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高氏

關於渤海高氏的譜系，所能依據的文獻主要有三類，正史中高氏人物的相關傳記；《元和姓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書辯證》等記載士族譜系的姓氏書；以及新出土的大量墓誌中對於高氏世系的記載。相對而言，正史所載的士族譜系經過官方審定，可靠性較高。林寶《元和姓纂》修成於唐憲宗元和七年，主要匯聚了當時所見的各種姓氏書、氏族志以及士族的家狀、譜牒編輯而成，其主要功能是備朝廷封爵之用，非為世系辨偽而作，且該書編纂時間甚短，僅二十旬成書，並無詳考每一姓氏世系源流的可能。中唐以後，士族勢力已日趨衰弱，“風教又薄，譜錄都廢，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這種社會現象的存在，説明當時人們對於士族譜系的重視程度已大為下降，郡望偽濫的情況頗為普遍。加之《姓纂》成書匆忙，未能詳加考辨，故對其記載的可靠性需要謹慎辨別，不可盲目依從。《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乃是據《姓纂》編成，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仿《姓纂》體例而成，其內容十之八九皆源於《姓纂》、《新表》，鄭樵《通志·氏族略》也本之於《姓纂》，可知目前所見的姓氏書大都以因襲《姓纂》記載為主。近年來大量出土的墓誌為研究士族的譜系提供了新史料，但是墓誌撰寫的依據主要是志主親屬提供的行狀、譜牒等材料，故究其史源而論，墓誌與《姓纂》等姓氏書乃出於同一史源，皆是據士族自身提供的譜牒而成，且墓誌撰成之後，埋於地下，時人並不能見，因此墓誌所載的世系往往只能代表志主親友的一家之言，未經審定，故對其所追溯的先世，尤其是曾、高以上，當抱有審慎的態度。

渤海高氏最初見諸於《晉書·慕容廆載記附高瞻傳》，其記載頗為簡略，僅言高瞻與其叔高隱率宗族鄉黨避亂於遼東，並未提及高瞻父祖的事蹟，更遑論追溯高氏先世。《晉書》載記部分主要的史料來源當是崔鴻《十六國春秋》，而司馬光作《通鑑》時《十六國春秋》尚有二十卷殘本存世，司馬光多有參考，故《通鑑》記十六國事多有逸出《晉書》之處，尚載有高瞻之子高開、高隱之孫高泰的事蹟，而《太平御覽》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佚文中記有高開之弟高商的事蹟，則高瞻、高隱子孫在十六國時期的活動斑斑可考，但皆未追溯其先世。

渤海高氏經過十六國北朝的發展，其家族地位日益提高，完成了士族化的過程，而與此同時，其家族的譜系也日益綿長。《魏書》所載渤海高氏人物甚多，特別是將其先世追溯到漢太傅高裒之後，邁出高氏譜系層累建構的關鍵一步。《魏書》對於渤海高氏的記載特為詳盡，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魏收編纂《魏書》時，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兩人皆與魏收有親，魏收遂為其家並作傳，此事乃是後世譏評《魏書》為穢史的重要依據。但高德正的先祖乃是北魏名臣高允，為其立傳本無疑問，而魏收的徇私之處便是多書錄並無事蹟可稱的渤海高氏成員，此外，當時把持朝政的高歡父子自稱出自渤海高氏，在此政治環境下，魏收對於高氏先世多有粉飾本不足為奇。

北魏末年，渤海高諒曾編纂《親表譜錄》四十餘卷，自五世已下，內外曲盡，高諒與魏收時代相近，此譜魏收修撰《魏書》時當能見到，或是魏收撰寫渤海高氏諸傳的重要依據。但魏收也僅僅記載高氏為漢太傅高裒之後，卻在高裒與高隱之間留下了數代空缺，可知儘管魏收與渤海高氏關係密切，有意為之作佳傳，並有高氏譜牒可供參考，但在當時並未能找到多少有關高氏先世的記載，所謂漢太傅高裒之後説法，因為高裒與高隱之間存在的世代缺失，顯得破綻百出，若非《魏書》修撰受制於特殊的政治環境，當在此前加上“自雲”兩字方才符合史例。

