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一、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於1941年12月8日進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淪陷。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環境下，組織游擊隊到香港展開游擊戰爭，是整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有重大的國際意義。

二、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迫於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中國許多文化界的人士從內地轉移到香港，以香港為陣地，繼續與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作鬥爭。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黨中央急電指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後稱東江縱隊）一定要把這些文化界的人士，國家的寶貴財富搶救出來。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緊急從惠陽、寶安派人一直深入到邊沿地區，配合香港的地下黨組織搶救文化人，保護他們疏散到安全地帶。

三、在日本侵略軍佔領新界和九龍時，英軍很快投降，有大量的失散的槍支彈藥、工業用品等物資。為了奪取這些武器和物資武裝我們的部隊，以增強戰鬥力，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派出人員進入香港地區，取得很多槍支和物資。經過一段時間的活動，認識到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堅持港九地區的鬥爭，總隊決定在港九地區成立港九大隊，將派到港九地區活動的各個部隊統一組成一個指揮部。

四、其實對於日軍的作戰行動，中國共產黨人早有預判。1942年11月下旬，日軍即將進攻香港時，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前身）即接到了正在香港開會的該隊政委尹林平的指示：“作好應變的準備，一旦戰事發生，立即派部隊進入港九地區，開展敵後游擊戰爭”。根據這一指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於12月9日派一部兵力進入新界元朗地區活動；11日，派茜坑、馬鞍嶺抗日自衞隊挺進西貢半島的赤徑、企嶺下、深涌附近，並從第3大隊第1中隊抽調20人組成小分隊，從惠陽短槍隊等部抽調10餘人組成短槍隊，同時進入西貢。隨後，這3支隊伍組成武工隊性質的短槍隊，隊內設立臨時中共黨支部。至此，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挺進九龍、新界地區有近百人，如同一把尖刀，深深插入日軍的心臟。 ^[1]  。

1942年2月，陳達明帶着總隊林平、曾生等同志的信到了港九，在西貢，陳達明、蔡國樑和黃高陽開會。1942年2月3日，港九獨立大隊正式成立，大隊長蔡國樑、政委陳達明、政訓室主任黃高陽，統一領導港九地區武裝鬥爭。這支隊伍後來發展到數千人，包括港九地區的工人、農民和熱血知識青年，下屬6箇中隊。有長槍隊、短槍隊、海上武裝隊、城區地下武裝隊和情報系統等。

港九獨立大隊成立以後，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特別是新界的原居民，他們不但積極援助游擊隊，許多人還加入部隊，投身到抗日救國保衞家鄉的戰爭中。

最早參加港九獨立大隊的人，很多是青年知識分子，有不少是家境富裕的英文書院的學生。如港九獨立大隊政委陳達明是位大學生；國際工作小組負責人黃作梅畢業於皇仁書院；給曾生司令當英文翻譯的林展是庇理羅士女書院的學生；全家共有九人蔘加游擊隊的沙頭角羅家，幾兄弟也分別在英文書院和大學讀書。 ^[2] 

