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終極海報(4張)

一九四二年，因為一場旱災，河南發生了饑荒。老東家叫範殿元，大災之年，戰爭逼近，他趕着馬車，馬車上拉着糧食，糧食上坐着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陝西逃荒的人流。三個月後，到了潼關，車沒了，馬沒了，車上的人也沒了。這時老東家特別糾結，他帶着一家人出來逃荒是為了讓人活下來，可是到了陝西，自己的親人全死了。於是他決定不逃荒了，開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老東家此時沒想活着，就想死得離家近些。

老東家轉過山坡，碰到一個同樣失去親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孃的身上哭。老東家上去勸小姑娘別哭了，小姑娘對老東家説她並不是哭她娘死，而是她認識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認識了。一句話讓老東家百感交集，老東家要小姑娘叫自己一聲爺。小姑娘仰起臉，喊了一聲“爺”。於是，老東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開滿了桃花 ^[4]  。

參考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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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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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取材於1942年發生於河南的大饑荒，講述的是中國人民的苦難。1993年，馮小剛經王朔推薦看了劉震雲的小説《温故1942》後，就萌發了將其拍成電影的願望。此後劉震雲一直不斷的修改《一九四二》的劇本，甚至推翻重寫。劉震雲表示就創作來講，劇本中的這些人物好像是自己的親人和朋友，自己對他們產生了感情。在創作的時候，劉震雲把劇本落實到人物身上。他表示《一九四二》的主題是人，是千千萬萬最廣大的人民，他們是一切事物的根本 ^[22]  。

一九四二劇情截圖(21張)

《一九四二》的拍攝橫跨7地，歷時135天 ^[14]  。從選景開始，製片主任胡曉峯就感覺到這個戲的難點了：電影的外景地數量和跨度很大，外景地從山西、重慶一直到東北調兵山，其中在山西境內的拍攝時間最長；而馮小剛對另一外景地重慶的要求也極高，一切細節都要還原歷史原貌，所有店鋪、招牌都必須是原來有過的，不能是杜撰的。為此，劇組翻拍了10萬張歷史照片，街道兩邊店鋪裏的小擺設和1000多塊牌匾全部根據歷史圖片設計。第三個主要外景地在東北，而選擇在東北拍戲，寒冷就成了大問題。但是上千名演員在零下幾度、十幾度、甚至是零下二十幾度的情況下還是堅持完成了拍攝工作 ^[15]  。為了拍攝該片，劇組上下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張國立、張涵予、馮遠征、徐帆、張默等演員在拍攝危險鏡頭的時候都堅持親身上陣。拍攝爆炸戲時，每次都有滾燙的碎石打在徐帆、馮遠征的臉上和頸口；張默在零下20攝氏度的嚴寒中上演跳火車；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得主阿德里安·布羅迪更是在鐵軌旁零距離親踩爆點。不僅演員，該片的幕後主創為了影片的拍攝也都竭盡所能，攝影指導呂樂需要身吊繩索，才能在結冰的峭壁上選擇最佳的拍攝機位。為此馮小剛導演把安全作為首要原則不斷強調，確保劇組順利完成了拍攝 ^[14]  。在拍攝重慶轟炸的爆炸戲時，因為要把一條街給炸掉，而街道上佈置了大約有24個炸點，佈置的這些炸點有的在房屋底層，有的在房屋頂層，所以整個劇組對於安全防範等等都做了非常周密的計劃，而且用了一些以前沒有用過的方法，比如用了像5D2這樣的小型拍攝設備，然後做了一個特殊的攝影機安全保護盒子，再把它放在炸點上面，這樣拍出來的鏡頭就會有視覺衝擊效果。為了能帶給觀眾身臨其境的感覺，在戰爭戲方面劇組還特意採用了不同於以往電影的拍攝方法，為的是能夠給觀眾呈現出全景式的戰爭場面 ^[15]  。

參考資料： ^[3] 

《一九四二》劇照(2張)

作為一部商業故事電影，《一九四二》的結構完整，情節飽滿（《中國新聞週刊》評） ^[16]  。

電影的改編很好地將故事性與紀實性合二為一，主次分明、有條不紊。在表現形式上，導演馮小剛有效地利用了過往電影的成功元素，如自然災害後的人性重建和白熱化的戰爭場面，以及少許馮式幽默滲透其中（影評人大奇特評） ^[17]  。

在這部電影裏，導演馮小剛端起了架子，彷彿説書先生一般，搞了個全景式的敍述，讓觀眾恍若回到了茶館時代：國民政府如何如何、老百姓如何如何、日本人又如何如何。一連串的故事講下來，不少觀眾都覺得災民好苦，但究竟是如何苦到骨子裏、苦到五臟六腑中，觀眾還是不能感同身受，只能從斷肢殘臂裏或者賣兒鬻女中尋覓自己的淚點，這種強加用外力推動情感走向的故事處理方法是很低級的，遠不及馮小剛同類題材的作品《集結號》（鳳凰網評） ^[18]  。

