漢儒通義著作

陳漁精於詩詞。後人對其早年詞集《億江南館詞》評價甚高。25 歲起他轉到以經史等為主的學術研究,迭出成果,聲名遂著。廣東巡撫郭富燾曾説:“到廣東只有會晤過陳澧的,便不枉此行了。
他的早年著作《切韻考》,用雙聲、迭韻剖析了切韻法。把雙聲分為40類,其中清聲21類,濁聲19類;迭韻則以《廣韻》的4聲為準;還把全部漢語語音列表定位。梁啓超稱其為“絕作”。他還寫了便於初學音韻的《音説》;又科學地分析廣州方言,揭示其規律而寫成《廣州音説》,是最早研究廣州方言的著作。他指出廣州方言是因中原移民而保存了中古時代漢語音韻,這是他一個重要的發現。
陳澧讀凌廷堪《燕樂考原》時發現訛誤甚多,便著《聲律通考》予以論辯糾謬。他考證出音樂中的84調的流行應提前到隋唐時代,並對歷代樂理上的12律、12宮、4清聲、16字譜、唐宋28調等詳加考證和論述,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樂理和音樂史的專著。他還據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考出苟勘“笛”的聲位,而仿製了這種古筒,成為中國研究和復原古樂器的先驅。又在唐宋詩詞中考出調曲、調名,選出最符合原曲音樂的詩詞,製成樂譜,編寫了《唐宋歌曲新譜》。

漢儒通義學風嚴謹

1840年,陳澧出任學海堂(在越秀山麓)學長。他堅持創辦人阮元確立的以經史反漢魏六朝唐宋詩文為主的講學宗旨,不搞應科舉考試的時文陳俗。他以顧炎武“行已有恥,博學於文”為校訓,提出打破歷來漢學與宋學的門户之見,主張要溝通漢、宋而以義理為依歸的治學思想,發揚了清初顧炎武、黃宗裝、王夫之所開創的樸實、嚴謹的學風。他還取得官方資助,先後刊刻了《十三經注疏》、《四庫全書提要》、《通志堂經解》、《古經解匯函》、《小學匯函》、《通典》、《續通典》和漢代經學大師鄭玄《鄭氏全書》等鉅著,為嶺南的文化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典籍。

漢儒通義愛國思想

鴉片戰爭前夕,他積極提出設險以防、水師與水勇並重的反侵略戰略思想;主張“中國兵強,乃能驅策四夷”。他曾寫下了《虎門觀潮》、《得藕江書卻寄》和《炮子謠》等愛國詩篇。
1857年12月,英法聯軍攻陷廣州,他舉家避難南海縣橫沙村,還協助當地辦團練御外侮。3年後侵略軍退走,他即返廣州修葺被戰火所毀的學海堂,邀請了張維屏、梁廷楠、譚瑩、金錫齡、李應田等眾多學者名流,舉行復課典禮,並各賦詩為記,陳澧賦詩云 :
半天霞彩擁層巒,曉踏虛堂雨乍幹。戰後山餘芳草碧,春來花似酒顏丹。去年此日鄉愁黑,萬紫千紅淚眼看。難得故林無恙在,莫辭沉醉共憑欄。

漢儒通義學識過人

陳道學識過人,他指出魏源的地理名著《海國圖志》中一些不實之處,深得魏源敬服而一一改正。鄒伯奇的《學計一得》、《格術補》、《地圖》等科學著作也請他作序。他又用歐幾理德《幾何原本》來參核《墨子》中有關數學問題的論述,寫了《讀墨子》。他還整理數學習題,刊刻《弧三角平視法》。
他以9年時間著述最具經學思想的《漢儒通義》。他集漢代義理之説,論證了漢學與宋學門户之見毫無依據;提出不能以訓話(即漢學) 和義理(即宋學)來衡量學術上的分野;主張打破門户之見,互為補充,各取所長。
他考證出《後漢書》作者範譁謀反被處死是一起冤案,以豐富的史實寫了《申範》一書為其平反,在史學中獨樹一幟。他研究了《水經注》,著《水經注西南諸水考》,糾正其在温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葉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狀況的説誤。他考證了中國最早的歷法漢代“三統曆”,著《三統術詳説》。

漢儒通義《學思錄》

漢儒通義》快成書時,他投入了《學思錄》的著述。《學思錄》略仿顧炎武《日知錄》形式,但更擴展為對經、史、子、文字學等作全面和系統的考證和論述。該書每章都作史料蒐集、前人議論和自己考訂、闡述、論辯,均能獨立成為評傳、史論或學術史是陳漁學術研究的嶄新開拓。
1865年,應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郭富燾之聘,與學生趙嬰齊測繪廣東省全圖。他們蒐集大量資料和數據,繪製成《廣東圖》20卷及資料詳盡的《廣東圖説》90卷,在當時處繪圖學的領先地位。
1867年,他離開主持了27年的學海堂,轉聘於菊坡精舍(也在越秀山麓)任山長。他主張改變科舉制度,指出“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並開始用啓發式教學。在此期間,他參與了同治《番禺縣誌》編纂工作,又主編了《香山縣誌》。
1871年,他大病癒後,即將積稿數百冊的《學思錄》整理為《東塾讀書記》。
1875年,遠在江蘇的學者劉熙載深知《學思錄》的學術重要性,來信勸他把著作立即刊刻成書。他接受了,到他去世前,《東塾讀書記》已刊至第九卷,每一卷刊出,均為時人所珍視。
1881年,他已過70歲,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以他“香年碩德,學行純篤”上奏,旨賞五品卿在了,褒其“援學敦品”。1882年,逝世於菊坡精舍山長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