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貨幣

清代通寶錢幣

後金在進關前就開始在關外鑄造貨幣，努爾哈赤天命年間，鑄造了滿文的天命汗錢和漢文的天命通寶。皇太極時又鑄造了滿文大錢天聰漢之錢。

順治年間開始鑄造順治通寶，共分5種樣式，一式為順治元年鑄造的，是一種仿古式的貨幣，正面鑄有順治通寶，背面是光背的。不久就又鑄了2式貨幣，正面還是順治通寶，反面是鑄錢的漢字局名，如工，户，東，福等。三式是順治10年鑄造的，是一釐錢，反面鑄有一釐和錢局名。一千文合銀一兩。四式貨幣是在順治17年鑄造的，反面有滿文寶字和滿文局名，五式也是這一年造的，錢背面有滿漢文的錢局名。

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而吳三桂等人在叛亂時期也大量鑄造過貨幣，吳三桂鑄造了利用通寶，有光背，背面有云字，貴字，一釐，二釐，五釐，一分等。其子吳世潘洪化年間又鑄造了洪化通寶。福建的耿精忠則鑄造了裕民通寶，分一分，一錢，浙一錢三種。

康熙朝自鑄的貨幣有兩種，與順治錢的第四式和第五式相同。

雍正年間後，清帝鑄錢就只按順治5式，即錢背面標滿漢文局名而鑄造，此後又鑄造了乾隆通寶，嘉慶通寶，道光通寶。

咸豐年間，正值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因財政緊張而開鑄大錢，人為的搞通貨膨脹。分為3類，一是通寶，是小平的銅鐵鉛錢。一為重寶，為當四至當五十的大錢。還有一種是元寶，為當百及當千的大錢，這些貨幣各地都有鑄造。

清代貨幣比較珍貴的當屬慈禧時期鑄造的祺祥通寶和重寶，這種錢本準備在咸豐皇帝死後用的新年號錢，由於慈禧發動政變，改年號為同治，這種錢沒有鑄多少就停鑄了，因而較少，祺祥年號只用了69天。

同治年間只鑄造了通寶小錢和重寶當十錢。

光緒初年，只鑄通寶小錢和重寶當十錢，後慈禧下令從國外進口造幣機器，用機器鑄造制錢。

宣統年間只鑄造了宣統通寶，有兩種，一種較大，一種較小。

清代鑄幣分兩大類，一類是中央造幣廠鑄造的，令一類是地方造幣廠鑄造的。

太平天國時期，也曾鑄造過貨幣，就是太平天國錢，但是國字從口從王而不從玉，成為太平天國貨幣的一大特色。此外太平軍還鑄造過一種中國最大的貨幣大花錢，數紀念幣性質。與太平天國同時在上海的劉麗川領導了小刀會起義，鑄造了太平通寶，錢背面有星月紋。以表示“明”，寓意反清復明。1865年，廣州的天地會進軍廣西建立了大成國。在李文茂的領導下，鑄造了平靖勝寶，李氏自稱平靖王。

