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

始見於《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詩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此外，在《淮南子·泰族訓》中辨析六藝的特點，也有類似的説法：“温惠柔良者，《詩》之風也。”孔穎達的《禮記正義》做了這樣的解釋：“温謂顏色温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詩教也。”大體符合原意。此語雖未必出自孔子，但可以肯定是漢儒奉行的禮義規範，與《詩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精神上是一致的，即容許詩歌用於諷諫刺譏，但要求採取委婉曲折的方式，而避免直切顯露。

“温柔敦厚”説雖然有一轉語“温柔敦厚而不愚”，但對後世仍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限制和削弱了文藝干預現實的戰鬥作用。如有人以為“詩至建安而温柔乖”，因而貶抑重“氣”的建安文學，蘇軾的詩作更因譏切時政、直指其事而屢遭保守的儒者的指摘。在“温柔敦厚”的標尺下，不少優秀作品被排斥。因此，一些有識見的學者和詩人對“温柔敦厚”説提出質疑，或重新加以闡釋。如顧炎武説：“《詩》之為教，雖主於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日知錄·直言》）黃宗羲説：“今之論詩者，誰不言本於性情？顧非烹煉使銀銅鉛鐵之盡去，則性情不出。彼以為温柔敦厚之詩教，必委蛇頹墮，有懷而不吐，將相趨於厭厭無氣而後已。”（《萬貞一詩序》）王夫之則説：“詩教雖雲温厚，然光昭之志，無畏於天，無恤於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無所諱。”（《薑齋詩話》卷二）

“温柔敦厚”説講求詩歌藝術表現上的含蓄婉曲，注重比興的運用，有其合理成分。有些文學家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和闡發此説的。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宗經》：“《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温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因此，“温柔敦厚”説的積極意義也是不應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