今本《元和姓纂》中高姓的條目已佚，僅有佚文言其為 “齊太公六代孫，子高，孫傒，以王父字為氏”，可知到了中唐時代高氏世系已被進一步的拉長到春秋時期，所幸據《姓纂》編成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高氏先世甚詳。《新表》不僅將高氏的起源追溯到齊太公之後，並巧妙地將其與《魏書》所載的世系勾連在一起，並填充了其中世系斷裂的部分，補充了高氏祖先的活動，使其系譜顯得豐滿可信，從而完成了渤海高氏世系層累建構的過程。此後的姓氏書如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明代凌迪知《萬姓統譜》都基本沿襲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記載。這種將高氏先世追溯到春秋時代的記載，不僅見諸于姓氏書之中，在出土的墓誌中也頗為常見。本非漢魏舊門的渤海高氏，一躍而成為自春秋以來綿延不絕的世家大族。渤海高氏這一個案充分體現了時代愈後，士族的譜系愈長這一悖論，反映出士族譜系層累造成的特點。

高氏譜系中最為關鍵的人物是《魏書》中所載的漢太傅高裒，他的出現是譜系建構的開端。高裒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高洪四世孫襃當是同一人，但高襃未見諸於史籍的記載，線索到此為止便已中斷，儘管高氏譜系層累建構的特點已足以讓人對《新表》的記載產生極大的懷疑，但家狀、譜牒與經過刪削選擇的正史畢竟是兩種性質的文獻，譜牒以詳載士族譜系為目的，其對士族世系的記載有逸出正史之處本屬平常。那麼《新表》的記載究竟是確有實據，還是移花接木，或者根本就是信口開河，讓人難以遽斷。陳留高氏確實是漢晉名門，三國曹魏的名臣高柔便出自陳留，其父高靖曾為蜀郡都尉，其子高光仕於西晉，頗有聲譽，高氏一姓，在漢晉時代，以陳留最為顯赫，或許是因為高光之子高韜捲入八王之亂，家門覆滅，其家族不顯於後世。此處的高襃儘管與《魏書》、《新表》中的高襃官位不同，但名字完全一樣，給人留下了思索的空間。渤海高氏譜系中的高裒很可能就是陳留高氏中的高襃，缺少魏晉門第可供憑依的渤海高氏在顯貴之後，通過巧妙嫁接，將其先世攀附到漢晉名門陳留高氏的身上，而陳留高氏在漢晉之後的湮沒無聞也為這種追認創造了條件，這種攀龍附鳳地追認使得先天不足的渤海高氏一下子擁有了與魏晉舊門分庭抗禮的資本，這是高氏譜系層累建構的第一步。那麼第二步則是進一步要將渤海高氏的譜系與齊國的高氏勾連起來，高氏是春秋時代齊國的世卿，對於齊國高氏的譜系，學界已有所研究，《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孔穎達疏引《世本》曰：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這是關於齊國高氏世系最早的記載，《新表》所載當本於此，但所謂敬仲乃是齊太公之後的記載卻是在《新表》中最早出現的，並未見諸於其他記載，或是渤海高氏攀附世系時自己的發明，可知渤海高氏在攀附齊國高氏的過程中，為了進一步炫耀其家族的世系綿長，同時也將齊國高氏的譜系進行了拉伸。其實沒有任何文獻材料可以證明齊國高氏與渤海高氏或是陳留高氏之間存在親緣關係，東漢《益州太守高頤碑》自稱為齊國高氏之後，但其世系無考，難以據信。

渤海高氏作為一個從西晉末年開始逐步崛起的大族，經過了十六國北朝的政治沉浮，逐步完成了士族化的過程，渤海高氏的郡望也在此階段逐步形成。由於長期的戰亂與人口的遷移，偽冒郡望的現象在北魏普遍存在。這就形成了這樣一個悖論，一方面士族為了強調自己譜系的純正、血統的高貴，不斷地進行甄別士流、修訂家譜的活動，以期杜絕偽冒郡望的行為。但長期的戰亂、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使得士族本身也難以斷定譜系的真偽，又給了偽冒者以可乘之機。而士族的社會地位愈高、愈是強調自己譜系的高貴純正，對於偽冒郡望者提供的利益驅動也就愈大，想要冒入士流的人也就愈多。在此魚目混珠的情況下，甚至連譜學家也難以準確地加以判別，史書中不得不常以“自言”、“自雲”之類的詞語來加以標識。

而北朝政治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漢人士族雖然地位不低，但政治實權一直掌握在鮮卑貴族、外戚甚至恩倖的手中，一些出身低微的外戚、恩倖在顯貴之後，往往偽託士族的郡望，北朝皇帝常常縱容、甚至鼓勵這樣的行為，漢人士族在皇權的壓迫之下，不得不默認這些貴戚的公然的偽冒。偽冒郡望本身也是對於郡望價值的一種認同，對於渤海高氏這樣一個逐步上升的大族來説，偽冒郡望者的出現，也是其郡望形成，士族地位確立的一個重要標誌。

