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化

清朝統治中原後，推行的漢化政策比其他征服王朝還要深 ^[1]  ，然而清室也儘可能保留本族文化，並且維持本身文化與漢文化的平衡 ^[2]  。清初以來，所有施政文書都以漢文、滿文兩種文字發佈。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文化，漢傳統經典成為包括皇帝在內的滿族人必修課。到乾隆中期，滿人幾乎全部以漢語為母語，滿文漸漸成為僅用於官方歷史記載用的純書面文字。到19世紀，官方文件中的滿文已基本為漢文所取代。然而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沒有完全接受 ^[3-4]  。

根據資料顯示，在18世紀康乾盛世期間，歐洲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當時中國圖景呈現給歐洲人，而後引發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餘年間，甚至直到19世紀初，歐洲吹起中國風。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以至於在1769年曾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1735年，法國神父翻譯並發表法文版《趙氏孤兒》後，造成非常轟動的中國戲劇熱 ^[5]  。然而西方也存在負面的聲音，認為中國朝廷過於獨裁與專權 ^[5]  。乾隆末年英國曾派遣馬戛爾尼出使清朝，在外交以失敗而歸國期間，副使斯當東見聞卻是：“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着吃”。而馬戛爾尼本人則認為：“人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骯髒並且殘酷 ^[6]  。”

在17世紀，滿族的清朝取代漢族的明朝取得了支配中國地位，清朝統治者在保持滿貴族優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採取了漢化政策。但一些研究遼金元清史的學者認為，清和遼金元一樣屬於征服王朝，漢化深度和速度均遜於北魏等滲透王朝；清室只推行對自己有利的漢化措施，並儘可能保留本族文化，並非全盤漢化，而是雙向進行的 ^[7-8]  。

乾隆在宮中常穿漢服以作娛樂，故宮還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漢服的畫像 ^[9]  。到乾隆中期，滿人幾乎全部以漢語為母語，滿文漸漸成為僅用於官方歷史記載用的純書面文字。到19世紀，官方文件中的滿文已基本為漢文所取代，如1875年清廷在與秘魯換約時曾明確諭稱：“惟換約事宜，中國總以漢文為憑”。 ^[10]  支持儒化説者則認為，清朝皇帝只是有選擇尊儒，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也沒有完全接受，而儒家只是漢文化的內容之一，漢文化不僅僅只包括文字和儒家，還有衣冠、風俗禮儀、各種宗教信仰等 ^{[4]  [11]}  。

清朝學術興盛，文人學者對明朝以前各朝代的種種學術都加以鑽研、演繹而重加闡釋，集歷代之大成，梁啓超稱清朝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12]  。鑑於晚明政治腐敗、內憂外患不斷，宋明理學流於空泛虛偽，致使清初學者多留心經世致用的學問。明朝亡於流寇、清朝定鼎中原後，一時學者痛定思痛，排斥空談心性的宋明理學與陽明學，推究各朝代治亂興衰的軌跡，提出種種改造政治與振興社會的方案，使清初學術思想呈現實用主義的風氣，發展出實事求是的考據學 ^[13]  。清朝的四大學術：目錄、訓詁、考據、金石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考據學又稱為“樸學”，強調客觀實踐，有疑問時求證，具有科學精神。考據學專研訓詁、音韻和校勘等。而其治學遠宗兩漢的經師，有異於宋明理學，故又稱為“漢學”。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併為明末清初三大儒，與方以智、朱舜水等人並稱清初五大師，顏元也是這一時期的大師 ^[13]  。顧炎武提倡“經學即理學”，提出以“實學”代替宋明理學，要學者直接研習六經。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14]  。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其學説發展成乾嘉學派。黃宗羲有“中國思想啓蒙之父”之譽稱，著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是中國學術史之祖。他保護陽明學，排斥宋明理學，力主誠意慎獨之説，蔚為浙東學派。王夫之強調實際行動是知識的基礎，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其思想發展成船山學，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13]  。

