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邊革命根據地

1928年2月24日，周逸羣、賀龍在領導了荊江兩岸武裝暴動之後，率賀錦齋、李良耀等人按中央原定計劃，離開石首赴湘西組織武裝鬥爭。29日，抵湖南桑植縣洪家關。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發動羣眾，集中了約3000人和700餘支槍的隊伍。3月下旬，正式成立工農革命軍，賀龍任軍長，賀錦齋任師長。下轄兩個團，由賀桂如、李雲清任團長。4月2日，工農革命軍舉行起義，攻佔桑植縣城，組建了以李良耀為書記的中共桑植縣委，成立了縣革命政權。工農革命軍的建立和武裝起義的勝利，使當地反動當局十分驚慌，即派國民黨第43軍李毓仁旅和陳渠珍部兩個團，分別向洪家關和桑植縣發起攻擊，工農革命軍因剛剛組建，作戰失利，大部潰散。周逸羣與賀龍從此失去聯繫，周逸羣即返回鄂西地區領導武裝鬥爭。賀龍率餘部轉至紅土坪，總結了失利的教訓。為了武裝鬥爭再起，賀龍、賀錦齋、李良耀、王炳南等領導人分別到桑植、鶴峯、慈利等縣邊境籌集槍彈，收攏失散人員。6月初，工農革命軍在紅土坪等地集中400餘人。趁李毓仁旅西撤之機，在小頭埠伏擊其後衞，殲敵參謀長以下官兵100餘人，繳槍100餘支以及大批彈藥，使士氣為之一振。部隊迅速發展到1500人。6月中旬以後，上級先後派陳協平、黃鰲、汪毅夫等到桑(植)鶴(峯)邊界，以加強武裝鬥爭的領導。根據湖南省委指示，成立湘西前敵委員會，賀龍為書記。接着正式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4軍，軍長賀龍，參謀長黃鱉，秘書長陳協平。下轄第1師，師長賀錦齋，黨代表張一鳴。

工農革命軍第4軍成立後，先後轉戰桑植、渫陽、石門等地，與國民黨正規軍及團防武裝開展了十分艱苦的游擊戰爭。參謀長黃鰲、師長賀錦齋先後犧牲，部隊遭到重大損失。餘部在賀龍率領下，回師桑(植)鶴(峯)邊界。至11月上旬，剩下百餘人的工農革命軍在敵軍四面包圍的嚴峻形勢下，由賀龍、王炳南、賀英分別率領移師湖南龍山、桑植和湖北宣恩、鶴峯等縣交界處轉戰遊擊。11月中旬，工農革命軍第4軍百餘人在鶴峯堰埡附近的梅坪巖休整。此時，前委收到鄧小平10月4日批示交通員送來的中共中央指示信，初步傳達了中共六大決議精神，就游擊戰爭的主要任務、游擊戰爭發展、地方暴動以及對土匪、民團武裝的策略作了指示，特別強調“在大的敵人的包圍下”，“宜竭力避免與敵人的主要力量直接衝突”。“應積極幫助發展羣眾組織”，“你們的武裝只有在廣大羣眾當中才能生存和發展”。中央的這些指示，使湘西前委明確了游擊戰爭的發展方向，對紅4軍和游擊戰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工農革命軍第4軍的一次重要轉機。

11月下旬，前委為了貫徹中央的指示信，在鶴峯堰埡對部隊進行整編，疏散病員，堅決處理了滕樹雲、朱炳章陰謀拖槍投敵事件，清除了不純分子，將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簡稱紅4軍)，仍由賀龍任軍長。此時，中共施鶴部委(即施鶴臨時特委，屬中共鄂西特委領導)書記楊維藩(已參加王錫九的“黑洞神兵”)給賀龍來信，介紹了咸豐、利川一帶的“神兵”情況，邀請紅4軍去施鶴地區開展活動。

