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州義倉

盈億倉佔地面積4200平方米，房屋面積約950平方米，建築形式採用我國北方傳統四合院式，東西兩院，東為門庭等輔助建築，西為倉房，倉房27間，輔助房20間，可容納穀物26000多石，摺合約150多萬公斤。最早介入調研的衡水市文物局局長沈明傑介紹，“當時這麼大規模，是在糧食富足的情況下才建的。”

如今的盈億倉已不扎眼於深州城區冷靜的一隅。磚木結構，清大木小式的做法，只有西倉和南倉三間倉房原結構有所改變，餘者大都保有原貌。而佇立在盈億倉前的人們，總不免要遙想當年，讓一些問題釋解於懷。

依據清制，府州縣設常平倉，市鎮設義倉，作為民間公共糧倉，本應設在市鎮而不應設在州治之所，盈億義倉何以選在了深州治所呢？深州地處滹沱河故道，地勢塏阜，洪患不能及，是建倉儲糧的理想地，據專家介紹，深州盈億義倉在選址、倉房通風、防潮、防火、防鹼、抗震等方面科學合理的設計，恰恰正是因為吸取了我國曆代建築防護技術的經驗和方法。

記者實地考察發現，盈億倉1.1米高的台基為燒製火候較高的青磚壘砌，有直徑15釐米的南北通風孔，通風孔可以供捉鼠的貓出入，防止鼠害；還有加設防潮墊層、防潮地板等措施。倉房的柱木一律用直徑約26釐米的松木，柱與柱之間，完全由榫卯連接成為一個整體的框架結構，而7柱落地，開間減小，對增強梁架承重能力和穩定性、連續性起了重要作用，“框架結構的牽引力，木材本身一定的彈性以及榫卯嚴而不死的結合力，使整個建築處於彈性狀態，會有效地減輕地震造成的損壞程度。”

再例如倉房的牆壁外，都用了鐵扒鋸牢固，鐵扒鋸長25釐米，寬8釐米，每個山柱加上下兩個，中柱加3個，由直徑2釐米的鐵棍穿過牆體固定在山柱上，使牆體與柱子結合為一體，“這樣同樣會有效地起到抗震作用。盈億倉經歷住了4次較強烈的地震，全無大恙，與此大有關係。”

盈億倉屋頂上的百葉窗同樣設計精巧，窗口五條通風板條都呈45度向外斜面垂直排列，既不影響倉內通風又可防止雨水濺進倉裏；板條之間縫隙僅僅2釐米，也可防止鳥雀進入。“通風仍採用固定門窗自然通風的形式，前牆門窗與屋頂安裝百葉窗相結合，並與前門巧妙地結合在一條斜線上，可使空氣自下部門窗進入，由熱壓形成迴流向上通過倉內從頂部百葉窗排出，達到通風解潮效果。”

“盈億倉在國內也屬罕見。”沈明傑説，雖歷盡滄桑，局部屢經修繕改造，盈億倉仍保持了原建築佈局，主要結構形式和建築特點仍不失清工程做法的基本規範，某些附屬物和建築裝飾藝術，如門前兩側雕刻精美細膩的石墩和純屬裝飾性的如意鬥和墀頭雕花等，都是晚清時期建築所具有的典型特點。1993年，它被河北省列入重點保護文物。

深州義倉人與事

深州義倉始於何時呢？

據撰於1900年的深州風土記載，乾隆年間，直隸總督安徽桐城人方觀承奏請朝廷設置義倉，“其制視州縣幅員廣狹均其道里擇中為倉，使旁近村落四面而至倉”。當時深州有義倉12個，分設於榆科、陳二莊等村鎮，積存穀子9882石。1768年，方觀承因病去職，人去政廢，義倉的建設於是停滯下來，已有的義倉也荒壞了。

至1816年，深州知州凌泰交改修義倉於城西北隅，把鄉下的義倉中的儲物運來儲存，除了這個倉，在榆科還有一個，統共也就剩了這兩個。

隨後，曾兩度出任直隸總督的那彥成下令重又興復義倉，深州知州張範東、蔣兆璠重葺7個義倉，積穀6792石，但未幾因為兵亂全耗空了。

50年後，直隸總督已改為李鴻章。1871年直隸省值得記錄下的一件事情是，李鴻章和蓮池書院院長黃彭年等人重修畿輔通志。但歷史記錄中沒有發現李鴻章與深州義倉的關係。我們看到的是當時直隸布政使錢敏肅打算再把義倉的事提到工作議程，卻遭到剛剛出任深州知州的吳汝倫阻攔，“不可復也。”31歲的吳汝倫和李鴻章同為曾國藩的得意門生，且李鴻章對這位師弟尤為倚重，所以吳汝倫説話和辦事情透着乾脆與硬氣，沒給頂頭上司面子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但這並非儒學深厚的吳汝倫説話乾脆與硬氣的全部原因。關鍵還在於吳汝倫骨子裏是一個鄙棄形式崇尚務實作風的學人，沒有多少浮華的官僚習氣；吳汝倫幾年後又到毗鄰的冀州做知州，他在這二地的主要功績，公認的是使兩地文教斐然冠畿輔。這都是後評與後話，1871年的吳汝倫還血氣方剛，收回1000多畝學田歸深州學院，以學田作為師生生活津貼的資金來源，選拔本州三縣的才子來學習，1871年吳汝倫在深州知州任上的施政從教育開始，他認為復義倉擾民，以前方承觀創制義倉正值國家全盛時期，上下豐足，現今用兵之後，仍歲水旱，民氣未蘇，旦夕不能自保，百姓飢貧，“何暇顧數年之後他人之急而為之，故復義倉不便”。

