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詞

通常將明末與清代詞統稱為“清詞”。詞從南宋之後開始進入衰微期，元代、明代除了張翥、劉基、楊慎等少數詞人外，詞作為一種文學體裁，一直無法與詩和曲相提並論。

明代末期出現雲間詞派，以陳子龍等詞人為首的明末文學家正本清源，恢復詞的正統地位，提倡“比興寄託”，對衰微的詞藝起到至關重要的振興作用。

進入清朝之後，填詞的風氣一直蔓延，出現廣陵詞派、西泠詞派等詞派。到康熙年間，出現王士禛、陳維崧、朱彝尊、厲鶚、顧貞觀、納蘭性德等重要詞人，清詞進入鼎盛時期。此後的一百多年，清詞進入衰退期，除了厲鶚等人之外，沒有出現重要詞人。

到了晚清，隨着張惠言、賙濟、項鴻祚、蔣春霖、譚獻等著名詞人的出現，清詞再次進入繁盛期。清末又出現了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文廷式、王國維等著名詞人，其中王、朱、鄭、況被稱為“清末四大詞人”，朱祖謀又被稱為“清詞殿軍”（殿軍：此處指“最後一位傑出人物”，不是指“最後一名”或者“第四名”）。

明末詞和清詞整體成就雖然不及宋詞甚多，但是也湧現出陳子龍、陳維崧、朱彝尊、厲鶚、納蘭性德、項鴻祚、蔣春霖、譚獻、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文廷式、王國維等著名詞人以及陳子龍、張惠言、賙濟、陳廷焯、謝章鋌、王國維、況周頤等著名詞論和詞評家。在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清代詞的中興不是起源於清代，而是起源於明代。歷史上政治史斷代與文學史斷代往往並不符合。明末清初的文學就是一個例子。

詞在經歷元明二代近四百年的衰微之後，在明末突然煥發出耀眼光芒。以陳子龍、宋徵輿、李雯、夏完淳等優秀詞人為代表的雲間詞派扭轉了明代詞衰微的局面，為清詞中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説“明詞不盡纖靡傷格”：“世譏明詞纖靡傷格，未為允協之論。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唯是纖靡傷格，若祝希哲、湯義仍、〔義仍工曲，詞則敝甚。〕施子野輩，僂指不過數家，何至為全體詬病。洎乎晚季，夏節愍（夏完淳）、陳忠裕（陳子龍）、彭茗齋（彭孫貽）、王姜齋（王夫之）諸賢，含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則，庶幾纖靡者之藥石矣。國初曾王孫、聶先輯百名家詞，多沈著濃厚之作，明賢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詞格纖靡，實始於康熙中。倚聲一集，有以啓之。集中所錄小慧側豔之詞，十居八九。

王阮亭（王士禛）、鄒程村（鄒祗謨）同操選政，程村實主之，引阮亭為重云爾。而為當代鉅公，遂足轉移風氣。世知阮亭論詩以神韻為宗，明清之間，計格為之一變。而詞格之變，亦自阮亭之名始，則罕知之。而執明人為之任咎，詎不誣乎。 ”點明雲間詞派在明末清初的重要地位，並認為詞格墮落始於康熙中葉，而不是始於明代。著名詞學家龍榆生説：“詞學衰於明代，至（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

因此，清詞中興的歷史，實由明末開始。雲間派早期詞人中尤以陳子龍、宋徵輿、夏完淳最為傑出。

陳子龍（1608-1647），字卧子，晚號大樽。明末傑出的詩人、詞人、散文家、駢文家。陳子龍是明代傑出的婉約詞名家。詞在南宋滅亡之後的四百年左右時間內，逐漸進入衰微。陳子龍扭轉了這個局面，開創雲間詞派，成為當時影響力最大的詞派，奠定了他在詞史上的地位。

陳子龍詞在詞史上的重要地位與其詞境的成功創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詞在意境方面分別表現出了情韻生動、渾融自然、含蓄婉約等特徵和風貌。這些風貌大大提升並增強了其詞的內涵及價值，使得其詞在明代詞壇上熠熠生輝，併為清代詞的中興開闢了道路。他的詞風影響了他去世後近半個世紀，對詞壇迴歸南唐、花間、北宋風格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二十世紀三大詞學家之一的龍榆生先生説：“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著名學者錢基博在《中國文學史》評價：“子龍之詞，則直造唐人之奧宇。……陳子龍之《湘真閣》、《江籬檻》諸詞，風流婉麗，足繼南唐後主，則得於天者獨優也。觀其所作，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台仙子，獨立卻扇時；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綿邈悽惻，言內意外，已無遺議。”清末著名詞人、詞評家譚獻更是對陳子龍倍加推崇，認為他是明清兩代第一詞人：“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這個説法難免過譽之嫌（因為清詞尚有其他名家可與陳子龍抗衡，而未必是陳子龍第一），卻也可以看出其詞成就之大。陳子龍詞集有兩部，分別為《江蘺檻》和《湘真閣存稿》，後世以“湘真”代稱陳子龍，即因此而來。