紅4軍整編後，按中央指示精神，除留一部兵力在桑、鶴邊界堅持鬥爭外，集中主要力量，組織92人、72支槍的隊伍，從堰埡出發，向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的宣恩、咸豐、利川、建始、恩施等地進軍，以開展游擊戰爭，發動羣眾，發展武裝，開闢根據地。為了加強黨對部隊的領導，成立了黨支部，由陳協幹負責。這支部隊人數雖少，但都是紅4軍的精華，他們立場堅定，作戰勇敢，軍政素質較高，戰鬥力很強。為了迷惑敵人，取消了師的番號，設第1路指揮，由王炳南負責。11月25日，紅4軍進至宣恩縣沙道溝、高羅、李家河地區，鎮壓了一批頑固的土豪劣紳，擴軍30餘人。29日抵達宣恩縣曉關地區。此地農民乾文統以“不派夫、不出糧”為口號，成立了“神兵聯誼會”組織，曾與民團、川鄂軍閥部隊作戰。乾文統在神兵和羣眾中聲望很高，很有號召力，此次在賀龍的親切教育爭取下，率部起義，參加了紅4軍。前委根據乾文統的情況，決定將參加紅4軍的神兵仍由他負責指揮。12月2日，黃子全領導的施鶴游擊隊在宣恩草場壩加入了紅4軍。此時，中共施鶴縣委已停止了活動，楊維藩任黑洞神兵“精靈宮第1軍第1路司令”，並以“督辦利川宣撫使”的名義，東撫利川。12月3日，前委與楊維藩會合於老屋基。 ^[2] 

12月，賀龍收到中共鄂西特委來信，委託湘西前委負責領導施鶴地方黨的工作；並受中共湘西特委之託，將湘西前委改為湘鄂西前委，仍由賀龍為書記，除原有前委委員外，增補楊維藩為前委委員。此時湘鄂西前委的中心工作，就是研究如何解決好“黑洞神兵”的問題。咸豐黑洞精靈宮“神兵”組織。是清末秀才王錫九拉起來的，曾率“神兵”與川鄂軍閥部隊、土匪作戰而得到貧苦農民的擁護，成了川、鄂、湘、黔邊界的一股武裝力量。王錫九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個叫李寶山，號稱“李大菩薩“與貧苦農民尚保存有一定的聯繫；一個叫李長清，號稱”鐵枴李”，是個豪紳，橫行鄉里，民憤很大。前委根據這些情況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對其頭目，採取爭取和分化的辦法，對會眾則採取團結教育的辦法。賀龍親自找王錫九談話，做爭取工作，特別加緊了對會眾的教育工作。結果，李寶山部有八九十名“神兵”加入了紅軍。李長清正率部在利川縣汪家營為非作歹。12月14日，賀龍率紅4軍抵達汪家營，以楊維藩“利川宣撫使”的名義，去除了幾個反動頭目，繳步槍20餘支，機槍2支，部分“神兵”羣眾參加了紅軍。當地羣眾稱為“賀龍智取汪家營”。這時紅4軍已發展到300多人，100多條槍，擴編為兩個大隊和1個“神兵”大隊，王炳南任第1大隊大隊長，文南甫任第2大隊大隊長，楊維藩兼任第1特科大隊大隊長。15日，離開汪家營至川鄂交界之板橋休整，發動羣眾。23日。部隊開進恩施梭步埡，始悉恩施馬文德部因內訌，張團倒戈撤走。前委鑑於建始縣城無正規部隊，僅有團防數十支槍，決定舍恩施而圖取建始縣城。當時湘鄂西前委稱之為“建始暴動”。