以民為主的思想於清初也開始萌芽，唐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並稱為明末清初“四大啓蒙思想家” ^[35]  ，而黃宗羲和顧炎武、王夫之提倡民權，所著的《明夷待訪錄》攻擊君主專制體制，提倡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點 ^[15]  ，倍受清末革命黨的推崇。部分學者認為黃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主義的思想，有西方學者稱黃宗羲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13]  。清初思想家唐甄所著《潛書》描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 ^[16]  。”，並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

清代中期的考據學崇尚研究歷史典籍，對中國歷史從天文地理到金石銘文無一不反覆考證。當時分成吳、皖兩派。吳派以惠棟父子、段玉裁、王引之與王念孫為主，以“博學好古”為宗旨，恪守儒家法則；皖派以戴震為首，以“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為宗旨。他們“畢注於名物訓詁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 ^[17]  。桐城派健將姚鼐提倡“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 ^[18]  道光與咸豐年間，曾國藩又把經濟與義理、考據、詞章並列 ^[19]  。然而考據學到後來過分重視瑣碎事物的探究，為學問而學問，知古不知今。當時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注重六經藴含的義理，並使用於當代政治上，意圖矯正此歪風。鴉片戰爭後西學大量流入中國，考據學逐漸式微 ^[13]  。

明末清初，隨着歐洲耶穌會傳教士來華，西學輸入中國，對於當時的學風由浮虛轉為務實，也是有相當的激勵作用。他們將西方科技介紹給中國人，擴大其知識領域，使中國的學術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鴉片戰爭之後，大量西方科技與思想帶動中國近代化革新。此時學者如龔自珍、魏源與康有為等人繼承章學誠的説法，並進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來應付內憂外患的局勢。龔自珍講求經世之務，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康有為與梁啓超主張君主立憲。他們吸收來自西方的知識，先後推動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這一波改革風潮最後引發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 ^[13] 

清朝文學多元發展，兼容幷包歷代之文學特色 ^[12]  。明朝以前的文學發展多表現在聲韻、格律、句法、結構的因襲或創變；清朝承接各代文學成果，先後形成許多學派，將各種在明朝以前已式微的文體重新復興，並繼明末進一步發展各類小説、戲曲；另外，因不同地區、民族互動而呈現出語言風格多樣化之文學面貌，於古體詩、近體詩、駢體文、散文、賦、詞、曲、小説、戲曲皆然。由於語言轉變較微妙，往往被人忽視，造成清朝文學缺乏明顯特徵與創造力的一般印象。整體而言，清代文學面向相當複雜多樣，但質量上也良莠不齊 ^[20]  。

散文

清朝前期出現風格率真、浪漫的小品文，以張岱、李漁與袁枚為主；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合稱“清初散文三大家” ^[21]  。但是他們的文風不受道學學者支持，這些學者發起復興唐宋文風的古文運動，此即桐城派。創始人方苞與劉大櫆、姚鼐有“桐城三祖”之稱。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張，在提倡“義理（內容合理）、考據（材料確切）、詞章（文辭精美），三者不可偏廢。”講究義法，提倡義理，要求語言雅潔，反對俚俗。後來曾國藩發展成湘鄉派，惲敬、張惠言發展成陽湖派。 ^[22] 

詩

清朝的詩風甚盛 ^[22]  ，以帝王、宗室為首，官方大力提倡詩學，自清聖祖以後諸帝主導官修《御定全唐詩》、《御選唐詩》、《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御定全金詩》、《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御選唐宋詩醇》、《欽定熙朝雅頌集》、《御定千叟宴詩》、《欽定千叟宴詩》、《欽定重舉千叟宴詩》、《上書房消寒詩錄》、《三元詩附三元喜宴詩》、《御定歷代賦匯》以及各代皇帝之《御製詩集》，如清高宗酷愛作詩，一生作《御製詩》五集，共計十餘萬首，每作一首詩便令詞臣註釋，若詞臣不得內容原委則准許其回家查閲典籍 ^[23]  ，多羅安郡王瑪爾渾選宗室王公詩為《宸萼集》。皇帝也將詩詠作為聯繫、攏絡官員的方式 ^[24]  。