太平天國被徹底打壓了，但皇朝的動盪日子並未就此斷絕。1868年3月上旬，左宗棠統帥的清軍在深州、獻縣等地與張宗禹率領的捻軍激戰，3月14日，捻軍再次進入深州境內。吳汝倫所謂的用兵當指後者。

吳汝倫出面據理駁攔，讓錢敏肅的義倉修建計劃最終只落於口頭或書面。錢敏肅的後任任道熔卻不再猶豫，下教積穀，而此時的深州知州也已不是吳汝倫，換成了朱靖旬。朱靖旬面對上峯的指令不敢怠慢，很快積穀萬石，但一時找不到建好的義倉，只能把這些積存的糧食分藏於富民家中。

又過去10年。到了1897年，錢敏肅的兒子錢溯耆做上深州知州，終於有了更為實質性的行動，“建倉36楹，名之曰盈億倉，取朱靖旬所藏於民之谷萬石者，悉以納之倉中”。次年義倉落成，共花錢27900餘緡，規模閎敞，一行省百餘城所為倉廩未有能及之者也。

因為戊戌變法，1898年即光緒24年在中國歷史上有着不同尋常的意義，同樣因為盈億義倉的落成，這一年在深州的歷史上也別具風采。深州官民格外重視自不必説，從省城到京城的有關官員也被驚動，以各自特有的方式迎接了這一盛事。此時，王文韶已接替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孟夏之月王文韶撰書了深州新建盈億義倉碑記，我們發現這時也是這位直隸總督離任的前夕，寫了盈億義倉碑記後他便進京任户部尚書去了。而我們面對的問題還有，深州義倉建成後，是否發揮過其應有的作用？目前也無從找到相關史據確切查證。

時任刑部外主事的賀濤撰寫了深州義倉記，其中有“謀國者皆以救災為兢兢”等語句。我們對賀濤的人品和才品有些把握，他是武強人，早年的一篇反離騷令吳汝倫刮目相看，視為奇才，從此兩人訂交，歸於吳門；1886年賀濤考中進士，官居京城，後辭官。賀濤在此前後在深州書院做過院長，總之他是個在學林中口碑不錯的文士，也是桐城派在河北最早的傳人，還被與他同年中進士的徐世昌稱為“矜煉生創，意境自成，不蹈襲前輩蹊徑，獨樹一宗”。錢溯耆被賀濤譽為“廉能愛民”，想必他為官不會太差。

我們沒有聽到賀濤的老師吳汝倫的聲音，1898年的吳汝倫也在直隸，他擔任着保定蓮池書院的院長，已經是無官一身輕，已經徹徹底底成為當時學人眼裏的一代儒學大師，隸政的事情他似乎不願再糾纏，似乎與他相去甚遠了。

民以食為天。有明見的統治者是深諳“民貧則奸邪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的道理的。

公元前54年，漢宣帝採納大臣耿壽昌的建議，始設由政府直接管理的糧倉，糧食賤的時候購進儲存，糧食貴的時候壓價出售，以此來調節糧價，備荒賑恤，保持社會穩定。

但這代表的只是官倉的雛形，並不意味義倉出現。一般認為，到了北齊開始徵義租，在州縣設倉存儲，才開了義倉之先河。

義倉真正出現，是585年。當時隋文帝採納度支尚書長孫平的建議，設義倉，每年在秋天向民户徵糧，每家出粟麥一石儲藏以備凶年放賑濟民。經過唐和宋，及至元明清，雖有社倉、預備倉等名稱上的變化，義倉的實質性內容卻一直承續了下來，有關專家向記者指出，“這類糧倉的設置和管理雖然由封建政府所控制，但從一定意義上看這類倉儲制度對於賑災濟民、安定社會和發展封建經濟等起到了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科學合理的建築樣式是糧倉延續併發揮效用的基礎，反映了勞動者的智慧和高超的工藝水平；同時，統治者在糧倉管理和制度建設上也是非常之嚴厲與嚴謹的，由此我們也發現了他們的重視程度，譬如康熙43年，清廷即規定，州縣倉谷黴爛，相關官員革職留任，限一年賠完復職，逾年不完解任，三年外不完定罪，着落家產追賠，“這些嚴厲的管理辦法歷代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