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夜鍾

現存十回《清夜鍾》皆取材於明代。

第一回敍明末李自成起義軍作亂，崇禎朝廷“謀國無人”，熊文燦、陳其愚、福王、襄王、孫標等人相繼敗亡，崇禎自盡時，有編修汪偉夫婦殉節之事。《明史》卷二百六十六《汪偉傳》、馮夢龍《甲申紀事》卷二《紳志略》等史料中都有過關於此事的記載。

第二回敍湖州府烏鎮有一石匠胡一泉，經常外出營生，其妻陳氏在家偷漢甚多，兒子胡有仁、胡有義分別娶的童養媳鈕三娜、顧小大，都看在眼裏。胡一泉死後，兩個兒子接管父業，陳氏更加放浪，竟慫恿姦夫調戲兒媳。兩媳婦互為依傍，共同抵拒流氓光棍，而陳氏卻對她們變本加厲的凌虐，她們不忍被虐，卻又不願出公婆和丈夫的醜，最後雙雙自投於河。

第三回取材於明代南方一件真實之事，作者在文中交代過取材來源：“我江南一紹紳，處一抗主之僕，不動聲色，亦自有致。”這一回敍江南王鄉宦管家王幹，侵匿主人家資，抵換主人田產，私在原籍置產建屋。王鄉宦段後，他欺虐幼主，擅返原籍，稱霸一方。而王鄉宦之孫王秀才只剩一些有名無實的貧田破屋，親朋不平，到縣裏告狀三次，但都被王幹買通衙門擱置不理。最後告到府裏，王幹被迫靖和。王秀才通知租户向他繳租，王幹不敢去收租，厚賄張編修，請他出面收租。張編修不動聲色收下兩千兩賄銀，連銀子帶田產全部歸還王秀才。王幹半世用心落了空，最終抑鬱而亡。

第四回敍南明弘光二年五月，附馬嫡孫王之明與鴻腫寺少卿高夢箕家人穆虎勾結，冒稱毅宗太子，高夢箕信以為真，密奏弘光。弘光命閣老辨偽。因高夢箕曾為史可法閣部收買硝黃，相國欲藉此案誣高與史“通同扶立”，以便動搖閣部並打擊東林後裔，於是栽贓誣陷高夢箕勾連湖廣福建為亂，扶立太子，嚴刑逼供，誅求異己。恰逢湖北左良玉起兵東下，才把此事擱起。到五月初八清兵渡江，初十弘光君臣出逃，十一日百姓擁立王之明太子即位，但只三日清兵就到，王之明被俘北去。

第五回敍江南某小孝廉進京考試，做完三篇後，隔壁號舍大硯生看了稱好，搶去佔為己有，並涎着臉要小孝廉繼續代做四篇經義交卷，最後大硯生高中第一，而小孝廉落選。小孝廉前去祝賀，新進士怕他揭底，把他趕走。往後三年，小孝廉科科失利，成了老舉人，門前冷落，生活淒涼。而大硯生學問不濟偏會高飛，年年升官，見小孝廉不來相纏，便解除顧慮，主動報恩提攜，還他一個進士，從此兩家結為通家之好。

第六回敍明正統年間，大同巡撫王越標下有個張千户，有膽有謀，卻“淫酗不簡”，王越不拘成見，委以重任，又將自己心愛的美姬賞他，以示重賞激勸。王越在行軍途中，採納馬伕梁驥建議，佔為上風，又有張千户作內應，最終大獲全勝。

第七回敍明世宗嘉靖年間，京師風習極喜淫。老闆崔佑在幫閒蔑片劉耍子、薛禿子的摔掇下，逛妓院，並迷戀上妓女魏鶯，荒廢了鋪子營生。不久後，把魏鶯收入家中為妾。哪知妻妾二人矛盾激烈，妻子王氏不堪凌虐，準備自殺，囑咐十三歲的兒子崔鑑日後為自己報仇，崔鑑為母出氣，不妨殺死魏鶯，並挺身投案。各級官吏讚賞崔鑑出於至孝，推刃庶母，恕之。崔佑夫妻也仍如舊故。