《一九四二》戲裏戲外對逃荒饑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潛台詞，都隱含着一種將精英與大眾對立，讓精英成為大眾救星的文化立場；然而，這種意識形態既偏頗且危險。影片的另一重道德困境在於該片的主創者對於史料的選擇性運用。有人蔘研史料，認為蔣介石遠非影片塑造的那麼清白無辜，而河南省長李培基與軍事長官蔣鼎文在這一事件中的是非功過卻與影片中的表現剛好相反，更有人舉證所謂“河南民眾靠日軍放糧獲救，進而協助日本人對抗中國軍隊”其實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謬論（《中國新聞週刊》評） ^[16]  。

電影《一九四二》，以當年那場河南大饑荒為背景，從一個小切口詮釋了當時的中國，真實記錄了那段苦難深重的災難，還原歷史真實，打撈人們羣體記憶，真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巨片、警世奮進的史詩影片。70年前的中國，外寇入侵、國家危難，加之再遇上一場大旱，河南一個省300萬人活活餓死，該片讓觀眾對那段苦難深重的歷史，有了直觀回望的逼真感知，心結難平的痛楚積憤。“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用劇中演員徐帆的話來説，拍攝這部“苦到麻木”的影片才會激發人們今日更加奮起。當代中華盛世百業昌明，舉國上下呈現奮力奔小康之勢。在新的歷史征程開啓之際，馮小剛用這部賀歲電影再現那段民族苦難，不僅為了忘卻的紀念，告誡人們刻骨銘心那段深痛，其價值還在於讓世人牢記歷史的教訓，越是盛世繁華，越要保持清醒理智，時刻懷有強烈憂患警醒意識，不為當下而滿足，立足奮進再爭先，把中華民族建設得更昌盛。（《東方城鄉報》評） ^[23] 

電影《一九四二》裏，馮導沒有走喜劇賀歲路線，一改調侃、喜劇、幽默的路子，把70年前發生在河南的那場大饑荒冰冷冷地展現在觀眾面前。影片的色調是陰沉的，在把政治、軍閥、牧師、記者、財主、難民等人物，置身於1942年的中國舞台上。把特寫定格在河南大旱，造成災民大逃難，餓死三百萬人的歷史事件上，讓各路人馬，不同身份，不同職業的人在饑荒面前展現出赤裸裸的人性。影片的整體風格是冰冷、殘酷的，可總想找出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下，在絕望的飢餓面前，仍有些許暖色，讓人在沉悶中得到慰藉，在悲涼中看到希望。

尤為令人動容的是影片最後一幕，小女孩失去了唯一的親人———母親後，説，活着的人我都不認識了，這時候已決心不再逃難，逆着人羣往回走的老東家説，叫一聲爺爺吧，叫一聲爺爺我們就算認識了。蒼涼的畫面上一位老者牽着小女孩遠行的背影。那一瞬間，觀眾的心被温暖了，被祖孫倆生死相依的背影温暖了，至此，終於明白，我們這個民族經歷磨難，始終沒有滅種亡族的偉大內在動力，讓觀眾在災難中看到了人性之光。（《海峽時報》評） ^[24] 

相較於投資方的大膽出資，導演馮小剛和編劇劉震雲在劇本改編上卻顯得過於小心謹慎，電影敍事成為《一九四二》最大的軟肋和硬傷，也許是出於擔心如果把一些更深刻的情節編入電影中會沒辦法通過審核的緣由，也許是擔心電影場面過於血腥和殘酷，導致觀眾觀影效果不佳，引起觀眾反感或恐懼不敢進入電影院觀看。不管出於怎樣的顧慮，恐怕這都與巨大的投資所帶來的拍攝壓力有關，一旦改編不利，影響票房收入，對出品方、投資方都是致命的打擊，畢竟這部投資2.1億的電影票房需要達到8億才算贏利，可想而知製作方的壓力有多大 ^[25]  。（《電影評介》評）

看過《一九四二》的人，不自覺地就會將它與《唐山大地震》作比較，並且可能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九四二》不如《唐山大地震》深刻，影片的支撐點不牢固，整個電影瀰漫着的都是荒寒徹骨的悲痛與無奈，看不到活着的希望，而觀眾們，或者是河南人，甚至具體到延津人，現在都活得好好的，那麼拍這部電影的意義在哪裏？在温故中求新，如果影片一直聚焦於這羣逃荒人的悲歡離合，那麼，觀眾的情感也不會被激盪到什麼程度，馮小剛對劇本一大超越就是在播放逃荒故事的過程中，不時地將鏡頭放到重慶黃山官邸，那裏不是笙歌豔舞，就是在探討國際大事，這樣一對比，似乎河南人民的逃荒就只是小事一樁。在難民想着是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蔣委員長卻在思索，是為國而戰還是為民而戰呢？—位軍官也許道出了蔣委員長的心聲：“老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日本人就會接管這個國家。”於是蔣委員長撒手不管，最後又亡羊補牢，可為時已晚，獨夫民賊的帽子還是被扣上了。馮小剛的《一九四二》雖然拍的也是災難片，但沒有流俗，沒有拯救等龐大字眼上帝也暫時拿魔鬼沒有辦法”，盡全力去還原，但不瑣碎，也不評判。不同的人去看這部電影，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這是繼《唐山大地震》以後對國產災難片的又一次突圍與超越 ^[26]  。（《名作欣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