為鞏固香港的重要“堡壘”作用，日軍任命陸軍中將磯谷廉介為港督，以軍警特憲鈎織成嚴密的殖民統治網，大肆進行軍事鎮壓、經濟掠奪和文化奴役，使香港進入漫長的“黑暗時期”。港九大隊利用日軍佔領香港初期兵力不足、無暇顧及鄉村的有利時機，派出大批民運隊員深入到九龍、新界的650多個村莊，積極發展、組織和武裝羣眾，肅清土匪，組建抗日團體，收集英軍遺棄的武器，不斷擴大隊伍，還在一些村子建立了“白皮紅心”政權，為游擊戰爭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羣眾基礎。針對港九地區地域狹窄、迴旋餘地小、日偽軍警林立、城鎮密集的特點，港九大隊着重發揮短槍隊的高機動優勢，多打小仗、巧仗，擾得敵人矇頭轉向，襲得敵人籠破網穿，打得敵人惶惶不可終日，推動了城市游擊戰爭的蓬勃發展。名揚港九的傳奇英雄劉錦進，就是短槍隊中湧現出的傑出代表。劉錦進原名劉黑仔，是西貢區沙田短槍隊副隊長。他和隊長黃冠芳率領短槍隊以觀音山、吊草巖一帶為依託，頻頻奇襲日軍，屢建戰功。該隊曾在獅子山下與日軍的遭遇戰中全殲日軍1個分隊；在窩塘村聯合抗日自衞隊夜襲日軍兵營，全殲日軍1個工兵分隊；化裝奇襲日軍牛池灣哨所，全殲日偽軍16人。劉錦進更是英勇無畏，曾3次化裝挑着菜擔進入九龍市區，擊斃4名崗哨日軍；設伏活捉日本高級特務東條正芝；駕船在九龍太古船塢海面跳過敵船，活捉了兩名密探……劉錦進的英勇事蹟揚我軍威、大快人心，令敵聞名喪膽、談虎色變。經過艱苦鬥爭，港九大隊在西貢、沙頭角、元朗、大嶼山、上水等地建立了抗日遊擊根據地，部隊人數也於1943年春夏後增至約800人，下轄5個地區中隊、1個海上中隊、2個長槍中隊和1個直屬中隊。靈活遊擊殲敵的同時，港九大隊從1943年春開始，還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掃蕩”作戰。進入1944年後，這種反“掃蕩”作戰更加頻繁，幾乎月月都有，在5月1個月內竟多達8次。1944年2月，日軍出動1000餘人，陸海空密切配合，以“遠道奔襲”“分區拉網”“拉鋸清剿”等戰術，對沙田、西貢進行了為期17天的“掃蕩”，企圖一舉殲滅港九大隊。港九大隊遂以西貢中隊在內線積極進行麻雀戰，機動靈活殲敵；以短槍隊挺進外線九龍市區，神出鬼沒伏擊日軍。13日，劉錦進帶領3名隊員喬裝奔赴市區九龍塘，處決了日軍九龍憲兵司令部的漢奸翻譯，令日軍大為震驚；接着又和黃冠芳率隊潛入啓德機場，炸燬日軍油庫1座、飛機1架。同時，市區中隊也全線出擊，展開了“紙彈戰”（散發傳單）“地雷戰”，成功爆破了九龍窩打老街四號鐵路橋。幾支隊伍配合作戰，迫使日軍回援，倉促結束“掃蕩 ^[1]  ”。

在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時，港九大隊從200人擴展到超過6000人。在英軍撤退後，港九大隊隊員獲取被英軍丟棄的武器，並在新界及九龍建立基地，同時在西貢墟建立地下聯絡系統。而第三個和第五個分支在蔡國樑之下，被派遣到香港和九龍，由隊長黃冠芳和副隊長劉黑仔帶領，統領香港及九龍的抗日武裝鬥爭，並讓中國獲取日本對華南、中國台灣地區和東南亞的戰略機密。

港九大隊屬下有短槍隊和幾個區中隊，隊員竭力攻擊強盜和日軍，保障農作物及人命安全。港九大隊亦幫助破壞日本在香港的軍事據點，和促進了在中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之間友誼。在使用游擊戰的常規戰術下，他們殺死了一些漢奸和其同黨，在九龍和廣州保護貿易商人，攻擊大埔的警察局，並轟炸啓德機場。

香港淪陷前，港九地區已是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物資、藥品、武器、彈藥的重要補給地。香港淪陷後，港九大隊將收集的英軍遺留物資和武器彈藥，連同每次戰鬥後繳獲的大部分戰利品，都源源不斷運回內地，送給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同時他們還利用香港物資集散地的優勢，幫助黨組織和游擊隊蒐集、運送物資。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指戰員們的衣服、日用品及各類藥品等，不少也都來源於港九地區。日本投降後，港九大隊積極轉移武器彈藥，就地掩埋或設法運回內地，還將收繳的日軍汽車轉給當地汽車行，為以後部隊活動積蓄了經費。由於港九地區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因而也成為敵情緊張時部隊休整或轉移傷病員的重要安置點。1943年1月，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總隊惠陽大隊在梧桐山戰鬥中有10餘人負傷，便被運至港九沙頭角三亞村附近茅寮治療。在物資短缺的情況下，港九大隊醫務人員寧肯自己捱餓，也將僅有的菜粥讓給傷病員。1944年，護航大隊大隊長劉培在戰鬥中身負重傷，必須進行手術治療，也是由港九大隊在當地羣眾幫助下轉送至香港醫院，手術後又在西貢醫療點休養了一段時間才返回部隊 ^[1]  。