宋徵輿（1618—1667），字轅文，號直方，上海松江人，詞人。與陳子龍、李雯並稱“雲間三子”。明末諸生，明亡後先後考中清朝舉人、進士，開始仕清。官至副都御使。著有《林屋詩文稿》（含《海閭香詞》等等）。《四庫全書提要》雲： “徵輿為諸生時，與陳子龍、李雯等以古學相砥礪，所作以博贍見長，其才氣睥睨一世 ，而精練不及子龍 ，故聲譽亦稍亞之雲。”。

宋徵輿詞作也有不少精品，如《踏莎行》：“錦幄銷香，翠屏生霧，妝成漫倚紗窗住。 一雙青雀到空庭，梅花自落無人處。 回首天涯，歸期又誤。 羅衣不耐東風舞。 垂楊枝上月華明，可憐獨上銀牀去！清末著名詞人、詞學家譚獻在《篋中詞》中評曰：“何減馮（馮延巳）、韋（韋莊）？”宋徵輿是雲間詞派中最先填詞者，對促進雲間詞派形成有重大影響，雖然此後陳子龍的填詞成就超過他而成為盟主，但是宋徵輿的開創之功卻不容忽視。

夏完淳 （1631～1647），原名復，字存古，號小隱、靈首（一作靈胥），乳名端哥，是陳子龍的弟子，抗清事敗殉難於南京，年僅十七歲。他在國變之前的詞作也不外“曉風重樓人未歸”“東風輕薄誤多情”之類，而一旦國難家仇當前，他的詞便勃發出沉鬱悽清之氣，如《一剪梅·詠柳》：“無限傷心夕照中，故國淒涼，剩粉餘紅。金溝御水自西東。昨歲陳宮，今歲隋宮。 往事思量一晌空。飛絮無情，依舊煙籠。長條短葉翠濛濛。才過西風，又過東風。”

雲間詞派在入清四年後煙流雲散，陳子龍、夏完淳均於這一年殉難，李雯病逝，宋徵輿和宋徵璧在順治四年的倡和之後就極少有佳作出現。雲間詞派的第二代人物影響甚微，清詞進入了“遺民時代”。清初詩人和詞人，多是明代遺民和“貳臣”，如王夫之、屈大均、龔鼎孳、宋琬、彭孫遹、尤侗、餘懷、徐釚、曹貞吉等都有詞集；而以吳偉業的《梅村詩餘》、王士禛的《衍波詞》傳誦較廣。彭孫遹與王士禛齊名，詞集《延露詞》等，另有《金粟詞話》。這些人是清代第一批詞人。而稍後的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等人為清朝第二代詞人。

遺民詞人中，王夫之和屈大均尤其出色，龍榆生在《跋鈔本湘真閣詩餘》中將二者與陳子龍並列為具“起衰之力”者：“明季詞人，惟青浦陳卧子子龍，衡陽王船山夫之，嶺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風力遒上，具起衰之力。卧子英年殉國，大節凜然，而所作詞婉麗綿密，韻格在淮海、漱玉間，尤為當行本色，此亦事之難解者。詩人比興之義，固不以叫囂怒罵為能表壯節，而感染之深，原別有所在也。”

“貳臣”詞人中，以吳偉業為一時領袖，其詞婉約、豪放兼有，雖然整體質量並不如人意，但是也有不少篇章有高妙之處。陳廷焯評價“吳梅村詞，雖非專長，然其高處，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評其《賀新郎〔病中有感〕》：“悲感萬端，自怨自艾。千哉下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固與牧齋不同，亦與芝麓輩有別。”

清初詞壇，除上述諸人外，還有所謂“前七家”，即宋徵輿（轅文）、錢芳標（葆馚）、顧貞觀（梁汾）、王士禛（漁洋）、沈豐垣（遹聲）、彭孫遹（羨門）、納蘭性德（容若）；加上李雯、沈謙、陳維崧，被目為前十家。王士禛、彭孫遹上面已簡單提及，納蘭性德與顧貞觀、曹貞吉並稱為“京華三絕”，為北京詞人之代表。宋徵輿和李雯為雲間詞派早期重要成員，錢芳標與未被列入“前十家”董俞並稱“錢董”，為雲間詞派後期代表，這些詞人在清初影響頗大。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溳齋，別號一壺道人，湖南衡陽人，漢族。晚年居衡陽之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詩人，詞人。與方以智，顧炎武，黃宗羲同稱“明末四大學者”。王夫之學問淵博，對天文、曆法、數學、地理學等均有研究，尤精於經學、史學、文學。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周易內傳》、《尚書引義》、《張子正蒙注》等。詞作279首，其詞雖音律多疏，而芳悱纏綿，愴懷故國，風格遒上。晚清著名詞人朱孝臧題雲：“蒼梧恨，竹淚已平沉。萬古湘靈聞樂地，雲山韶濩入悽音，字字楚騷心。”（《彊村語業》卷三）二十世紀著名詞學家龍榆生先生評屈大均詞：“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真屈子《離騷》之嗣響也！”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號萊圃。漢族，廣東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學者、詩人、詞人，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大家”。”詩有李白、屈原的遺風，著作多毀於雍正、乾隆兩朝，後人輯有《翁山詩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廣東新語》及《四朝成仁錄》，合稱“屈沱五書”。詞集有《騷屑詞》，其詞多“香草美人”特徵，表明其對屈原《離騷》精神的仰慕及追隨。在詞風上，《騷屑詞》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約詞作，也有不少“豪氣軼生馬”的詞作，還有傾向於南宋騷雅一派的騷雅詞風。屈大均詞的屈騷之風即其詞之最主要品質。屈大均詞小令、長調皆工。晚清著名詞人朱孝臧題其詞集雲：“湘真老，斷代殿朱明。