12月24日上午8時許，紅4軍開始攻擊，團防僅50餘支槍，戰鬥力弱，經30分鐘的戰鬥，團防潰敗，建始縣城被紅4軍攻克?處決了反動縣長陸祖質，繳步手槍數支。下午，又處決了幾個貪官污吏。25日上午8時，焚燒了縣署一切文件、税契，發表了告工農貧民書，宣傳黨的暴動和土地革命政策和意義，受到廣大貧苦農民的熱烈擁護。當天，紅4軍主動撤離建始縣城，下午抵達恩施城南重鎮崔家場，相機解決了當地團防，繳槍1支、戰馬數匹，處決反動官吏數名。126日，紅軍突破五花寨，擊潰團防，繳槍數支。28日，紅軍抵達鶴峯鄔陽關，與陳連振、陳宗瑜部會合。陳連振和陳宗瑜父子，都是當地土家族反抗暴政的領導人。1926年12月，陳連振父子為抗捐抗税，反對抓丁派夫，在鶴峯、建始、巴東3縣邊境組織了百餘人的“神兵”，與民團、土匪對抗。後來共產黨和紅軍為了改造這支“神兵”武裝，從1928年4月起，先後派覃蘇、劉植吾、汪毅夫等黨員到鄔陽關“神兵”中開展工作，秘密吸收了陳宗瑜等人入黨，建立了黨的組織。“神兵”接受了共產黨的教育，精神面貌逐步改觀，隊伍日益擴大，在鶴峯、建始邊界形成了一小塊割據區域。此次紅4軍抵達鄔陽關，受到陳氏父子的熱烈歡迎。1929年1月3日，中共湘鄂西前委正式決定將鄔陽關“神兵”200餘人收編，編為中國王農紅軍第4軍特科大隊，任命陳宗瑜為大隊長，覃蘇為副大隊長。同時處決了清鄉委員及團董多人。這次收編“神兵”使紅4軍戰鬥力得到加強，對開闢湘鄂邊革命根據地起了積極的作用。 ^[2] 

1929年1月7日，紅4軍進攻鶴峯，掃除了外圍據點留駕司，進佔兩河口，當晚直逼攻取鶴峯縣城的必經要道觀音坡。觀音坡兩邊懸崖峭壁，中間僅有一條羊腸小道，地形十分險要。鶴峯縣反動縣長唐耀庭和常練隊隊長田少夢帶領部隊憑險扼守，並修築了工事，設有土炮和木滾，企圖阻止紅軍前進。賀龍與王炳南、陳宗瑜等商議決定，用火誘敵，以聲東擊西戰術奪取觀音坡。當晚，部分紅軍戰士打着火把在兩河口遊動，以迷惑敵人。陳宗瑜率特科大隊為前鋒，其他紅軍部隊，趁機摸上觀音坡。8日拂曉，陳宗瑜率隊以勇猛動作衝向敵陣，田少夢的常練隊見紅軍來勢兇猛，如神兵天降，倉惶退卻。王炳南率隊尾追不捨，直逼鶴峯縣城。敵設空城一座，將所有縣警備隊埋伏於縣城後山，紅軍進城時遭敵反擊，雙方大戰於城邊之威風台，隨後紅軍主力到達，向敵實施三面包圍，激戰約1小時，擊潰縣警備隊，攻佔了鶴峯縣城，繳“漢陽造”步槍數十支，俘敵百餘，反動縣長遁逃。前委為了徹底消滅逃跑之敵，命紅軍一部於11日抵太平鎮。上午7時30分，向退至東洞灣之敵發起進攻，經過激戰，全殲逃跑之敵，擊斃縣長唐耀庭及典獄官，生俘常練隊長田少夢及貪官污吏多人。此役，當時中共湘鄂西前委稱之為“鶴峯暴動”。

中共湘鄂西前委在取得“建始暴動”、“鶴峯暴動”勝利後，便考慮在地處湘鄂邊中心、地勢險要、交通不便、遠離大中城市、反動勢力較薄弱的鶴峯建立革命根據地。1月13日，正式成立了鶴峯縣蘇維埃政府，由吳天賜任主席。當天召開有600餘人參加的羣眾大會，宣佈了縣蘇維埃政綱。同時，前委由5人增至7人。設立了秘書處、組織宣傳科、農運特派員、士兵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和經濟委員會，前委下設黨支部，管理紅軍黨務。紅4軍亦進行了整編。紅4軍下設第1路指揮部及黨代表辦公廳。步兵第1中隊及“神兵聯誼會”編為第1特科大隊；大刀會、雙刀會編為第2特科大隊；楊維藩部編為第2特科大隊。共有幹部戰士400餘人，槍200餘支。前委根據敵我力量情況，認為堅守“鶴峯孤州”，一則不易守住，二則不利擴大政治影響，於是率紅4軍離開鶴峯縣城，向四周開展游擊戰爭，消滅區鄉團防武裝，發動羣眾。擴大紅軍，以鞏固勝利成果。