第八回敍清河名族水孝廉三子伯紹、仲帷、叔冕，分別娶高氏、王氏、錢氏，三家同住一宅，因家庭瑣事演成激烈矛盾，叔冕酒後狂言，被二兄聯合打死。錢氏雖洞明真相，但念三子幼小，兩伯財勢滔天，故含冤隱忍十八年，直至兒子成年，自己臨終時才將所藏證據交給兒子，囑其上告，終於報仇雪恨。

第十三回敍明朝粵東周孝廉進京會試，在僧寺見一棺木年久未埋，便買一地葬之。被葬人感恩，託夢叫他搬至某地，他依夢搬去，恰逢一考官向此處原住客泄露考題，錯送至他，因此臨場發揮極好，理應首卷。但看卷人臨時換做外行，不辨高低，只把他填了副手卷，本該落第。同鄉王孝廉為人險刻，見他得題高興的樣子，便誣告他打通關節，預定首卷。知貢舉信之，以首卷有弊，副卷補之。周孝廉因此正好被補上中魁，而被默的原首卷正是王孝廉。

第十四回敍崇禎時鳳陽巡撫楊一鵬，出生時一僧即暗示其來歷與前途。後楊一鵬，成都任官，又有僧人勸其“回頭須決”；任鳳陽總嘈時，一道人復勸他激流勇退。但楊一鵬貪戀富貴，不聽僧道之勸。崇禎乙亥，李自成攻佔明中都鳳陽，陵廟震驚，楊一鵬坐罪問斬。 ^[3] 

作者生平事蹟不詳。佛寺有夜半之鐘，用以報時，夜中清靜，鐘聲特響。後多喻指及時對人的警戒。此書旨在勸人去惡向善，故名之日《清夜鍾》。作者《清夜鍾序》：“餘偶有撰著，蓋借諧譚（同談（説法，得以鳴忠孝之鐸，喚省奸回，振賢哲之鈴，驚回頑薄，名之曰《清夜鍾》。” ^[4] 

在《清夜鍾》有明確紀年的篇章中，故事發生時間最早的是第十四回，敍述崇禎八年（1635年）鳳陽陷落一事，並將崇禎皇帝稱為“今上”。最晚的是第四回，敍述南明弘光政權覆亡，且紀年為弘光元年（1645年）而非順治二年。據此可推斷，《清夜鍾》應創作於明末清初的幾年之內。 ^[2] 

第七回《挺刃終除鶚悍，皇綸特鑑孝衷》中人物。明世宗時，在京城東角頭開一座陸陳小店，手裏賺得幾個錢，便常到妓院鬼混。與娼妓魏鸞相好，頻頻往來，尚覺不足，又出錢包養在店中，後竟將她贖出，收為妾。魏鸞進得崔家門，便與元配妻子王氏不和，經常毆鬥。崔佑一再偏袒魏鸞而打罵王氏。兒子崔鑑忍無可忍，用刀殺死魏鸞後，幾乎家破人亡，最後在官府的懲勸下，夫妻和好如初。 ^[5] 

第十三回《陰德獲佔巍科，險腸頓失高第》中人物。東粵人，為人慈善，有俠氣。年四十餘歲，尚未中第。這年秋試進京，住在郊外一僧寺。寺中停放一口漢陽李通判的棺材，已經三十多年未能殯葬。他為之買地安葬，並作了一篇祭文。夜裏李通判的鬼魂給他託了個夢，叫他搬到京城內東四牌樓二條衚衕楊家小院暫住，且要在門口寫上“廣東周春元寓”，答應暗中幫他會試奪魁。並説日後周李兩家有姻緣之份。他搬到楊家小院後，收到四篇會試中關節文章，參照揣摩，當真考中頭名，又經廷試，得個三甲，做了高官。回到家中，正遇兒子與漢陽富户李姓之女議婚，經詢問，恰是李通判之女，應驗了前夢之言。作者塑造這個人物，系借因果報應勸善。 ^[5] 