不信明珠生海嶠，江南哀怨總難平，愁絕庾蘭成！”（《彊村語業》卷三），朱孝臧於所舉清代諸位名家，以屈大均冠首，足見屈大均詞之地位。

康熙年間兩大詞派為陽羨詞派與浙西詞派，分別以陳維崧和朱彝尊為盟主。

陳維崧駢文為清初一大高手，有轉移壇坫之概。其文詞藻富麗，發而為詞，才華橫溢，倜儻豪邁，接近蘇軾、辛棄疾。陳維崧，江蘇宜興人，宜興古名陽羨，世稱其詞為“陽羨派”。但清初的社會情況與南宋不同，而且文網嚴密，陳維崧不可能直接抒寫和辛棄疾詞一樣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但也注意反映一些社會現實。其詞多至1600餘首，外加補遺200多首，總數超過1800首，被稱為“詞富無雙”。陳維崧詞題材、筆法比較廣闊多樣，特別是他的〔賀新郎〕《縴夫詞》，用詞直接描寫人民的具體苦難事件，打破詞的傳統題材和手法的限制，結尾的人物對話，暗效杜甫《三吏》、《三別》的神理，很有特點。〔蝶戀花〕《六月詞》其四，寫農民入城的情態，也頗別緻。他的詞有時傾瀉過甚，但如《題鐘山梅花圖》的〔沁園春〕詞，卻不愧“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為一手”（《白雨齋詞話》）的評價。

與“陽羨派”詞同時崛起的，有浙派詞（亦稱“浙西詞派”）。“浙派”的開山作家是秀水（今浙江嘉興）朱彝尊。而秀水前輩詞人曹溶著有《靜場堂詞》，家藏宋人遺集頗富，朱彝尊編選《詞綜》，多從其家假錄，並常與唱酬，同以“崇爾雅，斥淫哇”為尚，可稱“浙派”的先河。朱彝尊詩、文、詞兼工，但在文壇的影響，卻以詞為最大。清初詞人，出入唐五代和南北宋，各從所好，不拘一格；為了避免元明詞的浮靡猥雜，朱專門提倡南宋姜夔、張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詞風。他自己説：“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所謂“恨”，有寄託滄桑之感的，也有屬於豔情和其他的。在寫作上，避滑避俗，用力淘洗，務歸於醇雅，有獨特的成就。但是遺憾的是，朱彝尊的一些詠物詞頗為庸俗，例如詠美女的身體各個部位的詞，備受詬病，與其提倡的“歸於醇雅”，難免相悖。其弟子及浙人為詞受有影響的，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龔翔麟等人，大都以南宋姜、張及史達祖、王沂孫、蔣捷諸家為依歸。

然繼起“浙派”詞人成就最大的，要推錢塘（今浙江杭州）厲鶚。厲鶚在詞方面具有極高造詣，是清朝中葉文壇浙派詩的盟主，浙派詞中期的領袖。厲鶚不諧於俗，耽閒愛靜，沉醉山水，淡泊名利，遊心世外。其創作心態偏於冷寂清幽，以“清”為其藝術審美的核心，文化品格傾重沉潛、內斂，有宋人精神。他也長於寫詩，特別是五言詩。《清代學者象傳》中稱其：“為詩精深峭潔，截斷眾流，於新城（王士禎）、秀水（朱彝尊）外自樹一幟。” ^[1] 

厲詞內容較單薄，譽之者謂為：“生香異色，無半點煙火氣。”（《藝蘅館詞選》張徐紫珊語）幽淡有過於朱彝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時期，“浙派”在詞壇上佔統治地位。此派詞存在的缺點是境界不夠開闊，語言有時流於纖碎。譚獻《篋中詞》評“陽羨派”和“浙派”詞的利病和影響説：“自錫鬯（朱彝尊）、其年（陳維崧）出，而本朝詞派始成。顧朱傷於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錫鬯情深，其年筆重，固後人所難得。嘉慶以前為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是符合事實的。