紅4軍在遊擊作戰頻繁的情況下，曾多次派人與中共湖南省委、湘西特委和鄂西特委聯繫。1929年初，與以上三處黨組織取得了聯繫，周逸羣不斷給賀龍寫信，通告鄂西情況和中共六大精神。1月中旬，中共六大決議由盧冬生帶到了鶴峯。賀龍接到中共六大決議後十分高興，立即在鶴峯堰埡召開了湘鄂西前委會議傳達學習，回顧檢查在湘鄂邊活動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檢查了“左”傾盲動主義在紅軍中的影響，以及在遊擊中的一些過火行為，整頓了思想作風，明確了在農村要用游擊戰爭削弱反動力量。深入發動羣眾，爭取羣眾，擴大紅軍，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指導思想，決定把開闢湘鄂邊革命根據地作為中心任務。中共六大決議的貫徹執行，使紅4軍和游擊戰爭得到更大發展，進入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新起點。

中共湘鄂西前委為了實現鶴峯武裝割據，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率紅4軍再次攻佔鶴峯縣城，成立了中共鶴峯縣委，恢復了縣蘇維埃政權；紅4軍積極向四周開展游擊戰爭，消滅反動武裝，調集縣赤衞大隊(後改編為警衞團)與一部“神兵”防守縣城；派各區游擊隊設卡放哨，防止敵人入侵蘇區；派得力幹部深入農村，運用各種形式宣傳土地革命的意義和政策；建立和發展黨的基層組織及農民協會；發動羣眾開展沒收土豪劣紳財物、取消地租、焚燒契約的鬥爭。經過1個多月的艱苦工作，鶴峯各區鄉農民協會迅速建立，縣建有赤衞大隊，各區建有警衞團。全縣還建立了5支遊擊大隊，近千人，約400多支槍(包括部分火槍)。鄔陽關還有幹餘名“神兵”在黨的影響下與反動派作鬥爭。至此基本上形成了以鶴峯縣城為中心，東起白果坪，南抵昌坪、紅土、四門巖，西至奇峯觀，北達鄔陽關、石灰窯的鶴峯縣“武裝割據”。鶴峯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對湘鄂邊的反動勢力是個沉重的打擊和極大的威脅。3月中旬，鶴峯著名土豪王文軒，以“湘鄂西民團聯防總指揮”的名義，糾合五峯縣孫峻峯、桑植縣向風翔、劉子維，以及石門縣羅效之、建始縣文華軒、巴東縣劉志斌等團防武裝共約4000餘人，分路向鶴峯根據地逼進，企圖一舉消滅紅軍和摧毀蘇維埃政權，從而侵佔革命根據地。湘鄂西前委根據敵我兵力懸殊和我羣眾基礎較好的態勢，決定以一部紅4軍為骨幹，協同縣赤衞大隊和區警衞團負責阻擊，牽制北線敵人和防守後方的任務；以紅4、軍主力先殲南線王文軒部，然後各個擊破。18日下午4時，以正面誘敵深入，左右迂迴包抄的戰術，殲滅王文軒一部於離城20裏之張家坪地區，當場擊斃“湘鄂西民團聯防總指揮”王文軒。是夜，賀龍率紅4軍乘勝追擊，王文軒餘部見總頭目已死。遂倉惶逃竄。在左翼策應進攻的孫峻峯部聞訊喪膽，不戰而逃。21日，紅4軍又擊潰劉子維、向鳳翔部，繳槍7支。北線之赤衞隊、農民警衞團和紅4軍一部在陳宗瑜、汪毅夫等指揮下，在鄔陽關地區擊潰進攻之敵。此役，紅4軍及地方武裝大獲全勝，徹底粉碎了湘鄂邊各縣民團的聯合進攻，保衞了新生的鶴峯縣紅色政權和革命根據地。

紅4軍隨着游擊戰爭的節節勝利，發展到幹餘人，槍增至300餘支，戰鬥力大為提高。3月下旬，前委又吸收了部分農民警衞隊員參加了紅軍。此時，羅峪谷志龍率土著武裝百餘人(69支槍)起義，投奔紅4軍，後編為紅4軍第2旅，谷志龍任旅長，汪毅夫任黨代表，陳碧謀任參謀長。