清代銀元

清代的銀兩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道光年以前的，一類是道光年間以後的。

清代銀兩有多種形狀。直隸銀兩形狀多為船型，主要分為兩大類，一為重50兩，另外一種重10兩。

山西銀兩以重50兩的大銀錠為多。另一種為小元寶，束腰形。

陝西的銀兩多為橢圓形，分為2種，一種重10兩，一重4兩左右。

江南的銀兩除重50兩的船型元寶外，另一種重5兩左右，形如豬腰子的腰錠。

甘肅銀兩有三種，一種為重50兩的方錠，形如正方形的磚塊，多為民國年間鑄造。一種為4兩重的圓錠，最後一種為重2兩左右的葫蘆狀的銀兩。

四川主要鑄造10兩左右的圓錠。

雲南銀兩，前期是方錠，後期狀如馬鞍或牌坊，重量分10兩，5兩，2兩半左右三等。

貴州銀以茶花銀錠最有特色，一般重10兩左右，另有重5兩，10兩的圓錠。

湖北除有重50兩和20兩重的船型銀錠外，還有重5兩，10兩的圓錠。

湖南銀兩錠近於長方，略束腰，一般重10兩左右，，另外還有一種重50兩的龜寶，因錠面兩耳特低，形如烏龜，故名。

江西銀兩以50兩重的方寶最多，另外還有10兩左右的圓錠。又有5兩重的方錠。

安徽有50兩的船錠，和10兩重的方錠。

江蘇銀兩分重50兩的船型元寶和5兩左右的圓錠。

浙江以重5兩左右的圓錠為多。

福建除有50兩的船型元寶外，多為重10兩左右的圓錠，也叫饅頭錠。

廣西和廣東則以重10兩左右的形如砝碼的銀錠為多。

東北地區多為重50兩的船型元寶，因形制特別，錠面兩耳特長，故俗稱大翅寶。

新疆通行重50兩的船型和方形元寶。

一直到1932年國民政府宣佈廢兩改元后，中國的銀兩才退出了流通領域。

清代早期銀元

中國最早的銀元是仿鑄的外國銀元，如西班牙銀圓和墨西哥銀圓。

咸豐年間時，上海的一些銀號也鑄造了一些類似銀元的銀餅。

福建漳州鑄造的漳州軍餉，是清政府為了支付當地駐軍的軍餉而用土法鑄造的銀元。

這種銀元一般分為3類，一是面文為漳州軍餉，第二種是上面的戳印特別多，三是上面的文字為謹慎或謹性。

在台灣，道光咸豐年間，由於農民起義，鑄造了三種軍餉，壽星，花籃，劍枰，重7錢2分，上有庫府2字。這是台

最早的花籃銀元，稱為如意銀元。

清代紙幣

清代有三個時期發行紙幣。一是清初順治年間發行的順治鈔貫，二是咸豐年間發行的紙幣，分政府發行的大清寶鈔，户部官票和地方金融機構發行的紙幣。三是光緒年間，清地方金融機構---官銀錢號，發行紙幣。

順治8年，由於政府軍用孔急而發行了順治鈔貫，10年後就收回廢除了。

咸豐朝的紙幣分2種，一種是户部官票，又叫銀票，從1兩到50兩，另一種叫大清寶鈔，又叫錢票，面額從250文到50千文，十萬文不等。

光緒年間，各省大設官銀錢號。開設官銀錢號的目的為通圜法，裕財政。由於官銀錢號紙幣多和當地硬幣掛鈎，因而紙幣種類和麪額極為複雜。

清代各地使用的貨幣並不統一，尤其是各省鑄造的銅錢，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各省對貨幣調整的措施具有本地特色，且在同一時期內，各地又有不同。清代前期京師是全國的金融中心。順治元年，兩個中央直屬的鑄幣局設在京師，户部的寶泉局和工部的寶源局。這是終清一代，一直沿續的格局。中央政府調控貨幣的部分措施，主要通過設在京師的兩個鑄幣局，以及眾多的錢莊、銀號、當鋪來完成，因此，透過京師貨幣供需的變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貨幣政策推行的全過程。

清政府沿襲前代遺留下來的貨幣制度，即白銀和銅錢(亦稱制錢)兩種貨幣同時在市場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這兩種貨幣有各自不同的使用範圍，一般情況下，國家財政收入、官員俸祿、兵餉、商人大筆交易多使用白銀，而民間零星交易則使用銅錢。由於中國銀礦藏量很少，政府無法鑄造統一的銀幣，所以白銀只能作為稱量貨幣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不一，政府基本上沒有統一標準進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銀數量的變化、流向，直接受到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影響，政府缺乏調控白銀貨幣的能力。而對於銅錢來説，政府則有較強的控制力，可以不斷髮掘銅礦，從外國購買銅材，壟斷鑄幣權力，隨時調整制錢的數量以及使用範圍，使之發揮實際作用。白銀和銅錢不僅是兩種貨幣，而且又是兩種金屬商品。銀和銅自身的商品價格，決定貨幣的價值。由於兩種金屬商品的價格隨着市場需求的變化而波動，使得兩種貨幣的價值也不能穩定不變。白銀和銅錢的貨幣價值，與銀和銅本身的價格同時不斷升降，這就形成了白銀和銅錢的市場價格，同時也產生了兩種貨幣的市場比價。為了壟斷貨幣權，控制貨幣價值，清政府繼承前代政府規定銀錢固定比價的方法，順治四年規定錢值，“每十文，準銀一分，永著為令。”即規定銅錢與白銀的比價為1000∶1。一般來説，政府努力維持官定比價的操作，體現在對市場上流通貨幣數量的調控，同時也是政府推行貨幣政策的過程。其貨幣政策就是通過對貨幣的生產、流通、管理三個方面來實現的。