《魏書》所載渤海高氏共有高湖、高允、高祐、高聰、高崇、高遵六個房支，除了高湖一支涉及高歡冒姓的問題歷來爭議很多之外，尚有高崇一支的來歷頗為可疑。高崇一支自稱渤海高氏，四世祖高撫永嘉中與兄高顧避難奔於高麗，《魏書》定其為渤海高氏，但《北史》則稱高崇之子高道穆自雲遼東人，李延壽《北史》以沿襲正史記載為主，若非有其他可靠史料，當不至於妄改。但奇怪的是遼東高氏本非高門，並無偽冒的必要，此處“自雲”兩字顯得頗為突兀，不合史例，此處的“自雲”兩字或許是在暗示高崇一支本非漢人，乃是由胡族偽冒。姚薇元先生認為遼東高氏，本高麗族，且高顧為高肇的五世祖，高肇為高麗人，認為高崇一支也是高麗人，而冒姓渤海高氏。高崇一支的世系確實也是疑點很多，如果説高崇一支是偽冒渤海高氏的話，也是偽冒得相當巧妙，僅在七、八十年之後，魏收已難以辨別，將其認作為渤海高氏了。

從現有材料來看，高崇一支冒姓的疑點主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其進入北魏之後，待遇甚高，與沮渠牧犍之女通婚，在此時期渤海高氏的其他各支皆無與胡族通婚的經歷，高潛卻與胡族通婚，這是疑點之一。高崇本為高潛與武威公主所生之子，沮渠牧犍因謀反事誅。公主遂以高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宣武帝景明中，方才復為本姓。高崇在複姓不久之後即告去世，年三十七，可知在其生前大多數的時間裏，高崇本人是以沮渠崇的名字行於世的。世系綿延是中古大族最為重視的事情之一，除高崇之外，也未見高潛尚有其他子嗣，不惜以損害自己的家族的世系綿延為代價，將自己的子嗣改為胡姓，過繼給胡族，無論是從華夷之別，還是從家門禮法而言，皆是中古大族決不能接受的舉動，高崇曾經改姓沮渠一事無疑是其世系中的最大疑點。此外，高崇一支未見有與渤海高氏其他房支交往的記載，高潛歸國之時，高允正擔任中書令的要職，高允素來對於提攜高氏宗族素來不遺餘力，但未見高潛與高允之間有任何交往。而高崇一支歸魏之後先是居於遼東，北魏遷都洛陽之後，其家百口皆在洛陽，與渤海鄉里並無聯繫，可見高崇一支與渤海高氏其他房支的關係頗為疏遠。而《魏書》與《北史》記載的牴牾則進一步增添了對高崇一支的懷疑。而高崇復歸漢姓時機頗為突然，綜合各方記載，其複姓的目的或許就是為了偽冒漢人大族，高崇死後追贈漁陽太守。從其追贈的變化中，可以略微窺知其冒姓的過程，高崇先是被追贈為漁陽太守，追贈本郡或是本州是中古大族死後常有的榮譽，漁陽也是高氏一望，北魏的名臣高閭便是出自漁陽，其五世祖原為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高閭主要活動於獻文、孝文、宣武三朝，曾任中書令、中書監等要職，卒於景明三年（502年）。而高崇恰在景明中恢復漢姓，正值高閭地位最盛之時，其最初當是想冒入漁陽高氏，故被追贈為漁陽太守，漁陽與遼東地域相鄰，其自稱望出漁陽而遷居於遼東則顯得更為可信。高崇之子高道穆在北魏末年貴盛一時，永安二年（529年）的改贈當是出自於他的推動，而滄州則是渤海高氏的本州，改贈滄州刺史則意味着高崇一支轉而偽冒地位更高的渤海高氏。高崇之子高謹之也曾擔任滄州平東府主簿，可知高崇一支確實已經以渤海高氏的名義進行政治活動，出仕本州僚佐。高崇一支偽冒的成功另一重要原因在於其在政治上表現與漢人大族無異。經過三代之後，在高崇的子嗣身上已看不出胡人的跡象，從其交往、通婚的網絡而言，高崇一支的士族身份已得到了當時社會的普遍認可。高崇一支通過迅速漢化的方式，加之藉助於皇權力量的幫助，得以頗為成功的冒入渤海高氏。