3月底，馬文德舊部及民團，分西北兩個方向，以包圍之勢向紅4軍撲來。前委為了保全實力計，決定避實就虛，留地方武裝堅持鬥爭，紅4軍於4月12日主動撤離鶴峯縣境，向鶴峯、五峯、石門邊界發展，以擴大割據區域。同時派鶴峯縣委委員劉植吾與長陽縣委代表接頭，計劃委任梅孝達(後叛變)為紅4軍第2路指揮，立即奪取長陽資丘的團防武裝，紅4軍進至五峯縣灣潭附近，得悉五峯孫峻峯團防已經設防，遂改道石門。16日，紅4軍到達石門縣子良坪，進行休整；籌款、擴軍，並委任共產黨員曾藩支為石門縣紅軍遊擊總指揮，領導石門遊擊武裝開展遊擊活動。接着進至五峯魚洋關，開展打土豪鬥爭。25日。經五峯、宜都邊界進入長陽縣，開展遊擊活動，對長陽武裝暴動和游擊戰爭作了具體指示。5月上旬，紅4軍返回鶴峯根據地休整。紅4軍此次揮師五峯、石門、長陽遊擊，不僅甩掉了敵人重兵的進攻，而且擴大了紅軍，推動了石門、長陽的游擊戰爭和武裝暴動。

紅4軍回師鶴峯根據地後，前委為了提高部隊戰鬥力，奪取更大的勝利，決定再次進行整軍。這時，賀龍收到了由周恩來於3月17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給賀龍及湘鄂西前委寫的指示信。指示信首先肯定了湘鄂西前委“不畏困難。帶領同志及士兵忍飢耐寒地作了英勇的武裝鬥爭，發動了不少的羣眾，並奪取了敵人許多武裝，肅清了一些反動的民團，這些都是對的”。同時，就湘鄂西蘇區的發展問題，主要是“暴動問題”、“游擊戰爭”、“游擊區內黨的組織與羣眾的組織問題”、“遊擊中黨的組織問題”、“游擊隊中黨的組織問題及訓練問題”、“目前政治局面”及“今後的出路問題”、“發展的區域問題”、“派遣軍事人才問題”都作了指示。

指示信指出；對“農民暴動的直接行動，我們不但不應加以阻止，且應對農民自發的暴動極力加以領導”；對游擊戰爭問題，信中提出要注意三點：“第一是脱離羣眾”；“第二是毀滅城市及大燒、大殺、，大搶的傾向”；“第三是散漫而缺乏組織”。強調“游擊戰爭的主要任務，是實現農民鬥爭的口號，削弱反動派的力量及建立紅軍”。指示信介紹了毛澤東、朱德對加強黨對軍隊領導的作法：“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為單位，每連建立1個支部，連以下分小組，連以上有營委、團委等組織。因為每連都有組織，所以在平日及作戰時，都有黨的指導和幫助。”

指示信對湘鄂西前委今後的任務問題作了明確指示：雖然目前統治階級內部各派正醖釀加緊準備更大的破裂——軍閥戰爭，對湘鄂西的革命鬥爭是，有很好的發展機會，但是，還不是佔領大的城市的時候，應在廣大鄉村中發動羣眾，深入進行土地革命。特別強調當時湘鄂西前委的主要任務，是“游擊區域的擴大，羣眾發動的廣大，決不應超越了主觀力量(主要的還是羣眾力量，不應只看見武裝的力量)，而企圖立刻佔領中心工業的城市”。

湘鄂西前委經過學習中共中央的指示信，進一步明確了鬥爭的方向，結合實際檢查並糾正過去存在的軍閥習氣和命令主義的作風，學習了毛澤東；朱德建設革命軍隊，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各連、營分別成立了黨的支部和營黨委，發展了一批黨員。在學習整頓的基礎上，對紅4軍進行了整編。賀龍仍任軍長。軍下設第一路指揮部，指揮王炳南，黨代表張一鳴；將原第1路的兩個中隊合編為第4團；因楊維藩拖槍叛逃被處決，由陳宗瑜任團長，徐錫如為黨代表；獨立第二旅旅長谷志龍，黨代表汪毅夫。經過學習整頓和整編，使湘鄂西前委和紅4軍戰略思想和戰鬥力又大大提高了一步。