至於當行出色，以“詞人之詞”著名的，首推納蘭性德，其次有顧貞觀。納蘭性德詞善以白描手法，直寫性情，真摯動人，接近南唐李煜。所作以小令為多，亦以小令為最工，哀婉纏綿，感染力很強。他的〔長相思〕詞寫“夜深千帳燈”,〔菩薩蠻〕詞寫“塞馬一聲嘶，殘星拂大旗”，表現塞外風光，題材新穎，超越前人，尤為可貴。長調如〔金縷曲〕《贈梁汾》，一氣直説，真切如話，結構渾融無跡，個性躍然紙上，是不可多得之作。譚獻評價納蘭新的《蝶戀花》四首深得馮延巳、歐陽修、陳子龍小令之妙：“勢縱語咽，悽澹無聊，延巳（馮延巳）、六一（歐陽修）而後，僅見湘真（陳子龍）。”施蟄存曾在《花間詞新編》中輯錄宋代和清代“花間”風格婉約詞，清詞人中以納蘭性德入選最多，詞後附按語曰：“容若情真性厚，小詞聲色窈麗，哀樂無端，非晏歐所能限，況方回乎？篇什既富，珠玉火昆耀，亦不當屈居李重光下。謂為唐五代來一大家，可以無忝。雲間詞派，方當消歇之時，忽有滿清華胄，遠紹弓裘，陳卧子地下有知，亦當蹙額。”亦將納蘭性德（容若）與李煜（李重光）、賀鑄（方回）、陳子龍（陳卧子）等婉約名家相提並論。

王國維對納蘭詞真切自然的特點極為讚賞，贊曰：“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但是這句話常被後人有意無意地斷章取義為“納蘭詞成就，北宋以來一人而已”，實際上王國維所稱譽的是納蘭詞的清新自然風格是詞人中少見的，而非認為其詞成就為“北宋以來第一”，事實上王國維認為自己的詞是歐陽修以來最好的（實際上當然完全不是）；另外納蘭性德父輩是初入中原的滿族貴族，而納蘭性德出生於北京，並無“初入中原”這一事實，納蘭性德出生後就接受純正的漢文化教育，這為他之後輕鬆中進士以及填詞打下了至關重要的基礎，所謂“未染漢人風氣”也只是王國維的片面之詞。王國維的評價影響很大，必須加以辨別，避免斷章取義，更勿挾王國維的一己偏見以自重，以免貽笑方家。須知納蘭詞在清代的崇高地位並非因為王國維的讚譽而得以確立。

顧貞觀作品最佳的，是寄給謫戍在寧古塔的吳兆騫的〔金縷曲〕二首。它用詞代替書信，別開生面；纏綿悱惻，字字皆血淚所成，風格感情，都與納蘭性德《贈梁汾》一詞相似，故納蘭性德嘆為：“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彈指詞》自注）

清後期著名詞人主要有張惠言、周之琦、譚獻、項廷紀、蔣春霖、龔自珍等人。譚獻曾經列舉了“後七家”和“後十家”，所謂“後七家”即：張惠言、賙濟、龔自珍、項廷紀、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上述七人加上張琦、姚燮、王拯三家，即“後十家”。譚獻雖然出於自謙而沒有把自己列入其中，但是其《復堂詞》卻不遜色於上述數人作品，詞學影響力更是持續三十多年，為清末一大宗師。

乾隆後期及嘉慶時期，出現了以張惠言（江蘇常州人）、賙濟為代表的“常州詞派”，取代“浙派”在詞壇的地位。它的影響，歷清中葉而直到近代，比“浙派”來得深遠。“常州派”強調詞的“比興”作用和社會意義，以推尊詞的地位，如張惠言説詞要“意內而言外”，要“緣情造端，興於微言”，發揚《詩》、《騷》的比興之旨；賙濟説：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詞人要“見事多，識理透”，“詩有史，詞亦有史”，説王沂孫詞是“故國之思甚深，託意高，故能自尊其體”，等等。他們為了要矯正“陽羨派”末流詞的過度粗獷，“浙派”末流詞的輕弱瑣碎，提倡詞要寫得“深美閎約”（《詞選序》），質實厚重。他們的理論，對清代和近代詞的發展，起了推進作用。然而他們在創作上，最宗奉的詞人是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周邦彥，又不免偏囿於“婉約”、穠豔的形式；他們評論古代詞人的“比興”之作，也多流於附會，不過這種“附會”並不是他們的首創，而是從南宋的鮦陽居士解讀蘇軾《卜算子》等作品時就已經存在，張惠言等人也直接從鮦陽居士那裏繼承了這種解讀方式，不僅為稍後的王國維等人批評，也被同為常州派的端木埰等人委婉反對。