在北魏歷史上，遼東、高麗高氏歸於北魏的除了高崇一支之外，尚有其他四支。較早的是高琳、高道悦兩支。高琳一支為高麗人，其歸魏當在北魏立國之初，從其受封領民酋長來看，可見宗族部曲還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而羽真氏本是高麗之姓，高麗的羽真氏多改姓高氏，可見高琳本姓羽真氏，其後的賜姓，只是恢復本來的胡姓而已。高道悦的曾祖、祖父皆仕於北燕，太武帝時歸魏。羅新懷疑其本是高麗後裔，與北燕高雲是同族。從高道悦之父玄起開始，該族移居於渤海蓚縣。但無論是在《魏書·高道悦傳》還是《高道悦墓誌》當中，皆明言高道悦為遼東新昌人，高道悦死後追贈營州刺史，亦是把遼東作為本望。

北魏早期從高麗、遼東遷回的高氏，皆無意冒入渤海高氏，可知在當時渤海高氏的社會地位尚不是很高，其郡望也沒有得到一致的認可，所以並無偽冒的必要。但在北魏中後期遷入的高賓、高肇兩支皆偽冒渤海高氏的郡望，可知在北魏中期以後，隨着渤海高氏政治、社會地位的提高，試圖偽冒渤海高氏郡望的人也日益增多。高賓一支孝文帝初年歸國，號為渤海高氏，所謂沒於遼左是胡人偽冒漢族郡望時的慣用語，高賓之子高熲為隋代名相，《隋書·高熲傳》稱其自雲渤海蓚人，可見高賓一支的世系也極不可靠，姚薇元認為高賓一支本為高麗人，當可信從。但高熲一支的後裔在墓誌中也自稱為渤海人，可知在唐代高熲一支完全是以渤海高氏的旁支自居。高肇一支也是在孝文帝初年歸魏，其偽冒渤海高氏的手法與高崇相似，並進一步攀附其五世祖高顧與高崇四世祖高撫為兄弟，這樣高崇與高肇兩支變成了同宗，在冒入渤海高氏的問題上兩支形成了利益同盟的關係。這兩支冒姓活動開始的時間頗為接近，加之這兩支所冒的為渤海高氏的同一旁支，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害關係，可以想見這兩支的冒姓活動很可能是共同謀劃、互相支持的。由於高肇一支在北魏晚期的政壇上十分活躍，記載較多，加之其家族墓誌的大量發現，為進一步瞭解該支的冒姓過程提供了條件。儘管《魏書》之中對高肇五世祖高顧避難遼東的事情言之鑿鑿，但是在高肇一支出土的九塊碑誌中，卻都未提及高顧以及避亂高麗的經歷，除了《贈營州刺史懿侯高貞碑》將其先世虛無縹緲地與炎帝聯繫起來之外，其可靠的世系大都只追溯到高肇之父高颺，只有《文昭皇后高照容墓誌》中提到其高祖名孝，可見《魏書》所載的高肇一支的世系並未被載入墓誌，這或許是因為《魏書》記載的世系被編造出來的時間較晚，而墓誌埋入的時間更早，未能及時載入。

儘管這九塊碑誌皆自稱渤海高氏，但是從其碑文所述中依然能夠發現其偽冒的蛛絲馬跡，《贈營州刺史懿侯高貞碑》載高貞字羽真，追贈營州刺史，而羽真氏本是高麗之姓，高麗的羽真氏多改姓高氏，《高貞碑》提及此事可謂是欲蓋彌彰，反而透露出高肇一支本為高麗人的真相，而其所贈的營州刺史，是將遼東作為其本望，與自稱渤海高氏相牴牾。而《魏故持節徵虜將軍營州刺史長岑侯韓使君賄夫人高氏墓銘》載高氏曾被封為遼東郡君，也印證了高肇一支本出於遼東。而本傳所載高肇之弟高顯曾任高麗國大中正，與墓誌的材料相對應，更進一步確定了高肇一支本是出自於高麗的身份。從墓誌記載中發現高肇一支為了冒入渤海高氏所作的種種努力，如高颺被追封為渤海郡公，高琨、高猛被追贈為冀州刺史，試圖將高肇一支與渤海郡望聯繫起來，這是最為常見的冒姓手法。而《高琨墓誌》中又載其母為汝南袁氏、其妻為鉅鹿耿氏，試圖造成其與漢人大族世代通婚的印象，但據《魏書》可知高琨之妻為蓋氏，蓋氏為高麗之姓，為了抹去高肇一支中的高麗痕跡，利用“蓋”、“袁”兩字形近的特點，將蓋氏改為袁氏，並進一步將其附會於東漢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

