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漁鼓

關於漁鼓的起源眾説不一，但大多與道教人物有關。 ^[1] 

相傳唐朝時八仙之一的張果老在崑崙山上砍了一根翠竹。他上不用、下不用、除枝去葉，將竹梢送給牧鴨人，將竹莞送給卜卦者，留下中間二尺四寸長的竹筒，一頭空着，一頭蒙上豬板油膜，用手指擊膜，咚咚作響，便成了漁鼓筒。 ^[1] 

清末常德、澄水一帶曾出現一批半職業化的曲藝藝人，他們在四鄉流動，演唱農忙務農農閒從藝。尤其是在同治、光緒年間曾國藩等人領導的湘軍將士紛紛衣錦還鄉榮歸故里。他們大都揮金如上經常出入於茶樓酒館，點唱俏酒。在促進城市畸形繁榮的同時，也導致漁鼓藝人的大規模進入城鎮。 ^[1] 

從清末開始在湖南出現漁鼓至民國這一階段，常德漁鼓經歷了一個生長、發展的自然過程，民國至1949年是湖南漁鼓發展時期，這與當時社會經濟、政治及羣眾文化生活形態不無關係。這一時期湖南戰火頻繁、災禍連年，但學藝與從藝的漁鼓藝人卻日益增多。此時漁鼓藝人的演出形式也有兩種：一種是在農村沿門賣唱，這一類藝人大都沒有經過正式拜師學藝，一般只能演唱一些短篇書目，他們以漁鼓作為行乞手段；另一種是被邀上門演唱或進入城鎮坐館演唱，隨着漁鼓進入城鎮，各地湧現出了一批有文字能力、精通技藝的漁鼓藝人。他們曾師從一些有名氣的藝人學藝，一般都能演唱幾十部長篇書目，並有較高表演水平。 ^[1] 

1950年至80年代，這一段時期，常德漁鼓經歷了一個階段的繁盛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出面收編民間戲曲、説唱藝人，組建了數以千計的官辦劇團和少量説唱團，由而將這些流散於城鄉基層社會的民間音樂匯聚成一股“宮辦傳統音樂”的巨流，使之進入了官方支撐的上層音樂（藝術）文化領域。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傳統曲目和老藝人遭到批判，曲藝演出團體被解散，藝人被遣散，正規的漁鼓場、書場不復存在，大部分漁鼓藝人回到以前農忙務農、農閒行藝的生活，為農民的婚喪嫁娶等民俗活動演唱。 ^[1] 

1976年後，曲藝傳統曲目開禁，農村的漁鼓藝人也由隱蔽走向公開，80年代初，常德各地區文化部門又重新對零散藝人登記造冊，發放民間藝人演出證，並參加由湖南省文化部門舉辦的各類曲藝匯演和比賽。這一時期，漁鼓藝人們除了活躍於鄉鎮、茶館，還會參加文化部門組織的一些以宣傳政治思想、普法知識等為目的的宣傳活動。 ^[1] 

湖南漁鼓的演出方式有很多種，一般情況下短的唱段有特定的唱本，長篇唱段反而沒有固定唱本。表演時主要靠藝人即興演唱臨場發揮，需要表演者對唱本中的人物及故事情節有獨到理解，只有這樣的演出，才能使表演的藝術效果不斷地昇華和強化。 ^[2] 

湖南漁鼓唱腔體現了鮮明的地方特色。南嶽衡山佛教和道教音樂深刻影響了湖南漁鼓的音樂特點。經過多年的演變、融合和加工，它的形成隨着演出內容的變化不斷形成了散板、正腔等多種唱腔，唱腔純美，對唱和伴唱也成為了演唱的形式。 ^[2] 

在樂器使用方面，漁鼓和簡板是湖南漁鼓的伴奏樂器，若音樂元素複雜時還會用到小鐃。 ^[2] 

湖南漁鼓曲式結構靈活多變，襯詞、襯腔的廣泛應用。全篇唱詞有多種分法，有七字句和十字句，在七字句中一節四句，十字句上下反覆。唱詞分為開場詩、正詞、鎖口三個部分；由於襯詞、襯腔的廣泛運用，不僅能突出語言特色和地方風格，而且對承前啓後，情緒的轉換，曲式結構的擴充與平衡等等，均起到很大作用。 ^{[4]  [2]} 

音樂主要為徵調式。湖南的民間音樂的形成、發展、變化，不管是山歌、田歌、勞動號子、還是小調，均是以徵調式佔絕對優勢。湖南漁鼓也就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徵”音為主音。因此，老百姓聽後才會感到親切，才會感到朗朗上口。 ^[4] 