張惠言、賙濟之外，這派作家還有張琦、董士錫，及作風相近的周之琦、譚獻等。早期“常州派”詞人，上無清初明室遺民之恨，下少接觸到鴉片戰爭以後的驚風驟雨，所以他們詞中的“比興”，主要還是個人生活和感受的曲折吐露，仍然缺少深廣的社會意義；風格比較厚重，雖能做到“深美閎約”，但形式的綿密也掩蓋不了內容的空虛。他們對詞的藝術有新的認識和嘗試，有新的成就，但卻很少挖掘到新意境。這是受着時代和階級的侷限，使得他們在創作實踐上的貢獻，不能充分地體現他們的理論要求。倒是鴉片戰爭之後，在時代起了大變化的情況下，有些繼承他們的創作傾向的詞人，作品的內容和寄託卻較他們豐富。這類詞人，可以譚獻、莊棫、王鵬運、朱孝臧等為代表，他們可以説是“常州派”的餘波後勁。

當“常州派”主盟詞壇的時期，有不為此派風氣所囿，自為清真哀豔、接近納蘭性德的項鴻祚（後改名廷紀）的《憶雲詞》；自為疏雋秀雅，接近“浙派”的郭麐的《靈芬館詞》，也各有其特色。譚獻曾推納蘭性德、項鴻祚與近代的蔣春霖，為清代詞中“三鼎足”（《篋中詞》）。而龔自珍本其為文為詩的新奇瑰麗的思想文采，以為詞“綿麗飛揚”（譚獻《復堂日記》）“能為飛仙、劍客之語”（《篋中詞》），不囿聲律，不拘宗派，更為自具面目。凡此均表現了他們憤時疾俗、厭舊迎新的精神。

項廷紀，原名繼章，又名鴻祚，字蓮生，浙江錢塘人。道光壬辰（一八三二）舉人，（一八三五）卒,年僅三十八歲。著有《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四卷。其自序雲：“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豔而苦，其感於物也鬱而深；連峯巉巉，中夜猿嘯，復如清湘戛瑟，魚沉雁起，孤月微明；其窅敻幽悽，則山鬼晨吟，瓊妃暮泣，風鬟雨鬢，相對支離；不無累德之言，抑亦傷心之極致矣！”（《甲稿序》）又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時異境遷，結習不改，霜花腴之剩稿，念奴嬌之過腔，茫茫誰復知者？”（《丙稿序》）又云：“當沉鬱無憀之極，僅託之綺羅薌澤以洩其思，蓋辭婉而情傷矣！”（《丁稿序》）於此略見作者之情趣。朱孝臧題雲：“無益事，能遣有涯生。自是傷心成結習，不辭累德為閒情，茲意了生平。”（《彊村語業》卷三）亦約廷紀自序言之也。譚獻評曰：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蔣鹿潭，二百年中，分鼎三足。

蔣春霖（1818～1868），近代詞人。字鹿潭。江蘇江陰人，寄籍大興（今屬北京市）。幼隨父蔣尊典，在荊門知州任所讀書。父死後，家業中落,奉母歸京師,屢試不中。咸豐二年(1852)，署富安場鹽大使。七年，母死去官，移家東台。咸豐十年，先後入喬松年、金安清幕。後又做過六、七年的小鹽官。

蔣春霖早歲工詩，風格近李商隱。中年，將詩稿悉行焚燬，專力填詞。據説他由於喜好納蘭性德的《飲水詞》和項鴻祚的《憶雲詞》，因自署水雲樓，並用以名其詞集，這個説法因為沒有蔣春霖留下的文獻證據，受到一些研究者懷疑。他重視詞的內容和作用，認為："詞祖樂府，與詩同源。偎薄破碎，失風雅之旨。情至韻會，溯寫風流，極温深怨慕之意。"（李肇增《水雲樓詞序》）所作詞如〔台城路〕《易州寄高寄泉》、〔卜算子〕"燕子不曾來"等，多抒寫仕途坎坷、窮愁潦倒的身世之感，悲惻抑鬱。其詠時事之作，如〔台城路〕"驚飛燕子魂無定"、〔渡江雲〕《燕台遊蹤，阻隔十年，感事懷人，書寄王午橋、李閏生諸友》等，雖被譽為"倚聲家老杜"，但內容大都抒寫太平軍掃蕩江南時，士大夫流離之感以及對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的哀嘆。

他的詞講究律度，又工造境，注意煉字煉句，在清末頗受稱譽。譚獻稱其“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篋中詞》卷五）。蔣春霖生前刻於東台，後收入杜文瀾《曼陀羅閣叢書》中。蔣卒後，他的好友于漢卿蒐集未刻之詞，與宗源翰所藏，合刻《補遺》1卷。繆荃孫也重刻過他的詞集。1933年出版的《詞學季刊》創刊號，又發表其未刻詞9首。總計蔣春霖詞今存170餘首。詩作今存不及百首，由金武祥刻入《粟香室叢書》，題為《水雲樓剩稿》。

譚獻（1832～1901），近代詞人、學者。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少孤。同治六年（1867）舉人。譚獻治學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者。“讀書日有程課，凡所論著，隱括於所為日記”（《清史稿·譚廷獻傳》）。二十五、六歲後，潛心經學，傾向今文學派，重微言大義。他的駢文，規仿六朝，高出時人，詩亦“優柔善入，惻然動人”（吳懷珍《復堂詩敍》）。但以詞與詞論的成就最突出。