在此期間，中共鶴峯縣委根據湘鄂西前委的指示，召開了全縣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和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學習貫徹中央指示信，分別討論了黨的建設和根據地的建設問題，使鶴峯蘇區的工作得到全面發展。

1929年5月下旬，湘鄂西前委決定紅4軍向湘鄂邊各縣發展。除留一部分部隊協同地方武裝保衞鶴峯根據地外，主力向桑植挺進。這時，國民黨“桑鶴聯防剿共指揮”陳策勳，指揮劉子維團防以及慈利、大庸等縣團防，分別向桑鶴邊境的堰埡地區包圍過來，企圖圍殲紅4軍。6月16日，賀龍率紅4軍一部，避實就虛，殲敵一部，打破了敵人的包圍。接着，乘勝攻克桑植縣城，組建了中共桑植縣臨時委員會、第二屆縣蘇維埃政府、縣農民協會、縣農民自衞軍，並決定在鄉村建立革命政權，開闢革命根據地。此時，有一批青年農民參加紅軍，收編了投奔紅軍的土著武裝覃輔臣部300餘人，前委任命覃輔臣為紅4軍第2路指揮，下轄第11、12團。

蔣介石在武漢得悉賀龍指揮紅4軍在湘鄂邊開展游擊戰爭，建立縣級紅色政權的情況後，召湖南省主席兼“清鄉”司令何鍵去武漢商討“清剿”方案。6月中旬，何鍵陪同蔣介石抵長沙，密電駐辰州(沅陵)獨立第19師師長陳渠珍，令其率領湖南省之桑植、大庸、慈利、石門、永順和湖北省之鶴峯、五峯、宣恩、來風、咸豐等縣地方反動武裝，與國民黨正規軍吳尚、戴天明等師相配合，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向桑植逼進，形成四面包圍，

並以向子云旅兩個團為前鋒，直入桑植。湘鄂西前委決定以誘敵深入、各個擊破之計，先殲向子云部。7月初，賀龍率紅4軍在南岔地區向周寒之團發起了攻擊，殲滅其大部，擊斃團長周寒之。此役謂之“南岔大捷”。

7月15日，賀龍率紅4軍趁向子云部渡過赤溪河兵力分散，立足未穩之機，突然兩面發起攻擊。向子云部在紅軍夾擊之下，倉惶向赤溪河潰退。又因赤溪河上游剛下暴雨，河水猛漲，無法渡河，大部被迫繳械。向子云拉着騾子尾巴妄圖泅水逃命，結果向子云及其以下官兵多數被洪水吞沒。此役謂之“赤溪河大捷”。南岔、赤溪河二役，共殲敵3000餘人，繳槍千餘支；(挺)。至此，國民黨軍及地方反動武裝聯合“圍剿”紅4軍的計劃以破產

而告終。紅4軍聲威大振，迅速發展到4000餘人，使鶴峯、桑植兩縣紅色區域聯成一片。此後，賀龍率紅4軍向大庸、慈利、石門、五峯、長陽、建始、巴東、恩施、宣恩等縣發展。

1929年12月中旬，紅4軍從長陽回師鶴峯，成立紅4軍第5路路指揮部，任命陳連振為指揮，劉植吾為黨鄔陽關為中心，遊擊於鶴峯、建始、巴東、五峯邊界，沉重打擊了當地團防武裝。1930年1月，王炳南穿越宣恩邊界，消滅了恩施紅土溪團防，繼而攻克新塘。隨後在紅土溪、宣恩椿木營等地建立了農民協會。2月，中共鄂西特委派萬濤抵達鶴峯，向湘鄂西前委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紅4軍與洪湖紅；6軍會師，組建湘鄂邊特委的指示，湘鄂西前委根據中央指示，決定揮師東進。同時，組建了中共鶴峯中心縣委，汪毅夫任書記。從紅4軍抽部分骨幹，組建了紅4軍獨立團，王炳南任團長，文南甫任副團長，共2000餘人。其主要任務是堅持就地鬥爭，鞏固鶴峯、桑植根據地。

