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頌·清廟

於穆清廟^⑶，肅雍顯相^⑷。

濟濟多士^⑸，秉文之德^⑹。

對越在天^⑺，駿奔走在廟^⑻。

不顯不承^⑼，無射於人斯^⑽！ ^[1] 

⑴周頌：《詩經》中“頌”部分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頌是祭祀宗廟的樂歌，不僅配樂，而且還有舞蹈。周頌部分今存三十一篇。

⑵清廟：清靜、清明的宗廟。

⑶於（wū）：讚歎詞，猶如現代漢語的“啊”。穆：莊嚴、壯美。

⑷肅雝（yōng）：莊重而和順的樣子。顯：高貴顯赫。相：助祭的人，此指助祭的公卿諸侯。

⑸濟濟：眾多。多士：指祭祀時承擔各種職事的官吏。

⑹秉：秉承，操持。文之德：周文王的德行。

⑺對越：猶“對揚”，對是報答，揚是頌揚。在天：指周文王的在天之靈。

⑻駿：敏捷、迅速。奔走：疾行。

⑼不：通“丕”，大。承（zhēng）：借為“烝”，美盛。

⑽射（yì）：借為“斁”，厭棄。斯：語氣詞。 ^{[2]  [3]  [4]  [5-6]} 

美哉清靜宗廟中，助祭高貴又雍容。

眾士祭祀排成行，文王美德記心中。

遙對文王在天靈，奔走在廟步不停。

光輝顯耀後人承，仰慕之情永無窮。 ^[3] 

關於《周頌·清廟》的背景，《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鄭玄認為此詩作於周公攝政五年。《鄭箋》雲：“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但對此歷代學者尚有爭論。有人認為此詩作於周成王七年，也有人認為作於周昭王時期；有人説是周公所作，也有人説是周武王所作，還有説是周成王所作的。 ^{[2]  [3]  [4]} 

“詩”有“四始”，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具體提出來的。他説：“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他的話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據説又是來自魯詩之説。而作為毛詩學説思想體系的《毛詩序》，卻又僅僅把風、小雅、大雅和頌四種詩類作為“四始”。其實，自古以來雖然都講“四始”，而他們的説法又是眾説紛紜、讓人莫衷一是的。他們重視“四始”，實際代表了他們對整部《詩經》編輯思想體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詩的觀點，整部《詩經》，都是反映和表現王道教化的，所以鄭玄箋説：“‘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因此，每類詩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義。

根據毛詩的解釋，司馬遷所説的四篇“始詩”都是贊“文王之道”、頌“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陰行善”，招賢納士，致使呂尚、鬻熊、辛甲等賢士來歸，並先後伐犬戎、密須、黎國、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於豐，作豐邑，奠定了周部族進一步壯大的雄厚的基礎。（見《史記·周本紀》）他在世時，雖然沒有實現滅殷立周、統一中原的宏願，但他的“善理國政”，卻使周部族向外顯示了信譽和聲威，為他兒子周武王姬發的伐紂興國鋪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終是一位威德普被、神聖而不可超越的開國賢君。《詩經》中很多詩篇歌頌、讚美他，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毛詩序》説：“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禮記·祭統》：“夫人嘗禘，升歌《清廟》，……此天子之樂也。”《禮記·孔子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可見，它的意義已不只是歌頌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這篇“頌始”，到底是敍寫的什麼內容，歷代的《詩經》學者的看法並不是一致的。毛詩和魯詩認為是祭祀文王，詠文王之德。而《尚書·洛誥》以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時用的歌舞辭，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現。可是鄭玄箋提出清廟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徵而已。於是也就有人認為《清廟》只是“周王祭祀宗廟祖先所唱的樂歌”（高亨《詩經今注》），並不一定是專指文王。不過，從“四始”的特點來看，説是祭祀文王的樂歌，還是比較有道理的。

全詩只有八句，不分章，又無韻。開頭兩句只寫宗廟的'莊嚴、清靜和助祭公卿的莊重、顯赫，中間的四句也只寫其他與祭官吏們為了秉承文王的德操，為了報答、頌揚文王的在天之靈而在宗廟裏奔跑忙碌。直到最後兩句才頌揚文王的盛德顯赫、美好，使後人永遠銘記。全詩並非具體細緻而是抽象簡括地歌頌、讚美文王。而此詩的特點，或者説它的藝術手法也正在這裏。詩篇的作者，可謂匠心獨運，專門採用側面描述和側面襯托的手法，使筆墨集中在助祭者、與祭者身上做文章。他們的態度和行動，是“肅雝”的，是“駿奔走”的，是“秉文之德”的，而又虔誠地“對越在天”，於是通過他們，使文王之德得到了更生動、更具體的表現。這種表現方法，比起正面的述説，反而顯得更精要、更高明一些。

一般説來，《大雅》《頌》中的語言大都比較板滯、臃腫或枯燥，缺乏鮮明、生動的個性和強烈的感情色彩。而此篇，由於作者具體寫了人，寫了助祭者和與祭者，所以語言雖少而內容反使人感到既豐富又含蓄，字裏行間也充溢着比較真切的感情。 ^[3] 

周代孔丘《孔子論詩》：“（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

漢代伏生《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禮記》每雲升歌《清廟》，然則祭祀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始。”

宋代朱熹《詩集傳》：“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士。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射於人也！”

清代方玉潤《詩經原始》：“愚謂此正善於形容文王之德也。使從正面描寫，雖千言萬語，何能窮盡？文章虛實之妙，不於此可悟哉？”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