清初詩家首推錢謙益、吳偉業與王士禎；康熙中後期，江南地區出現王式丹、吳廷楨、宮鴻歷、徐昂發、錢名世、張大受、管棆、吳士玉、顧嗣立、李必恆、蔣廷錫、繆沅、王圖炳、徐永宣、郭元襤合稱“江左十五子”。乾隆時期袁枚、蔣士銓與趙翼並稱江左三大家，同時黃景仁與鄭板橋也以詩聞名。嘉慶、道光年間文人廣結詩社，京師與揚州風氣最盛，以消寒詩社最知名，代表人物有顧蓴、夏修恕、程恩澤、陶澍、朱珔、吳椿、梁章鉅、潘曾沂、胡承珙、李彥章、劉嗣綰、周之琦、林則徐、徐寶善、卓秉恬。被稱為“詩界革命”的詩歌改良運動產生於維新運動，其代表有黃遵憲的以寫作反映時代的社會詩，其餘如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存世。於清末又發展出同光體，代表作家陳三立、陳衍、沈曾植等，且延續到辛亥革命後。清朝詩論學説分成沈德潛的格調説、王士禎的神韻説、袁枚的性靈説與翁方剛的肌理説 ^[22]  。

孫洙的《唐詩三百首》則收錄了唐朝77位詩人共310首詩歌，它是中小學生接觸中國古典詩歌最好的入門書籍。

詞

詞興起於隋唐的“燕樂”，兩宋發展達高峯，至元朝衰微，延續至明朝則趨近消亡 ^[25-26]  ；清初詞學振興繁盛，康熙年間納蘭性德與朱彝尊、陳維崧並稱“清詞三大家”，隨後產生由陳維崧為代表的陽羨詞派、朱彝尊為代表的浙西詞派，詞學蔚為風潮。萬樹整理詞調輯成《詞律》，於清詞頗有影響力；康熙末，清聖祖敕命王奕清等編成《御定詞譜》，為詞調格律的集大成鉅作，影響層面最廣 ^[27]  。乾隆、嘉慶朝，常州詞派起而代之，反對浙西詞派的“清空之弊”，代表人物有張惠言、張琦、惲敬、黃景仁、李兆洛、丁履恆、錢季重、陸繼輅、左輔、董士錫、賙濟、劉嗣綰、劉逢祿、譚獻、莊棫、宋翔鳳、謝章鋌、馮煦、陳廷焯、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朱祖謀等人，著名詞人輩出，持續到清末民初 ^[28]  。清朝因此被稱為詞的“極盛時期”，“號稱詞學中興”，“作家之盛，直比兩宋”，門户派別各具風采，婉約、豪放都各自重現、盛行 ^[29]  。此外六世達賴喇嘛、藏地民歌詩人倉央嘉措（門巴族）寫了很多細膩真摯的詩歌，其中最為經典的是拉薩藏文木刻版《倉央嘉措情歌》。表現了他短暫而傳奇一生的愛與憎、 苦與樂、 行與思、 感與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願望，主題積極深刻。講究和諧的音樂美、悠遠的意境美、通俗的自然美。他所寫的詩歌馳名中外，不但在藏族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藏族人民中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而且在世界詩壇上也是引人注目的一朵奇花異葩。中文譯本海內外至少有10種，國外有英語、法語、日語、俄語、印地等文字譯本。

該字典是在明朝《字彙》、《正字通》兩書的基礎上加以增訂的。該書的編撰工作始於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書於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歷時六年，因此書名叫《康熙字典》。字典採用部首分類法，按筆畫排列單字，字典全書分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標識，每集又分為上、中、下三卷，並按韻母、聲調以及音節分類排列韻母表及其對應漢字，共收錄漢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為漢字研究的主要參考文獻之一。《康熙字典》入選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中國收錄漢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是中國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漢字辭書。收字相當豐富，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是我國字數最多的一部字典。除了僻字僻義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義下，都舉了例子；這些例子又幾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見”的古書。