譚獻的論詞主張，本於常州詞派張惠言、賙濟，較賙濟"有寄託入，無寄託出"之論，更趨具體。他稱讚常州派興，"而比興漸盛"（《復堂日記》），極力推尊詞體。他認為，詞“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潔行芳，而後洋洋乎會於風雅”（《復堂詞錄序》），不應當視為“小道”；強調詞要有“寄託”，自謂早年讀詞，即“喜尋其旨於人事，論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同前）。他選清人詞為《篋中詞》今集6卷，續集4卷，“以比興為本，庶幾大廓門庭，高其牆宇”（《復堂日記》），並詳著其流別；又曾評點賙濟《詞辨》，皆意在闡發自己的論詞主張，影響甚大。葉恭綽説他“開近三十年之風尚”（《廣篋中詞》）

清末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並稱“晚清四詞人”。王、鄭、朱、況、文諸家詞內容多涉及清末時事，寄興深微，風格柔弱，繼承了常州詞派的傳統。諸家論詞，也主要崇尚常州詞派的基本觀點。所謂“沿常派之餘波”，“未能別闢户庭，獨樹一幟”（龍榆生語）。朱孝臧稱王鵬運“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真之深化。”讚揚他實現了賙濟的理論。王鵬運則稱朱孝臧是六百年來獨得夢窗（吳文英）神髓者。

王鵬運（約1848～1904），字佑遐，一字幼霞，自號半塘老人，晚年自豪鶩翁、半塘僧鶩。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陰。王鵬運初嗜金石，20歲後始專一於詞。由於他大力倡導詞學，且能獎掖後輩，著名詞人文廷式、朱孝臧、況周頤等均曾受其教益。成就突出，在詞壇聲望很高，向被尊為"晚清四大家"之冠。他力尊詞體，尚體格，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從追琢中來”等，使常州詞派的理論得以發揚光大，並直接影響當世詞。況周頤的《蕙風詞話》許多重要觀點，即根源於王氏。晚清詞學的興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朱孝臧評王鵬運的詞作，“導源碧山（王沂孫），復歷稼軒（辛棄疾）、夢窗（吳文英），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半塘定稿序》），大體是符合實際的。其早年詞與王沂孫為近，多寫身世之感，如〔百字令〕《自題畫像》等。甲午至辛丑間（1898～1901）身為諫官，並與文廷式等唱和，頗有傷時感事之作，詞風近辛棄疾。如〔祝英台近〕《次韻道希感春》、〔謁金門〕"霜信驟"、〔滿江紅〕《送安曉峯侍御謫戍軍台》等，蒼涼悲壯，饒有壯夫扼腕之概。他同朱孝臧、劉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詞》,也不乏對國勢衰微的深沉悲憤。但是,他的作品，更多的還是反映了對清廷江河日下趨勢的無可奈何的哀嘆。有的詞用典過多，不免流於晦澀。王鵬運用了30年的時間，校勘《花間集》以及宋元諸家詞為《四印齋所刻詞》和《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又校刻《吳夢窗詞》。他用漢學家治經治史的方法以治詞，校勘精審，向為學者所稱道。

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謀，字藿生，一字古微，號漚尹，又號彊村，別署上彊村民。歸安（今湖州）埭溪渚上彊村人。工書法，宗顏褚，擅行楷。精詞學，為清末四大詞家之一。朱孝臧早歲工詩，風格近孟郊、黃庭堅，陳衍稱其為“詩中之夢窗（吳文英）”，可以樂“枵然其腹者”（《石遺室詩話》）。光緒二十二年(1896)，王鵬運在京師立詞社，邀其入社， 方專力於詞。所受鵬運影響指教甚多。他將自己生平所學抱負，盡納詞中，頗有關 系時事之作。如〔鷓鴣天〕《九日豐宜門外過裴村別業》、〔聲聲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賦落葉詞見示感和》、〔燭影搖紅〕《晚春過黃公度人境廬話舊》、〔摸魚子〕《梅州送春》、〔夜飛鵲〕《香港秋眺》等表現對維新派的同情，感慨光緒帝珍妃的遭遇，抒發壯懷零落、國土淪喪之感，悲惋沉鬱。晚年雖詞境更趨高簡渾成，內容除偶及軍閥混戰情事外，多為遺老孤獨索寞情懷或流連海上歌場之作。他的詞取徑吳文英，上窺周邦彥，旁及宋詞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見，“勘探孤造”（陳三立《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誌銘》），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講究審音，有“律博士”之稱。所以被時人尊為“宗匠”，乃至被視為唐宋到近代數百年來萬千詞家的“殿軍”。王國維稱其為“學人之詞”的“極則”（《人間詞話》）。著有詞集《彊村語業》3卷，詩集《彊村棄稿》1卷。

