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市場

演出市場的主體是從事演出交易活動的組織和個人。根據其作用不同，大致可分為演出行業生產經營者、演出市場消費者和演出市場管理者等三種類型。其中演出行業生產經營者即各類營業性演出單位（文藝表演團體、演出場所和演出經紀機構）是我國最重要的演出市場主體。演出市場客體是指各類營業性演出節目，包括音樂、戲劇、舞蹈、雜技、魔術、馬戲、曲藝、木偶、皮影、朗誦、民間文藝、模特、服飾等。演出市場主體之間、客體之間及主體與客體之間、主客體與消費者之間多重關係的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完整的演出市場。 ^[1] 

表演藝術是最古老的藝術形態之一。《尚書·堯典》關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的記載，《山海經·海內經》關於“帝俊有子八人，是始有歌舞”的記述等，都是對早期表演藝術傳説的追記。中國古代表演藝術存在三個基本形式：以宮廷、官府、官僚、貴族以及地主、富豪家庭供養為主的官方表演藝術，以巫術、傳教為主的宗教表演藝術和以民風民俗為主的民間表演藝術。夏商周三代就有宮廷表演藝術。傳説周公把黃帝、堯、舜、禹、和商湯王等五代宮廷樂舞整理恢復起來創制了歌頌周武王滅商的《大武》，合稱“六代舞”。民間貴族家庭樂舞稱為散樂。巫術活動經常使用歌舞，具有宗教圖騰色彩的《儺舞》、《巫舞歷久不衰》，《周官·司巫》就有關於“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的記述。民間表演藝術比較普遍，周代就有官府派人收集民間詩歌的採風制度，《詩經》就是這種制度的最大成果。秦代專門設有樂府，漢武帝時樂府人員達800人，樂府負責掌管焦廟宴會的雅樂，也負責採集民間俗樂。此後形成制度，歷代王朝都曾設立相應機構。隋代集有《九部樂》，供宮廷演出。唐代因襲隋制，設有樂部，唐玄宗李隆基還專門設立了教練宮廷樂舞藝人的地方，即“梨園”，後世便將藝人統稱“梨園弟子”。宋代設有教坊，民代設有教坊司，清代設立南府，後改為昇平署，都是管理宮廷演出的機構。秦代以後，除了帶有巫術、圖騰色彩的原始宗教表演藝術意外，隨着道教產生、佛教傳入，也產生了相應的宗教表演藝術。隋唐時期寺院樂舞就很活躍，寺院中有俗講和散樂，內容多為演繹經文，俗稱“變文”，還有歌唱，都是為了宣傳佛教教義。這些宮廷、寺院的樂舞及其他演出活動為中國藝術史鑄就了輝煌的篇章，但它們屬於政治、宗教活動的部分，本身沒有作為商品進入市場交易。

演出市場是從民間產生的。百戲是古代對散在民間的樂舞、雜技、武術等等各種表演藝術的統稱。在秦漢以及其後很長一段時期，主要作為民間業餘的演出活動。雖然也有小規模的演出活動，但只能説出現了演出市場的萌芽。到了隋唐時期，尤其到了宋代，隨着商品經濟的發達，市井文化的繁榮。這種表演活動更為流行。北宋汴京、南宋杭州等地出現了大量表演各種伎藝的場所，即所謂“勾欄”“瓦肆”，他們是商業集中點和娛樂場所，設有舞台、樂棚、看棚，大的能容納數千人，後世中國的劇場形制在這裏已基本具備。這裏以演雜劇為主，同時還有相撲、影戲、曲藝、説書、魔術、雜技等表演。據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東京汴梁有“大小勾欄五十餘座”，“不以風雨寒暑，看棚諸人，日日如是”，“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數里。”這從一個側面説明，當時的民間演出市場已經相當發達。宋元以後，以戲曲為主體的表演藝術不斷繁榮發展。明清兩朝，各種地方戲曲大量產生，也出現了一大批以演出為謀生手段的藝人戲班，並形成了行業組織。演出市場終於在民間佔據羣眾文化生活的主導地位，演戲、看戲成了中國演出活動的代名詞。