小説

清朝小説傑出者眾，曹雪芹等着《紅樓夢》不僅為四大名著之一，由於其對社會百態和眾多人物全面精確的寫實描繪和豐富的藝術魅力而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古典小説的巔峯之作。除了《紅樓夢》比較著名的清代長篇小説還有《儒林外史》﹑《醒世姻緣傳》﹑《隋唐演義》﹑《説岳全傳》﹑《女仙外史》﹑《鏡花緣》﹑《雷峯塔傳奇》等。話本小説則有《醉醒石》﹑《五色石》等。李漁的《無聲戲》﹑《十二樓》則是白話短篇小説藝術成就的代表。《笑林廣記》則是乾隆年間出版的笑話集，在本書中大部分作品抓住了生活中某醜惡現象的本質，深入揭露，一針見血。刻畫人物大多用誇張手法，文字簡煉生動，語言鋒利，風趣幽默，結構精巧，具有很強的喜劇效果。蒲松齡以志怪內容反映社會面貌的短篇小説集《聊齋志異》，紀曉嵐的《閲微草堂筆記》也在折射出社會的黑暗，並通過種種描寫進行因果輪迴的説教。吳敬梓所著的雖結構鬆散但足稱偉大諷刺小説的《儒林外史》；以及在《儒林外史》的影響下，以《老殘遊記》為代表的揭發官場醜態的譴責小説均有很大影響 ^[22]  。

《四庫全書》在清高宗時編纂。1772年開始，經十年編成。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據文津閣藏本，該書共收錄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保存豐富的文獻資料。“四庫”之名，源於初唐，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古代所有圖書，故稱 “全書”。清代乾隆初年，學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説”，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閲。這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社會基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但是有人認為，四庫全書編撰過程中，清朝統治者將他們認為不合禮教的書籍大量焚燬，可能導致大量珍貴的歷代書籍絕跡。

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統治者的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對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為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面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

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杜浚、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以明臣而仕清的錢謙益和吳偉業，也是清初的兩個重要作家。他們的身份不同於遺民，而作品內容卻有相似之處。

錢謙益學問淵博，文章氣概恢宏，在黃、顧、王三家之前，已開始轉變晚明散文的格局，擴大其規模。其詩兼學唐、宋諸大家，入清後的作品，也好寫興亡之感，以自託“不忘故國”。

吳偉業的詩作，多寫明末清初的史事，其七言歌行，辭藻綿麗，感情惻愴，音節諧美，有很強的感染力。

著名的散文作家，還有魏禧、侯方域、汪琬等人。

魏禧是遺民，其文有較濃厚的民族感情和較強的形象性。侯方域文奔放有氣勢。汪琬文流暢簡潔。在錢謙益、顧炎武等人的影響下，清初文人，多博覽羣籍，典實豐富，所以也多善於寫作駢文，以陳維崧所寫的才氣橫溢的駢文為最着。

康熙後期，統治鞏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長的，其身世與明遺民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就不再以表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為主，而是致力於藝術技巧的追求，內容以抒情弔古和模寫山水為主。

著名詩人有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等。王士禛為神韻派領袖。查慎行的詩作刻劃精工，成就較大。趙執信則比較注重反映現實。

清初詞壇，也呈振興之概。陳維崧效法蘇軾、辛棄疾的豪放詞風，作品數量多，為陽羨派詞的代表作家。朱彝尊編選《詞綜》，提倡南宋姜夔、張炎一派清空雅潔的詞風，為浙派詞的開山祖。納蘭性德詞擅長白描，神似南唐李煜。他們對後來都有較大的影響。

京劇是中國的國粹，已有200年曆史，起源於明朝的崑曲和京腔，形成於乾隆、嘉慶年間。已有200年曆史。

京劇之名始見於清光緒二年（1876年）的《申報》，歷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京劇壇的崑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匯，衍變而成，是中國最大戲曲劇種。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眾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京劇是綜合性表演藝術。集唱（歌唱）、念（唸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為一體、通過程式的表演手段敍演故事，刻劃人物，表達“喜、怒、哀、樂、驚、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為：生（男人）、旦（女人）、淨（男人）、醜（男、女皆有）四大行當。人物有忠奸之分，美醜之分、善惡之分。形象鮮明、栩栩如生。