1930年3月2日，湘鄂西前委率紅4軍由鄔陽關東進，途經五峯，遭孫峻峯團防阻擊。4月下旬，賀龍率紅4軍主力第二次東征，殲滅了孫峻峯部，擊斃孫峻峯父子。4月30日，紅4軍再次佔領五峯縣城。5月1日，宣佈成立五峯縣蘇維埃政府、縣農民協會和縣遊擊大隊。由易發琛任政府主席，朱西元任農協會主席，楊善成任縣遊擊大隊長。5月下旬，中共鶴峯中心縣委在白巖溪召開了恩施、建始、鶴峯3縣邊界幹部會議，成立了由楊清軒任司令、王毆安任副司令的“三縣邊防司令部”，下轄3個團，分別駐守白巖溪、中營坪和茅坪等地。與此同時，鶴峯、建始、巴東、五峯特別區農民協會成立，由鶴峯縣遊擊大隊政治委員邱本仁兼任農協主任，吳琛、陳大吾分別擔任特區遊擊大隊正副大隊長。

至此，以鶴峯、桑植為中心的湘鄂邊革命根據地發展到石門、慈利、大庸、長陽、巴東、建始、五峯、宣恩、恩施等縣部分地區，縱橫300餘里，建立了主力紅軍、地方紅軍和游擊隊三結合的軍事體制，先後建立了縣蘇維埃政權，相繼開展了土地革命，形成了較為鞏固的湘鄂邊革命根據地，與洪湖革命根據地遙相呼應，對湖北各地的武裝暴動和游擊戰爭起了積極的支援、配合和鼓舞作用。 ^[2] 

1933年7月底，由於國民黨加大“圍剿”力度，以及左傾錯誤影響（既夏曦“肅反”，導致根據地的紅軍力量出現較大下降），湘鄂邊局勢逐漸惡化。面對湘鄂邊的不利形勢,7月24日湘鄂西分局在燒巴巖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湘鄂邊形勢和紅三軍（原湘鄂邊紅4軍發展而來）行動,作出了《關於鞏固發展湘鄂邊新蘇區，爭取革命戰爭勝利的任務的決議》。

燒巴巖緊急會議之後，湘鄂西分局被迫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復湘鄂邊的武裝鬥爭上來。於是，紅三軍兵分兩路：賀龍、關嚮應率軍部和九師（師長湯福林）去恩施、咸豐、利川開闢新蘇區；夏曦率湘鄂西分局機關和七師（師長盧冬生）在湘

鄂邊堅持鬥爭。這樣分兵的目的在於既不放棄湘鄂邊蘇區，又可在較大範圍內活動，牽制敵軍,相機打擊敵軍,以減少其對湘鄂邊蘇區的壓力。9月,紅九師遊擊至桑植銀石坪與紅七師會合。湘鄂西分局在銀石坪召開會議，決定七、九兩師

繼續分開行動。紅九師先後到湖北利川、宣恩和湖南龍山一帶遊擊。遠在永綏的苗族農民石邦智，越過敵人的封鎖線，在龍山參加了紅軍。其間紅九師曾3次返回鶴峯蘇區尋找紅七師,均未成功。由於七、九兩師分開活動，力量分散,不僅未能實現燒巴巖會議所制定的鞏固老蘇區、開闢新蘇區的計劃,反而導致了湘鄂邊反“圍”鬥爭的被動局面。由於敵軍人數裝備佔絕對優勢,紅軍卻分散活動,難以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軍，因而陷人被動,被迫到處流動遊擊，頻繁戰鬥，得不到及時補充和休整，導致人數鋭減，甚至出現了槍多於人的現象。1933年11月,紅九師與紅七師在恩施石灰窯會合時,七、九兩師主力加起來只有兩個多團，名義上每個師仍有3個團,但沒有營的建制,包括機關、後勤在內只有3000多人。

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豐大村開會，決定放棄恢復湘鄂邊蘇區，創建湘鄂川黔新蘇區。至此，堅持了七年之久的湘鄂西根據地的鬥爭，因湘鄂邊蘇區的最後喪失而結束。12月下旬,中央分局率紅三軍前往湘鄂川黔邊遊擊,開始了創建湘鄂川黔根據地的歷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