湖南漁鼓的傳統曲目有《百人贊》《勸世文》《江湖禮義》《武松打店》《娘教女》《紅花山》《蒙杯茶》《陶澎訪江南》《二度梅》《天寶圖》《四下河南》《訪蘇州》《粉妝樓》《梁山伯與祝英台》《烏金記》《桃花嶺》《七劍女俠》《雙拜壽》《玉印記》等幾十部。 ^[4] 

漁鼓流佈於湖南全省廣大城鄉，湖南漁鼓有兩大支派。

一是流行於湘方言地區，即湘江流域的湘中、湘南漁鼓；往西北一直流佈到邵陽、婁底沿資水中游一帶，向西南延伸至零陵地區諸縣乃至湘桂邊境，以及廣西桂林地區，湖南南部與廣東接壤的郴州地區，長期以來則受衡州漁鼓的影響。 ^[5] 

二是流行於澧水、沅水流域，即北方官話西南方言區的湘北、湘西漁鼓。除散佈至湘鄂、湘川邊境以外，也向南流傳至資水中下游的部分地區。湘東一帶贛客方言區內流行的漁鼓，受湘南漁鼓影響較深。 ^[5] 

20世紀80以來，湖南漁鼓已經幾乎沒有被請去農民家中演出的機會了。一部分藝人會轉向大鼓、絲絃或其他藝術，或者組建一支現代通俗類的文藝團體，以通俗歌舞、小品節目為主，附帶漁鼓演出。這就要求漁鼓演員不能只會打漁鼓，還要兼具其他技藝。大體上看，湖南漁鼓如今只能靠這種依託形式在夾縫中求生存。當代漁鼓藝人還是以非職業化為主。他們以農業生產作為主要生活來源，漁鼓只是作為增加收入的副業。漁鼓傳承藝人也面臨着收不到正式的徒弟的問題，很少有年輕人願意學漁鼓，因為他們覺得外出打工的收入遠比漁鼓可觀。湖南漁鼓面臨着後繼無人的窘況。 ^[1] 

中央財政2015-2017年連續三年對“湖南漁鼓”共投入保護專項資金120萬元；湖南省財政從2008年至2016年共對祁東縣、臨澧縣、零陵區、衡南縣的漁鼓投入項目保護專項資金81萬元，2017年對湖南省文化館投入項目保護專項資金10萬元；市級財政除對市級傳承人中的漁鼓傳承人每年給予補助資金3000元。縣級財政有祁東縣、零陵區的漁鼓項目經常得到縣財政的專項活動經費，有祁陽縣、慈利縣、永順縣、鼎城區的漁鼓項目偶爾得到過縣財政2-3萬元的專項活動經費，還有桃源縣、龍山縣2個縣的漁鼓傳承人每年可得到縣財政的傳承人補助資金。 ^[5] 

2015年11月，湖南省文化館與臨澧縣文化館、祁東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零陵區文化館分別簽署了合作協議，約定由湖南省文化館牽頭，三個合作單位參與，共同對“湖南漁鼓”實施整體保護。2015年和2017年，湖南省文化館得到中央財政“湖南漁鼓”專項保護資金後，即分別與三個保護基地簽訂協議，轉撥了8萬元和9萬元，要求按照中央財政專項資金的使用要求，完成“支持組織傳徒授藝活動、舉辦傳承人培訓班和推進‘湖南漁鼓’進校園”等工作任務。 ^[5] 

2016年7月17日至20日，湖南省文化館組織舉辦了“漁鄉鼓韻——首屆湖南漁鼓匯演”系列活動。在全省選調12個漁鼓精品節目在長沙進行了3場公益性演出，取得了較好的社會反響。期間還召集各地漁鼓傳承人和本省曲藝專家一起座談。 ^[5] 

在2016年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湖南漁鼓項目保護工作的通知》中，湖南省文化館還要求全省各地收集、整理、上報，完成了《湖南漁鼓集粹》一書的資料收集工作。 ^[5] 

2019年11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湖南省文化館（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獲得“湖南漁鼓”項目保護單位資格。 ^[6]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湖南漁鼓項目保護單位湖南省文化館（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評估合格。 ^[8] 

鄒崑山，男，漢族，2018年5月，被評定為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 ^[7] 

2014年07月16日，湖南省申報的“湖南漁鼓”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編號Ⅴ-12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