由於文學本身的演變和城市生活發展、市民階層壯大等原因，元明以來，新興的戲曲、小説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逐漸超過當時的詩歌、散文。清代文學，也還繼續着這種趨勢，戲曲、小説的成就比較突出。清初的戲曲，如吳偉業的《秣陵春》、李玉的《牛頭山》等，抒寫國家衰亡之痛，是當時民族矛盾的曲折投影。

李玉等人合作的《清忠譜》，揭露宦官當政的黑暗，把市民羣眾的鬥爭搬上舞台；情節人物比較集中，減少明代傳奇戲曲頭緒紛繁的毛病，內容和形式都值得肯定。

朱罐（字素臣）的《十五貫》、葉稚斐（字時章）的《琥珀匙》，內容也有可取。接着出現了洪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兩部傑出的傳奇。

《長生殿》把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放在安史之亂前後的背景上描寫，抨擊了封建政治和李、楊生活的腐朽面,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矛盾；在歌頌真摯愛情方面貫注了作者的理想。雖在對主題思想和主人公性格的處理上有着自相矛盾的缺點，但此劇情節動人，具有濃厚的抒情氣氛，成就還是較高的。

《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離合之情為主線，抒寫南明福王弘光朝覆滅，以至明室300年隳敗的興亡之感，做到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比較成功的結合。它直接寫到清兵入關前後的史事，和現實鬥爭的聯繫比《長生殿》密切。全劇結構緊密，表現了身居被侮辱、被壓迫地位而有高貴品格的李香君，塑造了一個堅守民族氣節的愛國婦女形象。它的主要侷限性是對於明末農民起義軍的敵視。

清朝畫壇由文人畫占主導地位，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更多畫家追求筆墨情趣。清代山水畫家有名的有“正統派”的四王（王時敏、王翬、王鑑和王原祁）、吳歷與惲壽平，合稱“清初六大家”。其中惲壽平創造不用墨線勾勒的沒骨花卉畫法，承自北宋徐崇嗣之沒骨法，又加入創意，蔚為清代花卉畫宗師，頗為後人所效仿，形成以惲壽平、鄒一桂為首的常州畫派 ^[30]  。然而正統派的繪畫與元明兩朝相比，其水準水平一般，大致上總不脱臨摹的陋習 ^[22]  。不過清初繪畫仍有翻新出奇、流於怪異之處，比如清初四僧的“遺民派”畫家（八大山人、石濤、漸江與髡殘）以及“金陵八家”的龔賢、樊圻、高岑、鄒結、吳宏、葉欣、胡慥和謝遜等人；雍乾之際以金農、鄭板橋為首的揚州八怪。清朝的宮廷畫院以意大利的郎世寧、最著名。受到西洋畫的影響，清宮廷中的畫家如焦秉貞、冷枚等人受西洋畫影響。清末時期，任伯年、吳昌碩、居廉的仕女花鳥畫及楊柳青、桃花塢和民間年畫如《蓮生貴子》、《魚躍龍門》等對後人也有很大影響 ^[22]  。

清朝書法方面，晚明的帖學在清初仍然發達，姜英、張照、劉墉、王文治、梁同書與翁方綱等人在刻尊傳統的時候，力圖表現出新面貌，或以淡墨書寫，或改變章法結構等。但由於帖學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而逐漸頹勢。隨着金石考證學的發展，清朝書法多從碑體入手，成為清朝書壇的主流。有名的有翁方綱、劉墉、何紹基與趙之謙。到康有為大力張揚碑學，碑學作為一種與帖學相抗衡的書學系統而存在 ^[22]  。清代的陶藝發展出繁複的不透明釉上彩陶器以及素色陶器兩種風格迥異的風格。

清朝建築比前世變化不多，除了規模宏偉之外，作為中國建築特色之一的斗拱日趨虛飾纖麗，幾乎失去原來用途。北京紫禁城有許多大型色彩豐富的磚石建築。歷代帝陵無寢，自明太祖開始方有明孝陵。清朝分別建有位於遼寧瀋陽的盛京三陵、河北遵化的清東陵與河北易縣的清西陵。清代園林藝術以圓明園為代表，融合江南名園佳景與歐洲意大利樓房花園，被外國傳教士譽為“萬園之園”。清朝提倡藏傳佛教，分別於奉天、北京與五台山興建大喇嘛廟。康熙帝也於熱河承德興建仿西藏布達拉宮的承德避暑山莊，供遊獵避暑的住所。