鄭文焯，奉天鐵嶺（今屬遼寧）人。嘗自稱山東人。出生於世代仕宦之家，青少年時期曾隨其父宦遊山西和陝西一帶，享受過富貴公子的生活。大約在其20歲前後經歷了由富貴到貧窮的急劇轉變。其《己卯重九》雲：“十載繁華一夢收，及時行樂且勾留。半瓶白酒消閒恨，滿目青山憶舊遊。翠袖空沾知己淚，黃花須抽少年頭。一年一度逢佳節，忍賦新詩斷送秋”。

光緒元年（1875）中舉，曾任內閣中書。因多次會試不中，遂絕意進取，棄官南遊，旅居蘇州。曾為江蘇巡撫之幕賓。喜與文人名士交遊。喜鶴，人見之，常一琴一書，一鶴舞於其間。人民國，以清朝遺老自居，先後謝絕過清史館和北京大學之聘，而以行醫賣畫自給。

鄭文焯工詩詞，通音律，擅書畫，懂醫道，而以詞人著稱於世，人稱晚清四大詞人之一。俞樾曾對其詞給予頗高評價。著有《大鶴山人詩集》及詞集《瘦碧詞》、《冷紅詞》、《比竹餘音》、《笤雅餘集》和詞論《詞源斟律》等。其大部分著作曾合刊為《大鶴山人全書》。

況周頤（1859～1926），近代詞人。原名周儀，以避宣統帝溥儀諱，改名周頤。字夔笙，一字揆孫，別號玉梅詞人、玉梅詞隱，晚號蕙風詞隱，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寶慶。

況周頤以詞為專業，致力50年，為晚清四大家之一。20歲前，詞作主"性靈"，"好為側豔語"，"固無所謂感事"（趙尊嶽《蕙風詞史》）。光緒十四年（1888）入京後，與當時詞壇名家同裏前輩王鵬運同官，以詞學相請益，得所謂重、拙、大之説，詞格為之一變。稍尚體格，詞情也較沉鬱，如〔齊天樂〕《秋雨》等。中日甲午（1894）戰爭時，憤於外敵入侵，寫下一些傷時感事、聲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賦》、〔蘇武慢〕《寒夜聞角》、〔水龍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摸魚兒〕《詠蟲》、〔水龍吟〕“聲聲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騎還驕，棲鴉難穩”的現實和“壯懷空付，龍沙萬里”的感慨。有一些作品則是對清室的興衰、君臣的酣嬉，深致憂思，如〔三姝媚〕的“紅樓依然，玉容歌舞”、〔鶯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淚”等。 辛亥革命後，況周頤與朱孝臧唱和，受朱影響，嚴於守律，於詞益工，但大都是“故國”之思，抒寫封建遺老情緒。

況周頤尤精詞評。著有《蕙風詞話》 5卷，325則。是近代詞壇上一部有較大影響的重要著作。1936年，《藝文》月刊又載《續編》2卷，凡136則，系輯自況氏各種雜著。196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取正續兩編為一集，統名《蕙風詞話》，與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合刊出版。況周頤的詞學理論，本於常州詞派而又有所發揮。他強調常州詞派推尊詞體的"意內言外"之説，乃"詞家之恆言"（《蕙風詞話》卷四），指出"意內為先，言外為後，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風詞話》卷一），即詞必須注重思想內容，講究寄託。又吸收王鵬運之説，標明"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論詞突出性靈，以為作詞應當"有萬不得已者在"，即"詞心"，"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醖釀而出,即吾詞之真"。強調"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廢學力，講求"性靈流露"與"書卷醖釀"。有其自具特色的詞論體系。此外，論詞境、詞筆、詞與詩及曲之區別、 詞律、 學詞途徑、讀詞之法、詞之代變以及評論歷代詞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朱孝臧曾稱譽這部詞話、認為它是"自有詞話以來，無此有功詞學之作"（龍榆生《詞學講義附記》引）。

近人梁啓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以為清代詩文皆趨衰落，獨詞“駕元明而上”；朱孝臧以為清詞“獨到之處，雖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詞鈔序》引）。

有些學者認為：“清詞特點可概括為三點：第一，作者多。清詞總集，舊有王昶的《國朝詞綜》，黃燮清的《國朝詞綜續編》等。今人陳乃乾編《清名家詞》初編已刊印著名詞人的專集 100種；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入選的詞人有3196人。詞人之多，大大超過前代。更重要的，不僅詞人數量多，而且作品確有較高質量的也不少。第二，立論高。“常州派”在詞的創作和批評方面的理論都是眼界較高的，較諸前代有發展。其他清代詞人的論詞文章或詞話，也不乏獨到之言。這對於近代幾部精彩的詞話的出現，有直接的影響。詞的理論的發展，一方面對清詞的創作有促進作用；一方面也是在清詞的創作成就的基礎上作出的經驗體會的總結。第三，功夫細。清代詞人，無論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侷限於此，而是博參約取，用功細密；不以模擬為滿足，力求出新變化，有所創造。他們在詞的意境上受到種種侷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藝術技巧方面的細微功夫，在詞的發展史上，不愧是後來居上的。”

