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大雅

温大雅（572－629），字彥弘。大雅出身官宦士族之家，其父温君悠，北齊時即步入宦海，任文林館學士。入隋為泗州司馬，大業末謝病離任返歸原籍。温大雅與弟大臨、大有等俱以文學聞名四海；時人云：“諸温儒雅清顯，為一時之稱。”《舊唐書·温大雅傳》有“温陳才位，文蔚典禮”之説。當時以文學和家教著稱的士族首推顏、温兩家，顏即顏之推，亦有三子。時有“顏氏三雄”和“温氏三雄”之美譽，可見顏、温兩家子弟皆為一時之選。

隋文帝開皇末年，初及而立之年的温大雅即以才學卓著授東宮學士職。大業末年，又授長安縣尉，不久丁父憂辭官回鄉，與三弟大有居太原。是時，隋朝風雨飄搖，農民起義如火如荼，隋煬帝被困江都，朝不保夕。大業十二年（616年），唐國公李淵出任太原道巡撫大使，與子建成、世民多方延攬人才，而近在晉陽的温大雅便成為其重禮延聘的一方人物。温大雅入幕後，被聘為留守府記室參軍，典掌機要，併為李氏父子分析時政，籌劃方略，制定興兵起兵計劃，被倚為左膀右臂。大業十三年七月，李淵建大將軍府，温大雅任將軍府記室參軍，仍掌機要，參與核心機密。李淵在晉陽誓師之後，温氏隨軍出征，一路屢出奇謀。是年10月，李淵兵克長安，擁立代王楊侑為帝，自任大丞相，而温大雅與竇威、陳叔達等人則負責籌劃禪讓之事。

次年，李淵即位，建立唐朝，温氏任黃門侍郎，位居權力中樞。與此同時，其弟温大臨亦官至內史侍郎（中書侍郎），兄弟同列朝堂，共事李唐，位高職顯，時人榮之。然而，温大雅深感兄弟共掌機要，雖為時人欽羨，日久必遭非議，於是堅決請辭黃門侍郎，並於武德二年（619年）四月調任工部侍郎。不久因政績卓著，應秦王李世民之請調任陝東道大行台、工部尚書等職。

從太原起兵到唐朝建立，從記室參軍到黃門侍郎，温大雅全心投入參訂禮儀、贊劃機密及繁忙政務之中，並依憑其過人的才幹、睿智和謀略為李氏代隋立下汗馬功勞。武德三年後，各地分裂割據勢力相繼蕩清，社會趨穩，民心漸傾李唐，統一趨勢已形成。為替李唐代隋事業“正名”，温大雅於武德三年至八年相續修成《大丞相唐王官屬記》2卷、《今上王業記》6卷、《大唐創業起居注》3卷，為後人研究唐史留下了寶貴資料。

唐高祖後期，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爭奪帝位日趨明朗，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陝東道因與都城長安遙相呼應、內外相制，戰略位置重要；又因李世民兼掌行台尚書令，工部尚書温大雅不可避免地捲入這場政治鬥爭。武德九年六月，他臨危受命鎮守洛陽，全權統轄秦王河南嫡系部隊，以穩定外圍局勢，並與長安秦王府軍隊成鼎足之勢。同時，為使李世民贏得勝利，他數陳秘策並參與制定強行奪權行動的策略。

玄武門之變後，温氏因功擢升禮部尚書，受爵黎國公。

貞觀三年（629年），温大雅積勞成疾，病逝於長安，時年57歲。太宗念其忠孝，特敕諡號“孝”。高宗永徽五年（654年），追贈尚書右僕射。

《舊唐書·列傳第十一》 ^[1]  有記載。

温大雅出身漢唐名門士族太原温氏，家族世系如下： ^[5] 