頤和園：頤和園素以人工建築與自然山水巧妙結合的造園手法著稱於世，園內以中國古代神話中“海上三仙山”的構思，是中國園林藝術頂峯時期的代表，是一座巨大的皇家園林和清朝的行宮。修建於清朝乾隆年間、重建於光緒年間，曾屬於清朝北京西郊三山五園之一。1998年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

紫禁城：是明清兩個朝代二十四位皇帝的皇宮，紫禁城是世界最大的皇宮。1987年紫禁城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清朝的官方和學術界都不重視科學技術和生產技術，這方面的成就和同時代的西方國家相比落後甚遠。明末清初有不少外國傳教士傳來西方的科學，但並未得到重視，所以沒有廣泛傳播推廣。清中葉，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原因，外國傳教士中止來華，從此，和外部世界的聯繫更加阻隔。清代科學技術的落後是中國貧困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某些傳統的科學技術領域中比前也有所進展。

在數學方面，大量傳教士進入中國，相當一部分進入中央朝廷，這一時期伴隨他們進入中國的還有大量的西方數學著作。比如《數度衍》等。同時湧現了梅文鼎、年希堯、方中通、明安圖、王元啓、董佑誠等一批科學家。康熙年間舉行一次曆法大辯論。新曆派以精確的數學運算戰勝了舊曆派，引起了朝廷的重視並不斷聘請國外傳教士傳授幾何、代數、物理等知識，推動數學發展。康熙末年，編篡《數理精藴》是一部總結性的數學著作，是研習清朝數學的必讀書目。雍正後，掀起了古算復興的浪潮，整理古算的事引起更多人關注，對古代傳統算術的整理、校勘、註釋蔚然成風，其中有李潢校注的《九章算術》；羅士琳費時12年對元代朱世傑的《四元玉鑑》和《算學啓蒙》中的天元術和四元術進行了嚴密細緻的鑽研歐，寫成《四元玉鑑細草》。

清朝入關後，湯若望、南懷仁等教士來華傳教，帶來西方科學與技術。他們先後被任命為欽天監 ^[31]  。康熙帝對於天文歷算，火炮之學很有興趣，曾令白晉、德瑪諾等人，測繪全國地圖，歷時十年而成，康熙帝命名為皇輿全覽圖，它是中國第一部用經緯度測繪的地圖 ^[31]  。順治帝多次向湯若望學習天文、曆法、宗教等知識，以及治國之策。不久湯若望成為“欽天監”的負責人，掌管國家天文。在隨後的一百多年前，“欽天監”皆由耶穌會士掌管。由於需要新的歷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據湯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曆書》，制定新曆法並頒行全國，名為時憲曆。另一受西方影響較大的是地圖測繪學。康雍乾時期，國家統一，版圖鞏固，始繪製全國和各地的地圖，派人到各處實地測量。外國傳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清朝學者何國宗、明安圖等參加這項工作，採用西方經緯度定位和梯形投影法，所制地圖居當時世界水平的前列。

在器械方面，西方傳教士曾為清廷造過不少大炮。康熙帝時，戴梓發明連珠銃、沖天炮，頗具威力。但中葉以後，國家承平，只強調刀矛騎射，不重視火器的改進。中國不乏聰明才智之士，能製造各種精巧的器具與機械，如眼鏡、望遠鏡、温度計、鐘錶、水車，但這種研究和製作，被視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和推廣。農業方面，清代有《授時通考》、《廣羣芳譜》、《補農書》等著作，詳細論述各種作物的栽種和農業生產技術。建築學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宮殿、園林、寺廟、宅宇、城垣的建築，盛極一時。或雄偉莊嚴，或富麗典雅，彩繪藻飾，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錯落有致。著名匠師梁九、雷發達均有高超的設計和施工技藝。外國傳教士蔣友仁、王致誠等帶來西方的建築技術，設計圓明園內西洋樓、大水法等建築羣。