高肇一支要達成偽冒渤海郡望的目的，最為有效的方式便是歸葬渤海，從而達到魚目混珠的目的。高肇一支試圖歸葬渤海，理所當然地會受到渤海高氏的抵制，高肇固然權勢熏天，但渤海高氏也是仕宦不絕，並擁有強大的鄉里勢力，高肇一支想要歸葬渤海絕非僅僅依靠權勢便能達成目的。延昌三年（514年），宣武帝曾下詔令高肇將其父兄遷葬於鄉，所謂遷葬於鄉當是指父兄之墓從平城遷往渤海，這當是高肇利用皇權的力量，試圖偽冒渤海高氏的一次努力，但是從目前出土的材料來看此次遷葬卻是不了了之，高琨確實是被重新安葬、並營造規模宏大的墳塋，重新制作的墓誌中也詳細標明瞭其渤海條縣崇仁鄉孝義里人的身份，但是高琨依然被安葬在平城舊塋，而未能遷葬於渤海，可見高肇一支試圖歸葬渤海的努力絕非一帆風順。高肇一支最終能夠歸葬渤海，渤海高氏中的高綽、高聰兩人或許在其間起了一定的作用。高綽、高聰兩人皆曾經因為黨附高肇而被元匡彈劾，可知兩人與高肇的關係密切，高肇試圖偽冒渤海高氏努力若能得到高綽、高聰的支持，便能收穫事半功倍之效，而高綽、高聰二人通過黨附高肇，在政治上也獲得了權貴的庇佑，雙方各取所需。高貞葬於渤海之後，高植在神龜年間、高湛在元象二年（539年）分別歸葬渤海，高肇一支如此大規模地遷葬渤海，當是得到了渤海高氏的默許。

由於高肇、高英均未能得以善終，高肇一支冒籍渤海高氏一事並未取得完全成功，但正是這種未完成的狀態，為觀察北朝貴戚偽冒士籍的方法及其背後的政治運作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利用皇帝的權威在封贈過程中做些手腳，偽造家族的譜系並勒之於墓誌是最常見的手法，但在士族時代，要達成冒姓的目的，僅訴諸於政治權威並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畢竟士族地位更多地來自於社會的認同，而非皇帝的敕封。如何取得士族社會的認可，進而改變原來的著籍地，遷入想要冒入士族的聚居地，如此這番，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則有望洗去冒姓的痕跡。而隨着渤海高氏郡望的逐步形成，偽冒郡望的事件日益增多。在此情形下，高氏宗族內部也必須有所行動，北魏後期，高諒造《親表譜錄》四十餘卷，自五世已下，內外曲盡，便可以看作為高氏家族內部的應對之策。身處冒姓的壓力之下，渤海高氏內部也開始注意辨別源流，以期能維護家族譜系的純粹，而高諒編纂《親表譜錄》行動的本身則可以被視為渤海高氏郡望形成的重要標誌。

關於渤海高氏譜系的研究，學界關注最多的是高歡一支的族屬及其是否出自渤海高氏的問題，相關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關於高歡與渤海高氏的關係，開創性的研究是由濱口重國完成的，他詳細考辨了高歡一支的族屬源流，發現高歡家族與河州地區有着密切的關係，據《魏書·高湖傳》、《北齊書·高歸彥傳》等相關傳記的記載，可知高湖長子高真一家三代皆居住於河州，而高真之孫高歸彥、曾孫高普在高歡平定京洛之後皆是從河州投奔高歡，可見高真一支長期定居於河州。而高湖本人曾為寧西將軍、涼州鎮都大將，鎮姑臧，次子高各拔之子高猛虎為鄯善鎮錄事，幼子高稚為薄骨律鎮將，高稚之子高陀為沃野鎮長，這些地區皆鄰近河州，或許與其家族居住於河州有關。儘管高歡所出的高謐一支在坐法徙居懷朔之前居住地不明，且相關記載牴牾之處甚多，頗有經過粉飾的痕跡。但是由於高湖一支皆居住於河州，高謐一支也很可能居住於河州。濱口重國的這一發現是判定高歡一支冒入渤海高氏最為有力的證據，渤海高氏與鄉里宗族關係密切，大都聚居於渤海鄉里，如高允十餘歲時，奉祖父喪還本郡等事例皆可證明高氏家族與鄉里社會關係密切，而高湖一支卻長期定居在胡族聚居的河州，其非出自渤海高氏明矣。