鴉片戰爭後，西方話劇等藝術形式傳入我國，上海、北京等地相繼建起了一批擁有現代化演出設備的劇場（如1866年上海建成的蘭心劇場）。1907年到1908年春柳社在日本和中國排演了《黑奴籲天地》，1908年上海興建新舞台，引進歐美的鏡框式舞台，採取了對號入座、憑票入場，建造固定的觀眾坐席的劇場模式。新式藝術表演團體和新式劇場的出現和普及，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演出市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戰爭年代形成的文工團的基礎上，在對舊有的民營劇團進行“改人、改戲、改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礎上，吸收前蘇聯對劇院團的管理模式，形成了以國有藝術表演團體和劇場為主體的計劃演出體制。1951年發佈的《政務院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批示》，不僅對戲曲的方針、思想內容、創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對舊戲班社中不合理的制度、劇團和劇場的所有制機構的改造提出了要求。經過改造，一大批全民和集體所有制的劇團、劇場建立起來了，全國興建了大批正規的劇場和戲劇院，同時還興建了芭蕾舞、交響樂、歌劇等新的演出團體，創制和改編上演了許多深受羣眾歡迎的節目。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文化部門負責對演出活動進行行政管理。國家投資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和人才培養，為中國演出市場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和人才基礎。另一方面，計劃管理模式使得演出的生產、消費受到了行政干預的巨大影響，市場規律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劇團、劇場被解散和關閉，演員下放，演出被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嚴重破壞了藝術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演出市場重新恢復了生機與活力。隨着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演出市場正呈現出廣闊的前景。 ^[2] 

截至2023年5月底，全國營業性演出場次近9萬場，票房收入超110億元，接待觀眾2500餘萬人次。 ^[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演出市場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突飛猛進、急劇擴張階段，以及接踵而來的國內演出徘徊不前甚至不斷滑坡，港台與國外入境畸形發達、泡沫繁榮階段以後，已走向穩步發展的道路，規範有序而又充滿生機活力的演出市場體系正在形成，初步呈現出良好的整體發展態勢。

從演出市場主體來看，初步形成了演出團體、演出公司與演出場所三類演出經濟實體分工配合協作發展的主導格局；在橫向上，除了國有演出單位，集體、個人、股份制等形式的演出實體不斷產生髮展，出現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共榮的局面；從演出體制來看，傳統的計劃演出體制正在向市場演出體制轉變。國有演出單位逐步實現由事業型向企業型轉變，由福利性供給型向經營型效益型轉變。專業演出團體普遍實施以市場為導向的內部體制改革，並且取得成效，正在由單純的演出生產單位轉變成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演出生產經營單位。國有演出公司多數實現了管理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經營能力迅速提高，湧現了一批具有較強經濟實力的大型演出公司，並且已經自成網絡，形成了演出市場的基礎構架，成為演出流通環節的中堅力量。許多國有演出場所以演出為主業，積極開展多種經營。演出市場正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體制穩步轉型。

從演出類型來看，營業演出取代計劃演出成為整個演出活動的主要部類，部分計劃演出開始具有營業性質，向着營業演出的方向演變。晉京匯演日益轉變成為演出展銷。計劃演出包括政府舉辦的藝術節、評獎、匯演、調演、和節慶演出等，雖然所佔比例不大，但規模大，水平高，影響廣泛，具有強烈的代表性、示範性、導向性。營業性演出作為滿足廣大人民羣眾演出消費的主要形式，愈來愈成為演出單位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從演出的結構、佈局與形式來看，在政府的提倡與扶持下，高雅藝術與民族優秀藝術的演出場所和觀眾人次大幅度增長，社會反響強烈；通俗藝術演出繼續保持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演出市場的品類結構逐漸得到優化。區域之間加強協作，力求優勢互補，在全國演出市場的平面上凸現區域市場，進而引導沿海演出市場向內地延伸。沿海與內地的交流演出逐漸增加。中西部地區發揮自有優勢，注重地方特色，揚長避短，努力振興當地演出市場。演出市場的地區佈局趨於合理。專業演出團體走向劇場小舞台，邁向社會大舞台，積極為經濟建設服務，為各行各業服務，演出場地由劇場擴展到體育場館，歌舞娛樂場所、旅遊景點，擴展到部隊、學校、廠礦、企業，擴展到農村廣闊天地，演出形式日益多樣化。農村演出市場在專業演出團體與民間劇團、民間藝人的雙重推動下走向活躍。國外來華演出與國內演出團體出國演出健康發展，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

隨着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廣播影視音像等大眾視聽媒介越來越成為人們文化消費的主要途徑，在文化市場的總體份額中所佔比例日益擴大，地位逐漸上升，給演出市場的發展帶來了危機和挑戰。另一方面，我國演出市場仍然處於起步和培育階段，還不完善和成熟，整體上還不夠繁榮，演出不景氣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演出經營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還沒有充分建立起來，還缺乏具有時代深度和強烈藝術震撼力的經典之作，還存在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