在生產方面，政府根據市場上銀錢比價的波動，不斷增加或減少鑄幣數量，從而控制流通中總的貨幣量。對於京城兩個鑄錢局，政府規定每年生產製錢的數額，採取增減鑄幣數量和增減鑄爐數量的方法，進行控制。據統計，從順治至嘉慶年間，京局大約增減鑄幣數量十四次，以後因庫存銅材不足，每月逐漸少鑄。同時，政府還收購私錢和官方減重的小制錢，回爐鑄造標準制錢。順治三年，“禁用舊錢，送部者，每斤給價八分。”十八年，在京師等地方，“收買私錢及舊錢、廢錢，使民間無法攙和使用。”康熙十年，收購舊錢、廢錢，“每斤照銅價給值六分五釐，解局銷燬改鑄。”二十八年，下令“民間私錢，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銅價每斤給銀一錢收買改鑄。” 乾隆二十二年，還分別規定了收換廢錢的條例。

在正常交流方面通過陸路與鄰國的經濟往來，而使貨幣流出國外；一是西北邊貨幣流出到伊朗和阿富汗。撒馬爾汗和布哈拉是清朝與中亞各國貿易的中心。二是西南邊，貨幣流出到克什米爾、不丹、孟加拉、尼泊爾等國。這些國家出產的披巾、棉花、皮革、煙草、染料、珍珠、珊瑚、剪刀、眼鏡，換走了中國的一批又一批錢幣。三是南邊，貨幣流出到越南、暹羅、緬甸，這些國家的棉花、食鹽、羽毛、黑漆、銅砂、象牙、獸角，也換走了中國一批又一批錢幣。四是東北邊，貨幣流出到朝鮮，兩國之間一向“往來相善”，“或東或西，聽民所往”，清朝的錢幣也隨着商人流出國外。再就是通過海上貿易，貨幣流出到日本、朝鮮、琉球。公元1684年至1688年，清聖祖康熙年間，中國赴日商船迅速上升到194艘；清政府規定“內地商民船至朝鮮者，除原禁貨物外，聽其發賣回籍”；琉球到中國的船隻，最多到過5艘，運送來的多為海產。在南邊，貨幣流出到印度、緬甸。從中國港口出發的大商船隊，每年都到達印度西海岸的古裏，和緬甸南部的丹那沙林沿岸，貨幣流出到馬來半島；從馬來半島，北走可以到達暹羅、越南，南走可以到達蘇門答臘、爪哇，東走可以到達婆羅洲、菲律賓羣島，中國帆船開往新加坡的，最多一年達到250只，“中國帆船來臨的季節，新加坡的市場便大大活躍起來”。除此之外，清朝貨幣還流出到其他亞洲各國。

以上都是正常的貿易往來和貨幣交流，而從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開始，就變成了非正常的外流。英帝國主義的經濟入侵，把大量鴉片輸入到中國，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鴉片這種毒品輸入我國後，吸食者一天天增多，既在精神上使人們更加昏怠腐敗，又在經濟上使中國清朝對外貿易順差變為逆差，造成大量白銀貨幣外流，這種情況在嘉慶、道光年間最為嚴重。每年有三千多萬兩的白銀貨幣流出國外，這對清朝政府來説，也是一個嚴重的經濟負擔：公元1810年，清嘉慶十五年，嘉慶帝在詔書中驚呼：“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賊軀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要求今後“一有緝發，即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譭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