除此之外，尚有許多旁證可以支持這一論斷，例如渤海高氏的成員多以文學才能見長，而高湖曾率領三千户歸魏，總領代東諸部，行跡與領民酋長類似，高湖的子孫多擔任邊境軍政的武官，與渤海高氏的門風完全不同。又如《北齊書·高乾傳》史臣曰：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其中“異豐沛故人之語”可以證明高乾與高歡非出自於同源，又如王鳴盛所云：高允與高歡乃是五世內的近屬，卻未獲追崇。而支持高歡出自渤海高氏的意見，如陳羣認為自高謐至高歡不過三世，在譜系嚴格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恐難掩人耳目，但是考慮到高歡時期高壓的政治形勢，藉助政治權威偽造譜牒並非難事。另外尚可補充的是高歡一支的冒姓活動背後很可能有渤海高氏的成員參與其中，高洋曾命渤海高德正領宗正卿，高德正是高洋親信的漢人大臣，宗正卿一職一般多由宗室擔任，高洋用高德正擔任此職，固然有視渤海高氏為同宗，籠絡高德正及渤海高氏之意，但值得關注的是宗正卿的職責之一便是辨析宗室系譜，以高德正出任此職或許正是要借其手將高歡一支冒入渤海高氏的譜牒之中。李培棟認為高歡只追崇四世之內的祖先，而高允距高歡五世，未獲追崇本是正常，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王鳴盛的意見，但對於高歡一支偽冒渤海高氏基本論證並無動搖，因此高歡一支乃是渤海高氏的假冒牌當可無疑。

作為鮮卑化程度很深的人物，高歡仍自稱為漢人名門渤海高氏，從中不難看出當時社會重視門第的一般風氣。值得注意的是北齊覆亡之後，高歡一支依然能夠維持渤海高氏身份，不被揭破。這主要應當歸功於高歡從弟高嶽之孫高士廉，高士廉為唐初名臣，與唐太宗為姻親，曾負責編纂《貞觀氏族志》，《貞觀氏族志》的編纂方針之一便是崇重今朝冠冕，在此方針的指導下，高士廉很可能借機將其本支納入渤海高氏的譜系中去。與高肇一支不同，高歡的家族沒有因為北齊的覆亡而喪失顯貴地位，這是其能夠在唐代維持渤海高氏身份的重要保障。

更值得注意是，高歡一支的後裔在唐代已經成為了渤海高氏的主流房支，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所載唐代渤海高氏出現宰相的兩支之一。隨着時間的推移，高歡一支在唐人心中已被視為渤海高氏的正宗，甚至連譜學家都難以辨識，高歡一支後裔的墓誌發現甚多，皆自稱為渤海高氏，並不諱言先世乃是出自於高歡，高歡一支冒姓痕跡，隨着時間的沖刷已渺然無痕。不但是外人對於高歡一支冒姓的記憶已日益淡漠，難以辨識，就連渤海高氏宗族內部也將高歡一支視為正宗，序其行輩。高歡一支的冒入對於從南北朝進入唐代渤海高氏來説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這種藉助於皇權力量對於士族譜系的重新構擬，同時也對渤海高氏宗族內部的認同產生了影響，這種假冒牌與正宗房支合流現象的出現便是其表徵之一。

高歡、高熲等房支冒入渤海高氏，是高氏譜系層累建構的另一側面，房支數量的橫向增加，造成了渤海高氏譜系的紊亂，但在另一方面這些新鮮血液的注入是渤海高氏能在隋唐時代保持較高的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正是這些以渤海高氏名義活躍於隋唐政治舞台的房支，維持了高氏郡望保持不墜。縱向的攀附與橫向的疊加是士族譜系層累建構過程中的一體兩面，通過分析高氏譜系形成的過程，在中古士族郡望名稱保持不變的背後，內部的社會流動與代際更替，新房支的崛起，無論其真偽如何，都印證了這種社會流動的存在。這種通過冒姓表現出來的隱性、緩慢而持續的社會流動是士族社會保持活力的關鍵所在，而又恰恰是這種社會流動擴大與加快，偽冒姓望現象的泛濫，使郡望失去了原有價值，造成了以士族為中心的社會結構的崩潰。

《世本·卿大夫世家·齊·高氏》：高氏。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①。《左·襄二十九年》正義。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左》 正義同上。傾子之孫酀②。 《左· 昭 十二年》正義。 ①案：正義引劉炫雲：“據《世本》，高止，敬仲元孫之子。”若水編校世本；②案：正義引《世本》文，“偃”作“酀”，雲“酀”“偃”、聲相近。“酀”即所云高偃是也。《傳》雲：“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必有一誤。