該作品中有三回堪稱時事小説的篇章。其情感基調也因國家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轉變：亡國前擔憂焦慮——北都覆亡時憤怒悲痛——南明倒塌時無奈絕望。由此可見，作者對政局變動的密切關注和對時事高度重視。

另外，面對南明的覆亡，作者雖然斥責了那些借假太子案打擊異己的大臣，但其言辭與情緒的整體基調卻相對温和，已不復往日的激憤、哀怒。此時的作者似乎已經心灰意冷，只得絕望地將一切歸結於宿命：“生死自有定數，權謀空自累心。”

除了時事，世情亦是《清夜鍾》所反映的重要內容。而作者的創作目的即是“借諧談説法，將以明忠孝之鐸，喚醒奸回；振賢哲之鈴，驚回頑薄”。宣揚忠孝節義，提倡仁德善行，以勸誡、教化世人，是中國古代小説的傳統。但在明清鼎革之際，文人的歷史使命感和道德責任感使作者的目光並不再僅限於百姓平常生活中的道德倫理，而是放眼滿目瘡痍的國家和動盪不安的時局，希望所宣揚的道德、指陳的弊端能對國家前途和世道人心有所裨益。《清夜鍾》素材選取和藝術加工的特點和方向，正是基於作者試圖挽救國難和世風這一強烈情感。

書中，因此，儘管王越因先後攀附太監汪直、李廣而飽受時人非議，“人品不純”，但作者還是以讚賞的態度敍寫其故事，藉此表明“信賞必罰，用人聽言”的為官之道，試圖警醒當時的文臣武將，以挽救危難中的國家。 ^[2] 

從“三言”“二拍”開始，幾乎所有的擬話本小説中，都會或多或少議論幾句。而《清夜鍾》與之不同之處在於，《清夜鍾》中的議論幾乎隨處可見。在形式上，不管是篇首、入話，還是正話、篇尾部分，作者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議論，議論性話語在文中佔去了很大篇幅，並且作者以入話取代頭回，以議論性評語取代篇尾詩的形式更利於作者發表議論;另外，在敍事中，《清夜鍾》不但呈現了敍事與議論相結合的特色，還出現了作者以第一人稱評論者的身份直接出面議論的現象，在小説中強化敍述者的作用，顯然是為了能更直接的進行議論，加強議論效果。

《清夜鍾》文人化創作傾向的第二個表現便是，小説中詩詞韻語的大量增加，使作品的語言更趨雅化。宋元話本的作者多為説話藝人，且話本與説話表演關聯密切。出於現場講説的實用性和現場表演效果的考慮，其中詩詞一般儘可能通俗明瞭。通常在篇首以一句詩或詩詞各一首開頭，極少有例外。有自撰的，也有引用古人的，其作用有的是點明主題，慨括全篇大意：有的是造成意境，烘托情緒;有的抒發感慨，從正面或側面陪襯故事內容。比如《清平山堂話本。張子房慕道記》，“夢中富貴夢中貧，夢裏歡偷夢裏慎。熱鬧一場無個事，誰人不是夢中人？”這首篇首詩即是用來抒發人生如夢的感慨，簡單直白，缺乏文學色彩。 ^[3] 

上海金融學院學報編輯部副研究員張蕊青：作者於鱗是一位純正的學者，不求名利，甘貧忍寂，不企奢逸，專心以寫作為樂，並能充分發揮想象施展才能，進入角色，以匡時救世為已任，以文藝作武器，懲惡揚善，對作品精益求精。所以《清夜鍾》在立意上、取材上、情節上、視角上、語言上比同時代其他作家的作品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歸納起來可以説，於鱗充分認識到文藝（小説）的特徵、規律，作家神聖的使命和文字功夫的重要，並以自己的實踐作了探索，這些，毫無疑問都是對小説發展史作出的不能磨滅的貢獻。 ^[6] 

現存主要版本有明末隆武刊殘本，藏安徽省博物館。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小説史料叢書”《古本平話小説集》、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平話小説選》、1991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中國話本大系”排印明末隆武刊殘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明末隆武刊殘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