清初至鼎盛時期，醫藥學進步所表現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醫藥盛況的延續。如對經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學、方劑學、診斷治療學、醫案整理等，均較明朝更成熟。各家學派的紛爭也逐漸緩和，大多醫家能採各家之長折衷於臨牀。但也不乏固守《內經》、《難經》、《傷寒論》，而批評金元以後一切新説的醫學，這與當時考據學盛行不無關係 ^[32]  。清朝中醫藥學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關於急性傳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個新的系統，即温病學説。這一學説的出現，雖然是基於歷代醫家的有關成就上，但清代温病學派在中醫發展史上的貢獻，仍然是相當顯著的，它並不亞於漢朝張仲景着《傷寒論》，金朝劉完素創河間學派。 ^[32]  乾隆時官修的《醫宗金鑑》九十卷，徵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經驗良方，並對《金匱要略》、《傷寒論》等書作了許多考訂，是一部介紹中醫臨牀經驗的重要著作。清代名醫王清任在醫學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醫林改錯》一書。他強調解剖學知識對醫病的重要性，並對古籍中有關臟腑的記載提出了疑問。他通過對屍體內臟的解剖研究，繪製成《親見改正臟腑圖》二十五種，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為祖國解剖學的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同時清朝對醫學理論的研討也有所發展，如浙江錢塘張志聰著有《黃帝內經素問集註》、《靈樞經集註》、《傷寒論宗印》、《金匱要略注》用宋明理學家的註解經書的方法註解醫學經典；柯琴的《傷寒來蘇集》和尤怡的《傷寒貫珠集》對張仲景的臨牀醫學進行了總結，而尤怡還著有《金匱要略心典》和《金匱翼》，是對《金匱要略》的重要研究；藥學家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則收錄了《本草綱目》未收錄的許多新藥物，分類更科學，是對《本草綱目》的完善。

清朝中葉後，西學的影響不像清初僅侷限於個別傳教士，西方科技的刺激顯然變得十分具有影響力。尤其是西方國家有意識地把醫藥作為實現他們宗教目的、掠奪目的的手段，所以西方醫學對中國的滲透變得比清初那時更為明顯。那時中國人民也有吸收外來醫藥學的需求，於是中西醫匯的主張應運而生。這種新的思想既有解放中醫藥學家保守思想的一面，也有壓抑對傳統中醫藥學繼承和發展的一面。 ^[32] 

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大地測量，邀請了何國宗、明安圖等學者和白晉、士雷孝思、杜德美等法國傳教士參與地圖測繪工作，測量人員採用了經緯度測繪方法跋山涉水實地測量，經過三十餘年的籌劃、測繪工作，用梯形投影法制成了《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最後乾隆時期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製成了《乾隆內府皇輿全圖》。在這份地圖裏第一次詳細地繪出了中國的新疆地區。

清朝末年，中國的交通事業有所發展，詹天佑是中國第一位傑出的鐵路工程師，他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工程之艱鉅是當時世界鐵路史上罕見的。詹天佑克服一道道難關，創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減緩坡度，降低造價，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完工。詹天佑修建京張鐵路期間，釐定各種鐵路工程標準，並上書政府要求全國採用。中國現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標準軌、鄭氏自動掛鈎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議。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鐵路人才的培訓，制定工程師升轉章程，對工程人員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規定，並且定明工程師薪酬與考核成績掛鈎。京張鐵路培訓了不少中國的工程人員，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為其他中國鐵路的模仿對象。

清朝規定軍民要穿滿族服裝，禁穿漢服。並強令漢人男子按滿族習俗改變髮式，剃去前額髮，把頭髮編成辮子。當時統治者就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頒令。滿族的髮型與漢人迥異，滿人男性把前顱、兩鬢的頭髮全部剃光，僅後顱留下頭髮，編成一條長辮垂下，此種增加頭皮面積的髮型有助於打仗時佩戴頭盔與軍帽，頭皮面積增多摩擦力增加，可減少打仗時頭盔或軍帽歪斜遮眼或掉落的機率，增加安全性也避免被友軍誤殺。早期剃髮的標準是“金錢式”，全稱“金錢鼠尾”式，到清朝中後慢慢演變為剃去前半圈頭髮。