《唐書·宰相世系表》：“高氏出自姜姓。齊太公（即西周姜太公，亦稱呂尚、姜尚）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孫傒為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為氏，食採於盧，諡曰‘敬仲’，世為上卿。敬仲生莊子虎，虎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子麗，子麗生止，奔燕。十世孫量為宋司城，後入楚。十世孫洪，後漢渤海太守，因居渤海蓚縣。洪四世孫褒，字宣仁，太子太傅。褒孫承，字文休，國子祭酒、東莞太守；生延，字慶壽，漢中太守；延生納，字孝才，魏尚書郎、東莞太守；納生達，字世達，吏部郎中、江夏太守；四子約、乂、隱、漢。隱，晉玄菟太守；生慶，北燕太子詹事、司空；三子展、敬、泰。展，後魏黃門侍郎、三都大官，二子讜、頤；讜冀青二州中正、倉水康公，二子祚、佑；佑字子集，光祿大夫、建康靈侯，二子和璧、振。

高姓自高傒起得姓（桓公賜“以王父名為氏”），為春秋時齊國公族，世為天子所命監國上卿，同時也是盧姓始祖 ^[1]  。高氏和同為上卿的國氏成為齊國最顯赫的兩大貴族，鼎盛時“三分齊而有其一”，《管子·小匡》載：“國設三軍，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國語·齊語》雲：“士商十五鄉，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高傒不僅在內主軍、主政，對外並曾代表桓公安亂稱盟諸侯。至戰國田氏代齊，公族遭受屠戮，高氏多出奔魯燕等國。

孔子弟子高柴，齊文公十八世孫，字子羔，又稱子皋、子高、季高、季臯、季子臯，在魯、衞兩國先後四次為官，歷任魯國費宰、郕宰、武城宰和衞國的士師，是孔門弟子中從政次數最多、時間最長的一個，為柴姓始祖 ^[2]  。

宋代韻書《廣韻》中列舉的高姓五望族渤海、漁陽、遼東、廣陵、河南，前四望族均源於渤海，且至兩晉之交均已發祥，惟有河南高氏形成的過程較為複雜。“河南”指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陽東北。雖然今河南境內，春秋時期鄭國有大夫高克、高渠彌，衞國有高柴；東漢時有南陽葉人高鳳，但南北朝以後“河南高氏”的內涵主要是北魏孝文帝時改為高氏的鮮卑族是(一作有)婁氏和羽真氏。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至洛陽，逐漸採取漢化政策，於公元496年把內遷的鮮卑各部姓氏一律改為漢姓，史稱“河南虜姓”。內遷鮮卑人均以洛陽為籍貫。“河南高氏”也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古今姓氏書辯證》把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歸於河南高氏。

大祚榮之後的歷代渤海王都沿襲渤海郡王或渤海國王號。對此，有人注意到唐高祖李淵弟之子奉慈與活躍於九世紀三十年代的高崇文兩例，指出渤海郡王號本為唐國內通用，渤海國王大嵩璘（794-809）晉升渤海國王后，渤海郡王以下的爵位均授予在唐的所謂“中國人”。

看來，早在大祚榮被冊封渤海郡王之前，渤海郡望的高氏已經有許多人受封渤海郡王、渤海郡開國公、渤海郡王等爵號了。這自然是個需要注意的問題。而一個記作“渤海人”的高氏的墓誌銘也同樣吸引了渤海研究者的關注。這墓主就是高句麗末代王孫高震。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大曆075條載，獻書待制楊憼撰“唐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特進右金吾衞大將軍安東都護郯國公上柱國高公墓誌序”有云：

大曆八年夏五月廿有七日，右金吾衞大將軍安東都護公斃於洛陽教業裏之私第，春秋七十三。前年四月十二日，郯國夫人真定侯氏先斃於博陵郡，……禮也。公諱震，字某渤海人。祖藏，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朝鮮郡王柳城郡開國公；禰諱連，雲麾將軍、右豹韜大將軍安東都護。公乃扶余貴種，辰韓令族，懷化啓土，繼代稱王，嗣為國賓，食邑千室。

從墓誌可知，墓主高震之祖乃高句麗的亡國君主高藏。高震身為高句麗王室後裔，卻自報渤海人，使該段墓誌因此顯得頗不尋常。韓國學者宋基豪以此作為渤海是高句麗人的後繼國家的有力證據。其理由是，高句麗滅亡後，許多高句麗遺民參與渤海的建國並在渤海的權勢貴族中佔據高位，他們從政權初創時起便長期追隨渤海王族大氏，作為王室後裔的高震從中體會到與渤海國間的一種“同質性”因而自報渤海高氏[6]。

