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舊志三種

集校勘考證為一體十餘年研究方誌文獻學者出版社通力合作

《深圳舊志三種》闖搶救史料新路

深圳的歷史在文物中，在文獻裏。文獻資料中數量最大、保存最集中的，是幾種古代方誌。深圳所在的地方先後隸屬於東莞縣、寶安縣、新安縣。在已知的16種古代方誌中，保存最完整的有清康熙年間靳文謨的《新安縣誌》、清嘉慶年間舒懋官的《新安縣誌》，此外還有一種明代盧祥的《東莞志》。《東莞志》僅存孤本，現藏台灣，內地僅有三地保留微縮膠捲。靳文謨《新安縣誌》孤本藏北京（國家）博物館，舒懋官《新安縣誌》初刻本有兩部，修訂本有七部，分別存北京、上海、廣東等地。

《深圳舊志三種》把這三種方誌彙集在一起重新出版，及時搶救了關於深圳的珍貴史料。尤其可貴的是，這本書不是簡單的資料彙編，而是詳實的校勘和考證。因為這些方誌有很多殘損之處，民間的一些衍生本、重印本更是錯誤百出。深圳學者張一冰花十多年的心血，搜尋所有能找到的相關文獻，對這些方誌一一校勘和訂正，這是以前從未有人做過的。記者對海天出版社總編輯紀志龍、本書校勘者張一冰進行了採訪，聽他們講講書背後的故事。

準備出版深圳珍貴史料叢書

記者：海天出版社以往好像很少出這類很專業的學術書，現在是不是在定位上有些變化？

紀志龍：是有很大的變化。過去我們比較偏向時尚方面，做的主要是青春讀物、經濟管理類書籍等，這也跟出版業的激烈競爭有關。不過我們今後會加強文化學術方面的出版工作，首先就是要為深圳保留更多珍貴文獻，展現深圳的學術成果，這是我們的又一個重點項目。

記者：像《深圳舊志三種》這樣的書肯定是不賺錢的，為什麼還要出？

紀志龍：出版社不能只顧賺錢，它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要為人類文化和文明做貢獻，要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底藴。我們打算把深圳珍貴的文史資料和文化、考古等成果整理出來，做成一套叢書，包括文化名人、建築、風俗等各個方面，為深圳的文化立市做貢獻。

三本方誌花費14年研究

記者：聽説您校勘這些方誌已經有十多年時間了，當初是怎麼開始的？

張一冰：我1992年調來深圳博物館，搞地方史研究，參與寫作了一本《深圳古代簡史》。從那時起開始找相關資料，就這麼一直做下來了。2005年1月我從博物館到了市文物考古鑑定所，從文獻轉到考古方面，主要從事歷史建築的調查和保護，就用業餘時間來做史料方面的工作。這三本方誌提供了深圳古代最重要的史料，而且幾乎是目前能看到的僅有的資料。但是能看到的本子很多都錯漏得厲害，所以我想做一下校勘工作，至少給大家提供一個比較完整可信的本子。

艱難的資料收集

記者：這些方誌存世都很少，有的還是孤本，蒐集資料應該很難吧？

張一冰：的確。如果專門去做這個事恐怕也得兩三年時間。這些資料很多在外地圖書館，人家都是有開放時間的，上午看兩個多小時，下午看兩個多小時。有的是用手抄的，有的縮微膠捲可以提供還原本，一般的複印每頁五毛錢，這個一頁要2元，有的要四五元。有的可以少量複印，我就這裏印幾張，那裏印幾張。還有的我是用數碼相機拍，也是要收費的，每頁要收10元的閲讀費。工作人員就在旁邊盯着，數我按了多少次快門。就是這麼東一點西一點的，把幾種方誌都收集全了。

原文38萬字校勘本80萬字

記者：那您用來對照校勘的資料主要從哪來的？

張一冰：很大一部分來自深圳博物館，博物館從一開始就很注意收集與深圳有關的資料，不斷充實，現在基本上已經比較全了。我拿底本跟多種資料對照，如果能證實底本有誤我就在原文中直接改正，如果是無法判斷正誤的我就把它們都列出來，等將來能找到確鑿證據再訂正。

記者：您覺得三種方誌哪一種校勘起來最困難？

張一冰：明代的更難一點。因為可以拿來對照的本子更難找。校勘都是很難的，你必須先知道哪裏有書，要把書找到，再拿來跟底本一個字一個字地對。如果全都一樣，那就一條校勘都做不出來，那麼多工夫都白費了。也有些資料找不到的，不過現在的規模已經夠大了，三本方誌的原文加起來38萬字左右，這個校勘本我做了八九十萬字。

記者：您是怎麼跟海天出版社合作的？

張一冰：説來也巧，是因為有人給海天出版社投稿，給其中一本方誌點了標點，但他依據的還是錯誤的本子，很多地方根本讀不通。紀志龍總編聽説我在做這個事，就問我做得怎麼樣。我當時已把清代兩種方誌做完了，明代的做了1/3,就選了一部分複印給他們看。沒過幾天出版社就決定用我的。

作者:深圳商報記者張賀敏實習生王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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