同時滿族服飾以長袍馬褂為主。旗袍的特點是立領、對襟、盤扣等，緊窄合身，符合北方民族騎射之生活與作戰需求。經過西式改良的滿人服飾，諸如旗袍、長袍馬褂等，成為中外公認的中國傳統服飾。

而漢人的服裝以交領、右衽、無扣、寬袖等為特色，反映農業生活文明 ^[33]  。漢族自古亦十分重視衣冠服飾。漢人成年之後就不可剃髮，男女都把頭髮綰成髮髻盤在頭頂。

清代名宴還包括滿漢全席、蒙古親藩宴、廷臣宴、萬壽宴、千叟宴、九白宴。其中最具特色是滿漢全席，是一種集合中國滿族和漢族飲食特色的巨型筵席，起源於清朝的宮廷，原為康熙66歲大壽的宴席，旨在化解滿漢不和，後世沿襲此一傳統，加入珍饈，極為奢華。

1.共有，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它是使個人行為能力為集體所接受的共同標準。文化與社會是密切相關的，沒有社會就不會有文化，但是也存在沒有文化的社會。在同一社會內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如，在任何社會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齡、職業、階級等之間也存在着亞文化的差異。

2.文化是學習得來的，而不是通過遺傳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滿足方式是由文化決定的，每種文化決定這些需求如何得到滿足。從這一角度看，非人的靈長目動物也有各種文化行為的能力，但是這些文化行為只是單向的文化表現如吃白蟻的方式警戒的呼喊聲等。這和人類社會中龐大複雜的文化象徵體系相比較僅顯得有些微不足道。

3.文化是一種架構，包括各種內隱或外顯的行為模式，通過符號系統習得或傳遞；

4.文化的核心信息來自歷史傳統；文化具有清晰的內在的結構或層面，有自身的規律；

5.文化是人自己的生存活動，也是前人生存活動的結果。

6.個體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經落入某種文化環境中了，這是他無從選擇的。每一個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動並參與文化的創造的。文化創造比我們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廣闊的和深刻的內涵。人類生活的基礎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習慣。

7.人與動物的區別。人與動物不同，支配動物行為的本能，是動物物種的自然特性；人的行為則是靠人自己曾獲得的文化來支配。支配人的行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於人的事物及其間的關係，但實際上，它們必須轉化為知識、價值、意義才能內在地控制人的行為。前人、他人的生存活動對自己的影響也是如此。

8.文化一方面是正在進行、不可停頓的生存活動，另一方面是寓藴於這種當下的生存活動中並規範、調節、控制、影響着這些生存活動的知識、價值、意義。

9.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與我們分離，如同自然先予的世界與我們分離一樣。我們無法逃脱地站立在我們創造的文化世界中，也就象我們站在自然世界中一樣；儘管文化只是源於人類，而且為了保存文化的生命力，人作為承擔者使用文化，並用文化來充實自己。但文化並非附屬於人，而是外在於人的獨立存在。事實上，文化可以與承擔者分開，並可以由一個承擔者向另一個承擔者轉化。

在18世紀康乾盛世期間，歐洲仍然處於長期的教派紛爭和戰亂之中。在此期間，當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當時中國圖景呈現在歐洲人們面前後，引發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餘年間，甚至直到19世紀初，歐洲長時間的“中國熱”。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國熱”期間，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崇於中國各方面物質、文化或政治制度，當時歐洲社會曾經狂熱追逐中國風成為普遍時尚。這種時尚並且進入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當時也風靡流行中國京劇。1735年，法國神父翻譯並發表了法文版《趙氏孤兒》後，造成非常轟動的中國戲劇熱 ^{[5]  [34]}  。

中華民國初期有德齡、蓉齡和金梁的《瀛台泣血記》、《清宮瑣記》和《清學外記》等作品。抗日戰爭中，出現不少滿族作家和藝術家創作的作品，如金劍嘯的戲劇、詩歌和小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胡可的劇作，關沫南、李惠文的小説，霍滿生的長篇敍事詩，與老舍的《茶館》和《正紅旗下》這兩部表現昔日旗人生活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