顯然，宋基豪將這裏的“渤海”視為大祚榮建立的渤海國，但他並沒有説明理由。高震亡於大曆八年即773年，距渤海立國已有七十五年，因此若單純從時間上看，墓誌中的渤海完全有可能指渤海國。而且誠如宋基豪所言，因為高句麗在渤海建國過程中的特殊位置（如後述）以及亡國之後尋求依託的遺民心理，一些舊高句麗自稱渤海人的可能性也未必不存在。但問題是，高震並不生活在渤海，且亡於遠離渤海的洛陽私邸，這些現象使人難以將其與渤海國聯繫起來。

高句麗滅亡後，數萬高句麗遺民被強行遷到唐土的各地。（《新唐書》卷二百二十“高麗傳”《三國史記》卷二十二“高句麗本紀”第十等）。關於高句麗末王高藏，《冊府元龜》卷一千“外臣部”亡滅條中有如下記載:

高麗王高藏，高宗儀鳳中，授開府儀同三司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居安東，鎮本蕃為主。高藏至安東，潛與靺鞨相通，謀叛，事覺，召還，配流邛州，並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隴右諸州。其貧弱者留在安東城傍。聖歷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為安東都督，以領本蕃。自是高麗舊户在安東者漸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長遂絕。

在唐王朝強大軍事進攻下，高句麗亡國了。為便於統治和管理高句麗遺民，唐高宗讓高藏留在安東並對其加官進爵。然而高藏對唐廷陽奉陰違，私下裏與靺鞨部落串通謀反。事泄，唐廷招回高藏，另行發配四川邛州，在安東的高句麗遺民，除去貧弱者仍令滯留安東外皆流放關內河南隴右等地。

高震一家遷徙的具體情況不詳，他們可能沒有隨高藏去四川而是直接去了河南，也有可能先到四川，後輾轉至河南。當時，大祚榮尚未建國，或建號“震（振）”不久，正忙於躲避唐廷的追擊，還未稱渤海。從時間上看，高藏等移住唐內地時高震還未出世。700年出生的高震很可能在唐土度過一生，至少在洛陽長期生活過。也就是説，高震與渤海之間並不存在任何榮辱與共的歷史積累，他與現實的渤海國不僅存在空間上的距離，而且在時間上也存在牴牾，無法想象他如何會與遠在東北的渤海國扯上關係。況且，在唐廷，在中原人看來，渤海不過一夷狄蕃邦，高句麗人在中原人前表明自己的高句麗人身份尚且覺得有失身份，怎麼會自稱渤海國人，自取其辱。晉“永嘉之亂”期間，有渤海高氏到高句麗避難，因此高句麗人可能因此得知中原高氏的存在。在隋以後中原王朝一次次遠征高句麗的過程中，也有許多高句麗人逃入中原地區。據姚薇元考證，渤海高氏中就“混”入有高句麗人出身的異民族[7]。高句麗人附會渤海高氏，是因為這些高句麗人以出身東夷在中原備受輕視，所以冒充渤海高氏以抬高身價。高震自號渤海人一事，恐怕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事實上，外姓人附會渤海高氏者大有人在。前面提到的高熲也是一例。本傳載，“高熲，字詔玄，一名敏，自雲渤海蓨人也。”池田温指出，高熲雖然以漢人貴族自居，但他身上卻帶有濃厚的鮮卑人色彩[8]。高震之舉實際上與高熲如出一轍。另外，高震的婚姻狀況也給人一點提示。高震夫人侯氏是博陵人。侯氏乃博陵第一大姓，而洛陽也是渤海高氏的又一大集中地區。高震必定要而且必須攀上渤海高氏，才能門當户對，因此他完全不可能與渤海國的高句麗人抑或靺鞨人搭上任何關係。

這樣，就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渤海郡王號出現於唐授予大祚榮之前，並且其後也並行使用；二是高句麗王室後裔的高震也自稱渤海人。高句麗王室後裔雖遠遷唐內地，但諸如王孫高震的行蹤等事，肯定在唐王朝掌握之中。也就是説，上述事情唐朝廷確知無疑。那麼唐廷又為何再封大祚榮呢？是事出偶然，還是唐廷另有圖謀？

關於渤海國名之由來，近代以來，各國的中國東北史以及渤海史研究者已有幾家之言，缺少必要的論證；但畢竟這些概説可以提供一些啓發和解題的線索。這裏就參考先學的諸成果，試對渤海國號的由來提出自己的一點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