清詞作者多的原因主要有：首先，由於明末雲間詞派影響，清初文人填詞蔚然成風；其次，明清鼎革，文字獄橫行，文人寫詩作文動輒得咎，大量文人就將才學轉投入填詞；第三，宋代之後，詞樂失傳，填詞成為案頭文學，使得文人所受束縛大大減小，填詞自由大大增加。第四，康熙皇帝利用一些詞人聲望，將填詞也納入正統文化，使得詞的地位在官方認可方面得到提升。等等。

雖然因為這些原因使得詞人和詞作大增，但是數量不能決定一切。清詞人雖多，但是能與宋詞名家相媲美者屈指可數，這中間還有個別詞人大量因襲前人詩詞成句，使得詞藝地位更受動搖。相比宋詞，明末詞和清詞數量

上的優勢絲毫不能挽救質量上的劣勢。清詞功夫雖細，但是卻流於瑣碎，與宋詞相比，亦無回天之力。立論雖高，卻也只是眼高手低，試圖推尊詞體，卻力不從心。

綜合而言，清詞雖然號稱中興，總體成就卻只能是二流，高過總體成就三流之明詞，卻低於成就一流之宋詞。 部分清詞研究者將宋詞作為詞的開花期，將清詞作為詞的結果期，這是沒有文藝上的依據的。以上只是總體上的比較，若從個體上分析，明末詞與清詞中婉約詞一派，尚有明末陳子龍與清初納蘭性德、清末蔣春霖可媲美宋詞婉約名家。尤其是陳子龍後期詞集《湘真閣存稿》更是當行本色，含剛健於婀娜，深得李煜詞與北宋詞之精髓；納蘭詞中精品之作哀感頑豔，韻格在“花間”、北宋之間，這兩大高手算是明清詞人中罕見的亮點。

至於陳維崧主盟的豪放一脈與朱彝尊主盟的清空一脈之成就，後世爭議教大，但不管是稱讚者還是貶低者，均認為他們遜於蘇軾、辛棄疾與姜夔。晚清詞壇領袖譚獻（1832-1901）總結明清二代詞壇，最推崇者恰也只有陳子龍和納蘭性德：“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飲水（納蘭）次之。”其次則推崇蔣春霖與項廷紀：“閲蔣鹿潭（蔣春霖）《水雲樓詞》，婉約深至，時造虛渾，要為第一流矣。閲項蓮生（項廷紀）《憶雲詞》，篇旨清峻，託體甚高，一掃浙中喘膩破碎之習。蓮生仰窺北宋，而天賦殊近南唐。丁稿一卷，遍和五代詞，合者果無愧色。”其他人俱被譚獻列入“尚非上乘”（以上評價均見於譚獻《復堂日記（戊辰年）》，後譚獻關門弟子徐珂整理其零散詞評和詞序，合為《復堂詞話》，譚獻晚年審閲定稿。）

後代對清詞之識見，難超譚獻。王國維《人間詞話》在“境界説”等方面價值雖大，但在評價明清詞人時，卻難免義理粗疏，英雄欺人，更因個人偏嗜而任意詆譭一些詞人，有失大家風範；梁啓超並非評詞專家；朱祖謀為常州派後勁，在填詞和校勘典籍方面貢獻不小，但是門户之見較深，以學問評詞，脱離文本解讀，胡適全盤否認明清詞，更是武斷粗暴。他們對清詞的認識均不及譚獻清醒。但由於譚獻逝世於1901年，因此對清末民國初重要的幾位詞人朱祖謀（朱孝臧）、王鵬運、況周頤、鄭文焯、文廷式、王國維等人無法進行客觀評價，只是在《復堂詞話》中偶爾評論其中數位，卻並未對他們的地位進行評價，而且譚獻去世之後，這些詞人中的創作還延續了長短不長的時間，譚獻無法為他們“蓋棺定論”，這一點是必須注意的。此外，譚獻的評價無法避免門户之見，雖然他並未過分推崇常州派先輩的地位，但是卻否認了陽羨派和浙西派的所有詞人之地位，認為他們“俱非上乘”，似難服眾。但是，後代著名詞評家也大多沒有對陽羨派和浙西派進行高度評價。明末詞和清詞整體不如宋詞甚多，是不爭的事實，高手也僅限於婉約派屈指可數的三四個，且無法超越宋詞相應高手。

清詞：清麗的詞句。

南朝 梁 劉勰《文心雕龍·誄碑》：“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 唐 芮挺章《序》：“取 太沖 之清詞，無嫌近溷；得 興公 之佳句，寧止擲金。” 清 龔自珍《西郊落花歌》：“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維摩》卷裏多清詞。”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孔另境編序》：“先前是在看朝章國故，麗句清詞，如何抑揚，怎樣請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