隨着日軍炮火的驟然而至，香港這個戰時的“世外桃源”瞬間破滅。日軍侵佔香港後立即封鎖香港至九龍的海上交通，大肆搜捕、誘捕愛國人士和抗日誌士。這樣，早年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被疏散到香港的數百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面對更加殘酷的迫害，身陷孤島，處境十分艱難。1941年12月8日，戰事爆發當日，周恩來就接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來電，“香港文化界人士和黨的工作人員應向南洋及東江撤退”。8日至9日，周恩來連續致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等人：要不惜任何代價，營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將其轉移往大後方安全地區。這是一項與時間賽跑的艱苦而複雜的工作，港九大隊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他們與香港中共地下組織一起，動用各種關係層層串聯，設法與全部滯留人員逐一聯繫，幫助他們擺脱日軍特務的監視跟蹤轉移住址，分東西兩線，秘密分批從港島偷渡過海，護送到九龍佐敦道、花園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處，再轉送至東江抗日根據地。1942年元旦，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在地下交通站負責人李健行、短槍隊隊長黃冠芳的掩護下，先行撤離香港。1月9日，在香港洛克道的臨時集中點，茅盾、葉以羣等人喬裝混在難民羣中，由交通員帶領穿街越巷，黃昏時來到銅鑼灣避風塘，穿過被剪開的鐵絲網缺口偷偷上船。次日凌晨，又與前期抵達的鄒韜奮、胡繩等一起，在交通員的帶領下改乘3只竹篷小艇，趁日軍換崗之機疾馳渡海，抵達九龍市區秘密接待點。11日，一行人再次扮作難民，在武工隊的護送下翻山越嶺，歷經艱辛終於抵達陽台山抗日根據地。同時，從九龍西貢乘船的部分愛國民主人士，也輾轉抵達坪山抗日根據地。由於何香凝、柳亞子等體弱不易爬山涉水，只能乘風帆船至汕尾，偏偏海上無風可乘，被迫漂泊多日，缺糧少水，多虧港九大隊送糧送水才化險為夷。兩條營救路線佈滿日軍崗卡，時有土匪襲擾，險情重重。港九大隊官兵冒着生命危險奔走其間，歷經艱難險阻。經過6個多月的緊張營救工作，800餘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終於逃離日軍“虎口”，突然出現在內地大後方，極大震撼了日軍。這一壯舉蜚聲海外，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對這段驚心動魄的往事，夏衍評價道：“大營救表明了黨中央、南方局對知識分子的關懷”“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1]  ”。

香港淪陷時，有一大批中國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以及國際友人滯留港島，處境十分危險。港九大隊克服重重困難，配合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先後從香港營救出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等700多人，一些國民黨官員和眷屬、遇險的美國航空隊飛行員以及港英官兵和荷蘭、比利時、印度等國的人士近百人，在國內外影響很大，對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港九大隊在營救英國和其他外國人士上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共有20名英國人、54名印度人、8名美國人、3名丹麥人、2名挪威人、1名蘇聯人，以及1名菲律賓人獲拯救，包括被囚的賴特上校等英軍官兵及美軍飛行員，此外亦有大批內地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人士獲救。

另外，港九大隊亦協助營救戰俘，包括著名的賴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王國棟教授和David Bosanquet。

港九大隊對盟軍最重大的貢獻，是搶救了8名因日軍擊落其飛機而跳傘到九龍的美國飛行員。當時為1944年2月11日，美軍第十四航空飛行指揮員兼教官克爾(Donald W. Kern)中尉在轟炸啓德機場時被日軍擊中，跳傘降落觀音山，後得到游擊隊小交通員李石仔等救助才能逃出日軍的搜捕。

