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意不滿意

在一家名叫“得月樓”的飯館裏，青年服務員楊友生自認年輕有為，不屑於做這種“伺候人”的工作。因此工作時吊兒郎當，馬馬虎虎。給顧客拿錯了飯菜，不以為過，反而怨顧客挑剔。有時甚至出口傷人，竟罵一位年輕女顧客是“葱油餅臉”。批評並沒有使他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他一反常態，收起冰冷的面孔，硬擠出一副不倫不類的“笑臉”。從事服務性行業的人，對人和藹、説話和氣、笑臉相迎、笑臉相送，這當然會受到顧客的歡迎，可楊友生的這副奇形怪狀的笑容和一連串的嘿嘿聲卻把顧客都給嚇跑了。人們還當他是神經病發作了。同事的批評，顧客的意見，不只是使楊友生滿肚怨氣，而且也使一直為兒子的脾氣感到不安的母親着急。這慈祥的老人家也在動腦筋，想法使兒子變好。她竟然想出了“辦法”——給兒子找個愛人，也許因此會使兒子的脾氣變得温和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楊母才説服兒子隨自己到公園去和一位約好的姑娘會面。不見面還好，一見面楊友就狼狽不堪地逃之夭夭。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這個姑娘就是他罵人家“葱油餅臉”的那個女青年——某醫院的護士葉梅英。楊友生決計另謀出路。他騎車到郊區茶場找工作，受到茶場負責人的歡迎，並準備安排他做他的老行當——炊事工作。這如一盆涼水迎頭潑下，他惟恐避之不及調頭跑了。在歸途中，他騎車不慎跌倒，腿部受了重傷。一輛過路的公共汽車救了他。這些熱心關懷他的司機、乘客，他都覺得似曾相識。在醫院裏，一個戴口罩的女護士照顧他，這使他感激不已。可當這個護士摘下口罩時，真是有緣無處不相逢——又是那張“葱油餅臉”。他羞愧得無地自容。可這個護士並不因楊友生在飯館不“伺候”自己而現在就不“伺候”他。休養期間，飯館的沈師傅語重心長地向他敍述瞭解放前飯館堂倌所受的欺凌、侮辱，和今天飯館服務員所受的尊敬。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人們只有職業分工的不同，而沒有地位上的貴賤。沈師傅是市人民代表，服務員老王是商業局下放的科長，服務員小顧是市商業局長的女兒。在新社會里人們是相互“伺候”。只要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無論是哪一個職業都能贏得人們的尊敬。楊友生卸下了思想包袱，精神面貌變了，服務態度好了。顧客們由不滿意到滿意，就是那個被罵為“葱油餅臉”的姑娘也對他滿意了 ^[2]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3]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2]  [4-6]} 

196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副總理向中央電影局局長陳荒煤指出，建國十幾年沒有一部反映服務行業的電影是不“公平”的。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陳荒煤想到左翼時期就熟悉的導演嚴恭，提出由他擔起這個任務。經過交流，二人達成一致：這種題材只能拍喜劇。這時，長影廠的文學副廠長林杉從江蘇回到長春，告訴嚴恭説蘇州有一台滑稽戲叫《店堂裏的笑聲》，是表現飯館服務業的。嚴恭馬上趕往江蘇洽談改編事宜 ^[9]  。

準備工作告一段落後，嚴恭請費克和原劇作者、蘇州滑稽戲藝人張幻爾參加劇本修改。片名由《店堂裏的笑聲》改為《滿意不滿意》。《店堂裏的笑聲》講的是1958年“大躍進”中發生在兩個飯館裏的故事，為了使觀眾覺得親切，攝製組經討論決定將時間背景拉後五年，即1963年夏天，也配合了這年毛主席發出的“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 ^[4]  。

為了加強戲劇衝突，劇組對原劇的結構進行了調整，將劇情集中到飯館，把“堂口”作為社會交流的窗口，成為全片向更廣闊的社會面擴展的軸心。舞台戲劇電影化，必須完全打碎舞台結構，重新結構，確立電影思維，在“時”“空”處理上做文章，因此，嚴恭等主創對情節做了根本的改動，按電影的時、空重新組織全局 ^[9]  。原舞台劇是兩家飯店，小楊是一家合作飯店，沈師傅是在一家紅旗飯店，改編時合併為一家店“得月樓”麪館 ^[4]  ，將經常出場的19個人物的人物關係也絞在一起 ^[9]  。編劇們確定影片是以楊友生為主軸，並着力刻劃沈師傅、王科長等滿懷社會主義道德風尚人物的羣戲，因為這有利於展示時代面貌，豐富主題思想。為了強調正面人物沈師傅，還給他安排了“二送”的戲份——送工具包到碼頭、送飯到書場後台 ^[4]  。

為保持江南特色和喜劇風格，嚴恭堅持全部使用蘇州、無錫、常州三地的滑稽戲演員。針對滑稽戲演員不熟悉電影表演的情況，嚴恭制定了“放—收—放”的方針：先鼓勵演員放開了演，使導演瞭解演員對角色的理解程度和表演能力；然後，導演和演員一起分析、核理劇本、人物性格、發展脈絡，為文化程度不高的演員們講解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幫他們找正確的人物感覺，輔以名片觀摩等方法，導演進而又提出“三避”，要求演員自我嚴格檢查——“避惡”“避俗”“避飛”（阿飛式動作語氣），使演員克服滑稽戲表演誇張的舊習慣；第三，在此基礎上，鼓勵演員放開演，敢於提出自己的設想，嚴導演還把給每個演員所作的記錄，即他們在過去瞬間表現出的好苗頭、好動作細説給他們。經過一番努力，演員進入了正確創作狀態，這樣實拍時就相對順利了 ^[9]  。

該片設置的幾條線中都有技巧地安排了種種細節上的巧合與前後呼應，這些情節設置難免有些牽強，但因為各條線索交替，使巧合點散落在整體劇作構架中，反而與影片整體活潑而淡雅的格調相得益彰，顯得精緻靈動 ^[6]  。（南京藝術學院影視學院副教授秦翼評）

該片引得觀眾不斷髮笑，而且有着一個嚴肅的主題，它表現了思想意識領域中資產階級剝削思想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的矛盾衝突，滿懷熱情地歌頌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共產主義風尚。它以喜劇樣式生動有趣地反映了勞動人民內部的先進與落後之間的矛盾。該片恰到好處地運用了善意的嘲諷，不是出小楊的“洋相，而是經常把他放置在自己的錯誤缺點所造成的惡果裏，尷尬的境地在他身上造成了喜劇效果，讓自食其果嘲諷了他，他又從中受到了教育。影片對於主人公的批評教育也是採用喜劇樣式。從滑稽戲移植到電影，該片是比較成功的。整個影片的導演處理做到了通俗易懂、緊湊流暢 ^[5]  。（《電影藝術》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