温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朝泗州司馬、司隸從事。

温彥將（温大有），唐朝太原縣令、大將軍府記室、中書侍郎、清河郡公。

温彥博（574年－637年），字大臨，唐朝宰相。

温無隱，通事舍人、工部侍郎、瀛洲刺史。女兒晉陽縣君，嫁給泗州刺史趙本質。

温釋允，坊州刺史。

孫子：温晉衝，范陽縣令。

曾孫：温仁禮，左金吾衞長史。

玄孫：温景倩，南鄭縣令。

《大唐創業起居注》

温大雅一生較為短暫，其遺於後世的主要著作為《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這部史籍主要記述了李淵太原起兵至正式登基稱帝 357天中的史事，成書於唐武德年間。由於温大雅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所以《起居注》中所記，多為自己目睹耳聞親身經歷，固而史實較翔。此書流傳於今，為歷代研究唐初創業的重要史料。但是，在不少地方與後來的《舊唐書》 、 《新唐書》等史書所記不同。比如，對李氏太原義舉的一段記載，《起居注》記為李淵為其主謀，而《舊唐書》、《新唐書》則記為李世民為其主謀。不少學者認為《起居注》所記較為可信，凡與《起居注》所記不同者，均應以《起居注》所記為準。其實，中國的正史頗多曲筆，多出自後人之手，所謂“國亡修史”，時隔較遠難免訛誤。即便是出自當代人之手，亦或出自親歷者之手，也未必每個史家都能做到秉筆直書。對隔代修成的正史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所謂“實錄”也應如此。温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是人們研究唐初李氏父子創業過程的一部極為重要的史籍，對於每一個研究李淵、李世民其人的史學工作者，都有着較高的史料價值。

温大雅親身經歷了唐朝的建立，温大雅於武德三年至八年相續修成《大丞相唐王官屬記》2卷、《今上王業記》6卷、《大唐創業起居注》3卷，為後人研究唐史留下了寶貴資料。這部書記述李淵起兵至正式稱帝的三百五十七天中的史事。上卷記述李淵聚兵至發引四十八日事，由於所記多為親身經歷。翔實可信，還全文收錄了李淵在位其間發佈的大量詔冊文書。比後來《舊唐書》、《新唐書》 《資治通鑑》等史書著作所記更為全面，合於歷史實際，較可信。

温大雅的政治思想與史學觀念集中體現於所著《大唐創業起居注》中，這部史籍主要記述李淵太原起兵至長安正式登基357天的歷史。作為這一過程的親歷者，温大雅認為，任何事物的變化均有徵兆，尤其國家興亡、朝代更替等關乎天道民生的大事更是如此，而且這種前兆代表了上天的意志，順應這種意志即順天命，反之則是逆天命。這種天命觀貫穿於《大唐創業起居注》全部內容之中，從而為李淵建唐披上順天應民的神聖外衣。

開皇年間，民間曾流傳太原系“王氣所在”和“李當國姓”的民謠，温大雅在書中就對這一説法表示了認同。他認為太原是陶唐舊地，西周成王剪桐封地，叔虞被封於此，國號唐，而李淵恰恰出任太原道巡撫大使，受爵唐國公，因此是受命於天的“潛龍”。温大雅還利用童謠和符讖宣傳李淵起兵的神道使命和合理性。開皇年間，太原流傳童謠《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裏。”温氏解釋為“李為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明確指出唐國公李淵封地屬陶唐舊地，李姓配陶唐，恰好暗合童謠。他的這種刻意詮釋使汾晉父老頓時悟到其中的隱言暗語，“自爾已後，義兵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眾得數萬”，這對李氏父子聚積實力大有幫助。

其中尤為典型的是《大唐創業起居注》對李淵改旗易幟以臣事突厥一事多方掩飾。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淵為解除後顧之憂向突厥稱臣，此舉儘管只是策略上的權宜之計，但對以“正統”天子自命的唐王朝而言自然極不光彩。當時隋尚火德，旗幟為紅；突厥以狼為圖騰，旗幟為白色。李淵前後兩次改變旗幟顏色以示臣屬突厥，第一次是大業十三年六月恭候突厥使臣時，幕僚主張將紅色旗改為白色，李淵認為在突厥冊封前就改旗易幟，顯然既在政治上不成熟亦暴露出對隋政府的反叛傾向，遂折中為紅白相雜。身為高參且又處權力核心的温大雅深知其中利害，在處理此事時迴避了問題實質，僅以一言輕描之。第二次是李淵晉陽誓師時將旗幟明確改為純白，對於此次易幟，温大雅則敏妙地援引武王伐紂曾於牧野誓師執白旌的典故以及隋初頌揚隋文帝“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的民謠，通過“隋帝恆服白衣，每向江都，擬於東海”的範例，以一字之差將“白衣天子”改為“白旗天子”，使李淵如鯁在喉的難言之隱變成上應天理下順民意的“義舉”，並由此成為周武王、隋文帝式的“義舉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