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港九大隊嚴格遵循上級指示，積極加強與盟軍合作，配合盟軍作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香港淪陷後，囚禁在集中營中的港府官員、英軍官兵和英、印、荷、比、俄、丹、挪、菲等國僑民，成為港九大隊營救的主要目標。從1942年2月開始，僅耗時短短兩個月，港九大隊就營救出香港警司湯姆遜先生等多名英軍官兵。後經被救的賴特上校建議，英軍成立了專門營救戰俘的英軍服務團，由此開始了和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營救盟軍、互通軍事情報的短暫合作。隨後，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調派熟悉英語、有合適社會關係的幹部，在港九大隊建立了國際工作小組，黃作梅任組長，並在香港和九龍設立了秘密的聯絡點。儘管受國民黨方面的干擾，英方同年8月斷絕了與我方的聯繫，但港九大隊本着堅持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仍冒着極大的危險積極展開營救活動：有的通過牧師、神父直接打入了集中營；有的喬裝成小商販，趁集中營戰俘外出勞動之機，幫其藏匿再伺機轉移；還有的將寫着英文的木板漂流到駐紮在海邊的集中營，秘密取得聯繫後幫助戰俘逃離。這些獲救人員多次致信感謝港九大隊，英軍服務團負責人賴特對游擊隊的壯舉也深表敬意，曾向游擊隊領導表示：“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是不會做出什麼工作來的”。港九大隊努力營救盟軍和國際友人，贏得了盟國的讚揚，在國際上聲譽日高。戰後，英國政府對我營救英軍的這一珍貴援助“表示欽佩”，給予高度讚揚，並授予黃作梅一枚獎勵勳章。此外，港九大隊還營救了美軍第14航空隊飛行員克爾中尉，受到國內外高度讚譽。與盟軍合作收集日軍情報，是港九大隊的又一重要貢獻。鑑於東江縱隊（由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1943年12月改編而成）日益重要的國際地位，美軍第14航空隊主動與東江縱隊接洽，提出建立電台、收集日軍情報等合作事宜。東江縱隊請示延安後，答應了美軍的請求，建立了聯絡處，情報範圍遍佈整個東江敵後和西江、北江地區。港九大隊更是成立了大隊、中隊、羣眾三級情報網，並派人滲透到日軍行政要害部門，網、線、點全覆蓋，耳目遍及港九。女隊員文淑筠天天站在中環半山“儒林台八號”的4層樓陽台上，用望遠鏡觀察記錄維多利亞港日軍艦艇進出港及錨泊情況。同時會講英語和日語的情報員李成，設法打入駐港日軍憲兵總部特高課，取得了駐港日軍的軍用地圖副本，交給地下黨員黃施民，通過港九大隊地下交通站送到東江縱隊司令部，而後轉交美軍。憑藉此圖，美軍於1944年底至1945年初，連續轟炸了日軍的香港軍事設施。港九大隊為美軍提供的情報舉不勝舉，如香港日軍的海防詳圖，日軍在港機關、油倉、機場、船塢等詳細圖樣，日本華南艦隊密碼，偽香港政府組織詳情、文件報告和軍事圖冊摘錄，日軍在香港的防衞力量，廣九沿線日軍工事圖解等 ^[1]  。

1942年4月，港九大隊隊員加強了對大嶼山的控制，強化與澳門和廣州的通信。1943年12月2日，“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改編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簡稱為“東江縱隊”，而港九大隊仍是它下轄的一個分隊。

港九獨立大隊游擊戰士經歷無數艱險，不怕犧牲，堅持敵佔區反法西斯戰鬥，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8月30日，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愨（cecil Harcourt）率軍艦抵港，港九獨立大隊奉命於9月28日發出宣言，向港九同胞告別，一週內撤出港九地區。該隊大部人員後來隨東縱北撤，一部分留在香港堅持地下鬥爭，還有一部分人員復員。

1946年4月30日，港督楊慕琦從瀋陽戰俘營重返香港，正式成立香港政府。直至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離任，前後經歷半個多世紀，他們對於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曾經配合盟軍英勇作戰、深入集中營營救英軍戰俘、長期支援英軍服務團進入香港建立情報系統的游擊隊，一直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不給予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是不公正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1998年12月28日，在大會堂隆重舉行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儀式，特別行政區長官董建華親自將115名烈士名冊安放在烈士紀念龕內。特區政府立法確認了港九獨立大隊的歷史地位，並依據太平洋戰爭撫卹條例，對烈士家屬、曾經負傷和被俘被虐待的隊員給予撫卹，在港有永久居住權的隊員及家屬享受公務員的醫療待遇。

在香港淪陷後的三年零八個月裏，由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港九大隊慨然而起，與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靈活周旋，書寫出可歌可泣、氣壯山河的英雄篇章，為華南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